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文化遗产景观是经由地域文化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空间传承与形制叠加作用逐步形成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和特定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景观，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表征[1-3]。由于我国地域文化存在异质性和复杂性，表征为文化遗产景观的外在差异性，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作为深层透视景观物质表象下地域文化特征的图解表达形式，为科学解释文化遗产景观与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地域文化景观区划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目前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4-6]。传统村落是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符合人类活动“阶段序列相继占用[7]”规律[3,8]，在整体上延续和传承了我国地域传统文化的典型乡村聚落，地域文化集中体现在传统村落内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景观之中，故而传统村落成为研究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的重要切入点。

关于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建构的研究已有部分成果。国外学者Taylor[9]和Conzen[10]曾采用发生学方法，寻找区域聚落的空间结构或平面形态的共同基因，但其研究并未涉及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建构。国内学者刘沛林等开创性地提出了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认为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单体聚落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构成要素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可以了解不同聚落景观区系间的区际差异性和空间相关性，有助于聚落文化景观区划和深层次解释聚落景观的文化特征要素及其时空演变规律[4,11-13]，并将生物学基因组图谱的基本原理及其表达方式引入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研究，构建了3类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14]；但该方法是基于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分布构建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延续了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研究，景观基因的功能单位由景观要素组成，通过研究景观基因的空间布局和群系性规律绘制基因组图谱，其研究并未深入到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及其排列结构和古地理学风水观指导下的地域文化遗产(形制)景观基因图谱的内涵。王兴中等则从文化生态学视角，将文化景观的“缀块—廊道—基底”3个生态层次拓展到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研究中，构建了包括基因元、基因链与基因形3个层次在内的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图谱，揭示了“景观连续断面复原” 指向和“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的全面结构，使遗产性景观基因图谱重现于现实的地域文化空间中[3]。该方法是基于遗产性景观基因单位的排列结构构建聚落文化遗产形制景观基因图谱，不同于上述的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功能单位由遗产性景观基因元组成，通过“现象学结构主义”的方法揭示文化遗产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但其研究主要面向单体聚落，较少涉及区域内聚落景观基因组空间布局的共性特征及分布规律，与之相关的应用研究仅有韩城古城空间形态基因图谱的构建[15]等少数研究成果。

传统村落的分类研究多是依据自然地理要素[16]、传统功能[17]以及评价指标体系[18]等进行，基于景观基因图谱进行传统村落分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与之相关的有：王彬等运用“景观文化基因图谱”的方法证明文化遗址分布与文化特质之间的紧密关联[19]；刘沛林等基于景观基因识别所传达的聚落景观“意象”的相似性，将建筑特征作为主导性景观识别因子，综合运用地理相关分析法、多因子综合法和主导因子法等，提出了中国南方传统聚落景观区和全国传统聚落景观区的划分方案[20，21]。

本文借鉴生物遗传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基于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建构方法，以陕西省典型传统村落为例，建立了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传统村落的主体性地域文化特质，进而按照地域文化的相对一致性原则划分传统村落群系，旨在丰富和完善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建构和聚落景观群系划分的理论和方法，保护传统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并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再现提供科学依据。

1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的空间单位与构成

文化遗产景观基因是建立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的基本单位，不仅可反映传统村落世代传承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地域文化特征[14,22]，而且可揭示地域文化与文化遗产景观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具有生物遗传学和文化生态学相互交叉的特点。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由全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排列结构及遗产性景观基因之间的分布模式共同组成[14]，因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应包括由遗产性景观基因的排列结构组成的遗传信息图谱和由遗产性景观基因之间的空间布局组成的空间序列图谱、分布模式图谱和地理格局图谱。

1.1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的排列结构

借鉴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图谱的建构方法[3]，从古地理学堪舆文化观控制下的地域文化遗产景观表现规制入手，建立党家村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遗传信息图谱。首先，将党家村文化遗产景观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两种类型，分别进行遗产性景观基因的识别和提取(表2)；其次，基于党家村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识别结果，从遗产性景观基因的排列结构视角，建立包含党家村文化环境遗产景观基因(“筑村有易”)和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宅邸有易”)两种类型、内含遗产性景观基因“元—链—形”3个层次的遗传信息图谱结构(表3)，其中，党家村文化遗产景观遗传信息图谱又分为(平面)合院图谱和(立体)山墙、屋顶与吻兽图谱；最后，从遗产性景观基因的空间分布视角，建立党家村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空间序列图谱(图3)。

