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背景下城郊农民的被动市民化

城市化背景下，大量城郊农民经历征地拆迁而离开土地，告别村落生活。尽管从生产生活方式上已不再具有农民属性，但大多数城郊农民还保留着农业户籍。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成为必然趋势，市民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户籍身份由农业转为非农业。然而城郊农民的“农转非”意愿较弱，表现出对农业户籍的强烈依恋。

城郊农民是由于征地拆迁而被动市民化的群体，在户籍身份的“农转非”上，也体现出较强的被动性。如果不关注其市民化意愿选择背后的原因而强制“农转非”，既不利于城郊农民真正接受并完成市民化的转型，还可能会引发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因此，有必要探讨为什么城郊农民不愿意市民化，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城郊农民的户籍依恋。只有了解城郊农民户籍依恋背后的真实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出政策调整，切实有效地推进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促使其顺利完成由农民到新市民的转型。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假设

(一)土地依恋与安全伦理

雷德弗尔德指出农民对土地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并赋予土地特殊的价值，[1](P112)这种情感凝结了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2]并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3]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亿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种非农劳动。离土创业带来的收入改善使农民对土地的传统信仰逐渐淡化。[4](P43)虽然土地已不是农民赖以谋生的唯一出路，但多数农民并不愿意脱离土地。[5-6]

以普波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观点认为，农民的行为逻辑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7](P31)以斯科特为代表的“道义经济”理论认为农民的行为选择遵循“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准则。[8](P3-4)大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民不肯放弃地权主要源自安全感的缺失。[9]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也会算计经济利益的得失，但这是建立在与安全需求相平衡的前提下，农民只有满足了安全需求，才会追求更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收益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农民并不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策略，而是追求更高水平的安全性。[10]

(二)农民生活安全的脆弱性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土地成为农民自我保障的重要基础，[11]所以农民宁可荒置土地，也不愿意放弃地权。[12]如果农民失去土地的同时无法获得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其生存安全将面临重大威胁。[13]

基于此，有研究者提出农民生活安全的脆弱性问题。所谓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而面临经济损失或生活贫困的风险。导致生活安全脆弱性的原因一是外部风险因素的冲击；二是内部抗风险能力和外部社会系统支持能力的低下。[14]从脆弱性理论视角分析，农民的生活安全取决于是否面临外部风险，是否具备较强的内部风险支撑能力和良好的外部风险保障措施。[15]农民的内部风险支撑主要来自家庭自我保障和土地保障；外部风险保障主要来自村镇集体保障和社会保障。当农民没有受到外部风险因素的干扰并具有满足需求的内部支持和外部保障时，就会有较强的生活安全感。

一个秩序井然的课堂不管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有益无害的。要形成良好的秩序，就需要教师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课堂行为准则，明确课堂是学习的地方，使学生上课前就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违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样的行为规范，不仅会让学生明白教师重视课堂学习风气，上课时会有所顾忌，也会敦促学生上课认真听讲。

(三)城郊农民的安全风险与户籍依恋

征地拆迁改变了城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永久性地失去土地和务农职业，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外部冲击。[16]不稳定的非农就业不能取代土地的保障功能。[17]在竞争激烈的非农就业市场中，由于原有知识和技能的失效，城郊农民成为没有技术专长的弱势群体，无法在城市经济环境中获得安全的职业地位。同时，大量城郊农民无法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获得市民的福利待遇。因为缺少完善的外部风险保障，城郊农民的生活安全脆弱性突显出来。

乳腺积乳囊肿发生在妊娠、哺乳期的妇女，由于乳腺管狭窄、堵塞，或哺乳时乳汁未吸净，造成乳汁流出不畅，淤积而形成肿块，常伴有疼痛，合并感染出现红、肿、热、痛。

考察土地依恋及其影响因素时，因变量为土地依恋，测量指标为询问城郊农民“是否愿意失去土地”，越不愿意失去土地，土地依恋程度越高。

(四)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城市扩张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导致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转型。在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中，研究者提出的首要因素是就业问题，职业技能水平低，工作选择空间小，就业不稳定，阻碍了农民的市民化。[22-23]其次，无法享有城市社会保障而只能参加农村社保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市民化意愿。[24]此外，农民市民化还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更愿意成为市民，留在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好的大中城市。[25-26]

