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环境政治”这一术语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随着全球环境问题频繁出现，该话语体系开始深入人心。尽管如此，环境政治的概念迄今尚无定说。尼尔·卡特(Neil Carter)认为，“环境政治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亦是环境政治学固有的庞大问题群。”*〈日〉丸山正次著，韩立新译《环境政治理论的基本视角——对日本几种主要环境政治理论的分析与批判》，《文史哲》2005年第6期。郇庆治提出，“环境政治是指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政治性理解与应对。”*郇庆治：《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3期。刘稚的看法是：“环境政治是从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综合性很强、覆盖面很广的问题。”*刘稚：《环境政治视角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合作开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环境政治是指人类从原生环境问题*原生环境问题也叫第一环境问题，主要由自然演变和自然灾害所引起，如地震、洪涝、干旱、台风、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与次生环境问题*次生环境问题也叫第二环境问题，主要由人类活动所引起。次生环境问题一般又分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两大类，如乱砍滥伐引起的森林植被的破坏、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大面积开垦草原引起的沙漠化和土地沙化、工业生产造成大气、水环境恶化等。的角度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政治性理解与应对，是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环境所展开的一系列问题群及应对策略。作为非主流政治的一个分支，环境政治与非主流政治过程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环境政治的发展受到来自政府机构、社会力量、国际组织，甚至极端团体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环境政治的发展又促使了上述团体的认知革新，不断将环境政治概念内化为一种群体思维概念。二战后，在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推动下，环境政治独特的理念和行动方式有力冲击了传统的垄断型或威权型政治格局，继而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标识，并促进了整个非主流政治圈的政治发展。尽管环境政治发轫于西方，但二战后由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环境政治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展露端倪，方兴未艾。

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由于经验不足，其现代化进程严重忽视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日趋突出,逐步唤醒了缅甸社会各阶层的环境意识，环境政治开始萌芽发展。尤其是2010年缅甸开启政治转型*从传统的政治转型研究范式来看，政治转型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变化，而政治体系的核心内容则是围绕权力建立起的政治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体系最显著的变化是以政治变革为主导的民主化浪潮，是一种全局性的政治结构改变。然而在缅甸，以变更传统政治格局为主线的政治转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发展的表现。这种局部性的政治改良及过渡形式，不涉及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化进程。但由于缅甸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民主化力量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而政治结构也相应产生了调整，因此本文将缅甸的政治发展进程定义为局部的政治转型过程。后，在威权主义消退和政治民主化思潮涤荡的双重影响下，缅甸的环境政治展现出空前的活力，不断与民主化进程产生共振效应。在转型期间，缅甸环境政治的发展动力、外在表现均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着缅甸环境政治的发展趋势，如果对这些要素疏于把握，就容易对当前缅甸环境政治的认知产生偏差*目前关于缅甸环境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缅甸环境政治问题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该类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Adam, Simpson,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Energy,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Thailand and Myanmar (Burma):A Crit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GBR: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翟崑、宋清润：《缅甸过程转型中的动力与博弈》，《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4)》(总第7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李晨阳：《缅甸政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当代世界》2014年3月；“Myanmar：Agri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itial Sector Assessment, Strategy, and Road Ma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Series, April 2013；The Burma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BEWG), Burma’s Environmen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 Thailand: Wanida Press, 2011. 二是归纳总结了缅甸环境政治发展的状况。该类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David A. Raitzer, JindraNuella G. Samson and Kee-Yung Nam,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Myanmar”,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67, December 2015；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Myanmar”, 23 May, 2014,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17/Biodiversity%20strategy%20and%20action%20plan.pdf.三是梳理了缅甸社会几种类型的环境运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分别为王冲：《缅甸非政府组织反坝运动刍议》，《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Tun Myi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SPDC’s Myanmar”, Myanmar: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Myanmar’s Developmen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02.。因此，本文将围绕缅甸政治转型前后环境政治发展的不同特点、影响环境政治的发展因素以及环境政治产生的影响等几方面展开论述，探讨当前缅甸环境政治的本质，同时，也从侧面来管窥缅甸当前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 缅甸政治转型前的环境政治

(一)发展阶段

在2010年政治转型以前，缅甸的环境政治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缅甸独立至1988年。在这一时期，缅甸大部分时间处在以奈温为代表的军人集团的极权统治之下(1962—1988年)。军人政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结构，其往往意味着社会政治发展的断裂*曹沛霖、陈明明、唐亚林主编《比较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97-398页。。奈温集团发动政变上台后，不仅完全否定了吴努时期的议会民主制度，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管控也愈发严格，甚至严厉镇压针对军人政权的抗议活动。从吴努政府到奈温政府，缅甸的政治从有限、分权政府向全能、集权和专制政府转化，走向了政治现代化的反面*李晨阳：《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1962—2006)》，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2-255页。。在奈温军人集团的极权统治之下，缅甸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事实上是某种程度的倒退，包括环境政治在内的非主流政治，基本没有发展空间，因此，在这个阶段，缅甸亦无环境政治之说。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8年至2010年。始于1974年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几乎席卷了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缅甸亦不例外。1988年缅甸发生大规模民主化运动，以苏貌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宣布接管国家政权。与奈温时期实行的一党专政相比，新的军人政权尽管打压其他政党，但并未解散这些事实上对缅甸政治发展作用有限的政党，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缅甸多党制的躯壳。在某种程度上，新的军人政权实现了从极权政体向威权政体的转型，进入了民主政体转型的自由化阶段,并放松了对政治异己的打压，局部扩大了公民自由权利*李晨阳：《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1962—2006)》，第315-344页。。在此背景下，缅甸的环境政治无论是在政府层面，抑或非政府层面，都初现端倪。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在全校师生齐诵《中庸》中纪念孔子诞辰暨新生开笔礼活动圆满落幕。

