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文学地理”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为本位，把文学和地理学相融合，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互动，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研究成果。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相关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性小说史的建构，典型的如《岭南古代小说史》① 耿淑艳：《岭南古代小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晋唐两宋江西小说史话》② 邱昌员：《晋唐两宋江西小说史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浙江古代小说史》③ 韩洪举：《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等，它们的体制和地方性文学史的建构相似，“其思维仍然是时间（历史）维度的，极少转换到空间（地理）维度”④ 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二是地域文化与小说关系互动的研究，如《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⑤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齐鲁文化与明清小说》① 杜贵晨：《齐鲁文化与明清小说》，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中国古代小说与吴越文化》② 万晴川：《中国古代小说与吴越文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话本小说与江南文化》③ 孙旭：《话本小说与江南文化》，《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唐宋传奇与西域文化》④ 陈珏：《唐宋传奇与西域文化》，《解放日报》1985年12月22日。《陇右文化与唐传奇》⑤ 徐芳：《陇右文化与唐传奇》，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等，这些研究丰富了小说史研究的内容，开拓了视角，提供了方法的借鉴。在此研究背景下，三晋文化与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相应受到研究者关注。

一

晋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方国，三晋是晋国分裂后韩、赵、魏三国所辖地区的总称，晋与三晋又都是山西后来的指称⑥“由于唐国始封时的国都唐，改称晋国后历迁之国都冀、曲沃、绛、新田,都在山西地区,三晋是由晋国分裂而成的，它们所辖的区域,只有山西省是全部据有，因此后世也就用‘晋’‘三晋’来代指山西地区、山西省。”载冯宝志《三晋文化》导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5页。，所以对“晋文化”（包括三晋文化）概念的界定也有所不同，甚至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晋文化本是以国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上的晋文化是指具有晋国特征的一大批遗存（实物资料）⑦ 刘泽民等主编：《山西通史》（第1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6页。，即宋玲平在《关于晋文化的概念问题》一文中所说的从周初叔虞封唐到三晋被秦所灭这一时期内，在晋国及三晋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及三晋国民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⑧ 宋玲平：《关于晋文化的概念问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晋国的国家名称在历史上习惯性成为山西地区的指称⑨ 例如唐代裴寂《劝进疏》：“三晋子弟，共獯猃而陪麾；咸秦豪杰，连巴蜀而响应”载自（清）董诰辑《全唐文》卷132，清嘉庆内府刻本，第3109页；（宋）司马光《送仲更归泽州》：“太行横拥巨川回，三晋由来产异才”（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第236页；（元）张昱《投赠潞国公承旨学士张仲举》：“三晋凤鸣千载会，两河龙现五云迎”载自（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076页；（明）杨基《西省海棠》：“山西陈则威，以晋无梅花，以管勾织初来江西，即求识之。”（明）杨基《眉庵集》卷3，四部丛刊三编集部，第67页等。，因此晋文化的概念并不囿于狭义的考古学上的概念，而有更大范围的指代。李元庆指出，“晋文化”有“广”“狭”两义的区分，“广义”的晋文化是对山西古代文化的概称或泛称，“狭义”的晋文化是对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山西文化的一种指称，即对晋国文化与韩、赵、魏三晋国家文化的合称⑩ 李元庆：《晋文化纵谈》，《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山西是晋与三晋的主体部分，但晋与三晋统治的疆域与今山西在地域概念上并不对等⑪“魏斯、赵藉、韩虔共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谓之三晋。今山西、河南、北直三处也。见资治通鉴。今人直以山西为三晋者。非。”见（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4页。，因此广义晋文化概念的另一说法是：“以现今山西省行政区划为主，兼及历史上与山西相关的周围地区的区域文化的代称”⑫王志超：《山西地域文化散论》，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8页。。另有学者更进一步从地域到空间精细梳理了“晋文化”与“三晋文化”在使用中的各种含义，详见李裕民《晋文化散论》⑬ 李裕民：《晋文化散论》，《晋阳学刊》2002年第5期。一文，不赘。以上所提这些概念共同存在，各有用处和理据。在李元庆“国家文化”的概念提出后，可以明确的是，晋（三晋）文化的狭义概念是国家文化概念，其广义概念的说法多为地域文化概念。本文的写作采用地域文化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借鉴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的做法，对三晋文化内容的取舍依据其与古代小说关系的疏密而定。

