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非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市场的扩大加快了中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非洲的投资和经济合作。尤其是近年来中日两国元首接连访问非洲，使非洲地区逐渐成为亚洲之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外交博弈的重要场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日本安倍首相提出把非洲视为“日本外交的新边疆”，而对非洲经济战略的新调整亦成为“安倍经济学”下实现“成长战略”(安倍政权提出的“成长战略”中，包括“开放战略”“积极的经济外交”“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战略”等政策)的重要一环。为了争夺地球上最后一块未开发的地区，日本积极调整对非洲的投资战略，其目的不仅为争夺非洲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占领具有广阔前景的非洲市场，而且也为了削弱中国在非洲的牢固地位，通过经济利益拉拢非洲国家捞取加入联合国常务理事国等政治利益。因此，深入探析日本对非洲投资新战略和面临的问题，分析对中国的启示和应对措施，将对中国顺利实施联通亚欧非的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基于安倍上台后日本对非洲投资战略调整及面临的风险的研究，分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影响与启示，并提出中国的应对措施。

一、日本对非洲投资战略演变及新时期特征

进入21世纪后，非洲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的新阶段。根据IMF统计(2014年)，非洲平均经济增速超过5%(在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干旱以及埃博拉暴发后续影响等因素的作用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16年经济增长率仅为3%，创1999年以来新低)，仅次于亚洲地区6.5%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值得关注的是，支撑非洲经济增长的动力并非石油和钻石等资源出口型增长，而是依靠内需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内需主导型的增长。在2016年以前非洲的GDP增长中，2/3为货物和服务的民间消费的急剧增长。目前，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6，其国内市场规模仅次于中国、印度，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市场。显然，非洲经济的腾飞将带来巨大的内需和外需，非洲将成为全球跨国公司进行博弈、大国竞相角逐的新兴市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虽然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非洲的重要性，并于1993年与非洲建立了合作论坛——TICAD(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frica Development)，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困境，日本未能坚持与非洲的经济合作。因此，虽然每隔五年在东京举办日非合作论坛(第六届日非论坛以后决定每隔三年举办)，但2006年小泉前首相访问非洲之后就没有首相等国家领导人和企业家访问非洲。然而，2012年年底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为了有效抗衡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争夺非洲资源和市场，日本政府充分发挥TICAD 机制作用，不仅采取了全方位的外交攻势，而且依靠日本企业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大力加强了与非洲之间的经贸合作，调整了对非洲的投资战略，希望为日本早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铺平道路。

(一)发挥TICAD机制作用，掀起投资新高潮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日本认为非洲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因此，趁着美国、欧洲国家对非洲关注度下降的良机，一方面实施了政府援助计划(ODA)，另一方面扩大了与非洲的贸易和投资。为了更好地促进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日本与非洲于1993年建立了日非经济合作论坛——TICAD ，并决定每隔五年在东京举办论坛。2013年横滨第五届TICAD会议参加人数到4500人，以“与蓬勃发展的非洲合作”为主要议题，讨论了今后与非洲合作的方向，提出加强民间企业的投资，明确了“援助转向投资”的发展目标；2016年第六届TICAD顺应非洲要求在本土举办会议的呼声，首次在非洲的肯尼亚召开，并决定每五年的会议缩短到每三年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安倍首相提出设立“日非官民经济论坛”的常设机构，强调了日本官民协力推进非洲合作关系的决心。在TICAD成立后的23年内，日本向非洲的ODA总额达到470亿美元，而民间企业的加入将把日本和非洲关系带入新的高潮。

相比之下，日本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和合作主要局限于国情稳定、自然资源条件良好的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根据JETRO对日本向非洲投资企业的2016年度调查报告，未来1～2年内日本企业的投资重点集中在加纳、肯尼亚、摩洛哥等社会政局比较稳定的国家。而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覆盖率早在2006年已达到81%。日本与非洲的贸易额仅为中非贸易额的1/5，对非洲的投资额是中国的1/3(参见图2)。根据JETRO《世界贸易投资报告(2017)》，2016年末日本对非洲和南非直接投资存量分别占总额的0.7%、0.6%。不仅如此，中国在非侨民约有82万多人，而日本只有侨民8000人左右，不到中国的1%,中国在非洲建立的大使馆数量达到49个，而日本只有37个。可见，无论从地理分布，还是投资规模上，日本均落后于中国，在短期内无法超越中国在非洲的地位和作用。

