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教育

重视知识，珍惜人才。

——任继愈

“恢复”科举和高等教育

任继愈曾提出，我们可以考虑“恢复”科举，不考科举的内容，但是科举的形式值得借鉴。对此，一般人可能都会惊讶一番，恢复科举？怎么可能！一般人的观点总是会受到外界观念的拘囿。如今的我们都以为在当下的教育体制里不可能出现科举了。教育改革怎么也不会改革到恢复科举头上去吧？！但是，任继愈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研究非常透彻，能从很多历史现象当中挖掘出一般人所看不到想不到的本质的东西。他对科举制度的起源产生、发展变化、作用与弊端及其最后的消亡都有着很清晰的了解与认识。为此，他曾经于2005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在这篇文章中，任继愈细致地分析了古代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缘由，以及它的利与弊。其中，“科举沿革及流弊”一节特别重要：

汉代开始废除诸侯地割据的世袭制，采用选举制。由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举报人才到中央，古代的选举制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在沥青混合料结构中，粗集料通过相互间的嵌挤作用形成骨架，而细集料和填料则起到填充骨架空隙的作用[2]。为提高长大纵坡试验段沥青路面抗车辙能力，本文选用质地坚硬的玄武岩碎石作为粗细集料，而为提高集料间颗粒黏附性，选用石灰岩磨细矿粉作为填料。集料主要技术指标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任继愈说：“这样，便可避免当前千军万马共挤一座独木桥，也不会一考定终身，让孩子们过上快乐的正常生活。让下一代人更能健全，更有生气。大街上再也看不见十来岁的孩子一半以上戴着近视眼镜，背着十几斤重的书包上学的令人心疼的场面。”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做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

任继愈：我说的是制度，不是内容。我觉得科举制度的基础是放在自学上。老师提出要求，怎么学我不管，我要你成果。我觉得国家不要办那么大的大学，也不要那么多的学校，不要国家都包下来。家长自己会想办法培养孩子的。现在没有自学了，都是灌输灌输，从幼儿园里就开始灌输。

选择土层深厚、结构疏松、肥力上中等、排灌条件好的水稻土、潮土或淤土。前茬作物以水稻为佳，其次为玉米、豆科作物，忌重茬、尤其不得与茄子、辣椒、番茄、烟草等茄科作物轮作。

……

以上就是二连浩特口岸志的全部内容。虽然二连口岸现在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口岸基础建设较简单薄弱、口岸依托城市南北经济面貌差异较大、受国际关系影响波动较大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但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快推进的不断深入，二连浩特口岸深入推进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蒙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区位优势不断凸显，这不仅对本地发展带来机遇，也能够更好地发挥二连口岸作为国家门户和桥梁、窗口的积极作用。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

……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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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毫不留情地指出当下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种种弊端，进而想到古人实行的科举制度里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参考的，并针对现在教育界的问题，提出了设立“国家博士”的设想——

任继愈对当前研究生的培养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研究生应该以自学为主，听课主要是为了受启发，所以要给研究生足够的自学时间和充分的自学机会，同时也引入竞争机制，有一定的淘汰率。学生选择做研究生，要有必要的准备。首先是工具性的准备，比如语文等基本知识。其次是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只是想着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找个好工作，将来有个好出路，要想能为国家作什么贡献，这是第一位的。研究生要有志气，爱国是动力，不要以工资为动力。第三要有正当的学风，靠自己的努力，不要想着东拼西凑做论文，这是靠不住的。”

作为带了几十年研究生的老教授，对于研究生导师，任继愈也有话要说——他指出，导师应该以身作则，不要光动嘴。要引导学生科学、规范地进行科研，研究生教育要办好，学风一定要端正。导师还要明白自己的学科处于什么状态，最前沿的东西是什么，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给研究生定选题要从这里面去考虑，不要跟着国外的杂志跑。现在研究生数量成倍增长，但是成才率相对比较低。而西南联大时期研究生数量虽然少，却出了大批人才，这个问题值得反思。

