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非合作交往日益密切，双边教育交流也如火如荼地相继展开。但是一些非议与杂音却不绝于耳。比如：美国CNN批评中国对外教育援助中的孔子学院是新殖民主义性质的[1]；泛非领域销量最高的、历史最悠久的《新非洲人》杂志也批评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是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扩张[2]。事实上，许多国家均曾在教育援助领域受到过这类新殖民主义倾向的批评。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就都曾遭遇过此种指责。为此也曾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讨论。比如：米拉劳（Miralao）认为美国利用各种基金会所支持的学者交换项目、大量的美国图书捐赠活动来不断实现自身的新殖民主义渗透活动。他指出美国之所以进行新殖民主义活动，目的是为形成文化依赖，从而巩固自身在菲律宾的影响力[3]。同样的，艾威瑞特（Everitt）对美国通过耶稣会对伯利兹学校教育的渗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伯利兹的宗教组织都倾向于施加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在学生身上，这种在教育上的影响不仅在学生心目中建构起美国的领导形象，甚至还可以影响一国的政治[4]。布雷（Bray）对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教育干预行为进行研究。他认为在新殖民主义干预的过程中，知识主要以“西方的”知识为主，本土知识几乎为零，他们也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地人的民族心理认同，从而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5]。

进入山大王菌庄的厅堂，古色古香的红木桌椅，阵阵茶香，展柜里分门别类陈列着一罐罐菌类干货、药草，以及各式各样的泡酒，很多连云南人都是第一次见识到。

在这些讨论中提到的新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根据恩克鲁玛的观点，前殖民地宗主国试图通过实行“新殖民主义”，用经济或货币手段对前殖民地国家施以小恩小惠，从而继续控制前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它们用从前殖民地国家所掠夺的财富来建设自身的福利国家，从而提高民众对于自己统治的支持[6]。因此按照恩克鲁玛的逻辑，新殖民主义中的依赖与援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通过援助，受援国才会逐渐养成对“宗主国”的依赖，新殖民主义攫取自然资源的目的才能够实现。那么适用于各个前殖民地宗主国的新殖民主义理论是否也适用于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呢？由于意见双方均可以在辩论过程中搜罗出许多理由和个例证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是抑或不是新殖民主义，但是缺少客观数据的支撑，所以我们需要相应的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到答案。

（4）积极指导，政策支持。秸秆发电项目工程是极典型的系统工程，国家须给予一定的支持并制定相关的指导政策。并强化立法，加强政策体系的建立、创新和推广。针对秸秆回收困难所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加大秸秆田间禁烧工作力度，奖罚分明。建议政府出台奖励政策，用于补贴和奖励秸秆收购企业。另外政府还应不断改善投、融资环境，建立通畅的投、融资渠道。

在关于中国对非总体援助的研究中，德雷赫（Drehe）和福克斯（Fuchs）认为能够基于数据得出结论的实证研究数量有限，其中关于教育援助的实证研究则更加稀少。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聚焦在中国对非总体援助情况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启发。受到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者对于控制燃料资源的追求是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疯狂竞争的原动力之一”的启发，许多研究均使用能源数据作为解释变量以探究新殖民主义行为[7-8]。曾（Tseng）和克罗格（Krog）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的方法，使用Aiddata数据库中记录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计算，在控制了GDP总量、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控制变量后，认为中国的对非援助是能源导向的；同时又使用了半相依模型进一步证明，西方对中东和非洲援助是出于促进政治民主化需要，而中方的援助则是由能源驱动，两者存在截然差异[7]。但是这一研究控制变量过少，容易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德雷赫和福克斯根据中国在1956年到2006年的对外援助数据，按援助的阶段性特点分成五个阶段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非洲国家与中国的距离、人口数量、政治制度、对待国际问题的态度、台湾问题立场等变量后，结果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与该国的能源禀赋并无关系，但政治因素会影响到中国的援助分配。然而这一研究也有自身的缺陷：由于官方公布的援助数据处于保密状态，因此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来源于各个数据库搜集的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这些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仍然有待验证；同时该研究中所使用的诸如CIA公开报告中的中国援助数据的客观性也需要进一步审视；另外，由于数据的限制，这一研究仅仅停留在对2006年以前的援助数据进行研究，忽略了2006年及以后的多次中非合作论坛所带来的历史性援助产生的影响[8]。戴维斯（Davies）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对非援助更加偏好于一些政治和经济体量较小的非洲国家[9]。福斯特（Foster）等人使用World Bank-PPIAF中记录的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承诺的数据，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在安哥拉、尼日利亚[10]。但是这一研究仍然还停留在描述性统计阶段，对于做出中国对非援助是否是能源导向的因果推断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另外，上述研究均未很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资源和援助之间很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即更多的援助（尤其是援建基础设施）很可能进一步促进了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引入更加外生的变量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精确的估计。

