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厌女”是中世纪文学研究里的重要主题之一。吉斯指出，中世纪“对女性的诋毁与嘲讽是宗教与道德作品以及世俗文学最喜爱的主题”[1]。若不论其文学与艺术价值，“厌女”也是中世纪的社会面貌，如里斯与欧弗茵所论及，厌女是在“社会符号的范围里所运转着的”[2]。简单来说，厌女一词形塑了中世纪的性别样貌与社会关系，甚至成为文学与艺术的主题。

如果厌女情节不论在文学艺术、社会现实，或日常生活都是表现中世纪社会秩序的方法之一，那么是否中世纪的作家都是厌女者呢？杰佛瑞乔叟的厌女态度就值得讨论。一方面来说，目前学界的共识是乔叟至少是位女性主义者，因为“当一个角色是反女性主义者，或一位作者有反女性主义的情绪时，他通常是反对婚姻的[3]。”另一方面，布洛克则认为，厌女“这个词汇为中世纪与现代提供了重要的连结[4] 。”然而，在决定乔叟是女性主义者或厌女者前，我们必须要想到在乔叟时代的英国还没有女性主义一词，而若乔叟并非厌女者，他也不会让女性在一些故事里受到残酷的对待。要回答乔叟是否为厌女作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暂时抛开目前对中世纪性别关系的认知，并从乔叟的作品里重新研读他如何呈现中世纪婚姻的面貌。

讨论乔叟的性别态度需要从澄清几个问题开始：中世纪婚姻的真实面貌为何？是否所有中世纪女性都被动地接受男性的厌女思想？如果厌女情节被中世纪社会所默许，是否所有女性都能忍受这样的想法并甘心身为被害者？从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对婚姻的呈现可以看出，对某些男性而言，婚姻比较像场游戏，而非神圣的誓约。在这样的前提下，乔叟作品里的女性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婚姻游戏并和男性竞争对抗，她们因而证明自己不会只是被动的受害者，而可以是男性的竞争对手。霍里斯写到，虽然中世纪的妻子应该要顺从丈夫，她仍不会默许丈夫虐待自己：“但在有些时候，不论是带着愉悦或奸诈的心理，她报复他，还给他应得的后果”[5]。由此可见，乔叟的女性角色们“反抗”丈夫的举动并非出于对婚姻制度的颠覆与瓦解，而是对婚姻关系的检讨与修正以及对男性的再教育。透过参与男性的婚姻游戏并试图击败他们，女性努力反转中世纪的婚姻概念，同时形塑更好的男性特质。本文以齐崔吉于1912年提出的婚姻故事概念为主，将《巴斯妇人的故事》《牛津学者的故事》《商人的故事》以及《地主的故事》视为一个群组并一起阅读， 指出在这些故事里，妻子以道德教训的方式教化丈夫，最终也让丈夫们更成熟，更能尊重女性。

如前言所提，对某些男人而言，中世纪婚姻只是不严肃的儿戏。此一看法并非出自王室或教会的旨意，反而是社会大众对婚姻的态度。杜比写到，中世纪的婚姻允许丈夫对妻子不贞，婚姻并没有禁止丈夫在婚姻生活的任何阶段中有妻子以外的其他女人[6] 。乔叟很有可能早就意识到这样的“社会潮流”，因而让他的女性角色参与这场婚姻游戏并扭转情势。乔叟的角色把婚姻当成游乐场的态度更呼应了整部作品的主题，因为《坎特伯雷故事集》本身就是一个朝圣者间互相比赛说故事的游戏，因此，在整个故事集底下的小故事就是大框架里的小游戏，而婚姻与驯男又是把这四个故事串连起来的重要元素。这些故事是女性与男性相互相对抗的场域，女性在其中参与中世纪的婚姻游戏并检讨当时的性别论述。本文所举乔叟婚姻故事里的意识反转，见表1。

 

表1 乔叟四则“婚姻故事”对照简表

  

故事妻子丈夫妻子的驯男手段丈夫得到的道德教训《巴斯妇人的故事》老妇/女巫骑士道德劝说与思想改造女人要自主权《牛津学者的故事》吉赛妲华特女性善良美德婚姻中的两性平等《商人的故事》春月冬月妻子的出轨婚姻不应以性为主《地主的故事》朵瑞安艾佛格斯妻子的忠诚家庭责任高于个人荣耀

