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沈浮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编导的电影，将对人的价值、尊严与自由的关注，置于日常化现实生活的展示之中；他为人品质高洁，胸怀坦荡，颇有君子风范；他被认为是“和蔼的长者，正直的为人，艺术的大师”，他以自己的立身行事毫无悬念地跻身中国电影史上大师的行列。沈浮的从影之路由天津起步，经上海、重庆、北京，再到上海，然后步入中国电影的中心。回顾大师的一生，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历程的艰难曲折，更有时代的光影陆离。

一

1905年3月23日，沈浮出生在天津海河边一个贫苦的码头工人家中。因家贫，他只读到初小毕业，便不得不辍学。为了生计，沈浮在照相馆做过学徒工、军乐队做过乐工，1924年考入天津的渤海影片公司做演员，从此踏上从影之路。当然，沈浮的从影除了生计的原因，还有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据天津作家林希在他的著作《老天津（津门旧事）》中说：“天津人开始向上海人学时髦，那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这时候无声电影兴起，天津人从无声电影里看到时髦的上海滩。到了30年代，有声电影大繁荣，大量在上海拍摄的电影进入天津。”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又兼之谋生的需要，失业在家的沈浮看到天津影片公司招考演员的广告，便去投考，因为1.85米的身高优势，以及成功模仿卓别林演的流浪汉而被录用。进入电影公司后，沈浮主演了电影《大皮包》。对此，他在《我的小史》一文中曾这样回忆说：“（我）曾由天津影片公司，而北方，而新北方，而渤海各影片公司里历任过演员，文牍，编剧，导演，剧务主任等等职份，我也曾一人担任编剧，导演，主演做过一部影片，名叫沈少爷，又名大皮包。”

《大皮包》拍摄于1926年，主要讲述了一位沈姓男青年由自己的一只神秘的大皮包里变出洋房、时装供女友享受，最后美梦醒来，空欢喜一场的故事。这样一部具有警世讽喻题旨的喜剧短片，是沈浮从影两年以后编导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天津渤海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具有滑稽讽刺意味的故事片。虽然日后沈浮曾视《大皮包》为自己的“失败”之作，但该片奠定了沈浮在天津电影史上的开拓者地位，使他成为中国无声电影的拓荒人。另外，《大皮包》的失败，反倒更激发了沈浮对电影艺术的热爱，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思考与探索着如何才能创作出令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天津渤海影片公司倒闭后，沈浮一面自学钻研电影的编导技巧，一面在朋友动员介绍下，替报社编辑和写稿。

据沈德才、沈德利的《萤火与炬火——沈浮传》所载：“当时的青年投稿者署名都用‘哀’字排下来，其中最有才华的应是孙哀鸿，此人能文善歌，大鼓词写得很好。于是，我也就改名为沈哀鹃，写稿、演戏时用的都是这个名字。我认识天津《午报》的总编辑董笔侠，给这张小报写过文章……在1932年以前，我办过《小钟报》《新春秋报》《国强报》……经常在《大公报》的“小公园”版写文章的陈亦慧就对我说：‘你的名字够苦的了，改个名字叫沈浮吧！’”从此，沈浮这个名字逐渐进入观众视野，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联华交响曲·三人行》剧照

1933年，沈浮加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他在此期间先后编导了数十部电影和话剧作品，如《出路》（后更名为《光明之路》）、《无愁君子》（《清道夫》）、《狼山喋血记》《天作之合》《自由行》《联华交响曲·三人行》等，这些作品大多具有讽刺和批判现实的意义，其中一些作品广受好评，对我国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狼山喋血记》之后，沈浮深感于沉重的民族危机，创作上逐渐由喜剧路线转向正剧，而“正剧本身则需要比较完整的情节结构，不能再凭借着喜剧独立的噱头来吸引观众”，为此，沈浮花费了较多心血去学习和摸索正剧的表现技巧。其中，《自由天地》（1937）和《老百姓万岁》（1940，未完成）是沈浮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以一种犀利的洞察力，倾听民族声音，反映民生艰难，显示出丰富而宽宏的思想情感，成为他“创作思维逐渐成熟的一个侧证”。