(二)由“援助对象”转为“投资对象”

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日本却把东南亚作为援助的重点，因此对非洲的援助规模较小。然而，以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为转折，日本对中东的能源依赖转向非洲，由此正式开启了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并于1989年取代美国成为对非洲援助最大的国家，但从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对非洲经济援助亦陷入停滞不前状态。进入21世纪后为了争取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在2008年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上宣布加大对非洲的援助(时任福田首相宣布未来5年内日本向非洲国家提供40亿美元的日元长期贷款，与非洲在基础设施、农业发展、预防传染病、促进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同时培养10万名医护人员)，并于2009年如愿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主席，尝到了援助非洲的甜头。自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为了遏制中国，不仅积极主动访问东南亚国家，而且拉拢非洲国家和地区，拟争夺具有丰富资源且被称为“世界最后市场”的非洲。尤其是经过2011年大地震和核泄露后，日本把解决能源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开发非洲石油和天然气上，由此改变了援助非洲的方式，并在2013年第五届TICAD会议上明确了“援助转向投资”的发展目标。由单纯的经济援助转向开发非洲资源、促进对非洲出口的投资战略，并且鼓励民间企业对非洲进行投资，以此代替政府的援助，而投资重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可见，日本开启了由官民共同投资占领非洲市场的投资合作新阶段。如图1所示，日本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以2006年小泉前首相访问非洲为契机，掀起了连续三年迅猛增加的投资高潮，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急剧下降；2013年6月横滨TICAD会议确定日本对非洲经济合作由“援助对象国”转向“投资对象国”后，日本对非洲投资猛增，而2014年日本经济的负增长又拉低了对非洲的投资。显然，日本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规模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当国内经济繁荣时其投资明显增加(如2003年、2006—2008年)，而当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时则显著下降(如2009年、2014年)。

21世纪以前，日本对非洲的投资主要为资源开发和汽车相关领域。进入21世纪后日本加快对非洲的投资，其投资数量、地区分布、产业分布都发生了变化。首先,进入非洲的企业数量由2012年的333家，增加到2015年354家，非洲南部增加了60家，撒哈拉沙漠地区3年内增加了近三成；其次，从产业分布来看，除了投资于资源开发、基础设施、汽车等传统领域之外，还进行化工行业等更多领域的投资活动。此外，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也加入了对非洲的投资。

1.2.2 肠外营养 采取全肠外营养支持，静脉营养配伍方案与肠内营养组相同，总热量约为110kj/（kg·d），给予静脉支持。

然而，日本对非洲的投资规模和速度不仅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无法相提并论，而且与日本经济实力不匹配。尤其是2013年掀起的投资高潮因受到2014年日本国内经济不振的影响，很快下降，呈现出对非洲投资起伏不定的态势。

问号粉碎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现在多被用来形容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在城市长大的人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生活常识与知识。现代很多人尤其分不清“五谷”指的都是什么。而且最近有一种叫“藜麦”的火爆异常，不仅身价不菲，还被冠以“神奇食物、超级食物”等美名，那这神奇的“藜麦”和小麦、大麦、燕麦等是啥关系？是“五谷”里的一种吗？

(三)发挥技术优势、培养“亲日人才”，提升“软实力”

在该环节中，笔者将微课视频推送到高中数学翻转课堂平台，并向学生分发“课前学习案”，学生进入高中数学翻转课堂平台，观看微课视频，完成自学任务.

  

图1　日本对非洲直接投资演变

资料来源：[日]JETRO.日本の国·地域別対外直接投資(国際収支ベース、ネット、フロー)[EB/OL].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gtir/2017/dai1_shiryo.pdf，[2017-12-21]

众所周知，非洲蕴藏着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贵金属等丰富的能源与矿物资源，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后的处女地”，因此，也成为中日竞相投资和开拓的市场。然而，日本开始重视和开拓非洲市场，其用意不仅在于获得能源和贸易、投资等经济利益，更大的目标在于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并把东亚争夺主导权的中日博弈延伸到非洲的战略考量，致使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外交博弈中心由东亚、亚太一直扩大到非洲地区。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为了要回归“正常国家”，提高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发言权，积极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在联合国拥有1/4(54个)投票权的非洲地区则成了日本拉拢选票的重要来源地。为了获得更多非洲国家的信任，日本极力标榜日本对非洲的投资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资源和能源，更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困、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然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由来已久，无论是20世纪60-70年代本国经济困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期，非洲始终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从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中获益，中国为非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新时期日本在非洲投资面临的挑战