1 巴斯妇人的故事与女性自主

驯男的主题在《巴斯妇人的故事》里极为明显。巴斯妇人本身就是位驯男者：她用自己在多次婚姻里的经验与男性权威及话语权抗衡，试图证明中世纪的男性中心本位并非牢不可破。她大胆地说“经验啊，纵使并非全然精准，在这世上，对我来说，也足够说明婚姻到底是什么了。”巴斯妇人也发现其丈夫阅读的经典宗教作品可以用作与丈夫争论的武器，她撕毁丈夫正在阅读的书籍，并借此告诉其他朝圣者自己将用这些经典作品消除男性暴政的决心。巴斯妇人的策略奏效了，因为另一位朝圣者卖赎罪券者催促她赶快说出她的故事。卖赎罪券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默默中接受巴斯妇人的道德劝说并积极想要听取此妇的道德教训，他的话暗示了男性是可以教化，也是应该要被教化的。巴斯妇人说了一个关于女性自主权的故事：一个强暴妇女的骑士在女巫的教导下终于了解女性最渴求的就是自主能力。这位犯了法的骑士有着花花公子的形象，长得雄壮威武也“能够终日骑马打猎。”骑士喜欢这些娱乐消遣，呼应了男性习惯用儿戏的态度看待婚姻的事实，也是巴斯妇人要驯化的目标。犯了错的骑士被带到亚瑟王的皇宫，皇后却为被判死刑的骑士求情，并要骑士去寻找“女人欲求何物”的答案[7]。皇后的做法和巴斯妇人故事中的道德意涵一致，亦即女人不需用暴力征服男性，而是用道理劝说教化他们。骑士带着个实为女巫的老妇去见皇后，说出了让皇后及所有在场女性都满意的答案：“女人要自主权，不论是对她的丈夫或是爱人，这就是你们最想要的，尽管你会杀了我。照你的心意去做吧，我就在这儿，受你支配。” 这样的回答证明骑士已完全接受了女性的再教育，之后，被迫娶了老妇为妻的骑士让其妻决定自己的面貌：“我的夫人我的爱，我最亲爱的妻，我把自己交付你睿智的掌控当中。你自己选择最能让你我都愉悦且荣耀的做法吧。”骑士的最终告白暗示出他已完全明白女性控制权的意义，也再次证实了他已经完全接受女性给他的思想改造。在故事的结尾，骑士已经从一个放荡不羁的男子变成一名尊重女性的丈夫，最重要的，更是一名接受女性道德教训并被驯化完成的丈夫。以布鲁尔的话来说，“骑士从对女性的邪恶侵略性被教育成接受女性主权”[8]，证明了巴斯妇人不但自己就是位可以使用武力的妻子，更能用道德教化成功地将性别关系翻转。

2 牛津学者的故事与女性美德

朝圣者们对婚姻自主权的讨论在《商人的故事》 达到了喜剧式的高潮，并以《地主的故事》中全方位的道德教育为结尾。地主在听完前面三个歌颂女性主权的婚姻故事后表明自己不擅表达，也不在意是否能说个好故事。地主本应为三个婚姻故事作结，甚至为故事里的男性平反，然而地主自我矛盾式的说词却让自己在说故事比赛中非战先输，他的低姿态也使自己主动臣服于以巴斯妇人为代表的女性自主权。然而，地主仍然在说故事前表示女性自主权将会破坏婚姻的概念，更试着说服身为人妻的女性放弃自主权以维持婚姻。地主的说法自我矛盾，因为正是以自主权为根基的忠诚度让他的故事有了圆满的节局。地主这样前后不一的观点更说明了故事中的男主角艾佛格斯需要改造，因为虽然艾佛格斯在故事的一开头就是一个温顺并让妻子朵瑞安拥有自主权的丈夫，他仍在婚后把妻子抛下而去追求个人在战场上的荣耀。朵瑞安却依旧维持对丈夫的忠诚并拒绝以奥雷流斯为首的众多追求者，直到丈夫回家。奥雷流斯在《地主的故事》里扮演的正是宫廷式爱情里的诱奸者，虽然他也让自己臣服在朵瑞安的掌控權之下，但他犯的错是忽略了婚姻的神圣与不可分割性。地主的故事提供了两层道德教训，一为丈夫不应把个人荣耀放在家庭和乐之前，二为朵瑞安的女性美德同时感化并改造了丈夫与宫廷式爱情主题里诱使女性不贞的秘密情人，这则故事批评的对象因而不只是不成熟的丈夫，更有所有欲破坏他人婚姻的男子。奥雷流斯被朵瑞安的忠诚所感动，放弃追求有夫之妇并称朵瑞安为女性典范，也开始学会尊重婚姻。《地主的故事》 因此有着皆大欢喜的和平收场。艾佛格斯变成一位更好的丈夫，奥雷流斯也成为尊重女性的成熟男性。《地主的故事》所传达的不只是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与态度，更是一种更适合于中世纪社会的人际相处模式。如同雅各斯所提出的，在这则故事里的理想性已经超越了婚姻原本的社会象征意义[13]。 《地主的故事》为《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婚姻故事画下完美句点，设下家庭伦理的模范，因为朵瑞安不只扩展了婚姻自主权的定义，更让这个概念在中世纪社会里更加完善牢固。

