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波，浙江省绍兴人，综合能源工程、技术经济学家。195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动力系，1960年毕业于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职于北京交通大学。

徐寿波是我国技术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之父”，著有《技术经济学》等专业理论著作。不仅如此，他在我国综合能源工程学、物流科学领域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关于“一番保两番”“论广义节能”“综合能源效率战略”“夏时制”“大管理论”“一带一路”等的科学论证，一是探索节能与效率，二是探索社会经济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相结合，为国家许多工程、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应用于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有效的成果。

变量相关性分析表明，Sub与Own、Inst都是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政府补助对于社会投资者具有信号效应。Da与Own、Inst显著负相关，说明社会投资者对于会计信息质量较为重视。而Rem与Own、Inst无显著相关说明真实盈余管理较应计盈余管理更加隐蔽。另外，Roa、Lev与Own、Inst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投资者偏好绩效良好、有适当财务杠杆的企业。通过检验，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多重共线性不会影响回归结果。

全国科学大会后技术经济学的新发展

1978年3月18日到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中国跨入了新时代。对于徐寿波来说，这次大会令他终身铭记，除了亲身参与大会的难忘经历，还有他所从事的技术经济学学科在这次大会之后，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1978年3月17日夜，徐寿波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了。早在数日之前，徐寿波便收到通知，自己将要作为科学代表去参加科学大会。作为来自全国各地六千名科技英杰中的一员，徐寿波澎湃起伏的心情难以言喻。18日天还没亮，他早早起床，细心整理了衣冠之后，精神抖擞地赶往天安门广场。晨曦初露，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薄暮中闪耀着一片片金色的光芒。在这春来复苏的时光里，呼吸着清新而微凉的空气，徐寿波神清气爽，他感到全身都充满了活力。眺望着辉煌壮阔的人民大会堂，他满怀雀跃。这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

在大会开幕式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随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热烈的掌声雷动不绝，在场人员都为之激动不已，因为这些话每一个字都说进了人们的心里。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铿锵有力，他在讲话中坚定地表示，自己“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另一件让徐寿波备感欣喜的事情是，1980年《技术经济学概论》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徐寿波在1963-1965年期间撰写的“技术经济方法论的研究报告”手稿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共5篇26章，约24万字。这部稿件原定于1966年出版，但因为时代风波几经波折，直到1980年才得以问世。

“祝科学兴旺发达！”邓小平的话，就这样深深印刻在了徐寿波和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里。从这天开始，随着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发展科学的高涨热情，中国的技术经济学也扬帆起航，走向了新征程。

徐寿波仔细聆听着邓小平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漏下，因为心情激动，他紧握住双拳，眼角泛起了泪光……他思潮澎湃，不禁回想起过去的十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戴着“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经历了一次次批斗，被迫写下一份份莫须有的“交代”；在那些年，他经历了妻离子散，身患疾病，在干校里种菜、盖屋、养鸭子……专业荒废，时光蹉跎。好在难熬的冬天已经过去，美好的春天就在眼前。

2.7.2严格控制疫情扩散蔓延严把植物检疫关，严格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和市场监督检查制度。对检疫不合格的应施检疫植物及其产品坚决禁止调运，并就地进行销毁处理。严格执行植物检疫证书查验制度，严防疫情的传入、传出。进一步加强市场的监督检查，重点做好不合格果品和苗木的查处。对本辖区内新疫情、新疫点，要坚决果断进行销毁，及时阻止植物新疫情的发生。对已有疫情发生区、发生点，积极推行有效的综合防控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同时，加大疫情防控示范工作的力度，加强宣传培训，引导农民科学防控，提高防控效果；加强对扑灭和防控效果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措施和工作的落实。

第三是在1980年，在胡乔木和于光远的倡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筹建技术经济研究所。于光远想起徐寿波专业背景很合适，邀请他帮助筹备工作，徐寿波于是调入社科院，在他的积极努力之下，技术经济所的架子搭起来了，并很快正常运转，展开了研究工作。1982年，技术经济研究所改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1980年1月到1986年6月期间，徐寿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工作，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技术经济系主任。