因此，本研究通过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当中确立的八项援助政策之一的“政府奖学金”援助的官方权威数据作为切入点，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来估计能源产量和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数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使用非洲各国的石油与天然气田的能源大发现作为非洲国家能源禀赋的外生冲击，进一步检验中国的对外援助与能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而解答中国是否在非洲推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

二、中国对外援助与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情况，根据2014年7月出版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介绍，中国承诺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长，在2010－2012年期间，中国的对外援助有51.8%流入非洲国家[11]。

在中国对非援助的过程中，中非合作论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立以来，不断推动中非合作朝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方向发展，达成了《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和《北京宣言》等多个指导中非合作未来方针的历史性文件。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对非援助到2009年翻一番。这一对非援助历史性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瞩目[12]。在这次峰会上，中方还确立了对非援助的八项具体措施[13]，包括扩大援助规模、优惠贷款和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建设非盟会议中心、免除无息贷款债务、建立经贸合作区和加强教育领域内的合作。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关于中国对非合作的实证研究也大多聚焦于这些措施中通过媒体报道所收集到的经济援助数据。

与关于中非经济领域的援助受到的热烈讨论不同，中国的教育援助鲜有人关注[14]。但是中非之间在教育领域的援助合作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也在2006年以后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5]。尤其是在2006年的北京峰会和2009年的沙姆沙伊赫峰会[16]上，教育领域的援助已经很明显地成为了中非合作的重要领域[17]。布劳提甘姆（Brautigam）也认为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援助中的教育培训部分持续增加，甚至在北京峰会上承诺对非洲的政府奖学金数量将会翻一番，即中国对非洲政府奖学金名额将从2006年的将近2000人次提升到2009年的4000人次。在2009年的沙姆沙伊赫峰会上，中国进一步又提出，到2012年中国向非洲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将增至5500名。对于这一不断升温的现象，袁（Yuan）认为是因为中国希望借此能够不断提高中国的软实力[17]。在这种迅猛势头推动之下，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除增加对非政府奖学金名额外，还开设“非洲人才计划”，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为非洲培训约30000名各类人才。在之后2015年的论坛[18]上，中国对非的教育援助力度继续加大，在约堡峰会中的中非“十大合作”中除了提出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外，还鼓励中非高校就地区和国别研究开展合作，也鼓励中非高校互设研究中心。同时在非洲当地培养200000名职业和技术人才，提供40000个来华培训名额。可以看出，中国对于非洲的教育援助增长速度之猛、进步速度之快、领域之深入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否加入能源大发现的外生变量，一国赴境外留学人数（除赴华外）的参数均并不显著，同时符号为负，说明欧美国家与中国在优秀留学生的招收上存在竞争关系，一些优秀的学生倾向于前往欧美留学，但是这种数量关系还很微弱。

对于中国对非洲的政府奖学金援助政策的实施情况，可以从图1得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图1 非洲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数量变化（1999-2013）

从图1可以观察到，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总体人数在年份上呈现三个阶段的变化特征。第一个阶段是1999－2005年，此阶段内中国对非洲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数额较少，且每年的变化不大。第二个阶段是2006－2009年，中国对非洲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大幅度增加。这一变化的出现是由于在2006年度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中非合作论坛上，中方特别提到了要在未来扩大对非洲留学生的政府奖学金资助范围。第三阶段是2009年之后，受2008年年底的金融海啸爆发的影响，中国政府对于留学生的资助也逐渐减少，之前的对外奖学金资助的上涨势头出现了减速。可以说中国对留学生资助是分阶段的，因而在模型的构建过程当中是需要考虑到不同年份中国对留学生奖学金的发放是存在系统差异的。

那么中国是否像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些国家一样，通过教育援助实施新殖民主义行为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呢？回答这一疑问就需要使用相应的数据才能进行检验。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