3 商人的故事、性与女性阴谋

[8] Brewer, Derek. A New Introduction to Chaucer[M].New York: Longman,1998.

4 地主的故事与家庭伦理

巴斯妇人的故事引起男性朝圣者的不满，尤其是旅馆主人。旅馆主人本身就是个怕老婆的男人，听到这样的故事，自觉男性尊严受创。旅馆主人气呼呼地指名牛津学者说个故事跟巴斯妇人抗衡，还顺便嘲笑牛津学者骑马的姿势跟女人一样。此处有双重讽刺：一是旅馆主人叫一位阴柔的男性为自己受创的男性尊严平反；二是旅馆主人不直接和巴斯妇人争论而是叫人说故事，更加说明巴斯妇人对男人的教化有成。牛津学者说了个充满耐心的妻子感化丈夫的故事，然而，巴斯妇人先前已经说过出自男性之手的经典作品并不会成为女性禁锢，因此牛津学者一身自命不凡的学究气息一开始就败阵于巴斯妇人的理论。牛津学者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的博学多闻已被巴斯妇人证明不足以为男性压倒女性的手段；二是他故事中的男主角也是个没有婚姻及家庭观念的浪荡子，因此他无法用这个角色为男性统治女性的正当性辩论。他故事中的国王华特有着和巴斯妇人故事中的骑士类似的形象，贪玩放荡，不把婚姻及家庭当一回事。在家臣的劝说下，华特才娶了善良的吉赛妲为妻，她温柔婉约，能主持家务也能协助公务。华特同意结婚一事正为他接受教化的第一阶段，而牛津学者对吉赛妲的描述说明了吉赛妲和华特能力相当，甚至在德性方面更胜华特一筹，这是华特被教化的第二阶段。工于心计的华特多次出题刁难其妻，他指责吉赛妲并非出身贵族，因此他们的女儿无法成为合格的王位继承人，还让仆人将女儿从吉赛妲身旁带走，最后更把吉赛妲赶出家门。面对这一切折磨，吉赛妲默默承受，她的逆来顺受不是自甘臣服于男性霸权，反而是种驯男的手法。吉赛妲对于这一切磨难的“冷漠”也是女性美德的展现。直到华特将吉赛妲赶出家门时，吉赛妲才提出不可全裸离开的要求。吉赛妲一直以来都以弱势者的姿态试图改变丈夫的个性，他对华特的要求则是第一次主动地捍卫女性自由意志与主权，也将整个教化男性的过程推向高潮。华特威胁吉赛妲要和她离婚，假装要娶实为二人之女的年轻女子为妻，吉赛妲仍无动于衷，只表示希望华特对待新妻子能比对待自己更好。华特终于被妻子的善良美德所感动，成为一位好丈夫，牛津学者更在故事中提到，吉赛妲的儿子长大成人后变成了比华特更好的男人，不但继承其父的产业也娶了有德性的妻子。和巴斯妇人相比，吉赛妲花了十年心血，终于成功完成教化丈夫的任务，但吉赛妲的教化男性策略却更加有效，因为她不只教化了丈夫，更改变两代男性的性别意识形态。牛津学者在故事的最后甚至把吉赛妲类比为《圣经》里逆来顺受的约伯，这样的做法仍然中了巴斯妇人的圈套，因为《圣经》也是男性本位的宗教经典，而吉赛妲是用自己独特的女性方法教化男性。批评家艾略特指出，“吉赛妲明显赢得荣誉美德，也击退丈夫的恶势力”[9]。牛津学者故事里的道德意涵并不在于赞扬女性美德，而是在于揭露男性在婚姻关系里的缺失，如同布鲁齐所言，这个故事点出了“一些人类关系中较为残酷的面向，毫不隐瞒丈夫的残酷”[10]。借由歌颂吉赛妲的德性，牛津学者提升了女性在中世纪婚姻里的地位，也修正了中世纪社会普遍流行的厌女态度。

