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的山川形胜、气候环境、民风民俗自然会形成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先民就认识到不同的方土风气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空间，《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即是指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特质。在中国文学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位于西北的河西走廊曾经发挥过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的独特视角来考察河陇地区地域文化、文学现象，实乃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所必须。

一、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及汉代对河西的开发

甘肃省河陇地区处于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其东边是连绵的腾格里沙漠，飞鸟难逾；其西面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人迹罕至；其北面是浩瀚的戈壁滩，气候干旱；唯有中间一道狭长的河西走廊水草丰茂、沃野千里，连接中原与西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秦汉以前，陇右大地始终是各游牧民族驰骋竞逐的舞台。氐、羌、月氏、乌孙、匈奴先后活动于此，特别是秦末逐渐强盛起来的匈奴，其铁骑如狂风暴雨一般强悍勇猛、战略机动灵活，雄踞河西、西控西域，征服诸多民族，俨然是北方草原的霸主，长期以来对秦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然却未能遏制匈奴向内地扩张的野心和实力，只得继续修长城被动防御。汉高祖刘邦挟楚汉相争大胜之余威，也期望能一举解决长期困扰中原的边患问题。高祖七年（前200）冬十月，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率兵追击韩王信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匈奴首领冒顿率几十万骑兵将汉军在白登包围得如铁桶一般，史称“白登之围”。面对彪悍勇武的匈奴铁骑，强大的汉王朝一时竟无有效的应对之策，只得实行“和亲政策”。至“文景之治”，虽国内休养生息卓然有成，但对匈奴边患却依然无解，只能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匈奴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屡屡犯境，对中原王朝造成持久而严重的威胁，主要是凭借其能够迅速出击、战术机动灵活的骑兵优势。而汉王朝调动军队动辄数万，劳师远征、机动性差。除此之外，汉朝与匈奴间隔数千公里沙漠戈壁，劳师远征，军队补给线过长，常常是一人在前方作战，需要多人进行后勤补给。辽阔的草原和大漠使得汉军后方保障的包袱格外沉重，难以与匈奴进行战略决战，西北边患也成为汉王朝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对历史上北方边患问题反思的基础上，汉武帝即位之初，虽然仍与匈奴和亲，但其开发陇右、经营河西，以河西为巩固的战略基地和与匈奴决战的思路日益成熟并付诸实践。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前139）出陇西，开始了长达13年的探险之旅，带回来大量的西域信息①（汉）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87页。。元光二年（前133）六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令让韩安国、王恢等五将军共同率兵抗击匈奴，开始了西汉王朝与匈奴长达40年的战略决战。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北地二千余里，击溃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追至祁连山下，这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多年战争的一次宝贵的胜利。“河西之役”后，汉武帝“始筑令居以西，处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建置酒泉郡、武威郡以打开西域门户。至后元元年（前88）正式建置敦煌郡，前后长达34年之久。这期间，有文献记载的大规模徙民不绝于书。《史记·平淮书第八》记载：武帝“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官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②（汉）司马迁：《史记·平淮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9页。至元始二年（2），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常住人口已达28万余人③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加上军屯达到12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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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开发河西，还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河陇屯田使陇右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被引进到河西地区；西域的许多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等也在陇右地区发芽开花并东传至内地；大宛、乌孙、波斯、突厥等民族的优良牲畜被引入中原以改良牲畜品种。正如汉代史学家班固所云：“孝武之世，图治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关，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兽、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①（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8页。河西地区成为农业发达、畜牧业繁荣、商镇林立、商贾不断的繁荣之地。张掖、敦煌、武威、酒泉等由水草游牧之地，一跃成为汉魏大郡、五凉名都、隋唐重镇，成为物产丰富、人民殷实、文化荟萃、文明炽盛的历史文化名城。

