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 言

克拉苏构造带位于库车坳陷北缘, 发育巨厚膏盐岩。由于膏盐岩在构造变形中的特殊作用及其对地震反射的屏蔽作用(Weijermars et al., 1993; Chen et al., 2004; Tang et al., 2004; 陈书平等, 2007; Hudec and Jackson, 2007; Xu and Zhou, 2007; Jin et al., 2008;徐振平等, 2016), 导致该地区构造变形非常复杂,不同研究者对其地震资料的解释方案大相径庭。库车坳陷新生代构造变形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南天山隆升诱发的自天山深层向坳陷斜向上的挤压应力(漆家福等, 2009a, 2009b), 克拉苏构造带作为库车坳陷与南天山盆山过渡带的一部分, 受到的挤压作用更为显著, 因此与毗邻构造带相比其构造变形具有特殊性。现有研究认为南天山的隆升属于脉动式隆升(郭召杰等, 2006; 荆显辉等, 2011; 高志勇等, 2015;孙岳等, 2016), 库车坳陷在中、新生代演化过程中遭受的构造应力的性质、大小及方向也发生了多次变化(阎福礼等, 2003; 张仲培等, 2003; 曾联波等,2004), 这将导致克拉苏构造带不同地质时期、盐上和盐下层演化过程和变形机制有所差异。前人通过几何学分析、平衡剖面恢复、数值模拟、物理模拟等方法对克拉苏构造带的结构模型、变形特征、形成演化及控制因素等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汪新等,2002, 2010; 何登发等, 2009; 漆家福等, 2009a, 2009b,2013; 郭卫星等, 2010; 尹宏伟等, 2011; 李艳友和漆家福, 2012, 2013; 徐振平等, 2012; Yin et al.,2014), 建立了克拉苏构造带“分层收缩、垂向叠置、三位一体”的变形模式, 并认识到由于基底构造、先存盐丘、盐岩分布等因素的存在导致该地区构造变形具有东西分段、南北分带差异。这些观点的提出为克拉苏地区的构造解释提供了重要启示, 但重点是关注盐岩本身的构造变形, 且对盐上、盐下层的变形机制有较大争议。盐下层构造变形作为克拉苏构造带研究的难点, 一直未有定论(卢华复等, 2001;汤良杰等, 2004; 何登发和贾承造, 2005; 漆家福等,2009a, 2009b; 管树巍等, 2010); 而盐上层构造变形虽地震反射影像较为清晰, 且在地质露头上有迹可循, 但仍存在“断层相关褶皱”(卢华复和贾承造,1999; 刘志宏等, 2000a; 汪新等, 2002; 孙家振等,2003; 汤良杰等, 2003a, 2003b; 陈书平等, 2004; 刘洪涛和曾联波, 2004; 何登发等, 2009; 能源等,2013)、褶皱相关断层(邬光辉等, 2007)、底辟作用诱发的“横弯褶皱”(谢会文等, 2011)、水平挤压作用导致的“纵弯褶皱”和“滑脱褶皱”(郭卫星等, 2010; 漆家福等, 2013)等多种观点。近年来随钻井资料的增多以及构造几何学定量分析等新研究方法的应用,克拉苏构造带地震资料的解释方案也随之改进。本论文在对地震资料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 结合区域和局部构造应力场的演化, 对克拉苏构造带盐下层及盐上层构造变形的几何学特征、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等方面的差异及其控制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 以期对库车坳陷山前构造带的构造建模提供新的参考。