通过识别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在传统村落群系中空间分布的共性特征，将其归纳为宗法礼制式、等级规制式、军事防御式、交通吸附式、自由排列式和纽带维系式6种分布模式，并建立相应的分布模式图谱(表4)。

1.2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的空间分布

数学大师陈省身说：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这是一片安静的天地，没有大奖，也是一个平等的世界。数学有很多简单而困难的问题，它们使人废寝忘食，经年不决，一旦发现了光明，其快乐是不可形容的。这位老人在弥留之际，仍舍不得数学。“我要走了，要去数学的圣地希腊报到了。天堂里，一定也有数学之美。”可我们的孩子，游弋在“奥数”的世界，痛苦万状，“数学之美”成了遥远的神话。

国际工程项目所在国家的人文、宗教会有所差异。每一种人文环境和宗教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和习俗，比如假期、或者工作时长等。一旦在投标之前没有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在施工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原本需要工人干活却没有工人无法干活的尴尬境况，从而影响进度，造成损失。

2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的研究区域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陕西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源，其地域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28]。传统村落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研究陕西地域文化特质的重要历史资料库。目前，陕西省已公布第一批171个省级传统村落(包括4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图1)，由于普查申报工作尚在继续，同时省内陕北地区、陕南地区和关中地区地域文化差异显著，因此兼顾传统村落分布的均衡性、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资料获取的完整性，从已公布的传统村落中选取35个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并收集了《陕西古村落(一):记忆与乡愁》[29]、《陕西古村落(二):记忆与乡愁》[30]等相关文献资料和《陕西省传统村落图册》、传统村落规划文本、《传统村落调查登记表》等村落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调研数据，识别和提取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景观基因。陕西省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和地理空间数据云，并利用Google Earth、全能电子地图下载器等软件收集了35个典型传统村落的遥感影像数据，所有数据资料均通过ArcGIS软件进行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绘制。

推荐理由:《新腔》为上海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张怡微最新的抒情文艺论集。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诠释经典，重温文学故事，新解旧文往事。全书分三辑，“爱情为什么变成了历史”，重读王安忆、张爱玲、白先勇、严歌苓、村上春树等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爬梳情与史的辉映。“往日闲愁今日止”，从话本小说与古代戏曲中重探中国文学的情理因缘。“戏台与枷锁”，细读经典影剧，打捞通俗剧中世情练达背后的纹理。

2.2 研究方法与流程

借鉴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和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图谱[3,14]的建构方法，建立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具体流程为：首先，识别与提取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采用特征解构提取法[31]分析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的属性特征，并建立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表1)，综合运用元素、结构、图形和文本提取等景观基因识别方法[32]，按照“内在唯一性、外在唯一性、局部唯一性、总体优势性”[22]的原则，识别与提取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景观特征基因和地域文化特质。其次，基于文化遗产景观特征基因的识别结果，建立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图2)。由于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主要依附于传统村落物质环境与活动场所而存在[33]，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具有可识别性和标志性的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建构图谱：1)从传统村落遗产性景观基因的排列结构上，传统村落是在外部地理风水文化环境遗产景观基因(“筑村有易”)控制下进行村落的选址与布局，表征为“村势有罗”、“村形有灵”和“村内有礼”，并延伸到传统村落内部(“宅邸有易”)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形制之中，如传统民居院落具有普通民居和官宦民居的形制差异。因此，需构建包括文化环境遗产景观基因和文化遗产景观基因两种类型及特定景观基因形制特征的传统村落单体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遗传信息图谱，以及反映遗产性基因空间布局的空间序列图谱[3]。2)从传统村落遗产性景观基因的空间分布上，在区域内基于传统村落群系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之间在地理分布上的共性特征和地域差异，构建传统村落群系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分布模式图谱和地理格局图谱。最后，基于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确定传统村落的主体性地域文化特质，进而划分传统村落群系。

类别因子指标指标解释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特征环境特征村落外部环境特征村落内部环境特征建筑特征传统民居特征主体性公共建筑宗族特征信仰特征习俗特征方言特征选址与格局地理风水环境格局村落形态仿生图案或意象图形空间布局集聚、散居或组团式等街巷格局路网结构平面结构围合、半围合或不围合建筑形制多进合院式或单体院落屋顶造型悬山顶、硬山顶或平屋顶等山墙造型人字形或三角形；马头墙屋脸形式一层或多层建筑用材土、木、砖、石等局部装饰砖雕、木雕、石雕等公共场所祠堂、庙宇、古城寨等姓氏宗族“堂”文化、族谱等信仰对象民间神邸、英雄人物等游艺习俗地方剧种、传统技艺等集市贸易习俗庙会、商贸集会等地方方言所属方言片区