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度特征，既有宏观政策因素，也有中观集体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影响；既要关注变迁的风险因素，又要关注抵御风险的外部支持和内部能力。在农民市民化的代际分析中，大多研究关注进城农民市民化的代际差异，但对就地转移的城郊农民关注不足；而且代际分析多基于同期群的划分，很少对家庭代际间的差异做出对比。城郊农民的市民化也存在代际差异，并会在父代和子代之间呈现出来。对这种差异的分析有助于探讨城郊农民市民化的未来趋势，也有助于对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做出更精细的考察，从而有针对性地做出政策调整，推进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受生活安全需求的影响，城郊农民在失地后仍怀有土地依恋。

模型2以户籍依恋为因变量，将其处理为多分定类变量，认为不愿意“农转非”体现户籍依恋态度，无所谓体现户籍无依恋态度，愿意“农转非”体现离农意愿。结果显示，以户籍依恋为参照，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每增加1岁，选择土地无依恋的概率减少3.6%，选择离农意愿的概率减少2.4%；抵御风险水平每增加1分，选择离农意愿的概率增加2.882倍。

研究假设3a：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存在代际差异并受代际因素的影响。

研究假设3b：城郊农民的生活安全风险影响其市民化意愿。

藏匿在英子宫里面的肿瘤细胞，从肆无忌惮的活跃一步步走向奄奄一息的死亡，从放疗初期的极其不适，到放疗中期的剧烈反应，再到放疗后期的渐趋适应。英终究还是挺过来了。英竭力隐忍的经历，再一次告诉她，身体的一切痛楚都是过眼云烟。

研究假设3c：城郊农民的外部抵御风险支持影响其市民化意愿。

研究假设3d：城郊农民的内部抵御风险能力影响其市民化意愿。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构成

研究数据来自“天津城郊农民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该调查于2016年9月至12月在天津城郊地区进行，调查对象为拥有本地户籍、已经历或正在经历征地拆迁的城郊村民。调查主要采用判断抽样方式，抽样对象的选择考虑了性别、年龄、家庭、村镇、地区的分配，通过调查员入户进行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选择其中328个家庭代际配对样本作为分析数据，运用SPSS21.0进行统计分析，样本的基本结构见表1。

表1 家庭代际配对样本的结构

变量代际父代子代频次(人)频率(%)频次(人)频率(%)合计频次(人)频率(%)性别女7924.18325.316249.4男8525.98124.716650.6年龄20-29009428.79428.730-39004914.94914.940-493510.716 4.95115.650-596820.751.57322.260以上6118.6006118.6

(二)变量与测量指标

征地后，许多村集体利用留用地发展集体经济，这被视为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的良方。[18]由集体经济承担社会福利保障的供给责任，使城郊农民享受到村级层面涉及住房、养老、教育、就业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支持，得到生存和心理上的安全保证。[19-20]而获得集体保障的前提是拥有村籍身份，因此城郊农民不敢轻易放弃农业户籍，[21]在无法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保留农业户籍成为城郊农民安全伦理的最后需求。