任继愈

任继愈说：“近年来，各校招生的名额不断扩充，教师和学校为争取建立博士点，布点过多过滥。我们的工业产品量多，但缺乏领先的拳头产品。我国已成为生产钢铁的大国，但还不能算钢铁强国。我国手机质量在世界领先，但关键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仍处于弱势。文化精神产品也有类似情况。有的博导带十几名二十几名学生的，一年招二三十名，三年累计同时在读的则近百人。也有的学校由一著名导师的名义招来博士生，然后分别交给一些青年教师分头去培养，势必造成成绩下降。”现在研究生一年要求发多少篇文章，多少字。都希望快点成才，但人才的成长、学问的研究是有规律的，把一切问题简单化，一年要求研究生发多少文章，多少字，这是害了青年，不可取。有机会还要呼吁教育部领导，社会科学不要根据工科的标准机械地统计，盲目追求数量，什么发表的次数啊，单位时间的成果多少啊。不要讲那个，因为字数是研究成果的报告，是工作报告，字数本身不代表价值。顾炎武一年只写几条札记，在现在连任务都完不成。郑板桥为自己的《文集》写跋，说应酬之作一律不收，如果有人把我未收的文章编入文集，我死后一定要变为厉鬼以击其脑。没用的内容自己一定要舍得砍。现在有些人不但不舍得砍，还要往里堆，越堆越臃肿。学术著述本应精炼，不能有废话。你看《史记》50多万字，它还有对话。一个人本事不够，是舍不得把篇幅用在对话上的。没有大手笔搞不了，本事不行啊！这就是“十三女儿学绣，枝枝唯恐花瘦”。手艺不行，没有司马迁那样的本事，所以唯恐花瘦。历史唯物论是科学，合情合理的，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故意翻案。越是真理越朴素，越是真理越没有惊人的地方。几个大家，包括陈垣、陈寅恪、汤用彤几个史学大家，引用的资料大多是普通常见的，但是见功夫也就在这里。大家都看见了这个材料，到他们手里怎么就用活了呢？今天的青年学者、研究生要好好学一学前人成功的优点。

在教育管理方面，任继愈以大学者的气度提出了相当具有人文关怀的教育管理模式。对此，李殿仁中将很感谢任继愈教他办学治校的好办法，他回忆道：“1992年组织上任命我到郑州电子技术学院当政委，上任前我去任老和严老那里讨教。任老对我说，在学校当领导要抓住尊师重教这一条，要交一些教师朋友，特别是教授朋友。他们在一线教学，了解教学的实际情况，他们不是为官从政，框框比较少，是做学问的知识分子，讲话做事都是经过思考的，很少功利主义，要多听他们的意见。同时，要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地尊重他们，会得到他们帮助的。我遵照任老教导，交了不少教师朋友，走门串户到他们家看望，诚心请教，得到很多启发。我又同院长黄建华同志商量把领导干部的房子让出来，让教授住，帮助教授们解决住房、职称、孩子上学、笔墨纸张、课题经费等教学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教学质量明显上升。我高兴地到北京向任老报告，说你教我的办法非常有效，十分感谢。他又说，教学不要只默默教书，要关注社会、关注学生、关注需求、关注老师和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教也好、学也好，要教要学那些有用的东西。学生在学校是打基础的，但成才要到实践中去，所以，在学校既要传授知识，又要教他们处事做人。”教师是办学的根本，任继愈的教育管理理念，首先就是要尊师重教。

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就曾在国务院教育座谈会上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而这也正是任继愈所一直担忧的问题。如果我们因为教育体制的问题而让大量潜在的人才自生自灭，自然不仅仅是青年俊才的个人损失，而且是我们整个社会和国家、民族的损失。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教育改革比医改、房改更难，任务更艰巨，可逆性也更小，一刀下去便会影响整整一代人。既然已看到大一统这种教育模式所存在的明显缺陷，教育界的改革开放也就必然成为一种时代的召唤，我们的教育界必须迈出这一步。任继愈的分析不无道理，他分析了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片面观念，使我们能从客观的角度公正地看待科举的利与弊。所以，仅从形式上来看，古代科举制的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积极因素。当然，具体怎么应用的问题还需要做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国家博士，要经过全国公开选拔，分初试及复试两级考试。初试不分专业（文、史、哲、经、数、理、化、工程技术）都要考政治、历史、文学、国文、外文。总之，考试范围应当具有现在一个高等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文化素养。初试不及格，不得参加复试。复试考包括广义的专业知识和狭义的专业知识，有的专业还要加试动手操作能力。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将是金字塔型的，而不是细竹竿型的专家。

任继愈进一步指出，参加国家博士考试者不受年龄、性别、民族和国籍的限制，海外的爱国侨胞也同样可以参加，只要符合四个条件，即取得大学本科、硕士资格的毕业生；有专业著作的；有五年工作经验证明的（包括进城打工的民工）；有专家推荐的。而且允许一次不中，下回再考。