（一）研究框架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模型设置如下：

在笔者将上述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进行合并的过程中，由于索马里缺少全部年份的GDP数据。苏丹缺少赴境外留学人数数据，因而上述国家并未纳入现阶段的研究，故本研究所使用的为51个国家15年的面板数据。变量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均定位误差始终保持最小,表明本文改进算法优于其他定位算法,验证了本文灰狼算法改进方法的有效性以及本文定位算法的有效性。信标节点的成本比较高,信标节点的数量直接影响整个网络的成本。本文定位算法当信标节点所占比例大于30%以后,平均定位误差变化趋于平缓,在相同定位误差下,本文算法需要的信标节点的数目较少,能有效的节省网络成本。

在被解释变量部分，Yit代表各国接受政府奖学金总体人数和各国学历教育接受政府奖学金人数。在解释变量部分，本研究首先使用非洲各国石油与天然气产量数据作为自变量。计算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上升是否会对政府奖学金的发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这一自变量依然存在外生性不强的问题，既有可能是产量吸引了更多援助，也有可能是援助提升了更多产量。

本研究基于自行建立的1999－2013年的非洲国家面板数据（51国×15年）进行分析研究。其中：关于非洲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数据来源于教育部1999－2013年出版的《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工业品数据库中对于世界各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记录；各个国家的GDP，人均GDP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对华双边贸易额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GDP数据和双边贸易额数据均根据2010年美元进行过换算）；各国的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各国赴境外留学人数（排除赴华留学生人数）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重大发现的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所记录的相关油气田发现的信息。笔者根据EIA对于这些油田和天然气田预期产量的评价并结合与相关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对这些能源发现重要性的核实，从而确定能源大发现信息的准确性和重要性，通过这两种途径均确定为重大能源领域大发现的油气田，方可作为能源大发现进入本研究。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大发现的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1。

笔者在本研究的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具体来说国家固定效应代表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不随时间变化但不可观测的差别。例如：坦桑尼亚可能由于中坦两国传统友谊的缘故，能够获得更多教育援助；相反，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由于与中国关系始终不睦，可能会获得较少的奖学金名额。而年份固定效应则代表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分配可能随着年份变化而产生的整体变化。例如，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影响下，中国在随后几年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这一变化就可以由年份固定效应来进行解释。这一做法类似于一种双重差分的思想，即比较那些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发生较大变化的国家的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数量变化，相对于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在同一时期内没有多少变化的国家在获得的奖学金数量的变化。同时由于每届中非合作论坛均会制定援非目标，且这些目标是逐年上升的，因此加入时间趋势有助于刻画援非项目的增长趋势。加入时间趋势的3次项的原因在于如上文所述，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在本数据的时间段内出现了3次不同走势的上涨，3次项能够更加准确地刻画这一趋势的阶段性变化。另外由于非洲不同区域，如东非、北非等地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且负责落实对非援助的中国外交部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也是分区域进行落实的，因此时间趋势的3次项也应乘以区域虚拟变量，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刻画不同地区的各自特点。

同时，为了克服上文中提到的内生性问题，避免能源与援助所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笔者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天然气与石油能源大发现”这一虚拟变量。如果一个非洲国家在某一年有比较大的石油或者天然气发现，意味着这个国家未来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可能会比较可观，那么这个国家那一年及后面的年份的取值分别为能源大发现的持续时间，即1年、2年、3年……其他年份为0。能源大发现具有很强的外生性，是比较随机地出现在各个国家，也是随机出现在各个年份。因此笔者利用这一外生的冲击，来观察中国对非援助是否会因为这一突然出现的能源大发现而显著增加。这一设计思路增强了双重差分的因果推断说服力，可以观察外生冲击会不会对援助数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模型设置如下：

（二）数据来源

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则是根据过往研究的发现进行设置。例如：戴维斯等人认为中国偏好援助小国，因此本研究控制了GDP总量[9]；德雷赫和福克斯认为一系列政治因素会影响中国对外援助的分配[8]，因而笔者加入了与中国建交时间变量，这一变量既能反映德雷赫和福克斯提出的“台湾问题”是影响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大因素，同时也可以近似衡量一国与中国关系的亲疏远近；曾和克罗格的研究认为GDP会对援助的分配产生影响，因而笔者在加入了GDP总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7]；罗伊德（Lloyd）等人认为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的贸易额越大，则援助国向受援国提供发展援助的意愿越强[21]，因此笔者也加入了对华贸易额的变量加以控制。另外，因为本研究侧重于教育援助，因而需要衡量一国的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而外出留学人数既能够反映一国的教育水平，也可以反映一国学生的国际化水平和对留学的需求程度，因此将这一变量也加入方程。同时人口数量也可能会影响到奖学金分配的数量，因此笔者也将人口变量加入方程。

