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时期的官方文献可知，广州湾经历由渡口、海澳、村落到海域指示的演变过程，它位于高州府吴川县所属南三都地方靠近外海处。因其接近中国沿海航线，一度成为广东海防西路重要的泊船、会哨之地。在华南海盗肆虐广东沿海的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广州湾曾多次为洋匪占据，两广总督那彦成、百龄先后派官兵清剿和招抚，最终平息海寇。值得提及的是，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11月16日至1702年5月10日，法国“安菲特里德”号商船沿中国海航行，因台风避入广州湾。法国船员利用在此停留的数月间，绘制了广州湾一带海图，返国后递呈法国国王，直陈该处优良的港口条件。这也是西方文献中对早期广州湾的鲜见记载。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虚弱已裸呈天下。西方列强趁势占据中国沿海优良港湾，试图建立他们在远东的海军基地，先后在中国开辟有五块租借地，包括德占胶州湾、俄占旅大、英占威海卫和九龙，法占广州湾。需要说明的是法国占据的广州湾已不再单纯为明清档案记载的广州湾，而是包括海岛、陆地和水面所组成的大约1800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尽管中方档案文献仍冠名广州湾或广洲湾，但其内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就法租广州湾各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分条缕析，以厘清其历史发展脉络。

一、法国议租时期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3月13日（二月二十一日），法国署使吕班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4项要求：1.云南、广西、广东及车里（土司名，也作彻里、车厘等，辖境在今云南景洪，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不让给他国；2.用法人为邮政总办；3.修造滇越铁路；4.在南省海面设趸船所（指琼州）。[1]

4月9日，法国署使吕班照会总署，修改3月13日提出的要求为：1.中越边界不让他国；2.修滇越铁路；3.租借广州湾；4.用法人襄办邮政。

4月10日，总署照复法使，允其昨日四款。[2]

4月22日（闰三月初二日），法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海军中将率巴斯噶号、袭击号、狮子号等军舰及海军将士数百人登陆广州湾。法国文献记载登陆地点为雷州半岛一废弃炮台（海头炮台）。登陆时他们举行了庆祝仪式，包括升法国国旗、军舰排列抛锚、鸣炮二十一响等。[3]

1.1 研究对象 选取德阳市人民医院自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临床诊断为大隐静脉曲张的且行彩色多普勒超声与数字X线引导下下肢静脉造影检查的53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血管外科学》[7]及《慢性下肢静脉疾病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8]的诊断标准。其中，男性35例，女性18例；年龄30～79岁，平均年龄(59.53±6.41)岁。入选患者静脉病变患肢60条，左侧下肢病变32条，右侧下肢病变28条，静脉病变部位均为大隐静脉。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签属知情同意书。

6月19日（五月初一日），南柳、海头、下山、菉塘等村居民500多人，在吴邦泽、吴大隆等的率领下，袭击法军。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和武器落后，牺牲30多人，杀死法军2人。

7月12日（五月二十四日），南柳村民200多人，在南柳、沙沟与法军较量，因武器落后不敌，牺牲8人，其中包括领头人吴邦泽等。

4月25日（闰三月初五日），两广总督谭钟麟派道员潘培楷与法员会勘界址。潘在广州湾等候二十多天，不见法方派员前来，因公务暂回高廉署任。其后法国方面以此为借口一味推迟界务谈判。[4]

7月25日（六月初七日），法国兵舰5只，载兵数百人，借口已咨会总署，强行登陆硇洲淡水、津前炮台，并驻台竖旗，借用炮位。地方都司强烈不满，电外部严询法使，饬令即日退出。

10月19日（九月初五日），两广总督谭钟麟就法人在广州湾越界侵占硇洲事致总理衙门，要求转告法使前往勘界，同时要求退兵硇洲，不可越占。[5]

5.切实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内因是事物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最终原因还是在自身。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面对各种诱惑，一些“一把手”被贪婪心理绑架，不能把持住自己，“三观”扭曲变形，失去党性节操，逐渐沦为不法经营者的牟利工具，最终成为阶下囚。因此，要想真正管住“一把手”，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一把手”自我监督工作。因此建立“一把手”自我监督机制，加强对“一把手”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意识和能力是抵制腐败的前提条件。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的法纪教育，共同筑牢“不敢腐”的心理防线。

