《台北人》的主角是一群国共战争后败退台湾的大陆人，他们的前半生在大陆度过，来到台北后逐渐老去，记忆的辉煌与当下的黯淡形成鲜明对比，大陆与台湾、昨天与今天的分裂，撕裂了这些“台北人”的心灵。小说以这样一群人物为中心，将台北作舞台背景，让他们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生悲剧，展现了丰富的社会记忆和复杂的国族认同。

一

《台北人》由十四篇独立短篇小说组成，这些小说表面上不相关联，但它们拥有贯穿始终的统一主题，即“今昔对比”与“灵肉之争”。

研究组肩胛骨骨折、脾脏损伤、肾脏损伤以及肝脏损伤、气胸、皮下气肿、肋骨骨折、皮下气肿的检出率，均高于参照组各创伤位置检出率，P＜0.05。见附表2。

《永远的尹雪艳》和《游园惊梦》兼具写实与象征，“总也不老”的尹雪艳成为欲望与死神的化身，“只活过一回”的钱夫人将青春永远留在那一瞬间，小说通过描写被欲望支配的人物，从哲学层面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和《孤恋花》中，王雄杀死丽儿然后自杀，娟娟杀死柯老雄，生死轮回冤冤相报，展现了作者宿命式的命运观。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把青》和《花桥荣记》中，台北和大陆都有“仁爱东村”和“花桥荣记”，金大班将面前的青年当成过去的恋人月如，作者大量使用平行手法，在当下重构与过去表面相同而实质迥异的场景，制造出强烈的反差，突出了今昔对比的主题。《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的朱焰拥有光荣的过去，即使这“过去”已成空，却能保留住一种尊严和气质。小说虽是同性恋题材，表现的却仍是“今昔对比”与“灵肉之争”的主题。

《台北人》中还有很多历史题材小说，如《国葬》《冬夜》《思旧赋》等，从普通民众、军人、知识分子等不同角色身份出发，从个体角度展现了不同层次的社会记忆。《岁除》《国葬》《梁父吟》的主角都是曾经的军人，通过人物对话和回忆，小说侧面勾勒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北伐、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如夏志清所说，“《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1]。在讲述历史的同时，文中还大量引用中国诗词典故，插入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等文化符号，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冬夜》则以五四运动为背景，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暗喻中国传统文化今日之困境。《思旧赋》和《秋思》中充斥着“病症”、“痴呆”、“死亡”、“剥落”、“霉斑”等意象，以传统社会衰落为表现对象，深刻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关系。在写这些小说时，作者将对民族兴亡的慨叹加入其中，展现出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

小说中的人物多属于第一类，这类人物包括《岁除》中的赖鸣升、《梁父吟》中的朴公、《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国葬》中的秦义方等。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对国家民族有着深刻的情感，因此具有深刻的国族认同。《岁除》中的赖鸣升是一个典型的活在过去的人物。除夕夜，他滔滔不绝地回忆往事，指着胸前那块“碗大的伤疤”说：“打了一辈子的仗，勋章没捞到半个。可是这个玩意儿却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呢！[3]《梁父吟》中的朴公形象则可以看做是民族传统的象征。他爱喝铁观音，坐的是太师椅，对话中带文言词，文章中山水画、对联、文房四宝、《资治通鉴》等文化符号不断出现，表现了朴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在《花桥荣记》中，卢先生始终不忘大陆的未婚妻，在《国葬》中，秦义方的回忆里最光荣的就是“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今与昔的对比中，他们也选择紧紧抓住过去的回忆。作者描写这类人的语调在同情中透着敬畏，小说最终用国葬上“雷鸣般的掌声”向李将军致敬，同时也向这一代人致以敬意。

二

白先勇童年在大陆度过，作品却多是在海外完成，《台北人》《纽约客》中所描写的人物题材，其间流露出的国族认同与情感，是作家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的自然选择。

《台北人》描写了一群漂泊在台北的“大陆客”，但白先勇对漂泊者的描写并不是以《台北人》为开端，而是始于《纽约客》。写于《台北人》之前的《纽约客》系列作品，以留学生为题材，以“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为主旨，表现了“留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在文化冲突中的两难选择，读毕我们会发现，原来“美国的中国人”与“台湾的大陆人”有着相似的困境。《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抛弃恋人从台湾来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不似他想象中那样美好。但他拒绝面对现实，将自己麻痹在文学研究中，只有母亲的去世能激起他内心的震颤，他在梦中将母亲“雪白的尸身”推进棺材，也象征着对待母体文化的态度。在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天，吴汉魂受到代表美国文化的妓女罗娜的诱惑，于徘徊不定中堕落，最终在第二天投湖自尽。之后的《夜曲》和《骨灰》主题则是对“文革”的控诉，通过展示几位留学生在大陆“文革”期间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悲惨结局，表现了那段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备受摧残的历史，同样表达了对历史的沉痛反思。

与完全活在过去的第一种人不同，小说里的第二种人虽然怀念过去，却也能接受现在，《花桥荣记》中的老板娘、《一把青》的中的师娘、《冬夜》中的余钦磊、吴柱国都属于这一类型。《花桥荣记》中的“我”是台北“花桥荣记”米粉店老板娘，“花桥荣记”原本是“我”爷爷在家乡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的米粉店的名字，“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而到了台北，“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就没有那些风光了”[4]。《一把青》中的师娘在台北每天打麻将、织毛衣，以不变应万变的平静隔绝伤害。《冬夜》中的余钦磊和吴柱国表面上差距悬殊，但实际上都处于深层的生存困境中。年轻时两人曾拥有报效国家的共同理想，现在的余钦磊拼命想要出国，而吴柱国想回国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白先勇写这类人时，笔下流露出无限感慨。因为他们也代表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态度，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无奈而悲哀。

