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作为儒家倡导的“三达德”之一，在先秦儒家追求成贤成圣的道德修养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的代表人物均对“勇”的道德内涵有所论述，尽管各有侧重，内涵结构和伦理层次的划分有区别，但其总体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表达主体道德行为所蕴含的道德精神力量，更蕴含了对道德意志和道德德性的追求。先秦儒家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道德思想进行了总结和提升，把“勇”与“仁”“义”“礼”“知”“中庸”相结合，使其成为君子追求的道德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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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勇德以“仁”为根源

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仁”，它是儒家最高的道德范畴。“勇”作为一种道德德目，隶属于“仁”这一最高道德范畴之中。所以，我们讨论勇德的伦理意蕴，首先要从“仁”入手，看“勇”在“仁”德中的地位。

先秦儒家把“仁”视为人的本质，“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2]291。“仁”不仅凝聚着“爱亲”的浓浓温情，也表达了对普通善良大众的怜悯同情之心。“仁”所表达的是普遍肯定和普遍尊重，个人与他人的密不可分。当他人遇到困难，遭受苦难时，应“能近取譬、博施于民”、济世救众，可以看出“仁之本旨，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23。“仁”在伦理中“切近简易，而又宏伟广大；统涵诸德，而又不失自为一德”[3]，先秦儒家既把“仁”看作一种道德行为的表现，又把“仁”当作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的某种自觉，是百善的来源，“仁者，本心之全德”[4]86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杨泽波把仁称之为“诸德之家”[5]。

“勇”是“仁”德内含的部分，同样勇德也内含“仁”的德性。“勇”与“仁”相辅相成，具备勇德才能在成“仁”道路上，勇于坚守原则，“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42；勇于挑战权威，“当仁不让于师”[1]246；勇于改过，“过则勿惮改”[1]5。孔子谈到“勇”与“仁”的关系时说：“仁者必有勇”[1]205但有勇德也必须有仁，“仁”是“勇”的动机和归宿，“勇”是“仁”的手段和方法，“勇”必须以“仁”为动机和目的才能成其德行。“‘勇’之成德以内在动机的转换最为根本，只要实现了内在的‘仁’，勇德的获取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6]子曰：“刚、毅、木、讷近仁。”[1]161勇德精神里也含有刚毅精神,刚毅精神接近于“仁”，那么勇德也必然是“仁”内含的部分。荀子说,“刚毅勇敢，不以伤人。”[7]75具有刚毅勇德的人能勇往直前，践行仁道，“力行近乎仁”[4]36而不伤人。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成仁。”[1]235志士仁人为追求仁道，不贪生怕死，为了成就仁道甚至可以牺牲性命。孟子对孔子这句进行了发挥，认为为了求“仁”，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为道勇于牺牲的精神，很受先秦儒家推崇。而如果只有勇敢，却没有“仁”爱，勇敢就会变成恶。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朱子注：“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4]135勇敢而无仁德，就会生出更多的祸乱。先秦儒家认为勇者有“仁”，会成为一种德行，仁者必备“勇”，才会达到“仁”这一理想人格。

如果“勇”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没有“礼”的指导和规范，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勇而不中礼，谓之逆。”[15]73勇敢如果不合乎礼，是一种忤逆。勇中无礼，就不能被称之为一种德行。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90没有礼的规范，勇敢就会变成暴乱，就会破坏社会秩序。无礼之勇，“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10]231。正是因为无礼之勇不利于个人修养，使社会秩序发生混乱，所以，勇而无礼也是君子所不齿的。孔子曰：“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1]276子贡也厌恶不讲“礼”而勇的行为，“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1]276“勇果而无礼，君子之所憎恶也。”[1]276荀子认为“师法”是勇有礼的重要途径，在“师法”之下“礼”指导勇，能更好地发挥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作用。