二

康金声《三晋文化与古代小说》① 康金声：《三晋文化与古代小说》，《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首次把“三晋文化”和“古代小说”从研究旨归上关联起来，认为三晋大量丰富的历史遗产与古代小说文体的形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文章所谓“三晋文化”很明显使用的是狭义的概念，按照这种狭义的概念来解读文学作品，有其局限性，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也是本文选择用广义的三晋文化概念的原因之一。

唐代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20世纪20年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启唐代小说的系统研究以来，至今已接近百年，其间经历了唐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起步到勃兴。北方的关陇文化无疑是关注的重点，论文和论著都较其他文化区更为醒目② 如李浩：《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李浩：《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虽然山西在唐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和唐代文学的关系也无比紧密，但专题研究相对滞后且薄弱，主要探讨地域因素对唐传奇写作类型、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呈现出重视唐传奇大于笔记小说的特点。王剑《三晋唐传奇考论》③ 王剑：《三晋唐传奇考论》，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是研究断代地域小说的文章，文章不以作者籍贯作为选文依据，除晋籍作家的创作外，把省外作家描写三晋人物、故事的作品和省外作家流寓三晋期间创作的作品一并计入，选定三晋唐传奇共98篇。虽然这篇文章正面探讨的并不是三晋文化与唐传奇，但选文标准透露了这些作家作品与三晋文化背景的密切关系，而且也从地域层面追溯了三晋唐传奇的艺术特色。智宇晖《三晋文化与唐代文学》④ 智宇晖：《三晋文化与唐代文学》，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是唐代文学与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第一篇专论，其中用一节内容论述了三晋军事文化衍生的豪侠精神对唐代豪侠传奇写作的影响，并对《虬髯客传》《红线传》《无双传》进行了个案分析，具体说明了河东道地域文化与唐代豪侠传奇之间的影响关系。郑少林《从〈太平广记〉看唐代山西社会生活》⑤ 郑少林：《从〈太平广记〉看唐代山西社会生活》，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一文从《太平广记》中的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辑录出403条有关山西的小说，集中论述了作品反映的山西人的宗教思想和山西商人的生活，探寻三晋文化痕迹，对认识唐五代的山西有重要价值。

在明清小说研究的相关领域，一方面展现出多维的研究视角，如对小说与自然景观、小说与人文遗存、小说与晋方言、小说与晋商等都有初步尝试，以个案研究居多，成果数少；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除传统的文本分析外，实证研究进一步增强。孟繁仁的《〈西游记〉与山西》⑥ 孟繁仁：《〈西游记〉与山西》，《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作者从古代山西也有关于“花果山”的记载入手，利用在山西地区考察发现的花果山遗址、孙行者传说、楼烦牧监、山西古称“南瞻部洲”的碑刻史料和元明两代的“西天取经”壁画等，分析说明了山西地区在《西游记》小说诞生前就有“西游记”故事流传的事实，论证了古代山西曾经是西游记故事诞生的温床和衍变的摇篮。孟繁仁先生的文章分析透彻，很有启发性。另外，199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还出版过孟繁仁先生和他人合编的另一著作，名为《罗贯中新探》，作者在书中依据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所载的《题晋阳罗氏族谱图》和清徐罗氏家族珍藏至今的明代《罗氏家谱》和清代小说《善恶图全传》第21回的描写肯定了罗贯中为山西太原清徐人① 罗贯中籍贯的争议问题，详见王增斌《从“太原罗贯中”到“两个太原”、“两个罗贯中”——元末罗贯中籍贯近三十年争议论评》，《江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刘洪强《太原罗贯中与东平罗贯中为同一人考论》，《唐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等文章。，同时，又认为120回《水浒全传》中的许贯忠形象是罗贯中寄寓自己身世的写法② 姚仲杰，孟繁仁：《罗贯中新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91、103页。，这样，《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是和山西有渊源的。武兴芳在孟繁仁先生文章和著作的基础上写了《论山西在明代小说中的地位》，③ 武兴芳：《论山西在明代小说中的地位》，《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分析论述了明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四大奇书”与山西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供新材料和新发现，但它却强调了山西在明代小说中的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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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方言和古代小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沈慧云《山西方言所见〈金瓶梅〉词语选释》④ 沈慧云：《山西方言所见〈金瓶梅〉词语选释》，《语文研究》2002年第4期。，于银如、李青松《晋北方言所见〈金瓶梅〉词语汇释》⑤ 于银如、李青松：《晋北方言所见〈金瓶梅〉词语汇释》，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梁宏《〈红楼梦〉中的山西文水方言词语考释》⑥ 梁宏：《〈红楼梦〉中的山西文水方言词语考释》，《语文学刊》2012年第4期。等文章探讨了当今晋方言中依旧使用的与古代通俗小说中一致的方言俚语，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晋方言的流传及其对古代小说生成的影响。