二、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丝绸之路的开通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原先相互阻隔的东西方从此有了较为密切的经贸、技术往来。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经丝绸之路流传至中亚、欧洲。许多西方的宗教、文化、技术也东传至内地。丝绸之路的开通，给河陇地区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河陇地区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荟萃的过渡性特色。如今，行走在陇原大地，莫高窟、大佛寺、炳灵寺、木梯寺、白塔寺、大像山、麦积山、水帘洞等石窟异常丰富生动的佛教雕塑、壁画，是华夏艺术的瑰宝和中华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均是汉代经营河陇地区在文化方面结出的硕果。

所绘原诗文并附精要评注。对收录的诗词做了简明扼要的评注，还增添了丰子恺先生画过的一些古文名篇，以飨读者。不论是热爱丰子恺先生书画的读者还是古典诗文爱好者，或作为给孩子的古诗文选本，都是不错的选择。

河西四郡的设置，解决了内地长途运输粮草的困难，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为西汉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汉书·西羌传》云：“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④（南朝）范晔：《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页。汉代设置河西四郡，并派遣军队屯兵驻防，迁移内地移民实边，从此有力地控制了西域。

但是，以“酉鸡”与“卯兔”来解释日中的“金鸡”与月中的“玉兔”，却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察不符。因为鸡所属的“酉”时是傍晚的五时至七时，并无太阳，反而是月亮初升的时刻；而兔所属的“卯”时，则为早晨的五时至七时，也没有月亮，反而是太阳初升之时，明显与“日中有金鸡，乃酉之属；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属”的说法矛盾。于是，便又有试图以“镜像”的观念来解释东方的兔在西边的月中、而西方的鸡在东边的日中的现象者，如北宋人陆佃在其《埤雅》中说：

汉代文学中心由中原向西北地区拓展，拓宽了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使向来被认为是文化荒漠的河陇地区出现了勃勃生机，初步形成了地域文学中心。虽然汉代陇右文学成就和影响尚不足以同中原地区相比，也无司马相如、杨雄等文学大家，但毕竟较之过去大为改观，为该地区魏晋隋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运用文中提出的后评价方法，需从热耗、水耗、电耗、热费回收率、投诉率和群体事件共6个角度对实施的换热站节能优化改造工程进行评价考量，能够全面公正的反映目标工程实施后的效果。该方法适用但不限于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供热换热站节能优化改造工程，具体应用时还需根据实际工程的特点进行优化。

古印度的佛教也是经过丝绸之路流传至中土的，“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③（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5页。，这是佛教流传中原的最早记录。如今，不同时期的佛教石窟、造像、雕塑、壁画等文物，如一串串珍珠镶嵌在陇原大地，生动地折射出佛教东传的脉络。来自西域的歌舞、杂技等民间通俗文艺，也是先经过在河西地区的调适变化，而后才逐渐传播至内地。故中原所谓的外来文化其实不可避免地杂糅、吸收、融合了许多河西特有的文化因素。“《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④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7页。这几段文字，足以说明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再如起初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戏剧始于宋末，形成于元代，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西域考古的重大发现颠覆了以往的认识。西域戏剧沿着河西地区东传，为中土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异质的养分，促使中原戏剧日渐成熟，因而西域戏剧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不独如此，西域许多民间艺术形式如杂技、歌舞等均是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艺术形式的面貌，是形成绚丽多姿的中华艺术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拓展