12月26日（十一月十四日），粤督谭钟麟就法人在高雷两属伤毙人命、建造兵房事致电总理衙门，认为“界址未定，遽行派兵占地，岂有此理？”再次要求法国方面派员前来勘界。[7]

1913年

所谓的外汇资金池，就是可以自由兑换外币经营项目账户和资金账户的管理模式。外汇资金池的构建以委托贷款作为基础，在其作用下，境内企业外汇资金的运用更加便利，外汇资金经营更加高效。

1月12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钟珏被委派署理遂溪知县，李排除同乡朋友的劝阻，毅然前往赴任。[8]

2月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钟珏由海路启程，4日在赤坎埠登岸，7日接篆视事。[9]

2月1日，高礼睿取代博蒙出任远东舰队司令。

婚，肯定是要结在易非的房子里的，可让不让主卧给他们呢？易非想到了李倩倩，她实在是不想让她这个外人鸠占鹊巢，可她马上就要成为向南的老婆了，他们要风雨同舟共度一生，而且，她是他孩子的妈，就凭这一点，她也不能亏待她。让一对新人，窝在小客房，自己占着主卧？这来往的宾客看见了，像什么样呢？

3月8日（正月二十八日），法国驻北京使臣毕盛前往总理衙门指责两广总督不肯会商广州湾界务，要求在总理衙门商定。总理衙门“以事关该省地方形势”，“无从遥度”为由，坚持在粤省商办。

3月13日（二月初二日），法使毕盛向总理衙门照送分界说贴一件，地图一幅。其图说北至三水、门头，东至黄坡，西至旧县村，南至大海，将硇洲、东海两岛全行划入界内，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约百里左右。对此，总署一面电请驻法大臣庆常向法国外部切实辩论，一面咨商两广总督谭钟麟酌核筹办。

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有着很大的专业要求，但是我国很多审计专业人员都是从财务方面的人员转型而来，这就使得他们对于审计的专业知识掌握并不多，导致所做的审计报表也并不严格，对审计问题的处理能力较差。企业的科技创新需要审计部门做好一系列的报表、评估文件以及各类预算、国家政策等。若审计人员对审计知识的掌握不高，必定会导致决策实施时出现各种问题，使得决策出现错误的结果。其次，企业也缺乏对审计人员的资格认证[3]，以及对于他们的专业培训，使得一些新上任的审计人员对于企业独特的审计要求掌握并不完善，无法快速的将审计知识运用于审计工作中，这对于企业的创新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5月21日，遂溪知县李钟珏出示晓谕，要求各村绅耆约束子弟，不得就法兵到所属地方绘图进行干扰滋事，对于不守规定者严拿究办。[10]

（3）教学课程形式的愿望。在希望开设课程的学生中，有498人（30.9%）最喜欢合作学习式，539人（33.5%）最喜欢案例教学式，356人（22.1%）最喜欢自学—辅导式，115人（7.1%）最喜欢传递—接受式，仅有103人（6.4%）最喜欢现象分析式，且不同年级、性别、任职的学生对教学形式愿望的差异有显著性（P=0.018，P=0.034，P=7.427×10-5）。

7月12日，法国政府授权高礼睿负责勘界。

8月10日（七月初五日），清政府派广西提督苏元春前往广州湾会同法员办理界务。[11]

10月9日（九月初五日），遂溪练勇与法军在新埠交手。双方相持三个时辰。各团练勇被当场枪毙2人，伤15人，后伤重不治4人。击毙法二画、一画官各1人，士兵5人，伤11人，又淹毙23人。[12]

11月5日（十月初三日），发生麻章东菊之战。当日，停泊在赤坎河外的法军兵轮2艘炮击麻章圩，共发260多炮，派陆兵400多人。后各路练勇来援，法军溃走。

11月12日（十月初十日），两名法国军官在遂溪平石被杀。法国借此要挟清政府，敦促广州湾租借条约的签订。

11月14日（十月十二日），毕盛要求总理衙门罢黜两广总督，处决遂溪知县，批准租约。

3月，广州湾首府从麻斜迁到白雅特城，即由东营迁至西营。[28]