早期水浒故事和太行山有密切关系。南宋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有5人赞语提及太行山，其他31人无地理信息，所以在早期水浒故事中宋江起义的根据地在太行山是有一定根据的。⑦ 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原著已佚，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保存了36人的名号和赞语，赞语提及太行的5人为卢俊义、燕青、张横、戴宗、穆横，见周密《癸辛杂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84页。聂绀弩、竺洪波等学者倾向于有一个太行山系统的水浒故事存在，如聂绀弩《水浒五论》认为“在把宋江他们和梁山泊结合之前，有一个宋江在太行山的传说阶段”⑧ 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竺洪波《从“太行山”到“梁山泊”：水浒演化的一个侧面》，认为施耐庵捏合了民间“说水浒”的太行山故事和梁山泊故事两大系统，并以后者为主，创造出108位梁山英雄来，① 竺洪波：《从“太行山”到“梁山泊”：水浒演化的一个侧面》，《水浒争鸣》第13辑。等等。但杜贵晨《试说泰山别称“太行山”——兼及若干小说戏曲之读误》② 杜贵晨：《试说泰山别称“太行山”—兼及若干小说戏曲之读误》，《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认为《水浒传》“太行山系统本”的推想基本是错误的，因为古代泰山别称“太行”或“太行山”，所以以往学者以“太行山梁山泊”之“太行山”为太行山实属读误。另一篇文章《略论泰（太）山与太行山、华山等之互称及其对文学的影响》③ 杜贵晨：《略论泰（太）山与太行山、华山等之互称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南京师大学报》2016年第5期。在前一篇文章的基础上，指出“泰（太）山”与“太行山”互称之俗从上古秦汉就形成了，华山在历史上曾改名“泰山”，“泰（太）山”与“太行山”、“华山”互称，加上泰山避讳的影响，遂有小说描写无“恶”不归于太行，无美不归于泰山的倾向和若干叙事中使用地名互换的现象。这两篇文章所用文献丰富，发人之所未发，也是让人信服的。那么，在这两种论断中，哪一种更加符合古代小说的客观真实，似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第二，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尝试探索新的研究视角或领域。如较少有人关注的古代小说对三晋文化的逆影响问题。再如古代小说中的山西人形象，由于地域的特殊因素，他们成为古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形象系统。但是很少有人把他们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待，因此也很少有人从地缘的角度关注它，包括山西人物画廊的格局特征及生成原因。另外，某一历史人物的小说形象，和当地民间传说中的形象相比是否有大的差异，差异的存在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话题。

文学是有地域性的，文学研究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三晋地域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有一定关联，专题研究的展开很有必要。在此之前，首要任务是界定好三晋文化的概念，明确其内涵。当然，概念的界定与内涵的明确一方面要依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要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内容书写的客观情况。那么，在概念和内涵明晰之后，未来研究的路径又有哪些呢？第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补充、拓展的工作。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多视角的研究格局已经形成，但仅是初步研究或个案研究，因此还有相对宽阔的研究空间。比如康金声先生的文章论述了先秦文献和三晋有关的部分对古代小说形成的促成作用，但尚有未尽之处。这部分材料对后世小说寓意性主题的创设与发挥也有帮助，最典型的是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成为后来以小说救世为写作旨归的作品惯用的“引子”，如清代小说《五色石》序阐述其写作目标时说：“《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补天而作也”③（清）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言，《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而作者的另一部小说《八洞天》的创作也循此而来，“《八洞天》之作也，盖亦补《五色石》之所未备也”④（清）五色石主人《八洞天》序言，《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补天”系列小说以文为石，补救人间缺憾，其主题充满极大的寓意性。此外，《红楼梦》开篇也直白明确地把小说的中心人物和女娲石关联起来，创设了补天的寓意。甚至，有学者以为《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明清长篇小说也都有补天情结存在，可将其视为女娲神话对后世小说创作构思的影响的结果⑤ 黄崇浩：《“补天情结”与明清长篇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3期。。先秦史传、诸子等典籍中的三晋记述在后世还因部分历史演义小说的“再创作”与传播而成为文人表述情怀的创作素材。因此，这些材料至少在古代小说文体形成、素材来源、主题创设等多个方面起过一定作用。再如山西商业文化与古代小说的关系。古代小说对晋商的活动有一些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它是古代商业题材小说不能分割的部分。在明清小说中，还能见到专属于山西的特产与商品，如潞绸、山西醋等，从中可以了解到它们当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此外，晋商还对古代小说的传播起过积极作用，如《金瓶梅》万历刻本发现于山西介休，崇祯刻本之一发现于山西平遥等。这些都是可资拓展延伸的研究空间。