1 区域地质背景

库车坳陷位于塔里木叠合盆地与南天山的交接部位, 复杂的演化历史及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其成为研究热点区域(贾东等, 1997; 舒良树等, 2003; 何光玉等, 2006; 汤良杰等, 2007; 余一欣等, 2007; 李曰俊等, 2008; 黄少英等, 2009; 尹宏伟等, 2011; Li et al., 2012; Wu et al., 2013; 王招明, 2013; Yu et al.,2014)。克拉苏构造带位于库车坳陷北缘, 是南天山山前的第二排构造带(图1), 其演化过程与库车坳陷紧密相关。南天山古洋盆在古生代经历两次手风琴式开合, 于二叠纪末-三叠纪初闭合, 形成南天山海西期造山楔(李曰俊等, 2009), 原本为被动大陆边缘的库车地区进入周缘前陆盆地演化阶段。晚白垩世库车坳陷遭受区域抬升剥蚀, 古生代末期形成的造山带被准平原化(刘志宏等, 2000b)。新生代库车坳陷构造演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古近纪为弱伸展构造背景; 新近纪-第四纪,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南天山强烈隆升(Sobel and Dumitru, 1997; Yin et al., 1998;Huang et al., 2006; Sobel et al., 2006;), 诱发的挤压应力促使库车坳陷进入再生前陆盆地演化阶段, 克拉苏构造带现今的构造变形也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

前人根据地层结构及岩石力学性质等特点, 将克拉苏构造带的地层结构以库姆格列木组(E1-2km)盐岩为界, 分为盐上构造层、盐岩层、盐下构造层和基底构造层(孙家振等, 2003; 唐鹏程等, 2010; 汪新等, 2010; 能源等, 2012)。盐下层包括三叠系、侏罗系和下白垩统; 盐上层自下至上包括苏维依组(E3s)、吉迪克组(N1j)、康村组(N1-2k)、库车组(N2k)和第四系西域组(Q1x)。盐岩特殊的力学性质导致该地区盐上层和盐下层变形发生拆离, 不同构造层的变形样式具有较大差异。

图1 库车坳陷构造单元划分及测线位置 Fig.1 Structural outlines of the Kuqa depression and locations of survey lines

2 盐上和盐下层构造变形几何学特征

克拉苏构造带盐上层构造变形在地震反射上较为清晰, 几何学特征较为明显, 争议之处主要在于其形成机制。盐下层构造变形由于地震资料模糊不清, 现有研究对其解释方案迥异(Xu and Zhou, 2007;何登发等, 2009; 管树巍等, 2010; 汪新等, 2010; 冯松宝和张志军, 2013; 李本亮等, 2013; 漆家福等,2013; Song et al., 2013; 王招明, 2014; Yu et al, 2014;谢会文等, 2015), 几种典型的解释方案如图2所示。这些解释方案总体上均表现为多个逆冲岩片的叠置,主要差异在于叠置幅度的大小。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时期地震资料品质和勘探成果的限制, 以及解释者不同的构造和勘探理念, 并且不同构造位置地震剖面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解释模型。克拉苏地区乃至整个库车坳陷的储层主要位于白垩系, 因此不同的解释模型对储层预测及钻井过程中的井位设计(需尽量避开断层)有较大影响。随着地震资料品质的提高及勘探成果的增多, 为构造模型的建立和改进提供了更多的约束条件。在综合分析区域和局部构造环境, 地层沉积特征和钻井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对横穿克拉苏构造带的地震剖面进行重新解释, 并据此分析研究区盐下和盐上层构造变形特征。

2.1 地震剖面解释的约束条件

图2 克拉苏构造带构造变形的几种解释方案 Fig.2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structural deformation in the Kelasu structural belt

(a) 堆垛式解释方案; (b) 双重构造解释方案; (c) 基底卷入构造解释方案; (d) 改进后的解释方案。

图3 克拉苏构造带地震剖面解释方案(剖面位置见图1) Fig.3 Seismic interpretation scheme of the Kelasu structural belt (see Fig.1 for location)

F1. 克拉苏断裂; F2. 克深北断裂; F3. 克深断裂; F4. 克深南断裂; F5. 拜城北断裂; F6. 拜城断裂。

图4 克拉苏构造带盐岩底界断层落差柱状图(测线位置见图1, 断裂位置见图3, 断裂说明同图3) Fig.4 Fault throws of salt rock bottom in the Kelasu structural belt (see Fig.1 for location of survey line and Fig.3 for location of fault)