2.3.2 水质净化过滤途径 盐分处理一般采用反渗透技术，但处理成本较高，根据淖尔利用人工补水的运行方案，利用分凌水、灌溉水对其进行稀释后再处理成本较低。引黄灌溉水与分凌水水质较好，以河套灌区发达的灌排渠系为基础，湖河联通工程为依托，对淖尔水进行混配稀释，可有效改善水质状况。近年河套灌区对于湿地建设与改造的经验证明了淖尔水混配稀释技术措施行之有效。

同日，高礼睿与苏元春“酌议条约七款，彼此画押签字。法人攻黄麻之兵，亦于是日撤还。惟地方未了之案，尚须随后议结。”所签条约即《广州湾租界条约》，并附地图一份。

12月5日（十一月初三日），遂溪知县李钟珏受革职处分，当日交卸，一律解清。[13]

12月19日，粤督谭钟麟解职，应召入京。广东巡抚德寿兼署。府君（即谭钟麟）叹曰：为国守土不能保（指广州湾划界事），又重伤吾民，何颜复居此乎？乃上奏，力求解任。[14]

二、法国租占时期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1月5日，法国总统埃米尔·鲁贝签署法令，将广州湾划归印度支那总督府管辖，同时保留其租借地地位。[15]

△ 同年，印度支那总督杜美确认关税自由原则适用于广州湾。

①绩效考核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现行的绩效考核体系与公司的战略目标脱节，公司在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时并没有将其纳入公司的整个管理体系中去考虑，往往难以充分认识公司的经营目标和状况。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待健全，各种工作职能难以配合来共同推动公司获得持续发展能力。

1月1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李鸿章抵粤，18日接篆。李鸿章随即派出委员方政、遂溪县官员崔广沅等将平石凶犯提解到赤坎分界处，与法员现场观办，三方画押，平息平石事件。[16]

1月27日，广州湾行政组织法颁布。[17]

2月9日，法国五画官统带海军陆战队队长马露（也译为马洛）中校奉越南全权大臣谕饬，将广州湾权力交一等民政官阿尔比（Alby）。行政首府初设于麻斜。

初期，广州湾被划分为三区，每区设帮办公使一名。第一区由麻斜河右岸至通明港，公署设在赤坎；第二区由麻斜河左岸至坡头一带，公署设在坡头；第三区由东海至硇洲，公署设在硇洲大街。所有界内墟市村庄事务归各官公署办理。[18]

3月2日，光绪帝批准租约。[19]法国则因庚子事变爆发，没有立即批准该约，并企图进行更有利的修订，后则忽略此事，始终没有予以批准，因而并未生效。[20]

△ 是年底，法籍神父范兰到广州湾发展天主教，并在西营兴建天主教堂（即现存的维多尔教堂）。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碳排放强度控制方面。“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20%,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17%);2016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6.6%,[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2017年10月,www.ndrc.gov.cn/gzdt/201710/t20171031_866090.html,2018年8月30日。 实现“十三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进展态势向好,有望超额完成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

12月，杜美亲临广州湾视察，实地研究广州湾未来进行军港建设的可行性。杜的亲信、桥梁和公路总工程师吉叶莫托力主将广州湾建成大军港，使其成为法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海军船坞。[21]

1910年（清宣统二年）

1.3.1 对照组采用的呼吸道管理措施:①呼吸机:反复使用的呼吸机管路及呼吸机湿化罐，每周更换。②使用开放式吸痰法，2人协同操作，常规先用生理盐水进行吸痰前的湿化，然后1人专管吸引，另1人接复苏囊加压给氧，吸痰频次每2～3小时1次［3］。③体位:患儿床头抬高15°。④口腔护理:对患儿进行口腔护理每12小时1次。

△ 广州湾首府成型，一座具有传统殖民城镇面貌的“法国小城”出现在海边。小城略具行政首府的风范，有公使署、住所、兵营、监狱和墓地，所有的建筑周围都建有小花园。此后经过规划和建设，作为首府近十年。[22]

7月15日，法印度支那总督府以政令的形式确立广州湾的鸦片贸易体制。颁布广州湾鸦片贸易章程，规范广州湾当地的鸦片进口、生产和销售以及制烟废料的买卖。[23]

△ 同年，法当局公共工程局在硇洲岛矗立起一盏高13米的航标灯。[24]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1月，法人在广州湾开设烟饷，照会粤省督宪，示知商人。两广总督岑春煊札行商务总局，准广州领事照会。[25]