白先勇出生于贵族之家，父亲是白崇禧将军，童年时期由于战乱居无定所，辗转桂林、重庆、南京、上海、广州多地，1949年国共战争后迁徙至台湾。在台湾，白崇禧将军的势力与曾经在大陆不可同日而语，白先勇见证了近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家族兴衰，这为日后创作《台北人》的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奠定了小说灰暗的感情基调。

乡镇以及村集体要更加积极地在劳务派遣制度中发挥作用。政府的劳务派遣组织，面对企业，比村民有更强的协商能力。同时，面对村民，也更能够获得更多的信任。实际上，由乡镇政府或村集体主持的劳务派遣组织还可以在公益方面有所作为。

第三种人中又可以分为两类，“没有过去”指的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来台的孩子，他们对大陆没有清晰的认知；“斩断过去”指的是出于理性主动背弃传统，全面接受现实，追逐时代步伐的一群人，如《秋思》中的万夫人、《梁父吟》中的王家骥、《国葬》中的少爷等。国族认同应该建立在共同文化和历史的认同之上，而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下，他们的国族认同已经开始淡化。《秋思》中的万夫人对日本社会充满向往，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不是仇视与鄙夷，而是势利与媚俗，失去了作为中国人的尊严。《梁父吟》中的王家骥视传统文化为糟粕，拒绝繁琐的礼仪，以反传统的姿态，表现出与父辈一代人尖锐的对立。《国葬》中的少爷为反抗父亲的安排，装病从军校退学去美国留学，数年后归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已经不记得老副官秦义方了，对过去也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小说中朴公说看见这些晚辈行事，叫人“寒心”，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判态度。

三

小说中的“台北人”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大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过去，欧阳子在《王谢堂前的燕子》中，按照对待“过去”的不同态度，将《台北人》中的人物形象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完全活在过去”；第二种“保持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第三种“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2]，这三种人实际上代表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国族认同。

鼻咽癌患者在放疗期间存在症状种类多、严重程度不一和时间点变化多等特点。本研究通过MDASIH＆N量表在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相关症状研究中的应用，进一步明确了放疗期间症状困扰对生活影响的特点及时间点变化规律，因此，要加强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的症状管理，并提高患者有效应对和家庭及社会的支持系统，以缓解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的症状困扰对生活的影响。

大学时期，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白先勇开始思考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境遇，早期作品集中在人情感世界的表现和揭示，如《玉卿嫂》《月梦》等。出国留学以后，一天，他在纽约看到一部外国人制作的影片，讲述了从慈禧驾崩到抗日战争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南京屠杀和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变成一具具“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中国人的尸体，横陈银幕，这件事让他受到强烈刺激，称“第一次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5]，由此开始《纽约客》和《台北人》的创作。这一时期白先勇的历史意识全面觉醒，并开始对传统文化重新发现。他形容自己是患上了“文化饥饿症”，每天从图书馆中借回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在外面的时候，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反而特别感到一种眷恋……到外面去以后，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更为关切”[6]由于身在他乡，与祖国历史在地理和时间上都隔开了一段距离，反而更能看清事实，从而引起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刻反省。

两岸同胞血脉同源，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中华文化的主体记忆，但在复杂的历史因素影响下，海峡两岸目前处于分离状态，并且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与国族认同有逐渐淡漠的危机，《台北人》所反映的问题，在时下有着重要意义。“政治是一时的，文化则是永恒的。我心中的中国是《诗经》《楚辞》，是黄河、长江。”[7]白先勇小学五年级开始看《红楼梦》，熟背大量唐诗宋词、楚辞离骚，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如今他已八十岁高龄，仍活跃在文化界，不仅撰写父亲的传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回忆民国往事、出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还大力推广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余秋雨称赞他的努力是“一个人的文化复兴”，令人敬佩。

首先，在工业锅炉的给水过程中，使用除盐水的效果要比软化水的效果好，其制水及排污过程中所产生的能耗都较低；其次，对于一般工业锅炉的使用单位来说，用除盐水代替软化水，所消耗的资金成本较高，从经济层面上分析这一做法并不合适。所以说，在工业锅炉的给水过程中，选择除盐水及软化水的最关键问题，就是需要结合实际的锅炉运行需要，从经济、技术层面进行综合性分析，制定有效的方案措施。

白先勇笔下，这些被历史洪流冲散的人物，带着“中国记忆”和“文化乡愁”流放台北，将个体命运融入国族和历史中，于故乡和传统的回望中确认自己的身份，展现了超越政治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认同。《台北人》系列小说中，白先勇正是怀着对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书写“逝去的一代”的社会记忆与国族认同，使《台北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夏志清.白先勇论[J].现代文学，1969(39)：3.

[2]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13.

[3]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2.

[4]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1.

[5]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309.

[6]白先勇.第六只手指[M].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8：106-107.

[7]高晓春.中国文化是我的家[J].中国青年，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