2 勇德以“义”为约束

“礼”是儒家伦理道德重要范畴之一。《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鬼神致福也。”[8]4礼最初是先民祭祀的礼仪活动，后来经过发展成为一种规矩、制度、准则，而在伦理道德方面又指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礼作为一种礼仪、礼制和道德行为规范，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7]157。而礼则使人和社会生活规范条理，建立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儒家历来颂扬‘孔颜乐处’就是立于礼，以道德为立人之本，在道德中所感受到的一种真正的充实与高尚的幸福。”[9]208故，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1]209、“不知礼，无以立也”[1]259。

荀子通过义利之分把孔子以义摄勇、勇中有义进一步发挥。荀子把勇分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真正的勇是士君子之勇，是因为士君子们“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7]40-41，荀子认为真正的“勇”是重义不重利，是以“义”为先决条件的。勇中有义，勇符合义的标准，体现道义原则的要求，才是一种真正的德行，所以“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7]23，一个人必须有正确的义利观指导，才能做到真正的勇。重义轻利之勇，是荀子之勇德必须考虑的因素。否则重利忘义的“勇”就如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生理的冲动和蛮力。荀子认为“有勇非以持是，则谓之贼”[7]353,有勇如果不坚持正义的目的，如果没有“义”规范，这种勇只能叫做贼害。

《论语·阳货》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214孔子认为，“一方面，‘勇’不可缺，若缺失‘勇’，君子人格就无从挺立，如此，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就会出现‘见义不为’的情况；另一方面，‘勇’不足‘尚，若缺乏‘礼义’的限制，极有可能产生‘乱’的后果。”[11]勇作为一种德行，应内含“义”的成分，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2]49

“义”作为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那么“勇”成为一种德性必然合乎“义”之要求。“义”和“勇”之间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有“勇”无“义”，会招致祸端，“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1]214。有“义”无“勇”，就只是不能付诸行动的良好动机,“见义不为，无勇也”[1]23，知道是正义的事，没有勇气去执行，是没有勇气、怯懦的表现。因此必须有勇有义才能成就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义”作为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对“勇”起着指导和限制作用。“死而不义，非勇也”[12]199、“率义之谓勇”[12]725;另一方面，“勇”中有“义”才能成为一种为善的力量,“勇敢而协于义，谓之义勇”[13]。勇敢中包含道义，符合道德规范要求，才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之勇。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认为“勇”以“义”为规范，以“义”为指导，并指出“见义勇为”，认为“勇”之施行的合宜关键在以“义”为约束。

先秦儒家把“有礼之勇”看作一种高尚的行为准则，是“成人”必备的道德品质。孔子认为，一个完人是具备了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然后再用礼乐加以规范和修饰。

3 勇德以“礼”为标准

何谓义？《说文解字》释：“义，己之威仪，从我从羊。”[8]453《中庸》说：“义者，宜也。”[4]36朱子注曰：“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4]38“义”可以理解为适宜的*很多学者都认为义的含义是“宜”。在道德原则与具体现实之间相互结合时，“义”也确实等同于“宜”，但在突出“义”的内在价值时，如“义以为上，惟义所在”等，“义”能否用“宜”来解释是值得商榷的。、公正的、合理的道义准则和道德理性。“儒家讲义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义泛指道义，是道德的代名词，如舍生取义；狭义的义则为五常之一，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准则。”[9]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45在道德生活中，符合“义”的要求理应成为指导其行为的根本道德原则。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说，“义”是道德实践的最高原则，其他规范都要接受“义”的节制与制约，是否行义是儒家检验道德德行的标准之一。“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10]282

“礼”和“仁”都可以看作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儒家内在的道德要求，“礼”是儒家外在的制度规范。内在的道德要求需要外在的制度规范落实，外在的制度规范制定又依据内在的道德要求，礼是仁德外在规范和表现形式。既然儒家勇德是一种仁者之勇，也必然受外在规范的约束。《国语·晋语六》云：“君子曰：勇以知礼。”[14]勇德行为需要礼的规范和制约。子曰：“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105一个人很勇敢如果不懂礼，就会犯上作乱。“勇”“直”等道德德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礼”为指导和规范的。