从中日关系角度来看，安倍上台后，“日本发展对非关系加入了与第三方特别是与中国博弈的考量”(王涛、邓荣秀，2017)。然而，日本在非洲构建与中国相抗衡的竞争优势，却面临着不可忽视的风险。

在荷里路德宫的一个角落，还有一间不易被发现、专门供小朋友玩耍的房间。这里备有很多王子或公主的道具服装，可以穿着照相，小朋友还可以在这里做手工，无论是绘画、涂色还是连线游戏，主题都与这座宫殿相关。

(一)投资产业技术含量低，面临较大政治风险

根据2016年JETRO对非洲投资企业的调查报告来看，在未来几年内要在非洲扩大投资的企业超过一半(占52.4%)，而扩大投资的理由除了增加利润以外，主要看中非洲经济增长和市场潜力。毋庸置疑，与中国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的品牌和技术优势显著。然而，虽然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但主要投入发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源和能源型等初级产业方面，难以发挥其世界先进的技术优势。目前，除了丰田在南非进行汽车生产外，真正的工业制造业投资却很少。安倍上台后推出“安倍经济学”，对非洲的投资重点也调整为基础设施、农业、能源、医疗保健等领域，其援助重点为发电站、铁路和供水，并增加对制造业的投资。但与日本对东南亚制造业的投资重点领域相比，提高非洲国家工业竞争力的制造业投资较少，而制造业才是非洲国家吸收日本技术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吸收就业最重要的产业。因此，从目前日本对非洲制造业投资规模及先进技术转移的程度来看，远远没有达到东南亚的水平，而要实现2020年增加40万人就业机会的目标难度也较大。

日本对非洲的开发充分借鉴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且进行了更加长期的战略部署。日本为了长期占领非洲市场，一方面借鉴中国通过援助获得非洲信赖的成功经验，采取直接给予经济援助、帮助建设基础设施、开发资源的友好战略；另一方面吸取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进行项目时，因本国派遣大量工人而对当地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引发非洲国家不满的教训，实施“亲日人才培训计划”。日本提出要以民间主导来帮助非洲实现“高质量成长”，明确了日本与非洲各国合作的基本方针为“加快非洲成长，削减贫困”，并提出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本地就业的计划，并发挥日本拥有的优秀技术指导能力，积极培养当地懂日语、热爱日本文化的非洲人，为日非之间长期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培养年轻人才，积累日本对非洲的“人才资源”。为此，在第五届TICAD会议上，安倍倡议：“将在未来5年内为非洲培养大批商贸人才，采取当地培养和本土培养的双重措施”。具体包括:日方在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地设置10处“人才培养基地”，并向这些地区派遣职业训练专家；日方还将接纳1000名非洲留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在日企实习的机会。同时，政府希望通过国际机构的相关项目为非洲培养约3万名产业人才。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表示，“未来5年内要将日本企业在非洲当地雇用的员工数从现在的约20万人增加1倍，并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非洲的事务所数量从目前的5处增至10处”。显然，在非洲投资的日本企业发挥了日本企业优秀的经营管理模式，构筑了良好的劳资关系，避免了有些中国企业面临的劳资冲突和环保问题，树立了日本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并通过非洲年轻一代来传播日本文化，培养更多的亲日派，为今后众多的日本企业长期投资于非洲，使非洲成为日本能源供应基地和出口基地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金仁淑，2015)。

长期以来，非洲地区处于战乱和政局动荡之中，属于投资风险极大的地区。进入21世纪后虽然地区安全问题有所改善，但日本面临的恐怖事件时有发生。如表1所示，2013年日本企业在南非直接投资遇到的最大风险为社会治安及政局的混乱，其占比为34.8%，比2012年调查高出15个百分点，2016年社会、政治风险以及法律、法规不合理依然成为日本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因此，如何保障在非洲投资的日本企业和员工的安全则成为日本在非洲面临的重要难题，也是阻碍更多日本企业进入非洲市场的障碍。为了消除企业的顾虑，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日本政府承诺的3.2万亿日元投资中，将专门投资1000亿日元加强非洲萨赫勒(Sahel)地区的安全，以此解决投资安全问题。然而，非洲地区存在的政治风险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