所有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舌下含服组和口服组,每组各40例。口服组患者口服酒石酸美托洛尔片(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产品批号1407184)25 mg(1片);舌下含服组患者舌下含服酒石酸美托洛尔片25 mg(1片)。

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平稳向好，油气消费量持续增长，表观消费量已经超过6 亿吨，对外依存度接近7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50%的安全警戒线水平，油气增产稳产对于能源安全十分迫切。大港油田自投入开发以来，已累计生产原油1.85 亿吨，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如何继续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添砖加瓦，是摆在油田开发面前的一道难题。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 清政府电饬驻法刘式训钦使，令其与法政府磋商撤退京津卫队，交还广州湾并改订安南通商条约事宜。[26]此为中国政府层面最早提出交还广州湾。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对于广州湾进出口货物，仍责成高雷两口切实稽查整顿。[27]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11月16日（十月十四日），高礼睿指挥法军对麻章和黄略施以报复性军事打击，开炮轰击，将麻章、黄略和其他11个村镇夷为平地，占领抗法指挥中心黄略村，造成无数房屋被毁，练勇伤亡惨重。

△ 孙中山胞兄孙眉迁居广州湾，先后化名黄镇东、刘汉生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杨益三、梁海珊即是孙眉发展的同盟会会员。[29]

1911年（清宣统三年）

7月4日，广州湾颁布《东法总督改组广州湾行政及司法之命令》，废除区制，采用“代表制”，在坡头、淡水、铺仔、潮满、太平、东山、三合窝等处各派1名法人为代表，治理各地。废麻斜市，设西营、赤坎市。西营由副公使兼任市长，赤坎市长由法人担任。西营、赤坎和大的圩镇仍设公局，并设立广州湾总公局，陈学谈出任公局长。

总督府颁布政令，简化司法机构。租借地只在白雅特城设立一个混合法庭，总督府选派一位民政系统的公务员出任庭长，总督钦点两名中国名流担任陪审员。审判委员会也调整为由总公使（任主席）、副公使和赤坎行政负责人组成。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 是年，广州湾当局选定麻斜海两岸的东营、西营建港，命名为白雅特港，亦称西营港，为法属东京海务局管理的无关税自由贸易港。西营栈桥式码头全长334.7米，其中，突堤式长180米，宽16.5米。同时设立船舶停泊所。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12月18日，广州湾法员颁行新章，境内居民每人每年须纳税四元，每牛一头须纳税两元。华人向法员抗议并请广东地方政府交涉此事。[30]

1916年

5月20日，广州湾当局奉印度支那总督令，颁布《广州湾市政警政管理条例》，条例分市政、交通、卫生、治安四章，计92条。

5月21日，广州湾当局颁布政令，将租借地经济中心赤坎升格为自治市。此后，赤坎市长由第一区公使兼任，并在市镇委员会的协助下管理城市。市镇委员会由政府任命的12名中国人组成，任期三年。赤坎市依靠当地的税收和鸦片专营进行独立预算。[31]

1917年

△ 是年，赤坎自由商会成立，成员皆为中国人，且不受法国当局控制。[32]

2月2日，广州湾华人抗议当局新税章。电请中央与法使交涉。[33]

10月21日（九月初七日），法国兵轮停泊广州湾海面，水师登岸，为当地人围住，被困两昼夜不能走脱。法官兵大队前往驱逐，引发冲突，致法兵1人毙命，伤数人，村民9人被枪杀。[6]

作为一名女性，碧翠丝·莱姆沃卡时刻记住自己要为这个国家的女性发声。这一点，在她的《烟草皇后》和《市场小贩》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两篇小说中，莱姆沃卡提到了诸如毒品、暴力和战争等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比较落后国家的女性要面临的严峻问题。莱姆沃卡说：“乌干达是一个家长化的社会，作为一个女人，我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这就是我写作的动机：我面对的挑战或女性面临的挑战。”[1]在整个社会男性至上而忽视女性的氛围中，莱姆沃卡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为女性发声，争取权益。

1918年

5月15日，龙济光高雷兵败逃往广州湾。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照会广州法总领事，请其转达广州湾总公使，封存所缴的龙军军械，扣留龙济光、王纯良、李嘉品等人，约束士卒千余人。[34]

1919年

12月，报界披露中国外交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以说贴形式提出归还租借地的希望条件。[35]