至东汉时，陇籍文人已成为汉代文学不可小视的一股力量。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青年时以知书通经而闻名陇上。隗嚣不仅自己长于文学，创作有情感激越、气势充沛的战斗檄文《移檄告郡国书》。隗嚣割据陇右期间延揽人才，尤喜结交文学之士，当时中原地区一些著名文士如郑兴、苏衡、杜林、申屠刚、王遵、周宗、王捷、王元、杜陵等纷纷投奔麾下，一时竟“名震西州，闻于山东”③（南朝）范晔：《后汉书》卷13《隗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2页。，以隗嚣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汉代以前，作家多出自中原及南方地区，陇右地区作家寥寥无几。随着内地文人向西北流动，陇右地区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博学能文之士不断涌现。皇甫规，安定朝那（今甘肃省平凉市）人，东汉末年著名将领、文学家，以《求自效疏》《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等名世。王符，安定临泾（今甘肃省泾川县）人，以“潜夫”自号，著有《潜夫论》。秦嘉、徐淑夫妇，汉阳郡平襄县（今甘肃省通渭县）人，今存诗有秦嘉《赠妇诗》(五言)三首、《赠妇诗》(四言)一首；徐淑《答夫诗》一首，《述婚诗》两首，《与妻书》《重报妻书》《答夫书》《又报嘉书》《为誓与兄弟书》五篇。赵一，汉阳西县（今甘肃省天水市），其代表作《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梁竦，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一带）人，作有《悼骚赋》。侯瑾，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人，著有《侯瑾集》二卷，今佚，《全后汉文》辑录《筝赋》残篇。仇靖，武都下辨（今甘肃省武都一带）人，作有著名的《析里桥郙阁颂》，与《石门颂》与《西狭颂》并称“汉三颂”，为历代骚人墨客所推崇。张奂、张芝、张昶父子，敦煌渊泉（今甘肃省敦煌市）人，既是东汉著名军事将领，又是文学世家。此外还有《王莽末天水童谣》《凉州民为樊晔歌》等民谣。汉代西北地域文学的兴起，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的拓展首先表现为陇籍文人在汉代文坛发出声音。汉代开发河西，大量移民及军屯士卒、内地文士进入河陇地区，中原汉文化随之在陇右地区开花结果。西汉时期的陇籍文人，虽多是以军功名世，亦显露出一定的文学才华，初显汉代陇右作家创作的实绩。西汉后期赵充国（陇西上邽人），著有多篇军屯奏章，这些作品虽不能称雄汉代文坛，但较之以前已经有很大进步，说明该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进步。

中国幅员辽阔，文学的地域发展极不平衡。汉代以前，以《诗经》为代表的汉文学已经蔚为大观，中国文学的中心在中原一带，南方楚文化中孕育的《楚辞》亦璀璨夺目。除此之外，华夏文明的周边地区，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的陇右大片地区的文学甚为荒芜。《汉书·赵充国辛庆传》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①（汉）班固：《汉书·赵充国辛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91页。。的确，此一时期陇右尚武之风显著，文化则应者寥寥，无多建树。现在能得知的仅是“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②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4页。等片言只语，这种局面终因汉代开发陇右而得到明显改观。

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地区的拓展还表现为外地流寓陇右的文人增多。河西开发之前，外地旅陇文人的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经汉代大量徙民开发河西以来，陇右地区渐成农业发达、畜牧兴旺、人文荟萃之地。东汉建武五年（29），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曾投奔魏嚣，后又为窦融幕僚，建武十二年（36）回到关中。班彪的这段陇右经历激发了其文学创作的激情，《王命论》《北征赋》即作于陇上。以陇右为题材的《北征赋》是东汉抒情小赋中的代表性作品：“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越安定以容舆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登障燧而遥望兮，聊须臾以婆娑。”①（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289页。长坂、泥阳、安定、长城、强秦、障燧等均是典型的陇上风物。《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窦融被刘秀征召入京，“光武问曰：‘所上奏章，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②（南朝）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4页。。可见，著名的《责让魏嚣书》也是班彪的手笔。其后人班固、班超、班昭等，均与西域结下不解之缘，这与班彪的西行经历不无关系。

24小时后，与对照组相比，暴露于蒸汽冷凝液中的活细胞总数显著减少。在含有尼古丁的冷凝液中，这种效果会更恶化。同时，暴露于蒸汽冷凝液中的巨噬细胞吞噬细菌的能力明显受损，并会增加与炎症相关的化学物质。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悉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敌，虽未及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①（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4页。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玉华疏。酌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户枢。娶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7-268页。

诗中描写陇西好妇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待客热情、礼仪周全、质朴大方，陇右风土人情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河西地区沟通了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往来，在内地与西域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河西走廊上驼铃阵阵、商贾不断，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融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程。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与华夏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唯一地方“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② 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无论是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等地的文化向东传播进入中原，还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向西传输，都要经过河西走廊这一咽喉孔道。这种文明的交流传播不但源源不断地向中华文明输入了新鲜血液，也给西方文化注入了许多东方元素，中国古代的造纸、印刷技术就是由河西走廊传播到西域诸国，进而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四、军屯文学的兴起