表2 各变量的赋值方式和取值水平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测量指标赋值方式和取值水平因变量土地依恋户籍依恋市民化意愿愿意失去土地农转非意愿是(=0):32.6%;无所谓(=1):19.5%;不是(=2):47.9% 愿意(=0):20.1%;无所谓(=1):32.6%;不愿意(=2):47.3%不愿意(=0) :47.3%;无所谓(=1) :32.6%;愿意(=2) :20.1%自变量代际变量生活安全风险抵御风险水平外部抵御风险支持社会保障支持集体保障支持内部抵御风险能力代际地位父代(=0):50%,子代(=1):50%保障风险不担心(=0):30.2%;没想过(=1):27.4%;担心(=2):42.4%就业风险不担心(=0):8.5%;没想过(=1):5.8%;担心(=2):85.7%负担风险不担心(=0):16.5%;没想过(=1):36.3%;担心(=2):47.3%社保状况没有(=0):11.6%,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1):31.1%,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2):32.3%,还有其他三种保险每种加1分,还有一种保险:5.8%;还有两种保险2.4%;还有三种保险16.8%。就业服务没有(=0):91.5%,有(=1):8.5%集体购置保险没有(=0):75%,有(=1):25%集体补助没有(=0):74.1%,有(=1):25.9%租房收入没有(=0):44.5%,有(=1):55.5%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0):19.8%;初中(=1):23.5%;高中/技校/职高(=2):19.8%;大专/高职(=3):9.1%;大本(=4):26.5%;研究生(=5):1.2%职业技能没有(=0):72.9%,有(=1):27.1%就业状况失业/无业(=0):45.4%,非正式就业(=1):19.8%,正式就业(=2):34.8%收入状况无收入(=0):31.1%,有不固定收入(=1):11.3%,有固定收入(=2):57.6%控制变量性别性别女(=0):49.4%,男(=1):50.6%年龄年龄根据实际年龄赋值,均值:43.7岁;标准差=16.1

考察户籍依恋及其影响因素时，因变量为户籍依恋；考察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时，因变量为市民化意愿。两个变量的测量指标都是询问城郊农民“是否愿意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户籍依恋为反向计分，越不愿意“农转非”得分越高，体现户籍依恋程度越高；市民化意愿为正向计分，越愿意“农转非”得分越高，体现市民化意愿越高。

根据研究假设设定四组自变量，第一组自变量为代际变量，测量指标为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地位。

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确定研究对象为包括青岛市在内的16个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比较早的城市，通过网上和实地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搜集所需数据，提出并构建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满意度的理论假设与概念模型，运用SPSS20.0软件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和概念模型的合理性，分析不同因素对智慧城市建设满意度的作用路径及其强度。

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对各变量的代际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

第三组自变量为外部抵御风险支持变量，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社会保障支持，二是集体保障支持。前者的测量指标是考察城郊农民获得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的状况。后者的测量包括获得集体购置保险、集体发放补助和集体分房出租收入三个指标。为方便比较，将各项指标转化为2分制计分，得分越高，外部抵御风险支持越强。

（1）锂电池隔膜工程冷负荷设计时需统一考虑用冷单元，供回水温度及温差相差不大情况下，将二者统一设计较为经济，工艺和空调冷源既互为备用，又减少了机器备用台数；

第四组自变量为内部抵御风险能力变量，其测量包括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四个指标。为方便比较，将各项指标转化为2分制计分，得分越高，内部抵御风险能力越强。

研究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和年龄。各变量的赋值方式和取值水平见表2。

四、结果分析

(一)统计描述与代际比较

第二组自变量为生活安全风险变量，测量指标有三个，分别询问城郊农民失地后是否担心以下事项：1.生活保障问题；2.就业压力问题；3.生活负担重问题。指标得分越高，呈现生活安全风险越高。

1.因变量的统计描述

城郊农民的土地依恋和户籍依恋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且父代显著高于子代。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意愿水平较低，且父代显著低于子代。

表3 变量的代际配对样本T检验

变量均值均值差(父-子)t值Sig.(双侧)土地依恋1.150.2563.5480.001户籍依恋1.270.3845.0810.000市民化意愿0.73-0.384-5.0810.000保障风险1.12-0.024-0.2850.776就业风险1.770.2013.4230.001负担风险1.31-0.079-1.0950.275生活安全风险性1.400.0330.8140.417社会保险0.83-0.13-1.910.058就业服务0.170.050.890.373社会保障支持0.50-0.04-0.880.383集体购置保险0.500.273.420.001集体补助0.520.131.930.055租房收入1.110.101.520.131集体保障支持0.710.174.440.000外部抵御风险支持0.600.062.130.035文化程度0.81-0.73-17.790.000职业技能0.54-0.11-1.290.199就业状况0.89-0.24-2.200.029收入状况1.270.151.530.129内部抵御风险能力0.88-0.23-3.940.000抵御风险水平0.74-0.08-2.280.024生活安全脆弱性0.660.122.160.032