(二)表现特征

在极权统治和威权统治的双重影响下，政治转型前的缅甸环境政治，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质。其一，环境政治体系发展不成熟。虽然早在1989年，缅甸林业部就设立了全国环境事务委员会(NCEA)，主管全国环境事务；2010年林业部完成改制，更名为环境林业保护部(MOECAF)，主要负责统筹全国的环境工作，但是，这些机构却鲜有作为*冀亚锋等：《缅甸油气勘探开发中的环境问题研究》，《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4年第2期增刊。。可以说，新军人政权在执政初期，对环境政治的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热情。在“开放门户”的政策背后，是军人政府将环境资本迅速转化为经济积累的一种政策性手段。时任缅甸外长及环保部长吴翁觉(U Ohn Gyaw)甚至表示，缅甸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经济欠发达所致*Tun Myi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SPDC’s Myanmar”, Myanmar: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Myanmar’s Developmen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0.。为建立环境政治体系，缅甸和平发展委员会(SPDC)相继出台了一些环境法律和政策(参见表1)，但由于规定不够具体，内容不够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在缅甸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极为有限*Myo Nyunt,“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Myanmar”, Asia Europe Journal, No.6，2008, pp.293-306.。就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而言，虽然其环境政治已经萌芽发展，但总体表现不成熟，民众参与度不高。

表1 政治转型前缅甸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主要法律条款

名称年份描述工厂法案1951妥善处理每个工厂的废弃物，优化清洁程度，保障健康，预防危险事件。公共健康法1972保障并促进公共健康事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公共环境健康。领海及海洋区域法1977执行《领海及领海区域管理法》，界定海洋区与毗连区，并保护海洋环境。外国船只捕鱼权利法1989保护鱼类资源的同时，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到渔业中去。海洋区捕鱼法1990保护并系统性地管控鱼类资源。杀虫剂使用法1990指导缅甸农业服务部门分析并测试杀虫剂，并对农作物进行生物功效实验。私营工业企业法1990在地区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防止环境污染，并促进节能减排。森林法1992预防破坏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的非法行为，并保护及恢复森林。植物害虫检疫法1993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缅甸，控制入侵物种的传播。边境与种族发展法1993保护不同种族文化，维持边境和平。国家环境条例1994综合性的环保条例。缅甸矿物开发管理法1996关注由矿业开发所导致的有关环境问题。

(续表)

名称年份描述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法1998保护文化遗产免受人类活动及自然灾害的侵袭。耕作法2002促进农业发展，保护土壤。水资源保护法2006保护河流及水资源。新宪法(第一章、第四章)2008规定了中央政府、各省、邦政府及公民个体保护环境的义务。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2009部署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Benjamin Sovacool,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in Myanma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4, No.2, 2012, pp.217-232.

其二，环境政治被边缘化现象严重。在军人威权统治下，缅甸的社会民主力量普遍处于蛰伏状态，环境政治等非主流政治发展缓慢。尽管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是政治转型前的缅甸环境政治几乎不能正常发声，其诉求几无回应，影响力十分有限*Adam, Simpson,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 Energy,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Thailand and Myanmar (Burma):A Crit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GBR: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 p.56.。在行动层面，虽然新军人集团当政期间，也有若干非政府组织被默许在缅甸开展工作，但主要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项目承包商，关注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民生领域。截至“纳尔吉斯”风暴来袭之前，有据可查的缅甸环境非政府组织仅有14个*段然：《NGO在缅甸政治转型与对外关系中的作用(1988年至今)》，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3月，第19-21页。。

资金投入大幅增加后，缅甸环境管治指数持续上升。例如，2005年，缅甸环境事务委员会全年的费用支出仅为1226万缅币，约合9048美元*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 “Myanmar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https://www.adb.org/countries/myanmar/publications, Sept.19,2017.。微乎其微的管理投入致使缅甸未被纳入国际环境管治指数(ESI/EPI)的考察之列。然而到了2014年，缅甸加大环境管理的资金投入后，获得了27.44分的环境评分，位居全球第164位。2016年，缅甸的评分已增至49.2分，跃居世界第151位*Hsu, A.etal, “2016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http://www.epi.yale.edu., Nov.2, 2017.。

二 缅甸政治转型后环境政治的发展

2010年11月7日,缅甸举行了时隔20年的首次大选，以吴登盛为首的巩发党赢得选举。吴登盛政府积极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在此浪潮中，缅甸的威权体制逐步向民主体制过渡，环境政治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迅速成长。