品牌延伸是指利用现有的品牌推出新的活动系列。比如，图书馆如果在儿童阅读推广领域中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则可以利用同一品牌的成功效用将活动推广至青少年，乃至成人系列。品牌延伸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它在充分利用原有品牌的优势、降低成本、提升品牌内涵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品牌延伸规划是对品牌未来发展领域的清晰界定，也是品牌战略的一个方面。

表1 非洲各国主要能源大发现（199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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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来自老龄化与幼龄化，只有少部分的年轻人愿意留守村落。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相对较高的收入吸引他们外出务工；另一方面，传统的工作与务农成为年轻人眼中不入流、“没前途”的活计。

表2 各主要变量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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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留学生与奖学金的整体情况

另外，人口与建交时间的参数为正且显著，说明这两个变量对结果具有正向影响。结合这两个数据的具体单位可知，人口每增加一百万人，政府奖学金的资助将会增加4～5个名额，而建交时间每多一年，政府奖学金资助名额会增加7～8个。在建交时间上的显著正向影响与德雷赫和福克斯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结果一致，即两国的双边关系会影响到中国的援助分配情况[8]。

紧急切断阀应具有自动和手动关闭功能，手动关闭功能包括控制室遥控关闭和现场手动关闭[9]。当液位高高或低低报警时通过SIS完成联锁紧急切断功能，及时切断储罐进出口管道上的进出口阀门，避免溢油冒罐或抽瘪储罐的情况发生；同时，在操作站设置紧急切断阀的远程控制开关，或在SIS辅操台上设置紧急关阀按钮，便于操作人员在发生火灾或安全联锁失效等突发状况时能够远程手动切断阀门；另外，安装于火灾危险区域外的现场操作开关可以使现场人员在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后及时切断阀门，防止事故升级。

图2 非洲来华留学生是否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数量对比（1999-2013）

（二）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能源大发现与政府奖学金人数对比

从具体到国别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尼日利亚等国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和石油产量是一同增加变化的（如图3所示）；而加蓬等国，其石油产量变化不大，但是中国给予该国的政府奖学金人数却依然在增加（如图4所示）；甚至在乍得原油产量逐渐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给予乍得的政府奖学金数量仍然是在增加的（如图5所示）。同时当我们考察能源大发现与政府奖学金人数之间的关系时，会发现如加纳在2007年发现Jubilee油田后，中国对加纳的政府奖学金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如图6所示）；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毛里塔尼亚在出现Chinguetti油田的能源大发现后，并未出现政府奖学金数量的激增（如图7所示）。那么中国对非援助是为了猎取更多非洲资源的说法是否还成立呢？因此就需要定量的分析来解答这一疑问。

图3 给予尼日利亚政府奖学金数量和天然气产量变化图

图4 给予加蓬政府奖学金数量及该国石油产量变化图

图5 给予乍得政府奖学金数量及该国石油产量变化图

图6 给予加纳政府奖学金数量和石油产量及能源大发现变化图

图7 给予毛里塔尼亚政府奖学金数量和该国石油产量及能源大发现变化图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石油与天然气产量对奖学金资助分配的影响

以非洲各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为自变量，我们可以看到石油产量的系数并不显著，但天然气产量的增加反而对于中国给予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总数量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学历教育奖学金的影响为负且接近于显著（见表3）。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政府奖学金发放并不是能源导向的。至于为何天然气越多，奖学金发放的数量越少，这一背后机制则需要在后文继续探究。

从图2可知，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多于接受非学历教育的，但在未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数量中，接受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学生人数大致相当。从表2可以进一步发现学历教育每年每个非洲国家获得平均约57人的资助名额，但是非学历教育学生则仅获得平均约2个资助名额。因此奖学金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集中于学历教育部分，所以本研究在奖学金部分的计算只考虑奖学金总体数量和学历教育奖学金部分的数量。