地震剖面清晰显示克拉苏地区盐下层断裂向上逆冲最终尖灭于库姆格列木组盐层内, 但向盐内延伸的距离则由于盐层的杂乱反射只能依靠钻井资料判断。克深 6区块的多口钻井均在盐层内钻遇克拉苏断裂(图 3中断裂 F1), 说明此断裂逆冲位移较大,向盐内延伸较远; 而克深2、克深8和克深9等区块内的绝大多数钻井未钻遇断层, 说明克拉苏断裂南侧的克深北(图 3中断裂 F2)等多条断裂逆冲位移均较小、向盐内延伸不远。克拉苏构造带不同测线主干断裂导致的古近系E1-2km盐层底界落差统计结果(图4)表明, 克拉苏断裂的逆冲位移远大于其南侧断层, 导致盐层底界局部落差将近4000 m。此外克深6区块的多口钻井均在盐上层和盐内钻遇断层, 这否定了前人研究认为克拉苏断裂和盐上层断裂为连续一条的解释方案; 而克拉 4井的实钻结果也不支持克深区带“堆垛式”解释模型, 并据此推测喀桑托开-吐孜玛扎背斜带盐下层存在隐伏的高角度基底逆冲大断裂(梁顺军等, 2010)。这些钻井资料揭示的地震资料信息对分析克拉苏地区构造变形特征及其成因机制至关重要。至于盐下层断裂向下延伸的构造形态, 现有多数研究均认为其向下滑脱聚敛于软弱层系, 但由于库车坳陷深部存在煤层和不整合面等多套软弱界面(汤良杰等, 2004, 2015; 何登发等,2009; 漆家福等, 2013), 因此其滑脱深度解释各异。根据最新的基于面积-深度原理的研究成果, 克拉苏构造带盐下层断裂的滑脱深度大约为10 km左右,大致相当于三叠系盖层与盆地基底之间的不整合面(谢会文等, 2015)。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将克拉苏构造带地震资料解释为如图 3所示样式, 在此基础上对盐下和盐上地层的构造变形几何学差异进行分析。

2.2 盐下和盐上层构造变形差异

横穿克拉苏构造带的典型地震剖面(图 5)显示该地区盐下层和盐上层的构造变形在盐层的滑脱作用下差异明显: 盐下层断裂系统整体表现为逆冲叠瓦状构造样式, 主要包括两部分: 克拉苏及克拉北等断裂组成的上盘高角度基底卷入主干断层, 以及其下盘发育的克深北、拜城等倾角向深部逐渐变缓并滑脱于中生界底界不整合面的次生断层。断裂上盘局部区域发育小规模的反冲断层, 与主干断裂组合形成突发构造(冯许魁等, 2015), 著名的克拉2气田即发育于克拉苏断裂上盘的突发构造。盐上层构造变形相比盐下层较为简单, 在整体挤压的构造动力作用下, 以发育线性延伸的紧闭背斜和宽缓向斜组成的褶皱带为主, 在地质露头上也有所反映, 但不同构造部位变形样式有所差异: 其中最为明显和连续的褶皱形态出现在克拉苏断裂的顶部, 褶皱核部被向下滑脱于盐内、向上局部地区刺穿地表的破冲断层切割, 核部地层沿断层逆冲至地表遭受不同程度的剥蚀; 向北盐上层褶皱形态沿走向变化较大,局部地区断层作用微弱甚至不发育。盐上层构造变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为南北方向表现出明显的分段性: 褶皱和断裂主要发育在克拉苏断裂顶部及其以北地区, 向南构造变形极其微弱, 地层连续性较好,未见褶皱和断裂发育。

图5 克拉苏构造带典型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1) Fig.5 Typical seismic profiles of the Kelasu structural belt (see Fig.1 for location)

3 盐下和盐上层演化过程差异分析

在库车坳陷漫长的演化历史中, 多期不同性质构造叠加、应力随时间变化、沉积中心迁移、先存构造的影响、盐层厚度分布的差异以及盐岩对应力的吸收和传递等因素, 均对盐下和盐上地层的构造变形有重要影响, 导致两者形成机制及演化过程有较大差异。下面结合区域构造环境的演变, 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3.1 盐下层构造变形演化过程