3 陕西省传统村落(单体)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建构

借鉴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建构方法[14]，建立陕西省传统村落(群系)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包括根据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在传统村落群系中空间分布的共性特征而绘制的模式识别图谱，以及为表达传统村落(群系)文化遗产基因组分布模式的地域空间格局而绘制的地理格局图谱。

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排列结构可借鉴文化生态学对文化景观结构的认知方式。文化生态学研究认为，文化与景观同处于一个反馈环中，文化建造或改变景观，同时景观反映并影响文化[23]。景观的空间结构由具有尺度依赖性的“缀块”、“廊道”和“基底”3种结构单元组成，“缀块—廊道—基底”模式的提出为描述景观的结构、文化功能及研究景观结构与文化功能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空间表达方式[24，25]。文化生态学也认为，文化景观的文化生态结构同样包含“缀块—廊道—基底”3个层次，基于“存在主义”观的“现象学”方法推理，将文化景观的生态结构层次拓展到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及其基因组图谱建构中[3]，将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分为3个文化生态结构层次，即：遗产性景观基因元、遗产性景观基因链和遗产性景观基因形，其排列结构为：将遗产性景观基因内部具有均质性的、组成地域文化的最小功能单位作为基因元(即“缀块”)，若干基因元通过排列组合形成具有一定文化功能和形制特征的基因链(即“廊道”)，基因形则是包括若干基因元和基因链在内所传递的地域文化意象 (即“基底”)，按照遗产性景观(形制)基因的“元—链—形”模式构建传统村落(单体)文化遗产景观组的遗传信息图谱。

“基因组”是整套染色体所包含的DNA分子及其所携带的全部遗传指令，基因组的DNA分子可分为基因序列和非基因序列(基因之间的序列)。综合染色体上基因的分布状态、序列特征等绘成的基因组图谱，有助于分析基因组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基因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其实质上反映了遗传学的核心命题:“基因型(遗传因子的组合)+环境=表型”[26，27]。文化地理学也认为，传统聚落景观(即“表型”)是地域文化(即“基因型”)与文化生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文化基因始终是景观的根本属性[20]。因此，可将基因组的研究成果借鉴到文化地理学中，整套染色体类比为研究区域内的每一个传统村落，将DNA分子类比为传统村落内的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则是传统村落所包含的文化遗产景观以及传统村落内全部的文化遗产景观基因。根据研究区域内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空间分布特征，可绘制出传统村落(单体)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空间序列图谱、传统村落(群系)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分布模式图谱和地理格局图谱。

通过分析党家村文化遗产景观的特征基因(表2)，家族祠堂、私塾、门楣家训等呈现出鲜明的姓氏宗族文化特征；“村寨组合”型空间布局、“丁字形”街巷、哨门、看家楼、泌阳堡等防御性公共设施以及韩城行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体现了独特的军事文化色彩；而党家村兼有“市镇型”和“农村型”民居建筑特点的四合院[34]和分银院等主体性公共建筑则反映出商贸文化对该村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党家村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空间序列图谱(图3)，可知遗产性景观基因具有以家族祠堂为中心的空间布局特点，可见祠堂在党家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呈现出“聚族而居”的文化意象，反映了姓氏宗族文化对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影响。

类别因子指标识别结果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特征环境特征建筑特征村落外部环境特征村落内部环境特征传统民居特征主体性公共建筑选址与格局村落选址在黄土台塬下泌水河谷北岸台地村落形态舟形空间布局村寨组合型街巷格局“丁字形”路网平面结构围合式建筑形制具有地方特色的四合院、三合院屋顶造型以硬山顶为主，少量悬山顶山墙造型人字形、三角形屋脸形式门房、厢房为两层，厅房为一层建筑用材砖木结构局部装饰石雕、砖雕、木雕、彩绘和铁饰；民间吉福图案、门楣题字公共场所祠堂、私塾、泌阳堡、文星阁、看家楼、节孝碑、分银院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特征宗族特征姓氏宗族党氏家族、贾氏家族信仰特征信仰对象文昌帝君、文曲星、魁星、孔子、土地神等民间神邸，供奉祖先习俗特征游艺习俗集市贸易习俗过春节闹社火(跑旱船、耍狮子、骑走马、绕花杆、耍神楼等)、秦腔、韩城行鼓；面塑无方言特征地方方言中原官话汾河片