《无愁君子》《天作之合》则都是沈浮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现实感受，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创作的带有喜剧色彩的影片。沈浮对喜剧片与滑稽片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与卓别林电影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沈浮早年非常喜爱卓别林的电影，他不仅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还边看边做笔记，记下自己的观影感受以及电影中的拍摄技巧，对卓氏影片中以含泪的微笑表现现实的残酷与冷漠的拍摄手法深有感悟，并将之借鉴到自己的电影创作中。沈浮意识到因为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无聊胡闹的东西已经不太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虽然当时一般的喜剧制作者仍倾向于以“色情化”的低俗方式刺激观众，但他相信这种现象不会持久。《无愁君子》的拍摄，正是沈浮为改变当时国产喜剧片的现状而做的“一点努力”，这部“影片运用喜剧形式把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和对旧社会黑暗的抨击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对此，他说：“我们的喜剧，是生产在这极难应付的环境中，如果，他能不失其喜剧的意义，有一点成功，那就是很满足了！”有评论者认为，《无愁君子》的“剧作者是在极力避免着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所以，我们还能在其中找到若干的严肃性。对于这一影片，我们所感觉满意的，便是作者并没给与观众有害的毒物，作者有善良的心，使观众对于人生有些感喟。这部片子笑料丰富，滑稽的并不胡闹。只觉得幽默而已。”这部电影体现了沈浮早期的创作思想倾向，以及不断追求进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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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作之合》海报

抗战爆发后，沈浮辗转奔赴山城重庆，和当时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道，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工作中，在党的先进思想引导下，陆续编导和创作了话剧《金玉满堂》《重庆二十四小时》《小人物狂想曲》，电影《草莽英雄》《两面人》《雾重庆》《群魔乱舞》《日出》《雷雨》，以及剧本《冷月狼烟录》等。其中，剧本《冷月狼烟录》经费穆改编成国防故事片《狼山喋血记》，以寓言化的形式，表达了只有不怕流血牺牲，“生死向前去”地把“狼”打死，才能保护家国的和平与安宁，歌颂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导演费穆也曾写过一篇《〈狼山喋血记〉的制作》的回忆文章，文中说：“至于故事，是两句话可以说完的故事。或者有人看了，说是别有象征；但，那决然是别有会心。在我的初意，却企图写实——因为猎人打狼，原本寻常——虽然受了技术的限制，不似完全用写实的手法，将其演出。”这部影片甫一上映，便受到当时的影剧工作者的好评，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寓言”，说它把最深刻的生存的真理包含在一个极简单的乡下人打狼的故事中，鼓舞人们抗争和团结，去争取胜利。费穆之所以说影片本意是写实，而不是象征，自有其苦衷，沈浮认为费穆虽然“限于目前的环境，只得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在深深明白‘恶畜究何指’的中国人中，这是再明白不过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沈浮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电影创作上发生了转变。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再继续“搞喜剧”时，他回答说：“喜剧是很不容易搞好的。并且这时代是苦难时代，大多数的人都在那儿哭，如果我一个在那儿笑，或者还引别人做无谓的笑，岂不煞风景？”这种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使沈浮“在创作上运用现实主义方法从自发走向自觉”，此后的电影作品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上，均有显著的进步。