(一)环境组织体系日益完善

从政府层面来看，大选后，吴登盛政府立即着手建立新的环境政治体系。新体系从顶层设计入手，逐步开启自上而下的机制改革。在机构建设方面，中央政府于2012年成立环境与资源保护部(MONREC)，取代了环境林业保护部(MOECAF)与全国环境事务委员会(NCEA)，成为唯一分管环境事务的政府部门。通过整合分散的环境管理部门，中央强化了其在环境事务方面的监管力度*David A. Raitzer, JindraNuella G. Samson and Kee-Yung Nam,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Myanmar”,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67, Dec.2015, p.28.。在权力分配方面，新体制强调基层工作与顶层设计并行，充分发挥民主化的优势。随着政治转型的推进，社会民主力量开始复苏。表现在环境政治方面，则是普通民众及地方团体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促使中央的环境管理权力向地方过渡。地方议会的话语权不断提高，从中央到地方的环境制度建设日趋成熟*Ibid., p.29.。在发展战略方面，吴登盛政府上台后立即开启了包容性政治进程，出台新环境保护法的同时，不忘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平衡*转引自韩正《缅甸吴登盛政府经济改革的原因、措施及评价》，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第19页。。这一发展理念在民盟执政掌权后得以延续，2016年8月，在“21世纪彬龙会议”召开期间，自然与环境议题成为大会的五大主题之一，足见中央政府对环境政治的重视*王趸兴：《缅甸民盟政府的国家治理及面临的挑战》，《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

2）多数海岛柴油机烟气所余热能可以满足生活垃圾垃圾干燥，其技术路线是可行的。干燥后的垃圾热值高，易于焚烧，环境污染小。

从非政府组织层面来看，政治民主化为环境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在数量上，政治转型以来，缅甸社会涌现出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2012年，仅在缅甸官方注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就达到270余个*NyeinNyein, “NGO Registration Law to be Drafted”, http:// www.irrawaddy.org/archives/11784, Jan.23, 2018.，而实际存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量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其中，活跃在缅甸的环境组织已突破40个*The Burma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BEWG), Burma’s Environmen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 Thailand: Wanida Press, 2011, p.27.，相较于“纳尔吉斯”风暴侵袭前增长了1.86倍有余*该数据为笔者对《NGO在缅甸政治转型与对外关系中的作用(1988年至今)》(段然著，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3月)及Burma’s Environmen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Thailand: Wanida Press, 2011)两种文献提供的数据对比后所得。。一些域外的环境组织也开始密切关注缅甸环境政治的发展*The Burma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BEWG), Burma’s Environmen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 Thailand: Wanida Press, 2011, p.27.。在组织模式上，缅甸环境组织也呈现出系统化的发展特点。首先，各大组织不再单独开展行动，而是通过沟通协调，在缅甸建立起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联系网络。其次，环境组织内部分工进一步细化。以往环境组织在缅甸开展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倡导生态公益，但随着政治转型的不断深入，缅甸环境组织内部分工已分化为环保运动与政治运动两大主干，并通过与缅甸各大政党开展合作的方式，逐步发展为缅甸环境政治体系中的一块重要拼图。

(二)环境政治运动日趋活跃

根据地勘资料，本工程区水位年变化幅度为1.00～3.00m。据汉台区近年来的水位变化幅度，确定场地抗浮水位标高为499.79m。本工程地下室约12.00m，底板高程约506.70m，故本工程可不用考虑施工降水及抗浮水位的问题。其他工程若地下水位较高，需考虑地下室的整体抗浮以及大开洞、汽车坡道、下沉庭院等处不利区域的局部抗浮问题。为解决抗浮问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增加顶板覆土、增加底板配重、设置抗浮桩和抗浮锚杆等抗浮措施[6，7]。

1.非政府组织层面的环境运动

第三,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用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非正规金融组织资金不足的缺陷，共同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

反坝运动与反投资运动是缅甸最为突出的环境运动形式。缅甸政治转型后，环境政治逐步摆脱了被主流政治边缘化的困境，非政府组织倡导的反坝运动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环境政治中的主要运动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普遍认为，水坝建设在满足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伴生着影响生态的不良因素*王黎曦：《缅甸国际非政府组织反坝运动及因应对策研究——以密松事件为例》，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12月，第32页。。受此思潮的影响，缅甸环保界的众多力量纷纷加入到国际反坝运动的队伍中。密松电站遭到搁置是缅甸最具标志性的反坝运动事件，环境非政府组织在此次运动中释放了巨大的力量。在其推动下，整个“反密松”运动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组建反坝团体联系网络。活跃在缅甸的众多非政府组织，包括缅甸河流组织、克钦发展网络组织、地球权益组织等，通过缜密沟通和策划后，达成利益共识，共同制定关于“反密松”的具体行动方案。然后，各组织依据分工筹划示威游行，鼓噪地方民众参与反坝运动，并利用互联网等传播工具，将事先准备好的音频和视频资料，以多种语言形式散播，通过此举巧妙将反坝运动主战场从台前转向幕后。反坝运动最后阶段的实质是扩大国际影响，形成国际压力。通常的做法是在运动的最后阶段，反坝组织向国际法庭递交诉讼，并请求欧美法庭仲裁反坝案件，以此增加国际社会对环境议案的关注度*王冲：《缅甸非政府组织反坝运动刍议》，《东南亚研究》2012 年第4期。。