河西屯田制度对汉代文学的直接影响之一是军屯文学的兴起。随着屯田制度的实施，围绕屯田问题的奏章开始兴起，带动了汉代陇右散文的长足进步。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清水县)人，是一位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军事家，为人沉着勇敢，有远见深谋，对屯田问题见解独到，《全汉文》录其就陇右屯田问题给朝廷上的奏疏写道：

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杜笃，也是东汉初外地流寓陇右的著名文士，《隋书·经籍志》载有《杜笃集》一卷，惜其不传。杜笃长于诔碑之文，《文心雕龙·诔碑》评价道：“杜笃之诔，有誉前代。”③（梁）刘勰撰、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诔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随着外地文士的到来，陇上独特的民风民俗也开始走进世人的视野。汉乐府民歌《陇西行》是汉代无名氏歌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情感真切自然，语言清新活泼，长于叙事铺陈：

作者先依据兵家贵谋贱战、以逸待劳的策略，从战略的高度说明屯田是“顺天时，因地利”之举，必将取胜。他还提出留兵屯田“十二便”：

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遂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迫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②（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4页。

作者从十二个方面具体陈述屯田之利：使汉朝威德并行、减轻徭役、节省军费、以逸待劳、减少伤亡、便于控制西域；使羌人处于寒瘠之地、沮丧士气、内部离叛、分化瓦解、不战自溃。作者据实而论，直追西汉贾谊，可谓汉代鸿文。

五、从“马踏飞燕”铜马俑看陇右地区艺术的勃兴

秦汉时期，“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③（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河东地区是关中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地区尚未开发，月氏、羌族、匈奴、乌孙等民族活动于此。汉代开发河西之前，河西文化艺术一片寂寥，无多建树，与内地相比差距十分明显。汉代设置河西四郡、开通丝绸之路以来，不仅中土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茶叶、丝绸、漆器及排箫等物质文明传至西方各国；西方众多的物质文明，佛教、景教、祅教等宗教，音乐、舞蹈、杂技等多种艺术亦通过河西走廊传入内地。河陇地区的艺术亦迅速发展起来。

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的东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铜马俑，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观望。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文物是以特殊的形态凝结着特定的历史、特定时间的精神现象。两千年前河西地区“马踏飞燕”铜马俑，是历经沧桑的华夏本土文化基因中培育出来的结晶，闪耀着东方哲学的智慧光环，无论其精神高度还是艺术品质均堪称世界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当年由河西地区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铜奔马形象，经由历史激流的淘洗，已成为汉王朝文化精神的标志。从整体来看，铜奔马彰显的是汉代的恢宏气象，契合的是中华民族艺术“传神写照”的写意精神。铜马三蹄凌空飞驰，奋力向前，作者运用粗犷简练、充满想象力的线条，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增强了奔马形体的视觉张力。这种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青铜器艺术是静止的，如何在静中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动感，特别是要表现一匹日行千里的良马神速，只注重形体动作的塑造就显得不够了。无名艺术家大胆运用衬托手法，让马的右后蹄踏上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以飞燕的来衬托奔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

鲁迅曾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① 鲁迅：《坟·看镜有感》，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02页。从美学思想的角度看，“马踏飞燕”铜马俑表现出来的雄浑、大气、劲健之美，不仅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特质，同时还以高度的艺术创造实绩，证明汉代陇右地区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总之，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经营河陇地区，不仅给西北边疆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优良品种，更便利了内地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该地区成为汉至隋唐时期全国最为开放、最具活力、最具文化特色的地区之一。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之间精神文化、风情习俗的互相浸染融合，形成开放、进取、融合的多元文化生态，产生了众多的作家、作品，拓展了中国文学地图的疆域，并在隋唐时期攀上了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峰。从文学的角度观之，汉代开发河陇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生态环境，足以构成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