遗产景观基因类型遗产性景观基因元 遗产性景观基因链遗产性景观基因形党家村文化环境遗产景观基因(“筑村有易”)党家村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宅邸有易”)黄土台塬、泌水河；文星阁(风水塔)负阴抱阳(依塬傍水)东西走向葫芦型沟谷仿生图案(村形如舟)主巷、次巷、端巷；民居四合院；合族祖祠、分门分支祖祠、个人祠堂等“丁字形”街巷；四合院的建筑结构和功能布局；以祠堂为中心聚居门房、厢房、厅房、偏院、后院等普通民居：单院窄四合院(如走廊院等)、并列四合院(如“三跨四合院”)；官宦民居：二进四合院(如“旗杆院”)、四合院跨马房等人字形、三角形山墙民宅式：官运型硬山顶、悬山顶；脊饰(牡丹、莲花、云纹等)、鸱吻民顶：民俗图腾系吻兽村势有罗村形有灵村内有礼(平面)合院图谱结构(立体)山墙、屋顶与吻兽图谱结构

4 陕西省传统村落(群系)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建构

本文以陕西省关中东部地区党家村为例，构建传统村落(单体)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党家村位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韩城市的东北方向，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当地居民主要由党、贾两姓组成，党家村分为上寨、下村和新村三部分，文化遗产景观集中分布于上寨和下村，现已基本纳入文物保护范围。目前，党家村仍保持着原有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和民俗传统，地理风水环境、传统街巷格局、民居院落、主体性公共建筑(古堡寨、家族祠堂等)以及惜字炉、古井、拴马桩等历史文化元素保存完整，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丰富，是进行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研究及其图谱建构的典型案例地。

4.1 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分布模式图谱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是一定会产生阻碍机制。苏联出现这个机制，是有其原因的。它实际上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和官僚对阶级统治的曲解的副产品。苏联不存在有人有意识地企图阻止苏联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人专门设计这种机制。在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是：

4.2 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地理格局图谱

依据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分布模式对陕西省35个传统村落进行归类，绘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地理格局图谱(图4)。该地理格局图谱具有以下特征(表5)：1) 从分布模式上看，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分布以宗法礼制式(10个)和交通吸附式(10个)为主，其次为军事防御式(6个)、自由排列式(4个)、纽带维系式(3个)和等级规制式(2个)。从侧面反映出姓氏宗族文化和交通商贸文化对陕西省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军事/政治文化等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从地理格局上看，关中地区的传统村落主要以宗法礼制式、等级规制式和军事防御式为主，具有中轴对称、等级分明、布局规整的特点；陕南地区的传统村落主要以交通吸附式和自由排列式为主，同时也是遗产性景观基因类型非常丰富的地区；陕北地区的传统村落则以宗法礼制式和自由排列式为主。

分布模式代表性传统村落村落特征描述排列模式图解宗法礼制式杨家沟村按照马氏家族不同堂号的等级秩序分布有重庆堂、吉庆堂、厚德堂、达仁堂等窑洞宅院，体现出等级鲜明、严谨布局的特点[35，36]等级规制式莲湖村长期作为富平县城治，遗产景观基因组的空间分布格局为：“以文庙为中心，三街四门十巷”军事防御式灵泉村整体呈现出村寨组合型防御空间格局，遗产性景观基因围绕民居院落构成多重防御空间体系交通吸附式蜀河村遗产性景观基因组沿蜀河和汉江分布，形成“一街数巷”的空间分布格局自由排列式艾家沟村遗产景观基因组不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则，依地形呈曲线或折线形排列纽带维系式泥河沟村保存有世界上最完好、面积最大的千年古枣树群，遗产景观基因组环绕古枣园分布[31]

4.3 基于基因组图谱的传统村落群系划分

综合分析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特征，确定传统村落的主体性地域文化特质，进而划分传统村落群系。每个传统村落可能具有多种地域文化特质，其共同作用于传统村落内的文化遗产景观，而不同地域文化特质对传统村落的作用强度不一。通过分析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遗产信息图谱，可反映出传统村落的主体性地域文化特质，并将其归纳为姓氏宗族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交通商贸文化、产业文化和农耕文化6类主体性地域文化特质。结合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特征，按照传统村落主体地域文化特质的相对一致性，将陕西35个典型传统村落划分为宗法礼制型、政治中心型、军事防御型、交通商贸型、特色产业型和农耕传统型6种类型(表6)。

