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东江下游，处中原文明入粤东线之要冲，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是岭南发达地区之一，其新石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所处地域空间则涵盖目前所辖惠城区、惠阳区、博罗县、惠东县、龙门县、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章所论惠州上述地区的考古发现跨越新石器、商周、春秋战国三个时代。笔者将按照时间顺序，结合空间分布，全面梳理惠州新石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其多重价值蕴含。

配电网是具有环路结构的网络，故在选择染色体时候考虑到：配电网运行时，无环网和孤岛存在，任一个环仅有一个开关打开，同一环中的支路用一段基因块表示，有几个环对应的染色体就有几个基因块组成，每一个基因块中仅有一个基因位为0，其他为1。对染色体编码方式采用位于同一环内的开关在同一基因块当中，方便判断并及时排除不可行解。

一、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

约在距今10000年前，岭南进入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惠州年代最久远的是位于现惠城区潼湖镇广和墟的蚬壳角遗址，距今约5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其余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初步统计有15处，分别为：博罗县的石湾镇4处，即田心、黄巢墩、黎屋岗、宿岗岭（下文化层）遗址；龙溪镇2处，即甲竹洲、礼村遗址；园洲镇2处，即马嘶村、上南村遗址；罗阳镇1处，即葫芦岭（下文化层）遗址；柏塘镇1处，即田禾墩遗址；潼湖镇2处，即广和墟、下村里遗址。惠东县2处，即龙舟山遗址、黄坑水库遗址。大亚湾1处，即纯洲岛遗址。这些遗址大都处于新石器中、晚期。按遗址的地理环境或堆积特点可分为山岗遗址、台地遗址和贝丘（贝冢）遗址三大类。

船舶减速是一种常见的船舶操纵行为，而这一行为通常会对航道总体的通航能力产生影响。船舶减速对航道通航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惠州新石器时期遗址以贝丘遗址居多，且大都相距较近，皆由大量软体动物的贝壳堆积而成。1956年7月，粤东文物普查队在珠江三角洲首次发现的4处贝丘遗址，惠州就占3处，分别为博罗的黄巢墩、葫芦岭、宿岗岭遗址。随后经多年考古调查在惠州境内发现不少新石器时期的贝丘遗址。按遗址坐落地势可分为三类，分别为宿岗岭、葫芦岭、黎屋岗、广和墟、下村里遗址等山岗类贝丘遗址；黄巢墩、礼村、上南村等土墩类贝丘遗址；甲竹洲、马嘶村等平地类贝丘遗址。

惠州新石器时期遗址属“几何印纹软陶类型”的文化遗存，文化层主要发现有石器、陶器、骨器和自热遗物。石器数量较多，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按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和武器两大类。生产工具又可分为农业工具和渔猎工具。农业工具的器类多、形式复杂，锛多斧少，此外还有凿、刀多边砍砸器、石饼、砾石等，有段和有肩有段石锛也大量出土；渔猎生产工具有矛、网坠等。武器有镞等。出土的陶器有夹砂粗黑、红陶，出现灰、红色软陶，还有磨光红、灰陶。器形有缶、釜、圈足罐、坠、纺轮、管饰等。完整陶器有豆和器座，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曲尺纹、云雷纹、刻划纹等，有素面。所出土之夹砂陶质地疏松、硬度较低，腐蚀风化严重，器表多拍饰绳纹，亦见刻划纹和镂孔。其中在新石器晚期的葫芦岭遗址（下文化层）发现夹砂粗黑陶和内面着白色陶衣的磨光灰陶。由此可知，早在新石器晚期，惠州陶瓷业技术已较为先进。骨器不多，仅马嘶村发现骨器镞1件。自然遗物以蚬最多，也有蚝、蚌、螺、乌蛳、鱼骨、龟甲、鹿骨、猪骨、牛骨、猪牙、人骨等［1］。

惠州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包括生活遗址、窑址、窖藏、墓葬等，类型较为齐全。生活遗址共13处，其中博罗县7处，即宿岗岭、苏岗断崖层、潭严屋、葫芦岭、黄狗尾、围岭仔、独孤山遗址；惠城区1处，即三栋镇瓦窑岭遗址；另有5处零星分布在惠东县，有临海的，如舂碓石山遗址，也有在水库附近的，如花树下、黄坑水库遗址，还有位处山岗的，如大埔顶山、沙公岭遗址。博罗的生活遗址都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惠州平原的石湾镇、福田镇和罗阳镇。具有代表性的葫芦岭遗址位于博罗县城之东一座貌似葫芦的孤立大山岗，它南临东江，东望群山，旁有溪流，其西、北面是广阔的冲积平原。葫芦岭从山顶到山脚皆堆积着蚬、螺、蚌类贝壳，厚约85厘米，可惜20世纪60年代考古发现时地表已遭到严重破坏。它与不远的石湾镇宿岗岭遗址一样都有相互叠压的两个文化层，其下文化层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上文化层为春秋时期。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骨器和陶器全是以夔纹为主要特征的几何印纹硬陶。陶器的器形、细部、纹饰均明显仿商周青铜器的特点和作风，属于青铜器时代晚期“夔纹硬陶类型”文化遗存。