克拉苏构造带与南天山处于统一的大地构造背景, 南天山洋自二叠纪末-三叠纪初洋盆关闭并褶皱冲断成山以来(Chen et al., 1999; 李曰俊等, 2009),在中-新生代又经历多次抬升(杜治利等, 2007), 对该地区盐下层构造变形有重大影响。构造沉降特征、岩相古地理、古生物化石及地震资料均表明, 侏罗纪-早白垩世期间, 在板块内部的应力松弛和造山后塌陷作用下, 库车坳陷处于水平伸展应力环境下的裂陷(坳陷)盆地发育阶段(吴朝东和林畅松, 2002;阎福礼等, 2003; Li et al., 2004; 曾联波等, 2004; 何登发等, 2009)。晚白垩世, 由于青藏高原地区Kohistan-Dras岛弧与拉萨陆块碰撞的远程效应, 库车坳陷遭受整体挤压抬升并导致上白垩统大面积缺失(汤良杰等, 2003a)。古近纪库车坳陷又转为近南北向弱伸展构造环境(何光玉等, 2003)。包括克拉苏构造带北缘、北部单斜带在内的盆山过渡带经历了由伸展环境向挤压环境的转换, 这为该地区断裂的反转提供了必要条件。此外地震资料显示克拉苏断裂虽具有较大的逆冲位移, 但其上盘沉积的中生界厚度明显增厚(漆家福等, 2009a, 2009b; 郭卫星等,2010; 王招明, 2014; 谢会文等, 2015), 这也暗示着此断裂发生过反转。根据以上信息判断, 克拉苏构造带盐下层两套断裂系统可能具有不同性质: 克拉苏断裂及其以北的高角度基底卷入断裂系统为南天山海西期造山楔形成以后, 盆山过渡带构造应力环境反转而成; 而克拉苏断裂下盘的低角度逆冲断裂系统则为自中新世以来逐渐增强的挤压背景下形成的次级逆冲叠瓦构造。盐下层构造变形的演化过程归纳如下(图6):

图6 克拉苏构造带构造变形演化模式图 Fig.6 Tectonic evolutional model for the Kelasu structural belt

二叠纪末-三叠纪初, 南天山洋关闭并发生碰撞造山, 南天山迅速崛起(Jia et al., 1998), 导致库车坳陷进入挠曲型前陆盆地发育阶段, 盆地北缘与南天山结合的部位形成构造软弱带。侏罗纪-早白垩世, 由于造山后的应力松弛, 库车坳陷发生陆内裂陷(坳陷), 进入伸展盆地阶段, 沉积中心此时位于坳陷北缘, 并在后期演化中逐渐向南迁移(刘光祥和钱一雄, 2000; 吴朝东和林畅松, 2002; 纪云龙等, 2003; 许建新等, 2006;程海艳, 2014)。北部单斜构造带及克拉苏构造带北缘由于靠近盆山结合部位的构造软弱带, 在伸展应力环境下, 发育多条与盆地走向一致的近EW 向的高角度基底卷入正断层。这些同沉积断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裂陷期的地层沉积, 导致克拉苏断裂以北的中生界较厚。晚白垩世, Kohistan-Dras岛弧与拉萨陆块碰撞的远程效应使库车坳陷整体抬升剥蚀, 形成的区域不整合面成为后期逆冲断层滑脱的重要软弱界面。新生代初期, 库车坳陷在地壳均衡和地幔热活动作用下处于弱伸展环境, 沉积厚层膏盐岩。中新世以来, 印度-西藏碰撞的远程效应传递至南天山, 导致南天山海西期造山带复活, 对库车地区产生与其构造带走向近乎垂直的SN向挤压应力(汤良杰等, 2015)。但此时挤压作用微弱, 尚不足以产生新的逆冲断层, 但克拉苏、克拉北等基底卷入正断层作为先存的构造薄弱带,重新活动所需的差应力较小, 容易被迁就利用。断裂位移向上传播过程中被厚层膏盐岩的塑性流动和褶皱变形所吸收, 最终尖灭于盐层内。上新世库车组沉积中晚期至今, 随挤压应力的逐渐增强, 克拉苏断裂上盘发育冲起构造, 下盘则发育多条深部聚敛滑脱于中生界与盆地基底之间不整合面的低角度次生逆冲断裂。随着应力被盐岩吸收及上覆巨厚沉积物负载的阻挡而逐渐消减, 盐下层断裂逆冲位移越来越小, 最终未能越过拜城凹陷向南扩展。