分布模式村落名称分布地区村落特征描述宗法礼制式等级规制式军事防御式杨家沟村陕北地区马氏庄园有重庆堂、吉庆堂、厚德堂、达仁堂等窑洞四合院建筑群，遗产性景观基因按照马氏家族不同堂号的等级秩序分布贺一村陕北地区党氏庄园是陕北高原上最完整、最具特色的城堡式窑洞建筑群，遗产性景观基因依山势呈阶梯状分布，具有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的特点刘家峁村陕北地区姜氏庄园是全国典型的城堡式窑洞庄园，由上、中、下三重窑院组成，遗产性景观基因呈现中轴对称、严谨而富于变化的特点党家村关中地区具有村寨组合型空间布局，遗产性景观基因主要围绕家族祠堂集中分布尧头村关中地区渭北地区历史上著名的民用陶瓷烧造和贸易地，遗产性景观基因以古商业街为中心，在按照宗族划分的区域中相对集中分布，呈正方十字形格局神泉村陕北地区遗产性景观基因具有以高氏庄园为核心，外围建筑从东、西、北三面拱卫的空间格局湛家湾村陕南地区随着湛氏家族的壮大而形成的村落，遗产性景观基因空间布局以3个池塘为中心，湛氏家族所建的7个阁楼式院落均为合院式布局，具有横向排序、形制相似、中轴对称的特点万福村陕南地区遗产性景观基因具有联排合院式的空间布局特点伍仙村陕南地区属尤氏家族，遗产性景观基因为尤家大院，采用传统合院式布局梁带村关中地区梁姓保存完整的古文化村，遗产性景观基因集中分布于老村，传统民居大多呈现合院式布局莲湖村关中地区长期作为富平县城治，遗产性景观基因具有“以文庙为中心，三街四门十巷”的空间布局万家城村关中地区为古代军事要塞，村东侧为普润县城，遗产性景观基因呈现方形城制格局，具有鱼骨状道路网和规整的南北向房屋布局张寨村陕北地区遗产性景观基因考虑了战事防御，与地势相结合灵活布局等驾坡村关中地区遗产性景观基因呈现(放射连排型)南北阵列式格局孙塬村关中地区一代药王孙思邈的出生地，村古堡具有北方防御城市格局特点，遗产性景观基因呈现“一纵三横”的紧凑空间布局灵泉村关中地区汉代淮阴韩信屯兵营地，与韩信城遗址并为一体，整体呈现出村寨组合型空间布局，遗产性景观基因集中分布在村落的西南角，围绕民居院落构成多层防御空间体系柏社村关中地区以防御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聚落，围绕“衚衕古道”、古城堡、北堡、南堡西城、东城，遗产性景观基因呈现圈层式空间格局桃渠塬村关中地区曾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前哨基地，遗产性景观基因呈现较为规整的棋盘式格局，现保留有爷台山反击战指挥部旧址和清代古城墙遗址