在反投资运动方面，缅甸的运动形式主要呈现为两类。一类是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大规模反投资运动。政治转型以来，缅甸国内外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开始尝试利用反对外国投资的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例如，2015年4月，日本公司东洋泰(Toyo-Thai)与缅甸联邦政府签署了一项价值28亿美元的燃煤合作项目，环境非政府组织组织了项目所在地安德村(Ann Din)近6000名村民参与严重抗议活动*“‘No Coal, No Toyo-Thai’: Mon Villagers Rally Against Plant”, Myanmar Times,http://www. mmtimes. com/index.php/national-news/14307-no-coal-no-toyo-thai-mon-villagers-rally-against-plant.html, Feb.1, 2018.。随后事件持续发酵，至2015年9月，缅甸电力部与外国公司之间签订的11个煤电协议悉数被搁置，反投资运动取得巨大成功*“Coal Power Projects to Be Delayed”, Myanmar Times, http://www.mmtimes.com/index.php/business/16245-coal-power-projects-to-be-delayed.html, Oct.2, 2017.。另一类是缅甸部分地方组织发起的反投资运动。随着政治转型步入深水区，一些地方组织越来越关注当地的环境权益，地方环境政治运动也明显增多。例如，以缅甸“实兑大学若开社会事务协会”为代表的众多地方组织，实际上都是组织领导反投资运动的推手*Adam, Simpson,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 Energy,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Thailand and Myanmar (Burma):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GBR: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 p.119.。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主动应对市场经济的需求、适应信息化下激烈的全球竞争而提出的重要举措。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创新型技术革新为主导，创新创业对经济的贡献力逐渐增强。据统计，每位在校本科生都有机会接受一次创业教育方面的培训。［1］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创业教育教学，使学生掌握创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创业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了解创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促进学生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

2.环境倡议活动与政府整改

除反坝运动与反投资运动外，其他比较突出的环境政治运动主要有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倡议活动及政府对国内企业的环境整改行动。在倡议活动方面，非政府组织以理性维权为宗旨，秉持“非暴力”原则，劝谏政府在环境事务上更加尊重民意。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斡旋的非政府组织，以其多元化的网络路径，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构建起沟通机制，从国家利益的层面分析解决环境问题，避免双方在环境问题上爆发直接冲突。在此基础上，非政府组织广泛倡议缅甸政府发展包括小型水电站、生物燃料电站以及普及太阳能等民生项目，希望通过实际工作改善缅甸民众生活状况，树立环境信心*Ibid., p.84.。在整改行动方面，军政府执政时期积累的大量环保问题，在民主化思潮的推动下集中爆发。面对国内严峻的环境安全形势，缅甸人民不再姑息存在环保隐患的生产活动。一些企业内部甚至自发成立工会组织，自觉对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Govt Orders Factory to Close And Conduct Impact Assessments”, Myanmar Times, http://www. mmtimes.com/index.php/national-news/yangon/24394-govt-orders-factory-to-close-and-conduct-impact-assessments.html, Feb.1, 2018. 。与此同时，新政府也积极回应社会诉求。2016年12月，敏莱泰莱雅工业区的一家缅甸本土塑料制造公司遭员工检举，称公司生产活动存在环境污染问题，仰光地方政府闻讯后，立即派遣调查团对该企业进行查处*Ibid..。

三 缅甸政治转型后环境政治发展的原因

缅甸环境政治领域的变革一方面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却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优化产业结构而言，缅甸社会各阶层已经逐渐认可了环境政治对产业结构的改良作用。在环境政治的引领下，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开始构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零和博弈的关系在生态理论的解释体系下开始松动，二者在方法论的范畴内有了良性互动的可能*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环境和经济的双赢模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缅甸自然也不例外。在此趋势下，缅甸国内的环保理念趋于一致，政府开始构建高标准的环境政策及法律法规，以期促成产业结构升级。一些粗放型、资源掠夺型的企业逐渐被拒之门外，而一些新兴、环保产业以及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从长远规划来看，政治转型带动下的经济转型对缅甸经济发展的回报率较大，经济结构的良性循环也是缅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路径。

(一)政治民主化改革为环境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政治民主化改革无疑是环境政治发展的一针强心剂。自2007年由僧侣领导的“袈裟革命”遭到暴力镇压后，缅甸民众及国际社会对缅甸军人统治已完全丧失信心。迫于压力，新军人政府于2008年5月宣布举行全民宪法公决*廖亚辉：《独立以来缅甸政治转型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第75页。，并承诺将举行大选。新宪法规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将组建新一届政府。在此之后，缅甸民主化转型正式开启，缅甸环境政治的发展也因此步入正轨。在民主改革的趋势下，缅甸政府在应对环境问题时，一改往日僵化的政治作风，在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同时，对民主监督力量也不再排斥。例如，新政府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戒心在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进程中逐渐消退，转而与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共识。与此同时，环境组织的活动边际也迅速拓展，开始涉足一些新的领域。从范围上来看，在西方国家对缅实施经济制裁期间，缅甸环境组织的活动仅限于人道主义关怀，而转型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在缅开展环境调研、向缅甸政府增派环境顾问、对缅甸环境建设予以援助、在重要城市设立办事处、向政府缴纳会费并接受政府管理、组织人员参与环境运动等等*孔志坚、雷著宁：《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缅甸的发展及其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4期。。从功能上来看，环境组织的权限有所放大，现阶段缅甸中央政府对环境组织的包容性增强。在摆脱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危机后，环境组织不仅在政策方面给予缅甸当局更多的智力支持，同时有效推动了民间环境政治的发展。从传播上来看，新闻审查制度放宽后，信息自由传播由理论转变为实践，环境政治的舆论优势也随之展现出来。新媒体的介入更让环境政治逐渐脱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触手可及的政治议题。