……

1979年Hackeloer开始应用实时超声波监测卵泡发育，由此人们认识到超声波是不孕症监测病因及卵巢储备功能的重要途径[9-10]，在促排卵周期中监测子宫内膜周期性变化中，给学员讲解子宫内膜周期性变化与卵巢分泌激素作用之间的关系；卵泡成熟超声监测排卵时，给学员讲解排卵的超声表现以及排卵过程中女性体内激素黄体生成素、促卵泡激素和孕酮发生怎样的变化；月经期超声监测窦卵泡，给学员讲解卵泡生长发育的基础知识及促性腺激素对卵泡生长发育的调控等等。将超声知识和妇产科专业知识串联起来，学员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体系，为缜密、全面的临床思维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乍一听，任继愈这样的设想似乎是要大刀阔斧地革新教育，好像很难付诸实施，但实际上他说得很实在，切中肯綮，虽然一下子可能还难以进入具体操作阶段，但相信其价值必将逐渐凸显出来。

壮族民族民间中有一种模仿动物青蛙的为主体的舞蹈元素，舞蹈动律主要以弹跳、膝盖部分的颤动、屈膝弯肘。基本特点好似一只活灵活现的青蛙一样，双臂侧平举弯屈，或者一手叉腰，双腿向三七点方向半蹲，一只手弯胳膊肘向下，有一种气势雄壮的神秘特色。在壮族舞蹈作品舞蹈中，也是同样的舞蹈元素，大多舞姿优美，刚劲有力，男生的动作造型多为粗犷型。蚂拐舞中造型与“花山崖壁画”中的造型也有雷同，可见壮族人民审美情趣上的延续性。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曾对任继愈进行访谈——

感冒90%左右由病毒引起，病毒引起的感冒可自愈，5～7天病毒可以被身体自主清除，伴随产生的流鼻涕、咳嗽等症状可能会持续14天左右，有些人的咳嗽时间可能会更长些。感冒通常不需要使用抗病毒的药物，如金刚烷胺、利巴韦林等。（流感除外，甲流初期可以选用抗病毒药奥司他韦）。老百姓常用的所谓“消炎药”（即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是用来治疗细菌感染的，对病毒感染没有作用，吃了反倒容易引起腹泻、皮疹、过敏等副作用，同时也容易加速细菌耐药，产生超级耐药细菌。

王丽：我前不久看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您的采访。您当时说的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恢复科举制度”。为什么？

2.3.1 试验因子的产量效应分析。主因子效应分析，由于试验设计因子均经过无量纲线性编码处理，且各项回归系数间都不相关，所得偏回归系数已标准化。因此，可以通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小来判断X对产量Y的影响程度。分析模型可知，由各一次项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可推断其对产量的影响顺序为K肥>P肥>N肥>密度；二次项系数均为负值，说明产量随各因素提高均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趋势变化，即在最佳水平以下时，产量随该因素的增加而提高，当超过临界水平时，产量开始下降；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密度和施K之间、施N和施P之间的配合对产量增加有相互协同作用。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此种制度，符合中国各民族统一大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

王丽：我最近出差去了一趟长沙，去看了岳麓书院。我发现其实当时的讲学是质疑问难，带有研讨性质。书院请了各地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学，也是互相切磋交流。

任继愈：科举制度很隆重，很严格的。凡舞弊，有腰斩的，有充军的。鲁迅的父亲就是因为受考试舞弊案的牵连，搞得倾家荡产。清朝已经腐败了，但教育还是抓得很严……

在乡喜精准配肥站技术人员的带领下，水肥一体化技术正在改变合作社社员的生活，真正实现了其价值。正如北京新水源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荣利所说，“水肥一体化不仅要靠政府推动同时还要通过社会化服务来实现。”而这种社会化服务更需要专业性的指导。

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曾和任继愈聊起过颇遭诟病的当下学术评价。郭教授说：“现在上面对学校有不少检查评估，要我们填很多表，找很多材料，要附历年的批文、证书及出版物的原件、复印件等，不胜其烦。”任继愈说：“过去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论前几批博士点，我们没有看什么材料，一合计，非常准，哪些先生有学问，哪里可以设博士点或是重点学科，心里很清楚。”

重视基础教育

任继愈非常关心中小学教育。他曾经主编过一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书涉及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包含100个专题，分成一百册，有《中国的文房四宝》《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国的古代服饰》《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等，每个专题都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每册约7万字左右，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属于真正的大家小书，合起来相当于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基本面貌的优秀读物，特别适合中学生或具备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当时动员了一百多位学者参与，前后花了五年时间，是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工程。不过发行比较一般，基本处于“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

那么，最初是怎么想到要编这套书的呢？任继愈说，最早编这套书的念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去参观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那个时候，科技大学的校长就少年班怎么教的事情征求任继愈的意见。任继愈建议，少年班的学生一定要读一点中国的历史，光学科技不行，否则便跟外国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指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五千年不断的文化，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一家。别的国家要不有古无今，要不有今无古。任继愈最关心的就是下一代的成长问题。他说从国内国外来看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对文科都不大重视，基本上都是重技术重实用。所以任继愈便组织人员，设计思路，拟定方案，开始了“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的编写工作。