窖藏1处，为博罗县公庄镇的陂头散屋村遗址，位处散屋村地形的最高点。1984年5月村民在遗址处挖墙基时，发现距离地表约20厘米的地下，层叠式堆放着一套7件的春秋时期青铜编钟，编钟盖土表层全为五花土质，推测属窖藏文物，很可能用于山川之祭祀［9］。

二、商周时期文化遗存

发现的惠州商周时期出土文物较为丰富，遗存有10处，分别是博罗县的苏屋岗、何屋岗、西埔墓地、围岭遗址、曾屋岭墓地、横岭山墓葬群、田禾墩遗址，惠阳区的窝尾坳遗址，惠城区的沥林镇君子营遗物点，惠东县的葵涌大埔顶山遗物点。从遗址的分布看，此时惠州先民活动主要集中在西部东江流域中下游平原一带。但随着人口增长及原始农业经济的产生，先民活动开始逐渐向东部地区发展。

上述多处生活遗址有青铜器出土，如石湾苏岗断崖层发现的青铜钺（8件）、青铜斧（2件）、青铜凿（1件）、青铜镞（1件）、青铜残片（1片）、青铜戈（1件）；石湾潭严屋甬钟遗物点发现的青铜甬钟（2件）；惠东花树下遗址出土的青铜鼎（1座）等。

这时期贝丘遗址明显减少，只有2处，即博罗县石湾镇的苏屋岗与何屋岗。早年考古工作者在苏屋岗“渡船头”堆积遗存的地表采集有印纹陶片、彩陶残片、磨光石器、青铜斧、青铜鱼钩等物，探沟出土有石磨、石杵残件、磨光石锛和青铜斧。附近的何屋岗遗存发现的陶器器形、纹饰与苏屋岗遗存基本相同，只是何屋岗遗存未发现青铜器，却有许多玉器残件和以骨材质制成的锥、凿和切割工具。这两处的贝丘堆积都是主要由蚝（牡蛎）、蛤、蚶、蚌与雕纹龟等遗壳组成。雕纹龟与蚝都是海上生物，考古队员在狭小的探沟范围内发现不少遗存，此既说明它们是当时居民取食的物种之一，又复证明当时石湾地处海滨的自热地理环境，只是后来随着海退，海岸线逐渐南移，东江向南入海时，夹带的泥沙在石湾不断堆积才形成了平地，可谓是沧海桑田之变［2］。

窑址2处，即博罗县园洲梅花墩和龙溪银岗窑址。梅花墩是至今为止广东发现年代最早（春秋早期）的一座龙窑，分布范围约10000平方米，堆积厚，以夔纹陶和陶塑动物为主要特征，陶器的烧制温度已接近1300度。出土遗物丰富，陶器种类多，数量大，以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为主，尤其是制陶工具、动物模型和刻画符号的大量发现，是广东同时期文化遗存中罕见的。出土物中还发现有一部分档次较高的原始瓷器，属于一种高岭石质，其中原始瓷豆是南方百越先民所独有的创新瓷器，说明这时期陶器烧造工艺与窑炉技术较前有了显著的进步［6］。梅花墩鼎盛时期仅限于春秋，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其东面不足10公里的龙溪镇东江干流北岸存在一个战国时期的银岗窑址群，达10余万平方公里。银岗窑址群由河谷平原上七座东西向相连的低矮岗丘组成，周围地势平坦，水网密布，低洼处常积水成塘，当地俗称此景为“七星伴月”。1996年至1999年先后三次发掘，发现四座龙窑，说明当时已从升焰式圆穴窑发展到平焰式斜坡窑，容量大的龙窑可以扩大生产规模，而且烧成温度达1200℃以上，能烧制瓷器，反映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银岗遗址首次发掘时，发现有上下两个文化层叠压。上文化层为晚期遗存，出土物以陶器为大宗、此外还有釉陶（原始瓷）、石器等。陶器的纹饰有方格纹、米字纹、刻划纹、水波、条形纹等；还出土青铜斧、青铜戈、和铁锸等。这类遗存考古学上称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下文化层为早期遗存，以陶器为多，纹饰有网格纹、夔纹、方格纹、曲折纹、云雷纹等。这类遗存考古学称之为“夔纹陶类型”［7］，相当于西周时期。通过银岗遗址“米字纹陶类型”叠压在“夔纹陶类型”文化层之上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两类遗存的早晚关系，为确定其他相关遗址在广东先秦考古编年体系中的位置树立了较为可靠的标尺［8］。