结果提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社会隔离对生存质量(β=-0.226，P<0.01)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状况对生存质量(β=0.224，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2)。社会隔离与经济状况的交互项对生存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84，P<0.05)(见表2与图1)，因此经济状况在社会隔离对生存质量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对工作面6个重点支架工作阻力进行统计，来压时6个支架平均工作阻力p=13 595 kN，均方差σ=2 145 kN，工作面来压前支架工作阻力pO=6 792 kN，工作面实测来压时顶板下沉量Δhi=600 mm(实测正常来压期间顶板下沉量约为600 mm)，根据压架时基本顶自由沉降至最低位态时工作面最大下沉量ΔhA=1 394 mm。

通讯服务器对于首次登入的运输终端进行监权，识别与数据库中的终端识别码是否匹配，建立连接。而后通过TCP协议以轮巡的方式采集多个终端的数据并上传至控制台，其中采集的数据包括周期数据(温度、地理位置、电压电流等)和报警数据(周期数据超过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信息)。在连接过程中，每隔一分钟接收一次运输监测终端上传的心跳包，根据心跳包的有无判断故障所在。服务器的端口通过控制台进行配置。

2003年，欧空局发射的火星快车探测器给了科学家们证实这个假说的机会。火星快车上搭载的MARSIS仪器，能够发射0.8MHz～6MHz的无线电波并接收火星表面和电离层的反射回波，利用合成孔径雷达等技术探测火星表面的地形地貌和电离层性质。更有趣的是，MARSIS仪器装备了两个设置不同的回波接收天线。通过对两个天线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综合处理，MARSIS可以去除火星表面的回波，“过滤”出表层以下的内部结构回波，从而使科学家们能够发现火星内部的秘密。

先秦儒家认为行“勇”有“礼”可以发挥优势、趋利避害。孔子说：“是以礼达而分定，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15]340孔子认为，发挥“礼”的指导和规范作用，驱除留在人心中的“诈”“怒”“贪”，才能更好发挥人的“知”“勇”“仁”，从而趋利避害。这也是“礼所以正国也”[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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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勇”既根源于“仁”，又与“仁”是相辅相成,勇德作为一种道德实践，是“仁”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勇德最终指向“仁”，“仁”也需要勇德支撑。“勇”的行为只有在“仁”的指导和规范下，才能确保“勇”的德性要求。因此，先秦儒家之勇是一种蕴含着“仁”的要求的仁者之勇。

总之，先秦儒家认为“勇”与“礼”一样，同为道德人所必备的道德修养，但“勇”还需在“礼”的道德规范下作用，以“礼”为其外在规范，才能发挥“勇”的功效。如果“勇”没有“礼”的规范，“勇”就不符合德性的要求，不符合道德原则要求，不利于社会的良好秩序，因此，“勇”必须符合“礼”的要求。

4 勇德以“知”为判断

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而理性的方式，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完善有重要的道德价值。“知”在儒家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孟子把它规定为“是非之心”，是一种判断是非善恶的观念和能力。先秦儒家高度重视人的理性，把知作为“五常”和“三达德”之一。“‘知’在儒家哲学中既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也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作为伦理学的概念，它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自觉。”[16]“勇”成为一种德性，需要“知”来分辨是非、辨明善恶，因此，“勇”的实践合乎道义准则，同样离不开“知”的指导。《尚书·仲虺之诰》记载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作战不能只靠勇敢，还要依赖于指挥者的聪明智慧，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先秦儒家多用“仁、知、勇”来说明知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167可以看出“勇”“仁”“知”既是一种并列关系，又彼此兼容互补，颇有“德目一体论”*关于德目一体论参见：麦金太尔.龚群、戴扬毅等译.德性之后[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79.的意思。这时的“知”对于“勇”来说就有了审慎的意思。