其次，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不久，在于光远的发起下，1978年11月15日，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成立。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是发展我国技术经济学科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徐寿波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的成立过程中参与了许多实际工作，因他在业内的影响力和在技术经济学科上的首创贡献，他顺利当选为研究会的第一届总干事。这个职务，他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中，他带领学会成员积极推广发展技术经济学，并在研究会的章程制度、工作方向确定以及管理上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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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1978-1987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技术经济学被列为108个重点研究项目之一，该规划强调和确定了技术经济学是一门有益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并制定了《技术经济的管理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规划（1978-1987）》。这次大会的工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在会议精神的推动下，学界意识到技术经济学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关系十分密切，这门学科的发展十分重要，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技术经济学科的相关研究机构，从事这门科学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大专院校也先后开设了相关专业的课程，并设立了硕士、博士点，培养专门人才。

余锋：中国市场早已是国内市场国际化。想要在中国市场保持领先，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政府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要求。制造业在未来最重要的变化是智能化，需要积极应对；其次是环保。绿色环保已经被提升到国策地位，而这在未来会变成常态。因此，霍尼韦尔意识到中国市场对优质优价的需求在加快，所以一方面未来将把国外产品国产化，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国本土研发团队，开发适合中国市场、亚太市场的产品。

技术经济学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徐寿波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确立。瑞典科学家埃里克·达克了解到徐寿波的理论后，在其发表于美国《亚洲概观》（1981年9月号）上的《中国的技术经济学》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徐寿波的研究成果，称徐寿波为中国当之无愧的“技术经济学之父”。

技术经济学在中国最初问世的时候，是个“冷门学科”，一是全国搞经济学的没几个人，二是这门冷学问没几个人看好。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如今技术经济学已经结合时代的需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徐寿波如同一个建筑师，一砖一瓦搭建起了技术经济学这座专业殿堂。

“一番保两番”和“GDP”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工厂生产、社会建设如火如荼开展，全国上下干劲十足，在经济向上走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凸显出来，其中一个便是能源问题，主要集中在能源供应是否能保证国家生产建设的争论上。

令徐寿波颇为自豪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经济问题研讨，他都亲身参与，并提出过自己的见解，或参与了论证，其中一项，便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证。

这只是徐寿波参与能源研究的一个实例。事实上，能源问题和经济问题是紧密结合的，必须综合起来考虑，能源浪费将会极大影响经济发展。那么，随着新时期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能源供应是否能满足建设需求呢？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难题。经济发展需要能源，但是能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必须以最合理的能源使用，换来最大的经济效益。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党中央提出：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在1981-2000年全国经济实现翻两番；但与此同时，能源供应只能保证翻一番！党中央做出的“一番保两番”的科学决策是根据现实需要提出的，要求用能源供应的翻一番来保证全国经济的翻两番。因为当时国家的工业生产主要使用的是煤炭能源，所以对“一番保两番”的简单理解就是：原煤年总产量翻一番，保证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但工业要发展，不仅仅是牵涉到煤炭工业的事情，更关联着石油、电力等供应国计民生的各项能源行业。“一番保两番”的实现是国民经济中的大事，意味着我国要用最少的能源消耗完成最大的经济目标。这个问题提出以后，业内反响很大——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能源供应怎么保证？因为长期以来积累的数据是，从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我国能源消耗比经济的增长要快1.5倍，也就是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源要超前大概1.5%，1980年我国能源总消耗量是6亿吨标准煤。用能源的翻一番来确保经济翻两番，业内普遍认为很难做到！

臭氧作为一种抗菌剂在食品工业中的潜在应用已得到广泛研究。臭氧已经在肉类、家禽、鱼类、水果和蔬菜以及奶酪等食品上进行了测试。测试的其他臭臭氧应用还包括食品包装材料的去污、食品接触表面和水果上残留农药的去除。臭氧具有自发分解成无毒的产物即O2的优点。