二

继《无愁君子》后，沈浮又以鲜明的民间立场，拍出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喜剧片《天作之合》。对发生在城市平民阶层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沈浮深有体会，并通过银幕予以呈现。这部影片即是将荆棘、酸苦的人生况味以“带着眼泪的”笑再现给观众，进而引发观者的“同情和沉思”。虽然其中对于“同情弱者，抗争强者”的卓别林电影艺术思想不无模仿色彩，但正如有评论者所说：“一个可怜的少女，来做主演者的对象，这片子似乎是模仿了卓别麟的演出……虽然有些与外国电影相同，只要全个戏剧不是去模仿就得了。倘若严格的说起来，中国电影有多少部不是模仿而来的，其实只要看人家好的不妨去模仿模仿。”在这部影片中，不仅生活于贫困线下的失业工人的不幸和悲哀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与投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昭示了我们一种真正的人类的互爱精神”。主人公老韩受约去璐璐家时是那样地愉悦，他憧憬着另一种甜蜜生活的行将开始，可是当他明了璐璐的身世以后，他感到痛苦了，他不愿蹂躏一个无辜的和他同命运的人，他给了她两块钱，就悄悄地偷跑了出去。一路上辗转徘徊，抑制不住内心的难过，因此又发狂般哭着跑回去把他所有的钱完全抛进了窗去。电影以并列和对比的手法，诠释日常生活的诸多现象，使之更容易被观众理解和关注，在喜剧片的创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对于沈浮在抗战以后的电影创作中的变化，曾有采访者向他“讨教一点工作经验”，他谦虚地笑答：

我是一个爱看书的孩子，从小到大，我看过许多课外读物，有充满童真的《安徒生童话》，有百看不厌的《三毛流浪记》，有现代流行的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还有科普类的《昆虫记》等等。从书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收获了许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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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山喋血记》的导演费穆与小玉的扮演者黎莉莉

《重庆二十四小时》剧本

《老百姓万岁》剧照

《出路》是沈浮到联华公司后创作的第一部剧作，后改编成影片，由郑云波导演，1934年2月上映。这部电影虽属于滑稽片，却是以“暴露黑暗面”为主的一部影片，因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严重失业现象，一开始没有通过国民党的电影审查，经过删改后才被准予公开上映。

关于这部电影，沈浮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采访时回忆道：“‘联华’当时工资都发不出去，导演轮流拍片，不留空隙（不拍片时少拿钱）。轮到费穆，他找我帮忙写片子。他说我脑子快。我当时正拍《自由天地》，他让我抽时间写。”“当时已在宣传国防电影，但电影检查非常厉害。正面表现没法通过，便想了这么个打狼的故事，叫《冷月狼烟录》。写一个村子里有渔民，有猎户，是个很好的村子，就是受到狼的干扰。孩子们一听狼叫就害怕。狼越来越多。粮食、鸡都被狼吃了，最后把孩子都吃了。村里有人主张打，有人怕……后来大家齐心协力打狼。”

我干了二十几年的电影，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儿在那儿瞎摸索，能有什么宝贵经验，不过说到进步，我对于自己的工作一向倒有如是的看法：人类最大的兴趣本是创造，而我们今天所干的是艺术创造工作，不做则已，既然花下心血做了，从自己本身上就应该有一种进步的要求。哪怕这种进步是微乎其微的，但只要是获得了进步，就好了。请想，一个艺术工作不求工作进步，这工作还有什么兴趣？工作既无兴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乌鸦与麻雀》剧照

《万家灯火》剧照

当采访者请他谈谈自己的电影剧本写作在抗战以后的改进时，他说道：“从前我写剧本，是多从故事出发，是过分的着重情节，现在，则重视人物。……我所说的人物，当然是指人物性格而言，我认为一个戏有什么样的内容，一定有它最合适的风格，什么性格的人，也必然会演出什么样的戏。……并且，人物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人过的又是政治生活，透过人物，还可以写出人物所生活的世界，国家，和他的社会。”可以说，沈浮在谈话中所呈现的这种精神姿态，一直贯穿于他此后的电影创作中。

抗战胜利次年(1946)，沈浮离开重庆回到北平，在北平“中电三厂”任编导、副厂长等职，“中电三厂”当时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厂长是由国民党直接委派的。沈浮在“中电三厂”先后编导了两部影片，后因拒拍国民党的反动电影而离开，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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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说：“在抗战时期，电影应服役于抗战工作，而在抗战胜利之后，电影则应为建国而努力。”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期间，沈浮先后编导了反映城市阶层分化以及人民不幸生活的电影《万家灯火》，和歌颂具有坚定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电影《希望在人间》，接着又编写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不难看出，沈浮这一时期电影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均创下了他个人从影以来的历史新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