由于克拉苏冲断带遭受的挤压应力整体呈自南天山向盆地扩展的趋势, 并导致挤压构造变形随着盆山边界一起自造山带向前陆方向迁移(卢华复和贾承造, 1999; 刘志宏等, 2000a; 沈军等, 2006; 许建新等, 2006), 因此大多数研究认为克拉苏断层下盘断裂为“前展式”发育(汪新等, 2002; 何登发等,2009; 郭卫星等, 2010), 即新断裂出现在老断裂的南部。事实上由于受应力变化、先存构造等多种因素影响, 克拉苏地区的逆冲变形可能并非严格按照自北向南依次扩展的顺序发育: 岩石声发射实验表明, 库车坳陷在喜马拉雅运动期间遭受的挤压作用逐渐增强(曾联波等, 2004); 在冲断变形向前陆方向推进的过程中, 随应力增大, 近力端(靠近克拉苏断裂)的逆冲岩席遭受的应力聚集如果来不及释放, 可能导致先存岩席上盘以“嵌入式”发育新的次级断裂,而不完全遵循“前展式”顺序发育。这种情形已被单侧受力的沙箱物理模拟实验所证实。

3.2 盐上层构造变形演化过程

克拉苏构造带盐上层构造变形主要分布于克深6构造部位及其以北, 除受挤压作用外, 还受到基底先存断裂、下伏盐岩等因素影响, 因此其构造变形机制相比盐下层更为复杂。

新生代初期库车坳陷由周缘前陆盆地向再生前陆盆地过渡(Lu et al., 1994), 在干旱-半干旱盐湖环境下沉积了厚层的库姆格列木组盐岩, 成为控制坳陷盐下和盐上不同构造层差异构造变形的重要滑脱层。此时沉积中心位于库车坳陷现今北部山前逆冲推覆带前(谭秀成等, 2006), 克拉苏构造带沉积的厚层膏盐岩为后期克深6等部位底辟作用提供了充足的盐源。中新世, 南天山造山带的重新活动诱发自天山深部向坳陷的斜向挤压应力, 克拉苏构造带北缘的先存基底正断层在较小的挤压作用下也可优先活动, 促使盐上层形成断层传播褶皱。上新世库车组沉积初期, 造山楔向前陆方向的推进导致沉积中心逐渐南移至拜城凹陷位置, 沉降速率此时也达到最大(阎福礼等, 2003)。在上覆厚层沉积物的差异负载作用下, 拜城凹陷沉积的膏盐岩向南北两侧流动并形成盐撤凹陷(余一欣等, 2005, 2007; 唐鹏程等,2010, 2012), 克拉苏断裂顶部膏盐岩明显增厚, 对上覆地层产生较大浮力, 成为膏盐岩聚集的有利弱应力区; 天山抬升造成的地形高差则阻挡了膏盐岩继续向克拉苏构造带以北流动。于是膏盐岩在克深6部位不断聚集增厚并发生底辟拱升, 使盐上层褶皱形态更加明显。喜马拉雅晚期随着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快速楔入(汤良杰, 1997), 南天山急剧隆升, 挤压应力达到最大(曾联波等, 2004; 郑淳方等, 2016), 在强烈的挤压应力下, 早期褶皱核部被破坏形成破冲断层(邬光辉等, 2007; Li et al., 2015; 文磊等, 2016)。