此外，在有关晋籍小说家的研究文章中，有少量从文学内部传承视角展开研究的范例。如尹策《〈玄中记〉研究》⑨ 尹策：《〈玄中记〉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论及郭璞《玄中记》故事母题对后世文学产生的重大影响。孙昌武《关于王琰〈冥祥记〉的补充意见》⑩ 孙昌武：《关于王琰〈冥祥记〉的补充意见》，《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指出《冥祥记》的写法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深远影响。李献芳《语体与文体创新中的〈续夷坚志〉》⑪ 李献芳：《语体与文体创新中的〈续夷坚志〉》，《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与《元好问〈续夷坚志〉描写战争特点》⑫ 李献芳：《元好问〈续夷坚志〉描写战争特点》，《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等指出《续夷坚志》创作艺术上的新特点，认为它“为《娇红记》等变异小说做了艺术尝试”，“开启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先河”。再如刘璋《斩鬼传》的讽刺技艺与写人艺术对后来小说写作产生的影响，也有研究者作过探讨。郭志强《对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研究的重新审视——从传播角度看〈斩鬼传〉的影响》⑬ 郭志强：《对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研究的重新审视——从传播角度看〈斩鬼传〉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2期。论证了《斩鬼传》的讽刺手法对《平鬼传》《降鬼传》《何典》《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王以兴《浅谈〈斩鬼传〉与〈绿野仙踪〉创作的关系》① 王以兴：《浅谈〈斩鬼传〉与〈绿野仙踪〉创作的关系》，《济宁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分析了《绿野仙踪》对《斩鬼传》写人艺术的借鉴等。由此出发，若把视野扩大至关注晋籍文人文学和后世小说间的关系，会发现如尹华君所阐述的观点，他在《近三年柳宗元研究概述（2013-2015）》② 尹华君：《近三年柳宗元研究概述（2013-2015）》，《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中提及王光福《“正邪两赋论”“金陵十二钗”渊源补论》一文，此文提到周汝昌的研究发现即《红楼梦》“正邪两赋论”和明代吕坤、宋代朱熹的思想渊源，而尹华君认为这一源流可以追溯至晋籍文人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

抽油机的传统能耗制动方式会消耗较多的电能,而且不安全。通过将制动过程中产生的能量回馈至电网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为此论文在不改变原有设备主要装置的基础上,通过能量回馈装置,实现对设备制动时产生的能量回收利用。论文基于SVPWM研制了能量回馈装置。测试结果显示输出电压的波形接近正弦波,FFT分析发现相电压波形主要成分是频率为50 Hz的基波,外还含有3.91%三次谐波。满足并网对电能质量波形畸变率小于5%的要求。通过优化PI调节器的参数,最终实现了回馈瞬态过程较短(3个电网周期)。SVPWM调制方法可以提高制动过程中产生直流电压利用率。能量回馈装置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有利于油田的节能降耗工作。