续表

分布模式村落名称分布地区村落特征描述自由排列式交通吸附式纽带维系式魏塔村陕北地区遗产性景观基因依地形呈组团式布局艾家沟村陕北地区遗产性景观基因依地形呈曲线或折线形排列郭家沟村陕北地区遗产性景观基因依地形呈分散组团式布局东红村陕南地区遗产性景观基因依地形呈组团式布局，最具地方特色的是石板路和石板房石船沟村关中地区客家人聚集形成的村落，遗产性景观基因向河道沿线集聚，呈带状分布二郎坝村关中地区是三国之后傥骆道的重要驿站，遗产性景观基因沿东西向老街两侧集中布置，传统民居融合了川西和关中民居的特点沙坪村陕北地区明清时期较繁华的古驿站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遗产性景观基因沿古驿道两侧集中分布木头峪村陕北地区是走西口的驿站和秦晋商贸的码头，遗产性景观基因沿黄河西岸集中分布，以戏楼滩为核心，形成近似棋盘式的道路网格局峪口村陕北地区地处黄河与乌龙河交汇处，具有传承百年以上手工造纸技艺的古村落，遗产性景观基因主要沿黄河西岸集中分布，具有沿南河神-北霸王-中观音楼建筑主轴两侧布局的特点，传统造纸作坊建在乌龙河畔青木川村陕南地区为陕西、四川和甘肃三省交界处的边贸重镇，遗产性景观基因类型丰富，集中分布于金溪河东侧的回龙场老街蜀河村陕南地区汉江上游的商贸重镇，鄂、陕、川三地交汇的重要物流集散地，遗产性景观基因沿蜀河和汉江分布，形成“一街数巷”的街巷格局营梁村陕南地区地处任河、渚河和汉江交汇处，在清中后期成为汉江中上游地区重要的水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遗产性景观基因主要为会馆群，分散布局于三河交汇的山梁上四合村陕南地区古为繁华的商道，遗产性景观基因沿“丫”字形老街两侧集中分布，“前店后宅式”传统民居受湖广移民文化影响，具有典型的徽派建筑特征凤镇街村陕南地区自古以来是连接南北方货物集散的“水旱码头”和沟通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重要商贸集镇，遗产性景观基因沿S形老街两侧集聚，呈带状空间布局铁佛寺村陕南地区自古是通蜀栈道青泥路上的主要驿站，遗产性景观基因依据“五龙戏珠”的空间意象，形成以铁佛寺为中心的组团式布局茨沟村陕南地区明末清初湖广移民在此定居形成的古村落，村落周围的清代凤堰古梯田为移居当地的湖南长沙府吴氏家族所建，遗产性景观基因主要围绕凤堰古梯田分布泥河沟村陕北地区当地已有1300多年的红枣栽培历史，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面积最大的千年古枣树群，形成遗产性景观基因环绕古枣园分布的格局

注：根据《陕西省传统村落图册》、《陕西省古村落(一、二)：记忆与乡愁》、《传统村落调查登记表》等村落资料和已有文献资料整理所得。

传统村落类型主体性地域文化特质传统村落宗法礼制型姓氏宗族文化(受传统宗法礼制思想的深刻影响，遗产性景观基因组按照宗法等级秩序分布或以家族祠堂为中心集中分布)陕北：贺一村、刘家峁村；关中：党家村、梁带村、石船沟村；陕南：湛家湾村、万福村、伍仙村政治中心型政治文化(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符合一定的营建规制，后因行政中心的变迁而由县城演变为普通村落)关中：莲湖村、万家城村军事防御型军事文化(保留有与历史上军事活动相关的遗址景观，或布局体现出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陕北：张寨村、杨家沟村、神泉村；关中：等驾坡村、孙塬村、灵泉村、柏社村、桃渠塬村交通商贸型交通商贸文化(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集镇及物流集散地)陕北：沙坪村、木头峪村；关中：二郎坝村；陕南：青木川村、蜀河村、营梁村、四合村、凤镇街村、铁佛寺村特色产业型产业文化(形成以某类产业为主的地域文化特质，如峪口村的手工造纸业)陕北：峪口村；关中：尧头村农耕传统型农耕文化(保留传统的农耕自然经济模式)陕北：魏塔村、艾家沟村、郭家沟村、泥河沟村；陕南：东红村、茨沟村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鉴国内两种代表性的景观基因组图谱建构方法，以陕西省35个传统村落为例，构建4类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传统村落的主体性地域文化特质，进而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传统村落进行群系划分。主要结论如下：1)借鉴文化生态学中景观 “缀块—廊道—基底”模式和生物基因组学的研究成果，构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包括反映遗产性景观基因排列结构的遗传信息图谱、反映遗产性景观基因空间分布规律的空间序列图谱、分布模式图谱和地理格局图谱；2)通过识别与提取陕西省35个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并以党家村为例，构建了传统村落(单体)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遗传信息图谱和空间序列图谱,绘制了陕西省传统村落(群系)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的分布模式图谱和地理格局图谱；3)基于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识别出传统村落的主体性地域文化特质，将35个传统村落划分为宗法礼制型、政治中心型、军事防御型、交通商贸型、特色产业型和农耕传统型6种地域文化类型。

鲁西地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构造应力场数值模拟……………………………………………………………………胡秋媛（3.1）

本文是在对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的基础上，探索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的建构，对于探索不同地域文化类型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单体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空间修复指向具有实践意义，同时为从地域文化视角划分传统村落群系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虽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图谱为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空间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经过长期发展，传统村落内部存在一定的基因“变异”和功能变化，同时还面临传统村落居民对现代化的生活空间质量需求，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寻找不同地域文化类型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提高传统村落居民的生活空间质量，将成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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