2.自变量的统计描述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民正在经历非农化的变迁，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型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要促进城郊农民积极适应和完成市民化转型，必须注重城郊农民土地依恋和户籍依恋的转变，提升其市民化意愿。

(2)抵御风险水平。城郊农民的社会保险水平较低，就业服务水平极低，综合两个指标显示社会保障支持水平很低，代际差异均不显著。城郊农民的集体购置保险水平很低，父代显著高于子代；集体补助水平很低，代际差异不显著；租房收入水平中等偏高，代际差异不显著；综合三个指标显示集体保障水平低，父代显著高于子代。将社会保障支持和集体保障支持的平均值作为外部抵御风险支持的综合得分，结果显示城郊农民的外部抵御风险支持水平低，父代显著高于子代。

城郊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父代显著低于子代；职业技能水平很低，代际差异不显著；就业水平较低，父代显著低于子代；收入水平中等偏高，代际差异不显著。综合四个指标显示城郊农民的内部抵御风险能力较低，父代显著低于子代。

路吉阿诺斯对权威的蔑视不仅仅止于诸神，他同时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权有势、不可一世的统治者进行嘲讽与揭露。在当时有着极大的权威的亚历山大自称天医显圣，在作品中路吉阿诺斯却不屑一顾的揭穿他并世无双的大骗子的真面目。路吉阿诺斯对于欺骗，说大话的恶习是非常痛恨的，在作品中还通过宙斯的口说出：恋爱算不得什么恶事，罚他为的是讲大话。他恶辣地揭穿那些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的各种骗人的把戏，嘲讽那些富人，虽是有钱却还贪图别人的遗产，死后“只有一分钱能够携带”。此外，对当时社会上敬鬼神、行祭祀、厚葬等陋习也进行深度的嘲讽。

将外部抵御风险支持和内部抵御风险能力的平均值作为抵御风险水平的综合得分，结果显示城郊农民的抵御风险水平低，父代显著低于子代。

(3)生活安全脆弱性。运用以下公式计算生活安全脆弱性程度：生活安全脆弱性=生活安全风险—风险抵御水平。如果得分为正，说明存在生活安全脆弱性；如果得分为0，说明不存在生活安全脆弱性；如果得分为负，说明生活安全不脆弱。统计结果为正，说明城郊农民具有一定程度的生活安全脆弱性，父代显著高于子代。

(二)解释模型

1.土地依恋和户籍依恋的解释模型

以性别、年龄为控制变量，以生活安全风险和抵御风险水平为自变量，建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4。

模型1以土地依恋为因变量，将其处理为多分定类变量，认为不愿意失去土地体现土地依恋态度，无所谓体现土地无依恋态度，愿意失去土地体现离地意愿。结果显示，以土地依恋为参照，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每增加1岁，选择土地无依恋的概率减少2.1%，选择离地意愿的概率减少1.6%；生活安全风险每增加1分，选择土地无依恋的概率减少64.7%。

本刊讯 12月21日下午，“开启齐鲁之门智者顺时而谋”——绿地·济南城际空间站（齐鲁之门）招商推介会在绿地美利亚酒店普利厅隆重召开,政府领导、绿地集团领导、战略合作伙伴、签约商户等200余位代表出席活动。槐荫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朱军女士出席了推介会并致辞，西部城区的未来充满期待。绿地集团山东区域公司副总经理钱文颢表示，济南西客站高铁片区最核心地段的绿地齐鲁之门项目将为社会、为企业，为驻地百姓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应与经济回报。而后众多重量级品牌与齐鲁之门进行了现场签约，双方携手搏击，共赢美好未来。在推介会的最后时刻，齐鲁之门运营平台启动。打破时空界限，开启齐鲁之门，智者顺时而谋。