山西地区和古代小说有重要关联的还有五台山和太行山等。日本学者松浦智子写过一篇名为《关于杨家将五郎为僧故事的考察》④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四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的文章，文章倾向于文学作品的外围观察，无意于探讨五台山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审美功用或者是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等，而是用丰富翔实的材料考察了杨五郎为僧的文学作品和五台山结缘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即五台山僧兵在南宋瓦舍中的文艺化，解决了有关杨家将主题文学与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的结果可以看作是五台山文化赋予文学艺术创作灵感的极好明证，很有启发意义。和日本学者的文章相比，崔玉卿的两篇文章更倾向于文学内部的考察，也更侧重于详细的文本解读。其一《五台山与〈水浒传〉》⑤ 崔玉卿：《五台山与〈水浒传〉》，《五台山文化》2013年第4期。解读分析了五台山在《水浒传》中从情节、人物塑造到小说主题等诸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提及《水浒传》对五台山的作用。在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地域文化作用于文学”偏向居多的研究背景下，这个提法对拓宽研究路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古代小说对三晋文化的弘扬又有哪些方面的助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对考察或解决文学的另外一些现象不无裨益。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五台山与〈杨家将演义〉》⑥ 崔玉卿：《五台山与〈杨家将演义〉》，《五台山文化》2014年第3期。通过历史史实与小说描写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重点阐述了五台山历史上的僧兵现象以及作品中杨五郎出家后组织僧兵抗辽的事迹，但对历史现象与文学描写之间产生关联的原因没有给出有效考索。

三

云南是多民族地区，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全国56个民族云南有26个，其中少数民族25个，形成了绚烂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岁时节庆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各个少数民族展现本民族特色项目，其中有苗族的吹枪、抢花炮、板鞋竞速、高脚竞速、打陀螺等，这些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到了古代小说中的山西商业，除上文提到的郑少林《从〈太平广记〉看唐代山西社会生活》探讨过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山西商人外，再就是魏晓红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西商》⑦ 魏晓红：《〈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西商》，《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从西商的职业特征、婚恋与家庭等方面分析论述了这些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商人，这些商人故事“可能更具有当时晋商的一些原生态”⑧ 孙涛：《笔记晋商》，《太原晚报》2010年1月10日。。

第三，从研究的内容上来说，要注重把文学内部关联和文学外部关联结合起来。譬如我们不仅要关注物质文化层面中景观实物等对古代小说内容到形式诸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非物质文化层面中的习俗传统、民间文艺等因素和古代小说间的联系，也要关注三晋本土文人文学的思想观点与写作技法对古代小说创作提供的有益启发。比如董再琴、李豫的文章《〈金瓶梅词话〉中尼姑宣卷活动本事来源地考索》①董再琴、李豫:《〈金瓶梅词话〉中尼姑宣卷活动本事来源地考索》,《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探索了山西介休尼姑宣卷活动这一民间宗教文娱形式与小说《金瓶梅》描述的尼姑宣卷活动情形之间的关系，认定山西介休是《金瓶梅词话》中尼姑宣卷本事来源地。在此想说的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会影响到一个作家的精神风貌，这种风貌会融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从而给作品注入一股带有独特地域文化色彩的血液，这一点为大多数人所共识，因此对于三晋的古代小说，大家会倾向于研究它的地域特性，而对其主题思想或创作技法的小说史传承的关注就少了，进而言之，就是对晋籍文人文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视角关注较少，上文所说柳宗元文学与《红楼梦》的关系即是这一关系视角的范例，是文学内部关联的探讨，目前还不足为研究者所重视。

第四，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要注重将文本分析和实地调查二者相结合。譬如前文所述崔玉卿发表在《五台山文化》上的两篇文章就是侧重于文本分析研究的范例，而孟繁仁《〈西游记〉与山西》与董再琴、李豫《〈金瓶梅词话〉中尼姑宣卷活动本事来源地考索》等文章的撰写则是建立在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文学内部关联的研究更多需要详细的文本分析与解读，在文学外部关联的研究领域，单纯的文本分析还不足以使研究问题得到实际解决，需要大量实地调查资料的累积与支撑。

有砟轨道床在时速350 km/h的条件下容易发生道砟飞溅现象，此次“高速铁路固化道床防飞溅高分子材料涂层”的研发与应用，通过将防飞溅涂层喷洒至道床表面区域，促使表面道砟颗粒发生固化，从而防止列车风荷载作用下发生道砟飞溅的现象，对保障线路的行车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目前三晋文化与古代小说的研究格局是多视角的，但不可否认研究成果的碎片化与无序性，因此需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三晋文化内部和古代小说有关的层次入手系统观察整理、分析论证二者关系，形成古代小说中的三晋文化体系，这对古代小说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都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