盐上层断裂形成之后, 上盘岩席犹如漂浮在盐岩之上的“盐筏”, 在挤压应力下易于沿断层面滑动,而盐上层断裂形成的弱应力区又反过来促进盐底辟的增强。两者相互作用促使褶皱及其相关断层的持续生长。地震剖面显示克拉苏构造带克深区块盐上层断裂具有较大逆冲位移, 局部甚至出露地表; 在地面地质图上则表现为NEE向背斜、向斜相间排列的线性褶皱构造, 局部被逆冲断层破坏(漆家福等,2009a, 2009b, 2013; 边海光等, 2011), 两者的发育位置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图7)。

图7 库车坳陷盐上层断裂与褶皱叠合图(据邬光辉等, 2007; 谢会文等, 2011; 余海波等, 2015修改) Fig.7 Map showing the shallow faults and folds in the Kelasu structural belt

3.3 盐上和盐下层构造变形主控因素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克拉苏构造带盐下层构造变形为盆山过渡带于侏罗纪在伸展应力环境下形成的高角度基底正断层, 在新近纪发生反转, 并在下盘诱发低角度逆断层组合而成的逆冲叠瓦扇构造, 根本上受控于不同演化阶段应力场由伸展向挤压的转换。盐上层构造变形诱发因素则比较复杂, 与克拉苏构造带先存断裂的复活、沉积中心的迁移、盐岩的塑性流动以及挤压应力的逐渐增强等多种因素有关, 其构造变形主要经历以下阶段: 变形初期, 挤压应力较小, 盐下层先存断裂向上传播导致上覆地层形成强制褶皱; 之后沉积中心向拜城凹陷迁移,在差异压实作用下盐上层形成底辟褶皱; 随挤压应力增强, 当局部差应力超过盐上层的抗剪强度, 褶皱核部开始形成褶皱相关断层(如克深区块), 若差应力小于抗剪强度, 则褶皱保存完整(如大北区块)。这一演化过程与前人研究中关于库车坳陷盐上层断层主要由滑脱褶皱进一步突破而成的观点一致(邬光辉等, 2007; Li et al., 2015; 文磊等, 2016)。此外盐上层断裂两盘岩层显示出比较完整的背斜形态, 且同一时期沉积的盐上层地层厚度差异并不明显(除受同沉积作用影响两翼地层厚于核部外), 即盐上层断裂的发育并未影响到地层沉积, 这一现象也表明断裂发育于褶皱形成之后, 属于褶皱相关断层。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克拉苏构造带盐下和盐上层构造变形机制虽然迥异, 但众多研究已经认识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张君劼和陈书平, 2004; 漆家福等, 2009a, 2009b,2013; 李艳友和漆家福, 2012)。汪新等(2010)依据构造物理模拟实验结果认为盐上和盐下地层之间的构造形态和高点差异较大且没有对应关系, 但克拉苏构造带的地震资料显示盐上层构造变形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发育在盐下层逆冲位移较大的先存断裂顶部(如克拉苏断裂、克拉北断裂), 而克拉苏断裂以南盐下层断裂非常发育, 但盐上层却变形微弱。结合盐上层断裂的发育过程, 认为盐下层构造变形与盐上层构造变形之间有如下关系: 若盐下层存在先存断裂, 这些先存断裂将对后期挤压变形有强烈影响(Giambiagi et al., 2003; Zanchi et al., 2006), 在新近纪复活时直接控制着盐上层构造变形的发育位置和规模; 若盐上层和盐下层构造变形在同一阶段发育,则由于盐岩对构造应力的吸收消减, 盐下层变形不能控制盐上层变形, 两者没有对应关系。