值得着重提到的还有横岭山商周墓葬群的考古发现。横岭山商周墓302座，出土玉器共83件，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种类较少。有玦饰和管饰，其中11件玉管、72件玉玦。其材质主要有石英质玉石、水晶、透闪石质玉和杂砂岩四种。这些玉器精美程度虽不及同时期中原、吴楚地区的，但加工技术已具备相当高的水平，在形态比例、抛光水平以及工艺细节上都胜过后者，明显都是分别经过某种统一的加工工艺或一些特别的工序制作而成。其中特色之一就是切磨工艺，工匠对比例和对称等的把握已臻极致。原始社会受生产工具的制约，玉、石器切割蚝时费工，一般身形较为厚重。然而横岭山出土的商周玉器却是以薄身形的石英质玦饰为主，其中部分玦饰的加工工艺水平可以与现代工艺媲美。特别是身形很薄的岩石质玦质，厚度仅有1毫米，并且形制规整，说明当时的玉匠已经掌握了有效的切割抛磨玉石的技术，同时在抛磨过程中较大可能使用了某些专门的“垫托”，以保护半成品不致崩口、断裂或破碎［4］。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分析还发现，商周时期玉匠在抛光工艺中可能已懂得使用“上蜡技术”，以增加玦饰的抛光亮度。这在国内考古发现中较为少见［5］。

三、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存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在推进国内互联互通工程过程中，一是应加强天然气领域的立法工作。明确监管机构和职责，增强依法监管能力建设，从顶层设计层面，以建设统一协调运行的天然气基础设施运营系统为着眼点，统一设计标准、建设标准和运营标准，减少互联互通的技术障碍，强制实施天然气基础设施设计、建设与互联互通同步进行，为推进全国一张网的互联互通工程奠定坚实基础。

15处新石器时期遗址以现在的博罗县为最多，年代最早的蚬壳角遗址则位处潼湖镇，其南接东莞樟木头，北与龙溪镇隔江相望，西面毗邻东莞桥头镇，是博罗、东莞、惠城三县市的交界。除临海的龙舟山、纯洲岛遗址外，这些遗址有一个共性，就是以东江为主轴，多集中在惠州西部濒临东江或西支江的岗丘台地。而广东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莞万福庵、村头遗址与上述这些遗址亦只是一江之隔，由此证明惠州西部濒临东江的地区至迟在5000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

2.2.1 女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各指标间相关分析 从表4（见下页）中可以看出，体重与50m跑、立定跳远、一分钟仰卧起坐，BMI与一分钟仰卧起坐共4组变量间相关无显著性外，其余变量间相关都具有显著性。

窝尾坳遗址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和石器。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灰陶，器形有大口尊、圈足盘、小罐，流行纹饰为方格纹、交错条纹、曲折纹；石器较多，以锛的数量居多，如梯形锛、双肩锛、有段锛等。此外还有铲、凿、戈、镞、环、镢、盘状器（凹石）、砺石和石料等。发现的带刃石器的刃部都有崩疤等使用痕迹，较钝，推测全是用后废弃的。其中有段、有肩石器主要分布于岭南，是岭南新石器文化的特色。在发掘窝尾坳遗址时，曾出土不少石器半成品和石料，说明石器多是自己制作的，而不是交换所得，这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商品交换的不发达和族群之间相距太远的事实。从文化堆积及柱洞遗迹的情况看，窝尾坳应是一处聚落遗址。窝尾坳遗址的出土遗物时代特征明显，大口尊、圈足盘、石戈、T形环、有段石锛等都是广东商周时期遗址中常见器物［3］。

水泥混凝土路面共振碎石化技术是从国外引进而来的一种技术，针对水泥路面进行碎石化并加以利用，在上面铺筑沥青路面，达到旧混凝土路面重复利用的目的。在国内 “白加黑”改造工程中应用较多。对旧混凝土路面碎石化共振技术的探讨可以深入了解技术的本质，为类似工程积累一些有益的经验。

梅花墩和银岗两个毗邻的大型窑址均在博罗境内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博罗在春秋战国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均存在较为繁荣的陶业生产，理应成为我国南方地区瓷器起源阶段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地区；同时表明当时惠州博罗周边地区已经有大量的市场需要，氏族聚居的规模不断扩大，生活趋向稳定。