研究假设2：由于生活安全的脆弱性，城郊农民在失地后会产生户籍依恋。

2.市民化意愿的解释模型

将市民化意愿处理为多分定类变量，认为愿意“农转非”体现支持市民化态度，无所谓体现中立态度，不愿意“农转非”体现反对态度。以性别、年龄为控制变量，以代际变量，生活安全风险的3个变量，外部抵御风险支持中社会保障支持的两个变量和集体保障支持的3个变量，以及内部抵御风险能力的4个变量为自变量，建构解释市民化意愿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3，见表5。结果显示，以反对态度为参照，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集体购置保险每增加1分，选择中立态度的概率增加62.6%；职业技能每增加1分，选择支持态度的概率增加58.0%；就业状况每增加1分，选择支持态度的增加1.714倍，子代选择支持态度的概率是父代的3.831倍。

为了探讨父代和子代市民化意愿各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分别提取父代数据和子代数据，建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4和模型5，两个模型去除了代际变量，其余变量均与模型3相同，见表5。

以反对态度为参照，父代解释模型中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负担风险每增加1分，选择中立态度的概率减少59.6%；集体购置保险每增加1分，选择中立态度的概率增加1.158倍；就业状况每增加1分，选择中立态度的概率增加2.693倍；职业技能每增加1分，选择支持态度的概率增加1.630倍。

5、器身内的油在注入储油柜时必须先将输油管路内的空气排净再将管路连接至储油柜注油阀，防止气体进入储油柜。

在子代解释模型中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就业风险每增加1分，选择中立态度的概率减少63.9%；社会保险每增加1分，选择中立态度的概率增加4.354倍；就业状况每增加1分，选择支持态度的概率增加1.903倍。

表4 土地态度对比模型和户籍态度对比模型

模型1BExp(B)模型2BExp(B)土地无依恋性别 女(男)年龄生活安全风险抵御风险水平截距-0.376(0.313)0.6870-0.021(0.010)0.979∗-1.040(0.355)0.353∗∗-0.133(0.443)0.8761.687(0.786)户籍无依恋性别 女(男)年龄生活安全风险抵御风险水平截距-0.323(0.268)0.7240-0.037(0.008)0.964∗∗∗-0.404(0.305)0.6680.213(0.386)1.2381.791(0.690)离地意愿性别 女(男)年龄生活安全风险抵御风险水平截距-0.189(0.259)0.8280-0.016(0.008)0.984∗-0.029(0.302)0.972-0.118(0.370)0.8890.554(0.697)离农意愿性别 女(男)年龄生活安全风险抵御风险水平截距-0.290(0.311)0.7480-0.024(0.010) 0.976∗-0.101(0.353)0.9041.356(0.454)3.882∗∗-0.558(0.846)Cox & Snell R20.055Cox & Snell R20.106Nagelkerke R20.063Nagelkerke R20.121