4 盐上和盐下层构造变形主控因素分析

秋里塔格构造带是库车坳陷除克拉苏构造带外另一盐构造非常发育的地区, 地震剖面(图8)显示其盐下层断裂表现出强烈的逆冲作用, 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断裂具有伸展性质。拜城凹陷整体上变形十分微弱, 盐下层断裂不发育, 说明侏罗纪-早白垩世期间库车坳陷的伸展裂陷并没有影响到拜城凹陷。秋里塔格构造带当时远离南天山海西期造山带,造山后的塌陷及热活动诱发的伸展作用也难以波及至此, 该地区不具备发育伸展断裂的构造条件。新近纪的挤压作用随着向前陆方向逐渐减弱, 最终也未能在拜城凹陷及其以南产生新的逆冲断层。现有研究认为秋里塔格构造带在三叠系沉积末期为古隆起构造, 并且在晚白垩世库车坳陷挤压抬升阶段发育基底逆断层(余海波等, 2015)。新近纪-第四纪库车坳陷发生强烈冲断作用期间, 来自于南天山的挤压应力由北向南传递过程中逐渐衰弱, 甚至未能引发拜城凹陷盐下层发生变形, 而这些先存逆断层即使遭受很小的应力也可复活, 但逆冲规模和强度整体弱于克拉苏构造带。至于盐上层构造变形, 除受到盐下层断裂应力向上传递的影响外, 还受到自克拉苏构造带通过重力滑动和顺层挤压传递而来的强烈的挤压作用。此外, 由于南部斜坡带地形高和膏盐岩向南尖灭导致地层之间摩擦力增大的影响, 盐上层应力传递至秋里塔格构造带后受阻, 来自拜城凹陷的盐岩也无法继续向南流动, 于是在秋里塔格构造带基底断裂之上的弱应力区聚集增厚, 导致该地区盐上层构造变形异常强烈, 其构造变形控制因素如图9所示。整体上, 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的变形始于渐新世, 经历了中新世、上新世不同主控因素的持续改造; 而南部秋里塔格背斜带形成较晚, 可能是上新世才开始变形, 变形活动一直持续至今。

5 结 论

(1) 克拉苏构造带盐下和盐上层构造变形在几何形态和发育机制方面有较大差异, 盐下层构造变形可分为两个不同的断裂系统: 侏罗纪-古近纪在盆山过渡带伸展环境下形成的基底高角度正断层后期遭受挤压形成的反转断裂系统, 以及克拉苏断裂下盘于新近纪晚期发育的次级盖层滑脱逆冲叠瓦断裂系统。盐上层构造变形较为简单, 仅在先存基底断裂顶部发育少量线性延伸的褶皱及相关断层。

图8 秋里塔格构造带典型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1) Fig.8 A typical seismic section of the Qiulitage structural belt (see Fig.1 for location)

图9 秋里塔格构造带构造变形主控因素示意图 Fig.9 Cartoon showing the major controlling factors of structural deformation in the Qiulitage structural belt

(2) 盐下层构造变形的主控因素为盆山过渡带在不同地质时期局部构造应力场由伸展向挤压的转换, 主干断裂下盘的次级逆冲叠瓦断裂滑脱深度受中生界底面区域性不整合控制。盐上层构造变形则受控于基底断裂的向上传播、沉积负荷的差异压实、盐岩向弱应力区的底辟上涌、挤压应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北部山前地形高差对盐岩流动的阻挡等多种因素, 其演化过程经历了中新世早期基底断裂诱发的断层传播褶皱、库车组沉积期间差异压实作用诱发的底辟褶皱以及持续强烈挤压作用下背斜核部形成破冲断层等阶段。

打桩设备主要是利用桩锤的冲击力，克服土对桩的阻力，将钢板桩沉到预定设计高程，满足实际施工的需求。根据该航道防冲工程的特点，本工程决定采用定位桩船配置钢板桩打拨机，激振力为240kN，作为U型钢板桩的主要动力设备，钢板桩通过陆运至施工区域附近堤防边，采用汽车吊吊运至运输船，载运钢板桩与定位桩船同步航行进行施工。

(3) 克拉苏构造带盐下和盐上层构造变形几何形态和形成机制与毗邻构造带相比有较大差异, 除与其特殊的构造位置有关外, 还受到构造挤压应力在盐下和盐上层向前陆方向传递方式和距离的差异有关。由于膏盐岩的存在, 盐上层应力更容易向变形前缘传递, 导致秋里塔格构造带盐上层构造变形十分强烈。

情况 5.1 若f3(v)=0,此时最坏的情况是v点关联7个6-面,v的邻点全部为3-点且这些3-点均关联着一个三角形。由R1,R2.1,R3.1或R3.2或R3.4得