对药学服务实施前后药物使用情况观察,包括用药准确性、用药依从性、处方不合理以及药物质量问题等。同时,利用问卷调查形式,对实施前后患者满意情况调查,问卷满意评价指标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与一般,满意率计算取其中满意与非常满意例数。

惠州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及有关器物的发现，表明此时东江先民已经基本离开山岗洞穴，迁移到靠近江河海流较为平坦的盆地，从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发展到利用各种生产工具，因地制宜，以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开始漫长的渔猎捕捞、采集生活。故《淮南子·原道篇》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劗发文身，以像鳞虫”。

墓葬7处，其中博罗县6处，即田心、西埔、横岭山、沙岭山、岭嘴头、曾屋岭墓地，龙门县1处，即平陵镇战国墓。曾屋岭共发现有85座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随葬品100多件（套），主要有陶瓷、原始瓷器、青铜器（甬钟和短剑等）和石器［10］。最有特色的是M70出土的一件人像剑首青铜短剑。人像为裸体男性，头顶套一个箍箍，扁圆脸，嘴、眼眶凹陷，鼻梁低矮，大耳贯孔，粗脖子，瘦窄体，双手执于胸前，腰扎腰带，下体男性性器官粗壮而凸出。这种人像短剑，在广东是第一次发现，过去曾在北江流域的清远发现人像匕首，但两者造型有较大差异，这些都是最富于越人文化特色的器物造型［11］。

通过逻辑模型分析所获得的 “产出、成效和影响”因素，即是确定项目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着全面性、重要性、可考量、不重复的要求，进行归纳、提炼，即形成项目产出指标和项目效益指标。图2以培训类项目为例，解释项目逻辑模型。

获得200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横岭山墓葬群无疑是先秦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墓地。横岭山高约10多米，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从地形地貌观察，目前抢救性发掘的面积仅是墓葬的三分之一，不排除还有更多或更大的墓葬。发现墓葬332座，其中商周墓葬就占302座。对出土随葬品的224座墓进行分期，可分为四期八段。属于第一期（一、二段）的有17座，年代为商周之际；第二期（三、四段）的有15座，年代为西周早期；第三期（五、六段）的有70座，年代为西周中晚期；第四期（七、八段）的有112座，年代为春秋时期；年代不明的有10座。横岭山墓葬群管理等级森严，排列整齐有序，很少发现打破关系的。墓室有大有小，随葬品多寡悬殊，有贫富、等级之分，山腰以上多大墓，山下墓小。位于山腰或山顶的大墓往往没有或者很少随葬品，中型墓却往往多随葬品，随葬器物以陶器和原始瓷器为主，出土大量夔纹陶，并多有铜器共存。出土青铜器123件，包括青铜甬钟、青铜鼎以及青铜钺等，器型独特，铸造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具有古越文化的独特风貌。其中青铜甬钟是目前广东地区考古发现时代较早且较为完整的青铜乐器，它既具有中原青铜编钟的某些特性，同时更保存有自己地方文化的特点［12］。大件的青铜器都出自山上或山脊的墓葬。如M182随葬品多达15件，有青铜甬钟、戈、矛、斧、镞和陶罐、陶豆及制作精美的原始瓷豆等。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非百姓可拥有，可以断定非一般平民百姓墓，亦不会是原始公社氏族部落的酋长，而只能是奴隶主贵族墓。这应该与当时当地方国（或王国）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13］。据《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大约在西周时期，珠江流域各部族就已形成，因族群众多，被称为“百越”。到战国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等原因，就只剩下驩兜、缚娄、阳禺、西瓯、骆越等国。考古界一直认为博罗就是《吕氏春秋》记载的“缚娄国”。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陈汉章认为“符娄即汉南海郡之博罗，正即《吕览注》南越之夷博，亦尃声，娄与罗双声”。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战国时期的地图中，将“缚娄（符娄）”标在现博罗县的位置①。

东江流域是广东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遗址较多的地区，而惠州就有23处之多，分别是博罗县园洲镇的梅花墩窑址，龙溪镇的银岗窑址群，石湾镇的田心墓葬、西埔墓地、宿岗岭遗址（上文化层）、苏岗断崖层、铁场潭严屋甬钟遗物点，长宁镇的黄狗尾遗址，福田镇的围岭仔遗物点、独孤山遗址、曾屋岭墓地，公庄镇的陂头散屋村遗址，罗阳镇的沙岭山遗址、岭嘴头遗址、葫芦岭（上文化层）遗址、横岭山墓地；惠城区三栋镇的瓦窑岭遗址；惠东县平海镇的舂碓石山遗址，安墩镇的大埔顶山遗址，梁化镇的沙公岭遗址、花树下遗址，铁涌镇黄坑水库遗址；龙门县的平陵镇战国土坑墓。