一是闲置资产租赁业务稳步发展。按照“以租代管、强化巡管”的工作思路，通过协商、谈判、公开招租、市场评估等措施和手段，顶着各种压力，将闲置资产租赁工作逐步规范起来，杜绝了人为因素导致租金标准不一的局面，有效地堵住了廉政风险，使整个租赁业务更加“透明化、规范化、制度化”。截至目前，已出租土地房产40多处，因公借用土地房产18处，出租单价也逐步回归到正常的市场价格水平，租金收入大幅度提升，预计到今年年底，可实现租金收入600万元，比上一年翻了2倍。

5 结语

整体而论，乔叟在四个婚姻故事里呈现了四位对付自己不合格丈夫的女性。这四位女性不见得都是有道德情操的正派女性，但她们的丈夫都有着共通的特质：玩弄女人、重视性、轻视婚姻的神圣本质、忽略身为丈夫的家庭责任。这些故事富含高度娱乐性，但在叙事者偶尔戏谑的语调之间，隐藏着让中世纪女性的身心都很痛苦的磨难。乔叟透过这些故事为女性地位平反，但他并不把自己定义为女性主义者，因为他的故事皆以婚姻为主题也并不反对婚姻制度，然而乔叟却一再强调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必须达到更为平衡的状态，因此不惜让他的女性角色教化丈夫。如果婚姻与女性在中世纪的社会里都是男性戏耍娱乐的对象，乔叟的女性角色则总是有扭转游戏规则的能力。《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四个婚姻故事各自赞颂不同的女性特质：《巴斯妇人的故事》让读者知道女人在身体或脑袋方面的能力都不亚于男性的高压统治、《牛津学者的故事》推崇女性柔顺却刚毅的美德、《商人的故事》讲述了女性的身体如何控制男性《地主的故事》更将女性忠贞提升到近乎神性的地位。这些故事里的妻子或教导丈夫婚姻的高贵神圣性、或用女性美德反转男性霸权、或以瞒欺的手段揭露男性愚昧、或探索忠诚的意义与体现，其目的都是反转中世纪社会里以男性为主导的婚姻意识形态。乔叟的故事并没有一举消灭中世纪的厌女文学主题与社会现实，但在十四世纪就能写出性别平等的概念，仍是难得的做法。将这四则婚姻故事一起阅读，可以读出女性对中世纪男性气概的批评，以及女性“操弄”婚姻关系的能力。

（3）企业文化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有序整体，对企业经营活动和员工行为具有很好的导向、凝聚、协调和约束作用。

[9] Elliott, Dy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Women's Writing [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0-57.

在项目水资源论证阶段，利用现状年规划项目区主要作物种植面积、灌水方式、灌水时间及灌水定额，结合已有节水灌溉工程的运行管理、实际用水和灌溉试验资料等，分析项目灌溉方式的技术可行性、所选取取水水源和用水定额的合理性。

[1] Gist, Margaret Adlum. Love and War in the Middle English Romances [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phia Press, 1947.