情境教学借鉴了众多儿童心理学的原理，在儿童钢琴教学中，同样需要用科学的儿童发展理论来进行指导。例如：对于钢琴触键音色的审美，教师可充分运用“暗示”原理，让儿童感知不同的触键方法产生的不同音色效果；对于有标题钢琴小品的审美，教师可运用“移情效应”，通过语言、联想，将儿童对标题的理解转移到钢琴小品的审美中去；对于无标题钢琴小品的审美，儿童的想象空间更是无垠的，教师要充分把握“周围世界”这个源泉，引导儿童对钢琴小品进行叙事性的表达，在创造和联想中，获取审美体验。

(二)投资地区相对集中，难以撼动中国的地位

安倍上台后强调要重视非洲的关系，加强与非洲的经济外交合作，但从目前中非和日非之间贸易、投资及援助规模等“硬实力”来看，日本均无法与中国相抗衡，且在短期内也很难超过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然而，与这些“硬实力”相比，日本所拥有的世界先进的技术和品牌等“软实力”却远远超过中国。历史经验表明，在对外扩张中，文化为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非洲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为了加速对非洲的文化渗透，日本更加重视教育等“软件”的投入。日本充分利用传媒等平台，制作各种宣传日本的纪录片和教育节目，提高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据统计，目前日本放送协会制作的4000多个节目以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形式在16个非洲国家播放。同时，通过帮助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更新电视设备和设施等援助方式，日本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张锐，2008)。

从1993年第一届TICAD召开以来，随着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日本政府对非洲的关注度和民间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并不积极，但2012年年底安倍政府上台后，对非洲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并以2013年TICAD 为契机，明确了要加强与非洲合作的计划，提出由“援助”向“投资”转变的战略，掀起了对非洲投资的新高潮。

(三)投资缺乏延续性，引发“新重商主义”担忧

如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后，中非经济合作飞速发展，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额由2000年仅占非洲总贸易额的2%，上升到2013年的10%，而同期日本由4%下降到3%。如今中国与非洲贸易规模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对非洲的贸易，日本对非洲的投资规模也不到中国对非洲投资的水平的一半(参见图2)。在不干涉非洲内政的前提下，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不仅有国有大企业的投资，而且近几年来民间企业对资源开发、能源企业的收购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活动也比较活跃。

 

表1　日本企业在南非直接投资中面临的风险　单位：%

  

　　风险年度　　社会、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合理产业集聚度低劳资纠纷回收贷款问题无特别风险20121971391861151441151294692013348157201119124671713102016739746566824—607——

资料来源：2012、2013年度数据来自JETRO海外調査部 国際経済研究課.「2013 年度日本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 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 ～ジェトロ海外ビジネス調査～」，2014年3月:59

2016年数据来自JETRO「アフリカ進出日系企業実態調査(2016年度調査)」，2016年12月：12

注：2012、2013、2016年回答均为复数回答。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投资现状及对策

如上所述，中日与非洲经济关系中，虽然中非关系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政治伙伴关系方面都远超于日本，但在经济政策和合作方式上也有共同点：如以TICAD和中非合作论坛为制度基础，采取贸易、投资、援助及资源开发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合作，有利于非洲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为中日开拓非洲市场，获得资源发挥了作用。在合作论坛机制方面，日本先开启了定期举办论坛的方式，中国虽然学习日本的模式，但比日本缩短了论坛间隔时间、提高了论坛的层次，从而把中非合作论坛作为推动中非合作的制度性基础，推动了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合作格局。日本也借鉴中国的经验，在第六次TICAD会议时，把原来五年一次的论坛时间缩短为每三年一次，而且一直在日本召开的TICAD会议转移到非洲国家举办，体现出日本对非洲的诚意和加强合作的决心。

(一)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迅猛增长，中国对非洲的资源开发和市场占有率有着明显的上涨。以2000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为契机，中非之间已经构建了每三年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如今已经举办了六次论坛。尤其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即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紧接着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连续访问北非的埃塞俄比亚、西非的纳米比亚、中非的安哥拉、东非的肯尼亚等国家。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非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中连接欧亚大陆的最西段的地区。而非洲的天然资源、正在崛起的新兴市场、为规避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尤其是2015年举办的第六次中非合作论坛，促进了更多中国企业向非洲的投资，并为非洲的工业化发展做出贡献。