长沙为湖南省省会，位于湖南的东部偏北，坐标为 111°53′—114°5′E，27°51′—28°40′N，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春、夏季冷暖气流交汇频繁，容易产生强对流天气及雷暴活动。长沙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7.4 ℃，年平均降水总量为 1 475.7 mm，平均降水日数为 154.7 d，年平均雷暴日为 47.7 d，属多雷区。 据不完全统计，2002—2017年长沙地区共计发生雷电灾害事故1 807起，造成22人死亡，3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 584.92万元。

(二)资金投入力度加大为环境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政治转型以来，较为充足的资金保障成为环境政治快速发展的一大动因。在政府层面，缅甸中央财政收入比较稳定，现阶段用以发展环境政治的资金主要由缅甸政府的固定拨款、商业活动收益、国内外捐款及国际组织援助四个部分构成*Hla Maung Thein, “Myanmar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Law, and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Rules and Guidelines Preparati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Series,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Forestry, Sept.21, 2010, p.10.。此外，新环境法在第7部分第15条指出，造成环境污染的相关负责人须承担补偿责任，利用自然资源获益的商业群体须将部分收益用于发展环保事业*Dr. San Oo, “Sustainability Roadmap for Myanmar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Series, PPT of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Forestry (MoECAF), Jan.20, 2015, p.9.。法案同时规定，任何在经济特区或指定区域内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及组织均有义务缴纳相关环保税费*Ibid., p.11.。

在非政府组织层面，由于各组织间的性质差异较大，因此获得资金的渠道相对分散。一是环境组织本身的会费和营业收入；二是通过与国外官方机构、财团建立联系，争取援助；三是社会捐赠，通过民众的慈善捐款获取资金，包括民间自发组织的直接以及间接捐赠；四是发达国家教会的慈善发展援助，利用宗教文化纽带发展与发达国家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的关系，以获得资金援助；五是从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财团获得资金援助(参见表2)。

表2 缅甸部分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情况

名称工作范畴资金来源国际地球权益组织(ERI)关注区域性环境问题，培养环境治理的新生力量，开展环境运动。接受绿色回应组织(EGF)援助，同时受美国国内税收法第501(c)(3)条保护，无需缴纳收入税。国际志愿者服务协会(AVSI)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意大利政府、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生计和粮食安全信托基金(LIFT)。意大利OIKOS学院(OIKOSInstitute)关注生物多样性，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欧洲委员会援助。乐施会(Oxfam)社会民生、水和环境卫生、公民社会的发展。自有资金、英国国际发展署、欧盟、生计和粮食安全信托基金(LIFT)、澳大利亚援助基金会共同援助。国际工业、精神与文化组织(OISCA)人力资源发展、农业、畜牧业、环境。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援助。洁净环境技术员协会(EKTA)减少水污染和环境污染，与相关NGO组织和社区合作，促使决策者制定和执行环保法律。森林资源环境开发和保护协会(FRE⁃DA)森林和自然环境保护和开发，野生动物保护，减少发生自然灾害风险，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可持续土地利用以及农村社区发展。若开海岸地区保护协会(RCA)保护低地森林、红树林、河流、湿地和海洋环境。缅甸可再生能源协会(REAM)以RET解决能源问题、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促进农村发展。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协会(BANCA)自然和谐相处，保护健康的世界，为人民提供基本保障。克钦环境组织(KEO)提升当地人民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促进他们参与到政府利用自然资源的决策过程。众多缅甸本土非政府组织并不能直接从政府开发援助中获得经济支持，据亚洲基金会的统计，42%的缅甸本土非政府组织接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由于缅甸的经济比较落后，实际上缅甸本土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资助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亚洲基金会的估计。荷兰非政府组织跨国研究所(TransnationalInstitute)研究人员汤姆·克雷莫(TomKramer)指出，如果缅甸本土非政府组织要接受国外的资助，到内政部注册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还要提供机构的银行账户。因此，很多缅甸本土非政府组织为了避免交税和逃避监控，都是在其他国家设立银行账户，然后定期派人到国外银行取钱并带回国内，也有的是通过缅甸的地下钱庄转账。

资料来源：The Burma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BEWG), Burma’s Environem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 Thailand: Wanida Press, 2011.

其三，环境政治发展资金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军人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对环境政治关注度始终不高，投入资金自然有限。尤其是1988年军事政变后，新军政府的重点是维持高压统治，保持对民地武的军事优势*Tun Myi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SPDC’s Myanmar”, Myanmar: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Myanmar’s Developmen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9.。而非政府环境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际社会捐赠，在国际社会普遍制裁缅甸之后，资金难以为继，严重制约了组织的发展。

从行动上来看，缅甸政治转型以来，以非政府组织为领导的环境运动十分活跃。自2010年大选开始以来，缅甸环保组织规划了数次有针对性的环境运动。2011年9月密松电站被搁置，将缅甸的环境政治运动推向了高潮。此后，围绕环境政治展开的环境运动成为缅甸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三)社会运动与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为环境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展示路径