20世纪80年代，徐寿波（中）主持“逐步建成第一流的社会主义技术经济研究所”研讨会

全国经济学家开展了多方论证，进行了多项调研，这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性工程，处理不好，便会令生产部门和能源部门产生很大的矛盾。徐寿波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国内现行的衡量经济的指标是否合理。根据他的回忆，“一番保两番”最初提出时是以“工农业总产值”为衡量指标的。“工农业总产值”指的是是工业总产值加农业总产值，是工业和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值总和，是工农业总产量的货币表现，是用来反映工业生产和农业总成果的经济指标。最早提出这个目标，讲的是以能源翻一番来保证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腾飞的迹象，工业和农业虽然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但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放高、放远，看到国家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他思考：用“工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否符合现行的经济规律？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已使用新的概念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了。徐寿波提出，应用国际上通行的“GDP”来取代“工农业总产值”的概念。

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主要是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实现经济的整体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普惠式扶贫，或者说“大水漫灌式”扶贫。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和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使过去受体制束缚的生产力得到释放，使农产品的交易环境得到改善。通过这些改革举措，激活了整个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成效明显。如果根据现行扶贫标准（即2010年标准）来看，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到78.3%。[21]

此后，徐寿波代表国家计委向来自煤炭部、电力部、水电部的专家们发出咨询：国家到2000年到底能提供多少能源？多个部门参与了计算，最后得出来的数据是：排除在勘探和运输中的消耗，国家到2000年最多能提供包括煤、油、气和水电在内的能源数量是12亿吨。这个数字看起来巨大，但是否能满足GDP增长的需要呢？徐寿波认为，通过合理布局，找准目标，“一番保两番”完全可以实现！这里大有潜力可挖！徐寿波建议，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不一定要大于1，只要全面实行“广义节能”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翻一番的能源，可以保证经济增长翻两番！

徐寿波对“一番保两番”的论证得到了国家计委的认可，并以报告形式提交给了有关部门，作为实现“一番保两番”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在随即而来的时间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一番保两番”的顺利实施，在全国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到1995年，经济翻了两番，能源消耗只翻了一番，提前五年实现了“一番保两番”的目标。这令徐寿波备感欣慰，国家目标在确定的时期内完成，他的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1981-1995也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最好时期”。

目前，大多数指南不推荐临床淋巴结阴性(cN0)的PTMC患者接受预防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14，16-17]。然而，由于CLNM的高发病率，一些学者仍支持其在cN0的PTMC患者中的应用。通过预防性清扫中央区隐匿性淋巴结可以减少肿瘤残留风险，同时可评估患者病情及侧颈淋巴结转移风险并指导治疗方案。虽然在生存分析中，CLNM与预后无显著相关性，但从肿瘤根治性及复发风险角度，PTMC患者仍需考虑预防性中央区颈淋巴结清扫术的意义。

“GDP”，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即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在国际上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本国的国力与财富。徐寿波在系统研究后认为，我国使用多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标早已经落伍于时代，“这个目标为苏联计划经济采用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不适合采用，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也缺乏技术经济学的科学依据”。他认为“工农业总产值”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的情况，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脱节，同每位劳动者的实际利益目标脱节，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脱节、同提高经济效果的目标脱节、同实际经济状况脱节，以及同真正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脱节。鉴于此，他向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马洪提出了“国民收入和纯收入应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的建议，并提交了相关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经社科院转送给国务院后，组织了相关领域专家审核后被国家采用、接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

作为能源学家与技术经济学家，徐寿波早已关注到这项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因当时能源使用效率低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社会能源问题紧张，如何有效利用能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能源学家们做了许多调研工作。徐寿波参与了京、津、沪、辽四地区余热利用综合能源工程问题调研。在首都钢铁公司考察时，他结合首钢的实际提出了“热电联产”的方法，即在冶炼钢铁的时候，使用冷却焦炭的水所蕴含的热能来供暖。首钢采用了徐寿波的建议，当年的实践便证实了这个方法促使了能源的循环再利用，提高了效率，也获得了真真切切的经济效益。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欣欣向荣。但是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认为其是“洪水猛兽”，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直到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的时候，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的谈话，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且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是有其独特优势的。那么，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搞市场经济吗？怎么搞才合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开始了艰难的探寻市场之路。