如表2所示，中非之间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的制度化，不断加深双方合作。从2000年以来举办的六届中非合作论坛来看，其参加国家数量不断增加，由2000年的44个国家增加到2015年的52个国家，几乎涵盖所有非洲国家(54个国家)。尤其是2015年12月第六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中非关系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发表了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开发、基础设施、金融、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消灭贫困、公共卫生、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平和安全保障等十个领域合作关系的“十大合作计划”，而“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建设等为中国加大对非洲的投资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和金融支持。

(二)基于“不干涉内政”原则下的投资合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非洲地区常年战火绵延，政局较乱。因此，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和投资经常带着人权等附加条件，而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合作基于“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构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圆了如此学习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其间，1884(明治17)年1月，得到西周、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的赞同，作为中心人物创立“哲学会”。1885(明治18)年7月毕业，圆了是预备门及大学部第一届学生的榜首。此后，被选为国家公费生，成为研究生、帝国大学大学院生。圆了于此两年间撰写初期的代表作，中间因患肺出血而不能不疗养，但继续著述出版。1887(明治20)年9月，创立“私立哲学馆”。

安倍政府认为，日本与非洲关系关乎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对非洲的投资不仅可以获得资源和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针对近年来日本积极开展非洲外交和经济合作局面，非洲国家一方面表示欢迎和接受，另一方面却保持谨慎和警惕。如南非《独立报》认为：“日本是岛国，原材料匮乏，需要非洲的资源和能源，并且日本在非洲的科技与教育等合作非常有利于日本在非洲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出口。”实际上，日本政府为了借助非洲的快速增长来拉动本国经济，预计到2020年争取对非洲的出口达到2012年的3倍。对此，非洲国家仍然顾虑日本把非洲仅仅作为出口基地和资源供应地，成为“新重商主义”的牺牲品。目前，日本对非洲的贸易只占日本总体贸易的1%，其产品主要集中在资源型产品，而日本所拥有的环保、节能、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对非洲的投资极为有限，因此对非洲产业结构的升级及经济转型作用微弱。另外，与中国和非洲几十年来一贯友好的往来相比，日本对非洲合作中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较明显，也缺乏延续性。从高层人员往来看，与中国外交部长每年新年首访非洲及邓小平以来的中国新领导人均访问非洲的惯例相比，日本政府首脑对非洲访问缺乏延续性：2006年小泉前首相访问非洲后虽然首相几度更换，但时隔8年后，重新上台的安倍首相才于2014年年初访问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三国，表示“非洲是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一环”。显然，本次安倍访问非洲不仅觊觎非洲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政治目的是为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选票。因此，对非洲国家而言，日本对非洲的经济合作能否摆脱专门掠夺资源的“新重商主义”意识，在政治上能否实现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利益，尚需要较长时间的考验。

针对中日对非洲投资模式的相异，日本学者稻田十一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包括贸易、投资、企业和劳动者同时进出的‘四位一体’型进出模式，其援助扩大和加强了经济合作，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和进口，强化了外交关系；而日本对非洲的关系是贸易、投资和援助‘三位一体’型，由于日本对非洲的投资重点在于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援助和少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单纯的经济援助，因此对贸易的拉动作用有限。”可见，与日本对非洲经济合作相比，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合作和投资建立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实现双赢的原则，通过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的投资，拉动贸易，为非洲工业化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4)不料孩子突然死亡,妇人又慷慨自杀,——我心将要怎样呢,而且她为什么死?老友,你知道么?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

 

表2　历届中非合作论坛概况

  

年份200020032006200920122015主办地北京(中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北京(中国)沙姆沙伊赫(埃及)北京(中国)约翰内斯堡(南非)参加国数444548495052

  

图2　中、日对非洲直接投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数据

(三)新时期中国对非洲投资对策

长期以来，非洲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地区，非洲的很多基础设施就是依靠中国的援助而建，而非洲也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外交政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21世纪以前日本与非洲的贸易和投资绝对规模却大于中国。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中非关系除了传统的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之外，中非合作以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方式，构建了合作的制度基础，实施了长期有规划的全面合作计划，尤其是中国对非洲投资规模、速度超过日本，成为非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毫无疑问，日本对非洲的投资战略的转变，既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目的，也有削弱和取代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为日本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能源、资源供应地和出口地的经济目的。而其投资战略的调整中也充分吸取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成功经验，把非洲作为中日间政治、经济博弈的新场所。对此，中国一方面要充分了解日本对非洲的新投资战略，正确分析和判断中日对非洲投资的优势和劣势；另一方面结合连接亚欧非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对非洲的投资规模，调整投资模式和结构，扬长避短，实现互利共赢。(金仁淑，2015)