政治转型后，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步放松或取消对缅制裁，积极寻求与缅甸环境政治合作的机会，力图从非主流政治领域向主流政治领域渗透，重构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在此背景下，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交流密切，制定了以环境政治发展为导向的对缅援助政策。首先是帮助缅甸重返国际环境政治舞台。截至2016年，缅甸参与的国际环境合作框架已超过30个*The Burma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BEWG), Burma’s Environmen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 Thailand: Wanida Press, 2011, p.23.，并与多个国际组织展开合作*如《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谅解备忘录》(NBSAP)就是在联合国下属的开发计划署(UNDP)、环境规划署(UNEP)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地球权益组织(ERI)、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自然保护协会(WCS)等众多知名机构共同资助下完成的。参见The Burma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BEWG), Burma’s Environmen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 Thailand: Wanida Press, 2011.。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卫生组织(WHO)还联合缅甸地方组织在仰光等地开展气候问题研究*Myanmar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Air Pollution and Related Laws and Policies in Myanmar”,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Series of Myanmar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year unspecified).。其次是在组织架构上，域外国家及国际组织向缅甸派遣大批环境专家，帮助缅甸政府制定相关环境管理章程，并针对缅甸环境管理部门的薄弱环节进行培训*Benjamin Sovacool,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in Myanma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2012, p.232.。再次，在宣传上，域外国家联合国际组织为缅甸的环境政治做免费宣传，以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Asian Development Bank,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in Towns snd Cities, Case Studies from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https://www.adb.org/countries/myanmar/publications, Dec.20, 2017.。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为体，国际组织在政治参与时享有相对独立的话语权。随着缅甸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组织在缅甸环境政治领域的功能性作用也逐步凸显。同时，国际组织背后拥有的强大资金支持与智力支持，保障了其在缅甸环境领域的权威地位。上述因素有力地推动了缅甸环境政治的快速发展。

作为政治较量中一个全新的维度，一方面缅甸环境政治的发展成为推动政治多元化的一股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成为政治转型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从积极方面来看，环境政治的多元化趋势客观上助推了缅甸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政治转型以来，缅甸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各党派围绕环境问题展开论战，非政府组织更加活跃，民众与地方性团体也广泛投身环境事业。参与群体的扩大化既为环境政治本身赢得了发展机遇，也刺激了非主流政治的崛起以及政治团体的多元化，极大程度上拓展了缅甸主流政治的包容性。不仅如此，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环境政治还较好地扮演了监护人的角色。在民主监督下，环境政治已经开始内源性重构，其组织体系得以重新整合，以一种更为规范的形式呈现，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密切互动。在环境政治的影响下，舆论自由进一步放开，政府行为、政党政策等现行主流政治活动也开始接受民主监督。

(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环境政治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环境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借助外部展示路径来反映其政治导向。随着环境政治的民主化建构，多种以社会权利为导向的政治运动不断涌现，成为环境政治的主要展示路径。根据社会运动理论，变革烈度及社会结构层次的变化决定了运动的本质，通常演化为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张淑兰：《印度的环境政治》，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在社会运动中，环境问题与种种社会权利交织在一起。在环境组织的号召下，民众以环境利益为切入点，不断对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及外资合规审批等事宜提出质疑*Adam, Simpson,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Energy,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Thailand and Myanmar (Burma):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GBR: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 p.155.。从性质上来看，缅甸的社会运动多为低烈度的底层运动，运动的本质主要在于争取生存与发展权利。出于运动的属性，普通民众自然而然成为运动的主体，非政府组织则扮演了媒介角色。通常情况下，以环境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善于利用网络渠道发布相关环境调研报告，或以法律公讼的方式将环境问题公之于众*Ibid., p.185.。久而久之，缅甸的环境政治与社会运动之间逐渐形成纽带关系，许多社会反响较大的环境议案被纳入社会问题的讨论之列。民众也在环境组织的串联下，展示出较强的活力。以亚达纳(Yadana)天然气管道项目为例，起初项目建设仅引起小规模的抗议，但随着国际地球权益组织(ERI)的介入，事态持续升级，项目负责方优尼科公司最终被状告至欧美等多国法庭*Ibid., p.155.。