注：(1)模型1的参考类别为“土地依恋”；模型2的参考类别为“户籍依恋”。(2)*p<0.05，**p<0.01,***p<0.001，N=328。

表5 市民化意愿的对比模型

模型3模型4模型5BExp(B)BExp(B)BExp(B)中立态度性别 女(男)年龄代际 父代(子代)生活安全风险保障风险就业风险负担风险外部抵御风险支持社会保险就业服务集体购置保险集体补助租房收入内部抵御风险能力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就业状况收入状况截距-0.330(0.298)0.719-1.188(0.565)0.3050.402(0.460)1.494000-0.016(0.020)0.985-0.005(0.028)0.995-0.050(0.045)0.952-0.336(0.562)0.714————————————0————————————0.017(0.167)1.017-0.104(0.305)0.901-0.078(0.249)0.925-0.119(0.225)0.8881.630(0.915)5.105-1.020(0.337)0.361∗∗-0.308(0.199)0.735-0.907(0.340)0.404∗0.653(0.335)1.921-0.099(0.277)0.905-1.105(0.480)0.3311.678(0.527)5.354∗∗∗0.006(0.243)1.0060.371(0.397)1.450-0.571(0.418)0.5650.486(0.171)1.626∗∗0.769(0.291)2.158∗0.471(0.278)1.602-0.319(0.169)0.727-0.423(0.288)0.655-0.408(0.272)0.665-0.023(0.142)0.978-0.273(0.241)0.7610.357(0.228)1.4280.494(0.330)1.6401.644(0.645)5.176-0.877(0.543)0.416-0.214(0.182)0.807-0.845(0.355)0.4300.082(0.269)1.0850.430(0.257)1.5381.306(0.396)3.693∗∗-0.259(0.466)0.772-0.280(0.221)0.755-0.306(0.352)0.737-0.888(0.502)0.4120.917(1.010)-2.321(2.681)2.716(1.660)

续表

模型3模型4模型5BExp(B)BExp(B)BExp(B)支持态度性别 女(男)年龄代际父代(子代)生活安全风险保障风险就业风险负担风险外部抵御风险支持社会保险就业服务集体购置保险集体补助租房收入内部抵御风险能力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就业状况收入状况截距-0.070(0.359)0.932-0.449(0.651)0.6380.233(0.496)1.2630000.024(0.021)1.024-0.008(0.032)0.9920.066(0.043)1.068-1.342(0.647)0.261∗————————————0————————————-0.385(0.199)0.680-0.636(0.380)0.529-0.357(0.274)0.7000.610(0.364)1.8410.436(0.674)1.5460.425(0.525)1.529-0.034(0.240)0.967-0.382(0.369)0.6830.277(0.368)1.320-0.532(0.321)0.587-0.537(0.539)0.585-0.648(0.528)0.523-0.317(0.334)0.728-0.687(0.531)0.503-0.521(0.525)0.5940.121(0.221)1.1290.269(0.360)1.308-0.213(0.345)0.8080.021(0.193)1.021-0.244(0.359)0.7840.008(0.265)1.0080.236(0.175)1.2660.699(0.339)2.0110.175(0.237)1.1920.711(0.383)2.0351.749(0.724)5.7460.496(0.633)1.6420.458(0.191)1.580∗0.967(0.356)2.630∗0.103(0.266)1.1090.999(0.324)2.714∗∗0.650(0.529)1.9161.066(0.540)2.903∗-0.486(0.309)0.615-1.190(0.502)0.304-0.491(0.583)0.612-2.995(1.304)-1.396(2.751)-3.943(2.210)Cox & Snell R20.2460.3810.315Nagelkerke R20.2810.4510.355注:参考类别为“反对态度”N=328,∗p<0.05,∗∗p<0.01,∗∗∗p<0.001N=164,∗p<0.01,∗∗p<0.001N=164,∗p<0.05,∗∗p<0.01,∗∗∗p<0.001

五、总结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城郊农民具有较强的土地依恋，父代显著高于子代。根据模型1，在土地无依恋和土地依恋的对比中，生活安全风险的提高增加了土地依恋概率；但在离地意愿和土地依恋的对比中，这一因素并不发挥显著影响。由此，研究假设1得到部分证实，可以认为土地依恋是与生活安全需求相关联的。

第二，城郊农民的户籍依恋程度高于土地依恋，父代和子代都是如此。城郊农民具有一定程度的生活安全脆弱性，父代脆弱性显著高于子代。根据模型2，在离农意愿和户籍依恋的对比中，抵御风险水平的提高减少了户籍依恋的概率。由此研究假设2得到部分证实。

第三，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低，父代显著低于子代。根据模型3，代际因素在中立态度和反对态度的对比中没有显著影响，在支持态度和反对态度的对比中产生显著影响，子代选择支持态度的概率显著高于父代。由此研究假设3a得到部分证实。