疏与密。对于空间布局的思考，清代邓石如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计白当黑”的妙论，园林空间的要素只有疏密有致才能使园林产生韵律美。余荫山房中强调空间的疏密节奏，呈现密集式布局的特点，通过廊桥等来处理庭院的过渡空间，划分两个水庭，使过渡自然且疏密有致。

1.由“规模效应”转向“技术效应”

从中日对非洲的投资技术水平来看，日本要“依靠地质勘察和资源勘探等领域日本独有的先进技术”(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菅原一秀)大力渗透非洲的经济开发和发展，并通过世界著名的三菱、三井和丰田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品牌企业和优异的产品质量占领非洲市场。显然，这些著名的跨国公司生产的汽车、光学仪器等产品均居于世界价值链的高端，是吸引非洲国家的重要竞争力。与日本依靠技术优势主要投资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非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比较全面，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其规模效应显著，但技术优势效应不明显。今后中国企业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更加发挥技术优势，实施“以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的战略调整：积极转移适合非洲经济水平的边际产业和边际技术，不仅有助于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也有利于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梯度转移，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2.由“硬环境”转向“软环境”的建设

正在这时，也正是这些遗老遗小的一部分，他们是当时的浙江省议员，提出取消师范学生的官费，拿来增加他们自己的薪水，于是我们就和在杭各中学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包围省议会，把那部分主张加薪的省议员，痛打了一顿。

作为21世纪最有潜力的经济发展地区，非洲不仅需要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种要素投入，而且更需要提高教育水平、改善民生等各种人文环境的建设。安倍政府在横滨TICAD会议上也提出增加非洲就业，采取当地培养和本土培养的双重措施来培育“亲日年轻人才”计划，亦更容易被非洲国家接受，将有助于日本企业长期的投资。非洲为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拥有丰富的年轻劳动力，但一方面缺乏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又紧缺产业人才。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大多采用国内劳务输出的方式，但随着非洲经济的增长，当地就业率的提高，还需要培养当地掌握技术技能的劳动力、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才。今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应通过专业培训等途径增加非洲本地产业队伍，不仅要推动当地就业，也让更多的年轻非洲人享受到专业教育、技能等方面的培训，真正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提升技术水平做出贡献，进一步巩固中非之间长期的政治经济合作。

3.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企业主导”

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对非洲地区投资、贸易、经济合作的不断升温，非洲国家一方面积极接受和利用其经济援助和投资；另一方面也担心陷入“新殖民主义”陷阱。日本极力主张民间企业的非洲投资其用意在于消除非洲国家对“新殖民主义”的顾虑。相比之下，目前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主要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虽然近年来也有华为、海尔等全球著名的民营企业投资，但大部分投资规模小、影响力较弱，因此容易引发非洲国家的警惕，成为中非经济合作的障碍。为了消除非洲的顾虑，中国应加大民间企业投资力度，积极投资于能源加工业、汽车、化工等工业制造业，也可以投资通信业等领域，通过加强民间企业之间的深层合作，赢得非洲国家的信任，为非洲工业化和城镇化、信息化发展而服务，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初中语文的内容不像小学语文那么有趣，不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降低了。初中语文老师就要想办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借助美术进行语文教学，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借助美术的色彩线条等给学生视觉冲击，让学生觉得学习初中语文也是一种享受。我在教学《社戏》《孔乙己》《我的叔叔于勒》等小说时，在课前让学生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自己配插图，学生兴趣浓厚，一个个或善良能干或迂腐穷酸或见钱眼开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学习语文的兴趣更浓了。

综上所述，安倍上台后日本对非洲新的投资战略调整将冲击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利益，而非洲也将成为中日除了亚洲以外最重要的投资博弈场所。中国不仅要继续保持在非洲投资的领先优势，而且要借鉴日本构建“软环境”和“软实力”方面的经验，把非洲作为构建陆地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使“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为“一带一路一洲”宏伟蓝图(林毅夫，2015)，从而实现互利互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