《中国经济周刊》对此刊发《KTV版权争议中的音集协》一文，引发网友对版权保护、行业协会设立等话题的热议。

四 缅甸政治转型后环境政治的影响

(一)推动了政治转型，但同时沦为政治斗争工具

与此同时，缅甸地方民族主义势力也格外关切环境问题，其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成为环境政治的另一展示路径。政治转型后，地方民族对环境政治地位的认知有所提高，开始加紧步伐抢占地方环境政治的话语权。一方面，为了维护地方环境利益、争取地方权利，地方民族主义多次发起公开抗议，唤醒群众的环境权利意识，鼓励他们投身环境政治运动。另一方面，由于新宪法过度强调中央权力，触犯了部分地方民族的根本利益，导致地方民族主义再次对大缅族主义心存芥蒂，在环境政治问题上拒绝让步*时永明：《缅甸民主化转型的特点和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比如，在中缅油气管道的资源分配问题上，地方民族主义与中央政府就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Adam, Simpson,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 Energy,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Thailand and Myanmar (Burma):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GBR: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 p.120.。在若开民族发展党(RNDP)和若开民盟(ALD)的号召下，掸邦及若开邦的民众多次参与公开抗议运动，要求政府更改配额*Ibid..。该团体内一些较为极端的派别，甚至带头组织示威活动，使项目建设一度暂停*宋清润：《当前缅甸对华认知分析》，《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6期。。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环境政治较为模糊的发展方向却使其沦为不同政治势力间斗争的工具。中央与地方势力争相利用环境政治相互攻讦，争夺利益。在缅甸西部，以若开民族发展党为首的地方性政党，一度成立“供电委员会”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机构，将环保及民生工作视为与中央对峙的砝码，严重损害了地方民众的环境政治权益*Adam, Simpson,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 Energy,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in Thailand and Myanmar (Burma):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GBR: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 p.121.。在水坝建设问题上，中央与地方也多次爆发冲突，双方均以维护缅甸的环境利益为由，抢占资源、领地及政治话语权。诸如此类的环境冲突在政治转型后依然很多，中央与地方的龃龉在接连不断的冲突中不断加深。不同党派也利用环境政治大做文章，实则在利益分配方面讨价还价。近年来，围绕环境政治展开的党派竞争愈演愈烈，无形中加速了环境政治的工具化倾向。尽管政治转型以来，一些政党从缅甸环境利益出发，通过实际行动完善了环境政治体系，但绝大多数政党却将环境问题作为政治筹码，迎合地方需求，从而换取民众支持。例如，2015年大选前，民盟组织的一系列环境运动就极具针对性，包括公开反对伊洛瓦底江的坝区建设，在密松电站问题上向执政党施压等等。然而，在莱比塘铜矿事件上，民盟则倒戈外部势力，声称单方面撕毁同外国公司签署的协议只会丢掉国际信誉。除此之外，大选期间民盟还高举“昂山素季旗帜”，在环境政治领域屡屡发声，也是寄希望于借此稳固昂山素季的党内权威*王趸兴：《缅甸民盟政府的国家治理及面临的挑战》，《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通过上述活动，民盟不仅为昂山素季幕后执政奠定了牢固的政治根基，还在环境政治领域全面打压了巩发党，成功赢得了话语权之争。

(二)优化了产业结构，但阻碍了经济快速发展

政治转型后，环境政治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在缅甸等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自然资源及经济命脉的掌控，往往直接影响其政权的稳定*Tun Myi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SPDC’s Myanmar”, Myanmar: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Myanmar’s Developmen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1.。因此，环境政治对主流政治局势产生的变革具有异常敏感的嗅觉，主流政治的转型过程也时刻影响着环境政治的发展。民主转型理论认为，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通常包括否定威权政体和建构民主政体两个维度*〈美〉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6页。。在传统威权政治与民主化进程的博弈过程中，民主化因素极力剥去威权政体的专制外壳，使其发生内源性变化。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缅甸环境政治也受到来自国内外不同影响因素的冲击，逐渐从威权政治中剥离，开始重新建构自身的解释体系。

3.since for可表示一段时间。不要混淆for和since for用来表示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一段时间，还可表示某段时间内某事没有发生。

但遗憾的是，环境政治发展中的一些激进因素也扰乱了缅甸经济的平稳过渡。由于殖民历史的余波及现实利益的失衡，转型后缅甸国内普遍对外国资本存有偏见。众多外国公司的投资被缅甸当局和地方势力坚决抵制。此外，在缅甸环境政治影响下，“一刀切”式的环境治理方式也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产业结构已进入转型期，但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也迅速暴露出来：低级产业被过早限制，高级产业引入时机尚未成熟。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脱节，致使缅甸经济活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继而无法满足民众的现实利益需求。久而久之，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公信力下降，缅甸经济发展或将再次陷入困局。

(三)促进了环境立法，但影响了外资投资积极性

转型后缅甸的环境政治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两届民选政府(巩发党及民盟政府)在推动环境立法改革方面的意愿较强，因此立法工作总体上较为顺畅。在巩发党执政时代，吴登盛政府自上台起即着手开展环境立法工作，2012年，缅甸颁布了新的环境保护法，两年后又出台了相应的环境管理条例*根据新环境法，环保部将严格规定环境质量标准，建立环保监测制度；对矿区开采废弃物、工业污染物、农用化学品等加强管制。详见：Earth Rights International (ERI),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Mekong Region”,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Mekong Partnership for the Environment Program, https://www.earthrights.org/publications,Oct. 2016.。先后出台的新环境法与环境管理条例，不仅为缅甸环境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还进一步肯定了1994年《国家环境政策》的法律地位，强化了国内的法律监管体系*Earth Rights International (ERI),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Mekong Region”, p.77.。2015年起，环境与资源保护部拟定了环境影响评价体系(EIA)，将之作为环境法的补充章程及评判依据，进一步丰富了环境法律体系的内容。民盟政府接管环境事务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牵头下，环保部、商务部、外交部等部门于2016年着手拟定《缅甸投资法》，鼓励发展国内外绿色企业。其中，法案第41条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商业行为明令禁止，展现了中央政府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决心*Ibid..。从法律体系的架构过程来看，围绕环境政治展开的制度建设越发完备。环境法律条文与规章制度不再零星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中的组成部分，服务于整个环境法律体系。时至今日，缅甸在1994年《国家环境政策》基础上构建起的环境法律体系已初现雏形(详见表3)。