1921年

12月3日，太平洋会议远东委员会第12场会议召开，专门讨论中国的租借地问题。会上法国代表维维尼安表示法国愿意接受中方要求，归还广州湾。[36]

1922年

△ 广州湾西营“爱民医院”和赤坎“法国医院”先后开业，西医从此传入雷州半岛。

1925年

△ 广州湾商会成立，会址设在赤坎海边街（今民主大道）105号，陈斯静担任第一任会长。商会是联络当局的非官方商务管理组织。[37]

9月24日，高雷琼崖等八属督办邓本殷电请明令收回广州湾并速定开议接收日期。[38]

1928年

△ 陈铭枢请设广州湾海关及在广州湾附近设立税卡。[39]

1929年

1月，陈铭枢计议交涉收回广州湾。[40]

1月1-19日间，中共广州湾机关三处在赤坎被破获，黄平民、朱也赤、陈妹、聂都山、胡天九等18人被捕，查获印信、档案、宣传品三担。后被广州湾当局引渡给国民党第十一军二十四师，造成上述被捕人员在高州被杀。[41]

1935年

9月，广州湾法工兵在吴川越界筑路。两广外交视察专员甘介侯就近向驻广州领事交涉并报告外部，要求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向中央呼吁，收复被占各地办法。[42]

1936年

4月23日（闰三月初三日），发生广州湾血案。广州湾坡头居民因法当局征收人头税，聚众数千人到公署请愿取消人税，法警开枪，致5人死亡，12人受伤。惨案发生后，当地难民推派代表入省请援，西南政务委员会令西南外交特派员甘介侯向驻粤法领提出抗议，要求惩凶、赔偿、减税。[43]

其后，著名外交家刁作谦出面交涉此案，最终于次年2月圆满解决。法国政府答应赔偿难民损失，免抽人头税等要求。

1937年

8月，广州湾晨光小学校长许乃超和遂溪县立第七小学教师何森等发起组织“遂湾青年抗日宣传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出版进步刊物，演出话剧，揭开广州湾文化救亡序幕。[44]

9月2日，广州湾赈灾会成立。主要工作是捐款、宣传，侦查仇货和汉奸活动。

1938年

9月1日，广东省银行广州湾办事处在赤坎开业。

9月11日，广州湾赈灾会募集善款，购买航空公债一万元，购棉衣五千件赠前方将士。[45]

10月，广州沦陷，广州及粤中一带难民纷纷逃往广州湾。

1939年

1月20日 广州湾中国银行在赤坎麦那街二号B先行开业。中国银行进入广州湾，与广州湾成为抗战国际援助通道有关。[46]

5月，广州湾成立琼崖救济委员会，对因日军进攻海南岛流亡抵埠的琼崖同乡开展救济。[47]

1940年

1月8日，广州湾寸金桥公共医院筹备会议召开，成立15人的筹委会，负责筹款，在寸金桥收买民地为建筑地址。[48]1941年5月1日，举行落成开业典礼。医院共收到各地捐款67.33万元。

6月，日本政府要求法国和英国停止输送援蒋物资。法国维希政府答应全面封锁印度支那运输线并同意日本派遣监视团进驻广州湾，监视通过广州湾的进出口物资，答应向日军提供补给，允许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通行和使用其机场等要求。8月30日 日法达成谅解并进行换文，签订“松冈安里协定”。

7月12日 日本方面派视察员十人前往法国租借地广州湾，监视封锁重庆的货运。[49]

7月22日，德古就任越南新总督。[50]

8月，广州湾设立日本管控委员会。

1941年

4月1日，《大光报》粤南版，在广州湾外华界遂溪县属寸金桥发行，对开四版，日发行量7000份，为粤南地方销量最大、较有影响的日报。[51]

5月初，广州湾总公使罗庇和斯辞职，由印度支那政府经济局玛地接任。[52]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进攻香港。十八天后，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原来入港避难的上海、广州、海南各地难民加上香港难民纷纷逃往广州湾，广州湾人口激增，赤坎人口由战前的四五万人激增至10万人，西营由不到2万人增至四五万人。广州湾“商贾云集，盛极一时”。[53]

1942年

3月8日，广州湾遂溪各界机关团体联合救济难侨会协助广州湾各振济会，在遂溪寸金桥设立献金台，举行献金救侨运动。前后5天共得“国币”41万元。[54]