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系列

任继愈说，他本来还很想搞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竞赛，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成。他说我们有那么伟大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他甚至还想过在电视台开一个讲座，用故事的形式来讲我们的文化历史，可以按照这套书的专题来讲，比方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国的古代服饰、中国的文房四宝……等等，就这么一路讲下来。

显然，这件事情如果真做成了，将对我国的基础教育大有裨益。

任继愈指出：“中国有很多传统美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换一个‘己所欲施于人’行不行？你爱吃辣椒，不能让别人也吃辣椒。对待朋友应该是这样，对待家人也应该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所以经典的东西很有价值，是经得起推敲的。”这些传统美德需要一代又一代努力地传承下去，这套丛书便包含了这样一个无形却伟大的理念。

任继愈认为，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普通教育上，中小学水平提高了，大学水平自然会提高。而且，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人生观的形成都在十二三岁的年龄段，基本技能的培养也是这个时期，如劳动习惯的培养、文字语言的训练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完成的。有的研究生连标点符号也用不好，错别字很多，也有的人连一般的礼貌也不懂，都是因为中小学的基础没打好。从事科研要文化教养，从事体育同样要文化，我国人口众多却没有进入体育大国的行列，说到底是与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的文化素质有关。

所以，任继愈认为一定要抓好基础教育工作，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好基础知识和学会做人，进入大学便可以真正开始学习专业知识了。换言之，只有抓好义务教育，以后的阶段才有希望。

任继愈对我们民族的文化一直抱有浓厚的情感。每回一谈到中华文化，往往显得很有自豪感，满脸激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回忆：“2007年，我看到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一套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是《四书》的选编，感觉很适合内地中学生学习，特别是对语文教育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很有借鉴价值。我将书带去请任继愈先生过目。他看过后认为‘忠实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且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他还认为，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之所以做得比我们好，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这样的教科书。于是，笔者打定主意想找一家出版社将此书引进出版，但过程很不顺利。任继愈先生知道情况后，一面鼓励我‘再想想办法’，一面多次表态：‘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一年后，此书终于由新华出版社引进出版，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从台湾引进中学国文教材。任继愈先生破例为此书作序。”

其实，任继愈为中小学生读物作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陈刚策划编辑《中国学生必读文库》，就通过语文出版社邀请任继愈撰写此书的总序。2007年3月，陈刚去了位于北京三里河的任继愈寓所，和任继愈一起谈了很多，当他提到新读写杂志社准备为中小学生编写《中华传统文化读本》时，任继愈当即表示支持，还说：“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都有为中小学生编写的国学课本。遗憾的是，中国内地却没有这样的教材，你们做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后来陈刚邀请任继愈担任这套书的总顾问，任继愈虽然没有马上允诺，但他表示在看到这套书的目录后再考虑，并热情地对这套书的编写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意见。2007年11月，陈刚带着已完成的《读懂中国——中华传统文化读本》小学卷第一册的样本，第二次来到任继愈的家。任继愈捧着样本，一页页翻阅，很是激动。老人说：“没想到，用了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样本，书又编辑和制作得这么好。”于是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担任此书的总顾问和为书的封面题签。不但如此，任继愈还说：“我看，以后学校中考、高考就应该考这套书里的内容。”

表中矩阵元素bij表示对于Ak而言，Bi对Bj的相对重要性标度。通常bij取1、3、5、7、9及其他们的倒数，其含义分别为：

任继愈书法

陈刚说：“看着任继愈潇洒自如的题字，回望他走过的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不由地想起了一位作家对大树的深刻比喻。他说：‘一棵大树，那就是人的亲人和老师，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伟大、高贵和智慧。’我觉得，任继愈就是一棵充满生机、郁郁葱葱的大树。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于中华大地，已历经近百年的风雨，依然绿叶飒飒，直耸云天。从枝叶到花果，任继愈把自己的一切奉献于祖国的文化事业。”

3)教师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目前基地的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占多数，部分年轻教师知识结构、教学经验、学术研究和科研能力欠缺。双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双师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2007年，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和《孟子大学中庸卷》。任继愈应邀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

作者安迪.莱利(AndyRiley)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电视电影编剧，主要工作是为电视和电影写脚本。获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他在《观察家杂志》固定发表每周一次的连环漫画。被誉为「英国的盖瑞.拉森」(GaryLarson，美国知名漫画家及作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