四、考古发现的价值蕴藏

上述惠州新石器、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具有历史、文化、学术等多重价值蕴含。

首先是历史价值。为人们了解甚至还原恢复惠州地区的历史本来面貌提供实物资料。比如惠州地区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人类活动？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情形是怎样的？惠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及有关器物的发现，就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年代最久远的广和墟的蚬壳角遗址距今约5000年，表明惠州地区早在5000年前就开始有了人类活动；而惠州西部以博罗为中心濒临东江的地区5000年前的贝丘遗址、渔猎工具、磨光石器的大量发现，即足以印证当时的东江先民已经基本离开山岗洞穴，而向渔猎、采集生活迁移的事实。又如惠州地区是否进入过青铜时代？是否存在过奴隶制？惠州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青铜器和墓葬遗址的发现，则提供了答案：惠州地区不仅进入过青铜时代，而且其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而青铜礼器鼎、编钟、斧钺和规制固定、等级谨严的墓葬遗址的发现，则共同佐证了奴隶制的存在。

其次是文化价值。从考古发现来看，惠州先民于不同历史时期均创造了卓异的文化产品，如新石器晚期葫芦岭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的夹砂粗黑陶、磨光灰陶；商周时期窝尾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有段石锛，横岭山墓葬群出土的厚度仅有1mm的岩石质玦饰；周代曾屋岭墓葬人像剑首青铜短剑；春秋战国时期惠东花树下遗址出土的铜鼎，博罗陂头散屋村遗址出土的7件套青铜编钟，梅花墩窑址出土的原始瓷豆等等。这些发掘出来的文物透露出诸多文化信息：其一为精湛的工艺，磨光灰陶、岩石质玦饰、人像剑首青铜短剑、铜鼎、青铜编钟、原始瓷豆，无一未均达到了时代较高水平，有的甚至还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其二是文化创造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礼器鼎、甬鈡、斧钺、编钟的大量出土，说明惠州早已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浸润，并非完全如史书所说的“夷蛮之邦”，毋宁说是开化较早、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其三是先民非凡的智慧与创造精神，也是其最重要且长久地影响后人的价值之所在。

再次是学术价值。为人们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提供了地下实物的佐证。比如窝尾坳遗址的发现就填补了惠州商代遗址的空白。从文化堆积及遗址发现柱洞遗迹的情况看，窝尾坳是一处聚落遗址。遗址出土的大口尊、圈足盘、石环、T形环、有段石锛等制造精美，陶器上有着丰富的曲折纹、方格纹、叶脉纹等纹样，时代特征明显，与其他商代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相吻合，可确认窝尾坳遗址属于商代前期，距今有3500多年。与窝尾坳遗址所处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在整个广东都不多见。它的发现对研究我国东南沿海早期居民生活，对惠州乃至整个广东省的商代考古，均具有重大价值。另如银岗陶器窑址群的发掘，则解决了另一个学术难题，那就是米字纹陶与夔纹陶的相对年代关系问题。此前广东发现的先秦（狭义的“先秦”不包括石器时代）遗存主要被归为“夔纹陶类型”和“米字纹陶类型”两类。由于过去考古发掘少，对两类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一直存在争论。银岗遗址的发掘，则通过“米字纹陶类型”叠压在“夔纹陶类型”文化层之上的地层考证解决了这一以难题。而这一难题的解决，则为建立和完善广东先秦考古编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五、结语

惠州自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及文物的发现是大量而多样的，其蕴藏的历史、文化、学术等人文价值是巨大而不可替代的，对其展开科学系统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惠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文章的考察是初步而粗浅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考古发现的遗址、文物与缚娄古国的关系问题，考古发现的审美价值问题等等，还有待从头思考。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建立在细致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这正是笔者接下来要考虑并付诸行动的。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学者从考古的角度关注惠州的历史与文化，为整理地方优秀文化、建设地方优质文化做贡献。

注释：

①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陈汉章认为“符娄即汉南海郡之博罗，正即《吕览注》南越之夷博，亦尃声，娄与罗双声”（见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72页）。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在战国时期的地图中，也将“缚娄（符娄）”标在现博罗县的位置（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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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冯孟钦.广东博罗曾屋岭春秋时期墓地［EB/OL］.中国文物信息网，（2011-04-18）［2017-10-11］.http：//www.jhts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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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R］.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