7月7日，广州湾、遂溪各界召开纪念七七大会，当晚售花义演，筹款、劳军、救侨，湾侨输将踊跃。[55]

三、日军占领及收回时期

1943年

1月30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对广州湾作战的第743号大陆命令。[56] 2月16日，日军占领雷州城。

2月21日，日军在法国政府谅解下占领广州湾，日法现地长官签订联防协议。

2月24日，国民政府照会法国政府，声明广州湾租借条约失效。

5月9日，美国堪齐斯（P4）型飞机八架空袭广州湾，在西营投弹。[57]

1944年

3月1日，华南日军当局宣告撤除广州湾地域的军政，将其划入广东省政府治下，正式作为所谓“和平区”，并由广东伪省长陈耀祖与日军司令官签字移交，归南京汪伪政权接管，并声称今后专门负责作战警备使命。[58]

1945年

3月9日，日本发动“三九政变”，废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次日，日军将法国驻广州湾600多名军警全部解除武装并集中管制，日本完全取代法国对广州湾实施统治。

7月17日，广州湾行政区成立，陈学谈任区长。次日，白雅特城的法国人全部被捕，被囚禁在印度支那银行大楼里，禁止与外界联络。[59]

8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与法国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代表中法政府在重庆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宣布废除1899年11月16日中法间所订专约，将专约所划定地界内之行政与管理，归还中国政府。[60]

8月22日，广东省政府奉国民政府令，将广州湾租借地辟为省辖市，定名为湛江市，隶属广东省第七行政区。[61]

9月20日，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率部进驻赤坎并举行受降仪式。次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作为纪念，其后将原中国大马路被改为九二一路。

12月15日，最后一批法国人返回西贡。[62]

1946年

1月15日，湛江市政府正式成立，市政府设于西营原广州湾总公使署。郭寿华为首任市长。[63]

1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江门、广州湾、北海三口岸准予开放。[64]次年1月，青岛与三口岸一并开放为通商港埠，准外轮航行。[65]

注释

[1][2] 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卷），北京：中华书局，第992、996页，1987。

[3]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CHINE 1894-1898.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0.P52。

[4][12][13][18][56] 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44、86、161-162、253、340页，2013。

[5][7] 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135卷、136卷，书目文献出版社，第3、17页，1987。

[6][19][21][22][23][24][28]安托万·瓦尼亚尔著，郭丽娜、王钦峰译：《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上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第78、109、132-136、130、181、131、251、231-233页，2016。

[8][9] 李钟珏：《且顽七十岁自序》。《近代人物年谱辑刊》第五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486-487、488页，2012。

[10] 法国海外殖民档案中心藏，卷宗号21775。

[11] 王彦威纂、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之光绪朝》，民国20年（1931）刊本。

[14] 谭钟麟：《谭文勤公奏稿》卷首。台北：成文出版社，第77页，1968。

[15][17][31][32][59][62] 安托万·瓦尼亚尔著，郭丽娜、王钦峰译：《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下卷，第361、14、251、372页。

[16]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八卷。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本，第4067页，2002。

[20] 景东升、何杰主编：《广州湾历史与记忆》。武汉：武汉出版社，第3页，2014。

[25][26][27] [30] [33][34][35][38][39][40][41][42][43][49][51][57][58][60][65]《申报》，1906年1月12日、1907年8月21日、1908年4月1日、1913年12月18日、1917年2月3日、1918年5月18日、1919年8月24日及12月11日、1925年9月27日、1928年8月28日、1929年1月4日及1月29日、1935年10月5日，1936年5月14日、17日、19日，1940年7月13日、1941年6月14日、1943年4月12日，1945年1月9日、8月19日、12月31日，1947年1月9日。

[2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孙眉公事略》。北京：中华书局，第8页，1981。

[36][46] 景东升、龙鸣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二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43、241、196页，2016。

[37] 政协湛江市委员会：《湛江文史资料》第九集，第116-117页。

[44][53][61]湛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湛江市志》。北京：中华书局，第55、58、62页，2004。

[45][48][50][52]《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9月21日、1940年1月9日及7月23日、1941年5月4日。

[47] 《申报》（香港版），1939年5月22日。

[54][55] 《大公报》（桂林版），1942年3月31日及7月9日。

[63] 郭寿华编：《湛江市志》。大亚洲出版社，第31页，1972。

[64] 《江西省政府公报》，1947年第14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