2010年11月，徐寿波在“首届中国-欧洲物流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探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之路，这在国内并没有现成的经验，经济学家们采取了向国外学习的方式。1985年，徐寿波以团长身份，带领由国家计委专家们组成的考察团，赴德国学习考察。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如何借鉴国外模式，在中国合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回顾当初出国考察的经历，徐寿波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们面临的学习任务很重，回国以后便要交出一份答卷，要为国家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但这份建议书该怎么写，问题该怎么提出，考察团里谁也没有经验。

徐寿波走访了东、西德，一番考察下来，他看到两边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西德搞的是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得很好；东德搞的是计划经济，经济发展落后于西德。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是市场经济优越于计划经济，还是东西德两边在经济体制执行时遇到了问题？徐寿波对此进行深入了解，最后他认为，市场经济对提高人民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我国要发展，搞市场经济势在必行！但我国搞市场经济，不能生搬硬抄国外的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新道路！但这条路怎么走，这个问题是需要仔细推敲的。

很多高校设有校内学生创业基地，只需要几间房间、几台电脑就可以开展跨境电商工作。让跨境电商企业人员对学生进行指导，指导学生开网店、平台注册、认证，经营网上店铺。通过在店铺里发布产品、回复邮件、处理订单、从国内采购货物、向买家发货到收到货款的实际操作，使学生体验真实的操作和交易，且自负盈亏。

在考察结束以后，考察团里专家们产生了激烈的讨论，并提出了搞“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徐寿波综合考虑后，认为这个表述尚不够准确，不能完整地诠释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性。他说，中国和德国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即使两国都实施市场经济，也应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进行调整，完全照抄是行不通的。徐寿波首先肯定了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有，提出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要点，就是既要遵从市场规律，还要合理调配资源，并在发展市场的同时，控制贫富差距，避免社会矛盾，这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认为美国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从体制上来说社会矛盾很大，例如完全放任市场导致了贫富悬殊，市场资源调配不合理，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并且在经济运行中还会有很大的问题。我国搞市场经济，要吸取他国失败的教训，结合自己的基础，走符合国情的道路。他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我国的国家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在我国搞市场经济必须限定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在正确的思想和方向的指导下，健康、合理发展。徐寿波的说法得到了专家们的强烈认同，一番讨论后，他和国家计委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我们国家要实施的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结合，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专家们提出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采纳，并组织了多方论证。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中，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

徐寿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还有很多。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要讲究“公平”和“效率”，观点是：效率创造财富，社会公平分配人民则安居乐业。因此，人类最理想的模式是经济效率很高，社会又很公平，但并非所有的社会制度下都能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二者的关系。无论是单偏重效率，还是单偏重公平，都不是合理的模式。必须是效率和公平并存，社会才有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将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后，中国社会的“效率革命”一触即发。在这场“革命”中，中国立足于建成公平和效率并存的理想模式，徐寿波以“革命”的概念定义了这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徐寿波的提法，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这也是徐寿波在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结合实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探索工作。

徐寿波题字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四十个年头了，回忆当初的点点滴滴，徐寿波感到，1978年的春天真是格外美丽，从那时起，全国上下，万众一心，迈着改革的步伐，步步前进！国家发展日新月异，而他自己也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那是多么美好！回想起过去的四十年，从能源科学到技术经济学，徐寿波已向国家、向社会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现在的他，除了著书立说，还结合市场和国家的需要，一心钻研物流科学。他举例说，如今人们在电脑前、手机上通过网络购物，无需出门，货物便送到了手里，这就是物流科学，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门学问，他的兴趣就在于研究这门学问怎么发展，理论依据是什么。

徐寿波跟着时代走，时代也没有辜负他。回首往事，他形容自己总是站在“风尖浪口”上，心里总是琢磨着最新的信息，琢磨着领先的理论。厚积薄发，在开辟新学问的道路上，徐寿波越走越远，即使中间遇到了挫折，他也从未放弃。“我有过压力，但是从来不怕！”他笑着说，改革就是要不断寻找新的道路，要“勇作开拓者”“勇为拓荒牛”，这也是学界对他的评价。徐寿波，就是这样一位总是把创新和开拓放在心上、记在脑海里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