称取原料20 g，加入10倍水研磨，按2%投料量将胰蛋白酶投入，按2.3.2.4的方法酶解，恒温45 ℃(3.1.2的最佳结果),反应时间为1，2，3，4 h,将pH调节到8.0的条件下进行酶解，结果见表3。

第四，以反对态度为参照，模型3外部抵御风险支持的集体购置保险对选择中立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内部抵御风险能力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状况对选择支持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父代模型中生活安全风险的负担风险对选择中立态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外部抵御风险支持的集体购置保险和内部抵御风险能力的就业状况对选择中立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内部抵御风险能力的职业技能对选择支持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子代模型中生活安全风险的就业风险对选择中立态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外部抵御风险支持的社会保险对选择中立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内部抵御风险能力的就业状况对选择支持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由此研究假设3b、3c和3d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

(二)对策讨论

(1)生活安全风险。城郊农民的生活保障风险中等偏高，代际差异不显著；就业风险很高，父代显著高于子代；负担风险较高，代际差异不显著。综合三个指标显示城郊农民的生活安全风险较高，代际差异不显著。

（c）急性妊娠期脂肪肝/HELLP综合征导致的肝衰竭：建议立即终止妊娠，如果终止妊娠后病情仍继续进展，需考虑人工肝和肝移植治疗（Ⅲ）。

依据研究结果，城郊农民年龄越小土地依恋和户籍依恋程度越低，相对父代而言子代市民化意愿更强。可以预期随着城郊农民的代际更替，其土地依恋和户籍依恋水平会逐渐降低，市民化意愿也会逐渐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郊农民市民化仅仅是代际更替的自然过程，在市民化转型中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第一，要优化城郊农民的外部生存环境，降低其市民化风险。生活安全风险的增加会强化城郊农民的土地依恋。负担风险的增加导致父代对市民化的反对态度，就业风险的增加导致子代对市民化的反对态度。虽然城郊地区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不可避免会对城郊农民生活安全造成外部干扰，但如果能缩小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性，切实提高城郊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减少其生活负担，就能有效提升城郊农民，特别是父代的市民化意愿。如果能通过推进城郊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供给，同时建构规范性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市场，降低就业风险，将对城郊农民，特别是子代提升市民化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要提升城郊农民的抵御风险水平。抵御风险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变城郊农民的户籍依恋态度，这一方面来自外部抵御风险支持，另一方面来自内部抵御风险能力。从外部抵御风险支持方面看，一要注重村镇集体对城郊农民失地后的安置工作，落实好安置政策，特别要通过集体购置医疗、养老保险为城郊农民提供有力的集体保障，这对城郊农民，特别是父代改变对市民化的抵制态度具有积极影响。二要注重为城郊农民提供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支持，尤其对于子代，能够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获得市民待遇，可以有效转变其对市民化的抵制态度。

从内部抵御风险能力看，一要注重优化城郊地区的教育资源，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切实提升城郊农民的文化素养，特别是职业技能水平。职业技能的提升对于城郊农民，特别是父代从反对市民化到支持市民化的态度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二要注重城郊农民的就业安置和就业服务。针对城郊农民的非农化转型，建立专门性的劳动力服务市场，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升城郊农民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这对于城郊农民，特别是子代从反对市民化到支持市民化的态度转变具有显著影响，对于父代改变对市民化的抵触态度也具有积极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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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性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对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判。从微观视角来看，总结性评价是对本次教学的总结与评判；从宏观视角来看，总结性评价也是下一次教学的某种形成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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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瓦韦是意大利最知名的白葡萄酒产区之一，盛产知名的白葡萄酒苏瓦韦酒。主要由葡萄品种卡尔卡耐卡（Garganega）酿造（比例最少要达到70%）。主要特点是清爽芬芳，质地清新柔润。杏仁味和花香味比较突出。此外，在苏瓦韦，干白、起泡酒和甜白等类型的葡萄酒都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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