事实上, 盐上层构造变形的各个演化阶段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界限, 且盐岩的流动底辟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本文中构造变形阶段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演化过程中变形主控因素的差异。现有研究表明自古近系库姆格列木组盐岩沉积之后, 虽然库车坳陷构造环境整体开始由弱伸展向挤压反转, 但仍具有阶段性(刘洪涛和曾联波, 2004; 曾联波等, 2004;张明利等, 2004; 汤良杰等, 2008; 唐鹏程等, 2010):中新世早期构造活动相对较弱, 南天山的隆升尚未引发山前构造带大规模的挤压逆冲变形, 但先存断裂复活需要的差应力较小, 此时构造变形的主控因素为先存断裂复活; 此后随着沉积中心的迁移及沉降速率的增大, 拜城凹陷盐上层的沉积负荷开始发挥作用; 早-中更新世, 随着板块加速碰撞, 库车坳陷遭受的挤压应力更加强烈(汤良杰, 1997; 贾承造等, 2003; 曾联波等, 2004), 水平挤压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盐岩层的存在可导致构造变形传递的距离更远(Costa and Vendeville, 2002; Bahroudi and Koyi, 2003), 构造物理实验也表明克拉苏构造带盐上层遭受的挤压应力可通过顺层挤压和重力滑动两种方式向变形前缘(秋里塔格构造带)方向传递(陈书平等, 2004), 这将间接导致克拉苏地区盐上层挤压应力消减, 延缓了褶皱相关断层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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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期的完全成本保险试点。2018年4月，按照我国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发布的2018年财政重点强农惠农政策，玉米、小麦、水稻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试点已经正式实施启动，与之配套的《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也明确了对三大粮食作物的更大支持力度。在原有农业保险风险保障主要覆盖直接物化成本的基础上，先期于13个粮食主省200个县试点保障金额纳入地租的完全成本类型农业大灾保险基本已经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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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AlexNet模型输入为固定的224×224×3，GoogLeNet模型输入为固定的299×299×3，该原始模型和本文提出的模型在相同的CompCars数据集中431类车型数据中训练。然后分别在不同输入的尺寸数据下测试各个训练模型的效果，如图7，图8，图9，图10，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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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算子Γ→C(R,R2)在Bμ(R,R2)中是连续的。类似可证Γ→C(R,R2)在Bμ(R,R2)是连续的。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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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状态6(t4～t5)：在t4时刻，iLr减小为零，此时关断辅助开关Sa3，可实现零电流关断.然后负载电流I0通过S4和D2续流，电路处于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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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课程内容建设中，清晰梳理计算思维的科学内涵，完成具体的、典型的计算思维培养内容的抽取、凝练和总结，从计算思维的培养与医学融合的角度出发，构建课程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完成“理论”和“实践”的落地，使医学院校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呈现出活力十足、特点鲜明的面貌，培养学生具备运用计算思维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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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多种措施开源，特别是要利用好非常规水资源。比如说雨洪资源的利用，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把汛期的洪水蓄积利用起来。城市现在也搞了雨污分流，充分利用雨水资源。还有中水回用的潜力也非常大。现在每年城市供水总量是507.9亿m3，污水处理量331亿m3，但是中水回用量只有33亿m3，仅相当于1/10。所以说，下一步中水回用是弥补水资源不足的有效途径。北京市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11年用水量36亿m3，其中中水回用7亿m3。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大力度，通过开源节流并重、管理并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有效应对农业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所以评论家王尧看到《收获》主编程永新今年修订再版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后说道：“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批评里，在文学史著作里，这部分是缺失的。文学史是独断专行的文学史，人们没有仔细讨论过这些文本是如何产生的。”今年也是《十月》和《锺山》创刊40周年，并即将迎来《花城》《当代》创刊、《收获》复刊4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刻，考察刊物与作家、编辑与作家、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发现并走进那些历史中的“现场”，而不仅仅是去描画轮廓、俯视概括，也许能给我们所期待的“新”带来真切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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