至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主要构成情况，根据《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11]，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主要分为政府奖学金、短期培训、文化交流、孔子学院、学校建设和捐赠、教师借调和高校合作，其中政府奖学金是在官方文件中被提到最多的，也是最主要的中国教育援助的方式[17，19]。申请政府奖学金需要申请者通过所在国外交部向中国的外交派驻机构提出申请[20]，因此申请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的。所以能否成功地申请到政府奖学金，更多的是一件外交事务，其次才是教育事务[17]。

表3 非洲能源产量对政府奖学金分配的效应

注：括号中数值表示相应的聚类标准误；***表示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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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大发现的外生冲击对奖学金资助的影响

在加入能源大发现的外生冲击后，所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其结果与上文的结果很接近，即人口每增加一百万人，政府奖学金名额增加4～5个，建交时间增加一年，政府奖学金名额增加7个左右。能源大发现这一外生冲击导致了每年增加了奖学金名额2个左右，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突然增加的能源储量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所以，可以从上述结果得到更为确定的结论，即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以及能源的大发现都不会对奖学金的发放产生任何影响，甚至天然气产量的增加对于政府奖学金的发放的总体数量还会起到负向影响。至于这一负向影响为何产生，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天然气产量对未获得奖学金资助的数量是何种影响才能够确定。

对于人口数量和建交时间的正向显著，从积极的角度理解，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助是根据人口、历史传统友谊进行分配的，而非根据资源分配。但是从消极角度考虑，仍然不能排除中国的政府奖学金分配是为了拉拢非洲人口大国，使其提升对华好感，从而开拓非洲市场，同时中国对于传统盟友也采取更多的“照顾”政策。从消极意义上讲，仍然摆脱不了新殖民主义的嫌疑。

为解释清楚这一怀疑，笔者以非奖学金总体（即非洲各国来华留学生中未获得奖学金的人数）、非奖学金学历教育（即未获得奖学金的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和非奖学金非学历（即未获得奖学金的非学历教育人数）作为因变量，审视这些可能与奖学金存在关联的因素（天然气产量、人口、GDP总量、建交时间）在非奖学金部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向100 mL 20%vol和72%vol红枣白兰地中加入不同浓度的壳聚糖、明胶和水不溶玉米面和硅藻土。

（三）安慰剂检验——以非奖学金为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增强因果推断的说服力，笔者还通过将各国非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总体人数、学历与非学历教育非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人数加入方程，从而进行安慰剂检验。因为不排除能源的外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都可以促进留学人数的增加，更大的留学人员基数既扩大了奖学金人数，也扩大了非奖学金人数。因此如果发现某些变量在影响政府奖学金数量的同时，也在影响非奖学金数量，则说明这些变量是在通过影响一国来华留学生总体基数，来扩大获得奖学金与非奖学金人数的。因此，可以通过安慰剂检验从一正一反的角度使研究的结果更加准确可信。

表4 非洲能源大发现与产量对政府奖学金分配的效应

注：括号中数值表示相应的聚类标准误；***表示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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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能源大发现使得自费来华留学的非洲学生增加了32人，其中22人为学历教育，10人为非学历教育，但统计上都不显著。石油产量对于非奖学金总体、非奖学金学历教育都产生了负向显著影响,与奖学金总数部分的系数符号相同，说明非洲石油资源相对较多的国家可能更不倾向于留学中国，会选择前往欧美进行留学。天然气产量也对于非奖学金总体和非奖学金学历教育呈现负向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其在奖学金部分所发挥的影响也大体一致。因此可以做出推断，天然气产量较多的国家，留学中国的意愿也相对较低，因此获得奖学金的总数和未获得奖学金的总数均较少。结合具体情况可以得知，非洲的主要天然气产地集中在北非，如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其在传统上倾向于留学欧美，且距离欧洲仅一海之隔，地理位置如同韩国之于中国。

讨论 平滑肌瘤为一种常见的间叶源性良性肿瘤，好发于子宫、胃肠道及其他软组织。2000年日本学者Nakanura等[1]首次报道胰腺原发性平滑肌瘤，其组织来源尚未明确。有学者[2]认为，胰腺原发性平滑肌肉瘤起源于较小胰管或胰腺内血管壁，推测胰腺原发性平滑肌瘤可能与其起源相仿。

同时人口和建交时间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人口越多和建交时间越长，来华留学人员越多，因此奖学金和非奖学金均被这两个因素所带动，这也证明了中国并不完全是在教育援助上希望讨好人口大国和传统友邦。