表3 政治转型后缅甸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

年份法律2011植物害虫检疫法修正案；种苗法2012环境保护法(ECL)2012外国投资法2012农业土地法2013自然灾害治理法2013化学制品及其相关制品安全隐患防治法2014环境保护条例(ECR)2014经济特区法2015环境影响评价体系(EIA)2016投资法

资料来源：The Burma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BEWG), Burma’s Environem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 Thailand:Wanida Press, 2011；李晨阳、全洪涛：《缅甸法律法规汇编(2008—2013)》，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

虽然缅甸的环境立法日趋完善，但外资的投资积极性却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在政策层面，政治转型后，缅甸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环境法律体系逐渐成形，民主监督力量的势能也在放大。缅甸的投资环境相较于政治转型前更为规范，无论是项目透明度，还是环保准入门槛均有所提高。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外国资本进入缅甸市场的难度增大，过去享受的优惠条件也面临取缔风险。在经济层面，环境政治发展中的理性因素不断推动缅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代价是投资成本大幅增加。过去，缅甸廉价的劳动力及粗放型的产业结构是吸引外资的关键，但随着投资成本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集约化，外国资本对缅甸市场的兴趣也有所丧失。在文化层面，虽然环境政治的发展激发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及政治参与意愿，但民众环境权利意识的觉醒却被资深政治团体利用。以公众意识为依托煽动的环境运动，不仅没有改善缅甸的投资环境，反而将经济发展拖入环保主义泥沼，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

(四)提升了环境政治话语权，但有损缅甸的国际形象

在环境政治作用下，缅甸在国际环境政治舞台的话语权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缅甸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合作。截至2011年，缅甸已积极参与到31个国际环境合作项目中，不仅丰富了国家的外交渠道及外交内容，在国际环境话语体系中的分量也持续提升*The Burma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BEWG), Burma’s Environment: People, Problems, Politics, Thailand: Wanida Press, 2011, pp.22-23.。在中央政府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下，缅甸在国际环境合作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比较突出的是，缅甸环保部与多个国际组织合作制定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Myanmar”,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17/Biodiversity%20strategy%20and%20action%20plan.pdf, May 23, 2014.、《缅甸可持续发展蓝图》*Dr. San Oo, “Sustainability Roadmap for Myanmar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Series, PPT of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Forestry (MoECAF), Jan. 20, 2015, p.11.等多个环境发展预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在参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环境研讨会期间，亚洲环境合规与执法组织(AECEN)对缅甸的环境评价体系予以高度肯定，并大力宣传了其工作经验*AECEN, “Mekong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Reach Agreement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genda”, http://www.aecen.org/node/1244, May 14, 2015.。从这个向度而言，缅甸环境政治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缅甸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

但另一方面，现阶段缅甸的环境政治依然充斥着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缅甸的国家形象。首先，在当前政治环境下，缅甸国内的政治势力在环境议题上普遍缺乏共识，削弱了国家公信力。从莱比塘事件到密松事件，缅甸政府及其他政治势力始终未能妥善处理环境纠纷，影响了域外国家对缅甸投资环境的价值判断。其次，在政治转型后，缅甸社会力图将生态政治理念融入到社会实践的做法过激，损害了实际效果。片面抵制他国投资、单方面搁置合作项目等一系列激进的环保思潮，客观上将环境政治推向极端化的深渊。事实上，当前缅甸生态现代化进程被环境极端主义压制的现象已经出现，对于塑造其国际形象极为不利。

结 论

环境政治作为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因变量，与其本体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当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时，环境政治更为活跃，对主流政治生态的影响系数较大，反之亦然。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主流环境政治依然集中在西方国家,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拥有开放的政治制度及完善的环境政治体系，其内部的环境团体早已成为政府与工业团体合作中的纽带。特别是进入绿色经济时代后，环境党派相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政治角逐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缅甸的环境政治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政治转型后缅甸生态整治力度空前，各方有目共睹，然而这种大刀阔斧式的改良模式难免尾大不掉。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以及新成立或改组后的机构等，都希望在环境政治方面做出业绩，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起步晚、基础薄弱的短板在短期内难以补齐。从内部而言，环境政治的被动境况实则是缅甸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致，不同的政治势力争相利用环境政治施加影响，争权夺利，却并无多少真正履行环境义务的意愿。国内势力将自身利益奉为圭臬，在环境运动的遮掩下对缅甸政治横加干涉，加剧了环境政治的脆弱性。从外部而言，缅甸环境政治凝聚力不足的缺陷在国际互动中被不断放大。大国博弈背景下，缅甸环境政治进一步丧失自主性，外界力量反而主导了缅甸环境政治的走向。环境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各国际势力攫取缅甸政治转型红利的工具。这种过度政治化及功利化的倾向，阻碍了缅甸主流政治将环境政治内化的进程。作为一种非主流政治，政治转型后环境政治的发展也折射出缅甸政治民主化初级阶段的政治现实，缺乏利益共识且受外部势力干预严重的现象是缅甸环境政治与民主转型所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诚如缅甸的政治民主化，未来的缅甸环境政治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临床研究显示,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主要为头孢唑啉、头孢克洛、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等,发现引发不良反应状况途径主要是静脉给药,并且临床不良反应会对机体多系统形成不良影响,多数针对皮肤与附件出现损害性作用,且心血管系统与消化系统不良反应症状较为常见。详情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