先秦儒家深刻认识到“知”对“勇”的重要意义，认为“知”对“勇”的发挥有着指导意义，“知”能激发个人更好地行“勇”；“勇”能使“知”得到更好的发挥，更好地促进主体的道德修养。勇敢是一种敢于行动的能力，体现在勇于坚持、不怕困难、敢于冒险、不畏牺牲，但是如果没有“知”的指导，“勇”往往会无功而返，可能还会造成祸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要善于运用智慧来行勇。儒家认为勤于好学就会汲取“知”，有了“知”的指导，“勇”的行为才不会产生破坏、招惹祸害，才不会胆大妄为、意气用事。子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267一个人如果很勇敢却不学如何行勇，为什么行勇，就会捣乱闯祸、造成弊端。“学”是获取“知”、积累“知”的有效方法。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4]36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反省，不断身体力行，在道德实践中辨明是非善恶美丑，以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行“勇”。

“勇”必须有“知”，才能使道德行为有了理性的指导，使理性原则和道德行为相符合。孔子“勇”作为一种德性，必须有所规范，需思考缜密、小心谨慎、审时度势、三思而行、有勇有谋方能成事。“知”能给“勇”提供方法策略，避免“勇”走向极端，使“勇”更好地发挥价值。孟子曰：“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2]159“死”不是勇德的要求，而是一种伤害“勇”的行为。在具体实践中“勇”和“知”必须联系在一起，以“知为先”*“夫战, 知为始, 仁次之, 勇次之不知, 则不知民之极, 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 不仁, 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 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国语·吴语》)，对所处环境或面临的危险处境进行深入的了解，对行“勇”的代价有充分的认识，对造成的后果或达到的目标有清醒的估算，不鲁莽行事，勇而有谋。

先秦儒家认为“勇”必须有“知”，在行“勇”之前，能够准确、快速判断接下的行为是否应该、是否符合正义、是否带来不良后果，并能为“勇”的行为付出代价。在行“勇”之时，它能因时、因地运用技巧克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从而完成“勇”之行为。

阿里的声音打碎了阿东的空白。上面开始有字浮出。这字便是：家里再也不会有母亲了。阿东的眼泪开始在眶里打转。

5 勇德以“中庸”为旨归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是儒家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17]，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中庸”一般指适宜、恰好合乎一定的标准，是做事不偏不倚，不做“乱力怪神”之事，守节持中，恒常有度。“执中”就是“中庸”之意。“中庸”之于德行既是一种做事之道，也是一种道德境界。

“执两用中”，讲求中庸之道，是儒家最高的道德行为标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83先秦儒家把“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准则，并赋予新的内容。“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7]95这个新内容就是：“中庸”之德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标准形式，以“义”为行为标准。“中庸”是包含“仁”“礼”“义”“知”“勇”等在内的道德原则，只有向着知、仁、勇的德性开放，在修道者那里，中庸才展开了它的到来的可能性，朱熹认为：“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故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18]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狠豚，唆暴孔子。”[15]185孔子认为“由之勇贤于丘”[15]185，但由于性格鲁莽、好勇斗狠，孔子认为“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54，因此针对子路之勇，孔子对他进行了勇德的改造。子路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致力于使子路之勇合乎中道，所以告诫他：“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275孔子怕子路过“勇”而做事偏颇，教育、引导子路行中庸之勇。面对子路和冉有问“闻斯行诸”的同一个问题，孔子分别给出了“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和“闻斯行之”的不同答案，是因为“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33子路过于勇，需要压制一下，而冉有过于怯懦，需要鼓励。孔子要子路考虑父兄，不要勇猛过头而面临生命危险。正是在孔子的谆谆教导下，子路之勇逐渐趋向“中庸”。当季子然问孔子，子路和冉求谁更有执政才能时，孔子推荐了子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1]164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勇之中庸是强调鲁莽和懦弱之间的中道，追求的是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标准，以“义”为内在约束，以“知”为理性指导的德行品质。所以,“中庸其实也就是发乎勇、立乎义、止乎礼的过程”[19]。

综上所述，儒家之“勇”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之一，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品质，是内含“仁”，“知”“礼”“义”“中庸”为外在规范的德性之勇。勇是守护仁、义、礼、知、中庸之勇，是勇于仁，勇于义，勇于礼，勇于知，勇于中庸的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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