表5 非洲能源大发现与产量对自费留学的影响（安慰剂检验）

注：括号中数值表示相应的聚类标准误；***表示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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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奖学金的数量的回归结果不同的是：第一，双边贸易额对于来华自费留学的非洲学生的总量和学历教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了双边贸易往来的频繁拉动了来华留学的未来收益，因此即便自费来华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也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但是双边贸易额正如前文所示，并没有影响到教育援助的分配。第二，赴境外留学人数（除赴华外）的符号从负转变为正，说明一国的教育水平和国际化程度越高，该国自费赴华留学的学生也越多，对比奖学金部分的参数为负，说明优秀的学生更加倾向于欧美留学；表5的参数为正则说明了一国的留学人数越多，相对地赴华自费留学的人数也会增长，但是数量关联并不显著。

六、结论与讨论

中非之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不时被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指责为中国在对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行为。如果事实无法澄清，必将会对中非合作和下一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现阶段的反驳仅停留在思辨的领域，缺乏客观数据作为支撑，无法彻底驳倒另一方的观点。因此本研究就从中非合作的重要领域——教育援助入手，探究中国是否在用对非洲的教育援助来拉拢能源大国，从而解答中国是否在非洲通过新殖民主义手段掠夺自然资源的疑问。

本研究在以政府奖学金数量为因变量，以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作为自变量，同时在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能源大发现”变量作为外生冲击，观察突然出现的能源大发现是否会和能源产量一样增加中国的对非教育援助的数量。之后本研究又以非奖学金人数作为因变量，以进行安慰剂检验，从而更多角度地审视影响政府奖学金变化的诸多因素。

从上述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的石油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变化对于提升或降低中国对该国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并没有明显的正向拉动作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石油与天然气产量的系数为负，因而可以认为，越是资源丰富、越富裕的非洲国家的学生，反而越不倾向于来华留学，导致获得奖学金和未获得奖学金的人数均降低。同样，非洲的人口大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更多的奖学金，是因为申请赴华留学的人口基数大，导致获得与未获得奖学金的人数均增加，因而影响了奖学金的分配数量。同理，建交时间的增长也会使非洲国家更加了解中国，因而会增加赴华留学的人数，导致不仅获得政府奖学金的人数增加，而且落选者也同样增加。

为进一步增加说服力，笔者在研究中加入了一个更加外生的自变量，即“能源大发现”。但是在这一外生冲击下，教育援助的数量却并未得到较大冲击，仍然得到相类似的结果，即一国突然发现的大规模能源储量不会影响到中国对于政府奖学金的分配。

所以，从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数据来看，中国现阶段并未利用其援助政策拉拢非洲国家，使之成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经济附庸。所以这种对于我国对外援助的指责其本质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还立足未稳的时候，为中国增加新的困难。与之类似，笔者联想到汉森（Hanson）和亨茨（Hentz）曾经提出新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往往会被异化为互相指斥的借口[22]。比如他们的研究中就指出赞比亚总统卡温达（Kaunda）与世界银行合作破裂时就指责其为新殖民主义，但有求于世界银行时则又试图恢复关系正常化。饶（Rao）从话语分析的视角指出，很多人会有意无意地将全球化的话语与新殖民主义的话语相互混淆[23]。所以，出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全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的过程中，一些诸如反全球化的团体、对华不友好的团体往往会把中国正常的援助活动进行丑化，因而会出现指责中国的援助为新殖民主义的声音。

海冰密集度分为1～10级，级别越高，船舶航行越困难。在8级以上的海冰密集度时，船舶没有破冰船的协助难以航行。北极理事会在2009年气候影响评估报告(Arctic Climate Imqact Assessment, ACIA)中指出，到2020年，东北航线海冰密集度均低于20%，夏季可全面通航。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进一步探究非洲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与政府奖学金资助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将研究数据的范围扩展至2016年，从而能够包含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更多的能源大发现信息。在之后的研究中需要增加对于其他资源，如矿产等资源的考察，以此从其他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教育援助是否会因为各国此类资源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最后，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海关进出口货物数量对奖学金分配的影响，因为这些数据是中国可以获得的资源进口数量，进而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结论。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研制出空间四面体式和径向可展开肋天线机构原理样机(图3)。四面体天线支撑机构展开口径 6m×2.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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