[4] Bloch, R. Howard. Medieval Misogyny[C] .Berkeley: Uu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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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es, Clare A, and Gillian R. Overing. Gender in Debate from the Early Middle Ages to the Renaissance [M].New York: Plagrav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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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llissy, Margaret. Clean Maids, True Wives, Steadfast Widows: Chaucer’s Women and Medieval Codes of Conduct[M].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3.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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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叟在以上两个故事中分别展示了主动反击的女性与被动、暗中浅移默化丈夫性格的女性。在《商人的故事》里，乔叟又讨论了女性的诡计多端，但其目的仍是在证明女性能教化甚至智取丈夫的能力。商人也是个受妻子霸凌的男性，他诅咒婚姻，称婚姻是个陷阱，自己则是落入陷阱的猎物。如此一来，商人有着和华特类似的形象，而他故事里的主角老骑士冬月也是玩世不恭，喜好打猎戏耍娱乐的男性，更和前两个故事的男主角一样，都是玩弄女性的人，妻子出轨就是他所受的惩罚。不同的是，冬月在婚前他的兄长就警告他，若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就不要结婚。这则警告批评了所有把婚姻当儿戏的男男女女，其对象更是所有男性，不该把女性当成玩物或把婚姻当成游戏，而借由让冬月的兄长参与这场男女地位在婚姻关系中的辩论，乔叟也暗示甚至连男性本身都认为中世纪的婚姻面貌及性别意识应该有所修正。冬月不听劝告依然娶了年轻貌美的春月，下场就是又病又瞎，春月也红杏出墙。这则故事里男女主角的原名分别为“一月”与“五月”，乔叟正是用这两个名字的明显差异来提醒男性读者不可只贪图女性的年轻美貌而忽略婚姻本质与女性美德。春月在与人有染前装成一个忠诚柔顺的妻子，连在与冬月的年轻手下通奸时，她都告诉冬月这是为了医治他的眼盲。这样的借口有双重含义，一为医治冬月真实的眼盲，二为医治冬月无法看透婚姻与爱情本质的毛病。冬月无法理解妻子的弦外之音，进而接受自己的蠢笨并将婚姻主导权交到妻子手中。在《商人的故事》里，男性的耻辱是由自己的无知、对婚姻的错误认知以及不知收敛的欲望所造成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女性的背叛只是一种道德教训。学者克罗克认为春月这个角色“揭露了所有以男性权威为名的荒谬本质，不论它们是基于毫无经验，讽刺的冷漠，或是视而不见般的天真想法”[11]。克罗克认为在不诚实的妻子面前，所有男性主导的婚姻意识都将失效。若将《商人的故事》视为对整个中世纪婚姻的批评，以上的论点将更加有力。霍曼则认为乔叟在《商人的故事》里讨论了中世纪宫廷式爱情，他指出对于宫廷式爱情而言，婚姻是无聊的机制，“瞎眼的丈夫会被人摆弄，被当成笨蛋、戴绿帽子，但是宫廷式爱情的最终目标就是让所有丈夫眼瞎并让他们被人摆弄”[12]。如果冬月让春月在婚姻中感到无趣，春月就有权反转甚至推翻男性在婚姻关系里的主导地位。乔叟借商人之口对所有中世纪男性提出警告，警告他们不要对自己的男性地位与婚姻掌控权过分自信。

尹爱群是提前结束在桂林的考察回来的，市里面开始搞“群众路线教育”了，这是中央自上而下的一场政治活动，是要“动真格的”一次干部队伍的整顿。省委派出了一支工作组明察暗访，据说已经瞄准了个别领导，纪委马上就要采取措施了。

[10] Brooke, Christopher. The Medieval Idea of Marriage [M].New York: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89.

五是政协的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开始发挥作用，政协为政府出主意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缺乏制度化的支撑。而在安全生产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就要求发挥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

[11] Crocker, Holly A. A Performative Passivity and Fantasies of Masculinity in the Merchant’s Tale[J].The Chaucer Review, 2003(2):179-198.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07—2016年共40个季度的样本数据，剔除了ST企业和金融保险类企业，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及样本区间内数据不满足连续四个季度的企业，最终得到70 016个样本。同时考虑到极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小于1%和大于99%的样本数据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货币政策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12] Holman, Hugh C. Courtly love in the Merchant's and the Franklin's Tales[J]. ELH, 1952(4):241-252.

[13] Jacobs, Kathryn. The Marriage Contract of the Franklin's Tale: the Remaking of Society [J].The Chaucer Review, 1985(2):13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