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目前，正在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灵渠在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正在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不懈努力。借“灵渠——兴安古城景观风光带”考察研究，希望对当下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所借鉴。

1 灵渠的历史作用——沟通南北的水上动脉

灵渠的重要意义早有定论，其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交通基础。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在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以湖南为基地，这里有苍梧郡(战国楚国即设，秦承之，后来改称长沙郡)发动对南方的战争，征服岭南和浙江、福建沿海。当时出征两广的大军，开始遭到挫折，原因是孤军深入，缺乏后勤支援，粮食供给不上，在丛林中被土著打败，损失惨重。后来秦监史禄开凿了灵渠，将湘江与漓江原本南辕北辙的河流联结起来，这样，秦朝的船舶可以直接将粮食运输到前线。有了后勤保障，秦军步步为营，很快就打过岭南，攻占两广，一直到越南北部，设置了桂林、象郡等郡，基本上将秦朝的南方、东南的版图扩大到极致，奠定了今天沿海的大陆疆域。灵渠的重要意义在于使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沟通，形成了从黄河到淮河，由淮河到长江，再经湘江到漓江，由漓江南下梧州，汇郁水为西江，东出肇庆再至广州的水运交通线。这条水路至今仍然是广西到广东的重要水路。秦朝大军可以长驱直入，进军五岭，一直打到越南北部，完成了对中国南方地区的统一战争。

笔者曾在长城与大运河的文章中探讨这一问题，为什么秦朝在北方，长城以北，寸步难行，即使以后的汉、隋、宋、明，中原汉族大多是防御为主，构筑万里长城。只有元、清才可以真正将长城踩在脚下，饮马阴山高阙、漠南漠北，完成对长城南北的大统一。但在南方、西南，中原王朝很早就完成了统一，而且看上去轻而易举，且能够始终控制。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漫长而连贯的水路，靠的是运河的沟通串联。西部灵渠的沟通，大运河的开凿，将中国瑷珲-腾冲一线以东地区的主要水系联结起来，形成了辽阔而便捷的水运网络。隋唐以后，更为便利的赣江-大运河南北水路通过长江沟通，形成从中原、北京直达岭南的水上大通道。这在北方草原是不行的，农耕民族没有游牧民族的马上功夫，根本不能在草原、沙漠中遨游。这样才有《西游记》那样的小说，将通往西天的路描写得那样艰难险阻，妖魔鬼怪横行霸道，实际上就是交通的困难和自然条件的恶劣。长途作战无法保障后勤，只能长期屯兵长城，戍边垦殖，很少逾越长城，深入草原沙漠。但在南方，有了充足辎重补给的秦汉大军，长驱直入，逢山开路，遇水行船，还能开人工河沟通自然河。所以有外国学者称中国为“运河帝国”，一是运河多，二是靠运河维系帝国的统一，加强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在灵渠展览室可以看到：“北有长城，南有灵渠”。代表了北部防御，南部进攻。这是秦朝建立后的两大工程，也是秦国三大水利工程，即秦统一前兴建的都江堰和郑国渠。灵渠虽然不是中国最早的运河，但却是最重要的运河之一，因为靠它，秦军完成了对岭南的远征。早期的中原军队南下，主要走湖南至广西至广东的道路，即由长江至湘江至漓江至西江(今珠江一段)，这与唐以后多走大运河至长江至赣江至北江(今珠江一段)，由江西，再经大庾岭至韶关到广州的线路不同。这样，灵渠就显得特别重要，也因为有了灵渠，这条路线的作用和价值就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线路。

2 考察前对灵渠的误读

关于灵渠的介绍、学术著作很多，但通过实地勘察，笔者澄清了几个长期迷惑的问题，厘清了灵渠与湘江、漓江的关系。

误读之一，湘江与漓江都发源于广西兴安境内的海阳山(或叫海洋山)。两江之间有一段距离，有说十几公里，有说三十公里。一个往北流，入长江，一个往南流，入珠江。这里是分水岭。开灵渠就是将两条水系联结起来，使湘江可以直接通往漓江。现在知道，湘江发源于海阳山，漓江发源于另外一座叫猫儿山的，最近几年科学考察再次肯定了前人怀疑是正确的。但现在很多资料并没有引入[1]，唐兆民在《灵渠文献粹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的长篇引言中，仍然坚持旧说，因为这个说法是《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延续下来的。中国传统文献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难真正被推翻。笔者曾仔细观察各种地图，发现传统说法很难成立。经过现场考察，果然，两河并非发源于同一座山脉。

一是，污染，下游通过兴安旧城，住户多，成了旅游文化街，机动车可以进入。沿途居民在渠中洗衣洗菜，家禽、家畜宰杀，污染大，下游水质混浊。尚未见明显的保护性措施，水质的富氧化现象相当严重。城外灵渠通过一段环境很差，根本没有整治，农村及附近有种菜的田地，有拾荒的物品，对渠道造成威胁。二是，堤防问题，堤防修筑保护似乎并不令人满意，有的地方都毁坏了，有漏水、管涌的情况，如果在汛期，会不会造成泄漏？三是，分水建筑前湘江泥沙所形成的拦门沙的处理。近年来的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在整治前刚清理过的沙洲现在又堆积成洲，而且面积非常大，上面杂草、芦苇、杂树等，几乎挡住了湘江上游河道，严重影响河道畅通和景观。清理一次所费成本极高，而且清理后还会再生，长效管理成本不堪重负。四是，环境治理。周边环境，上游一段不错，像公园，有新修复的文化遗址，如古树、四贤庙，名人题词碑等；但也有不和谐的，公园内有很多餐馆，整体环境杂乱。商业气息浓，古树上挂着红灯笼，到处做广告，与灵渠古老的文化不相适应。五是，下游古街文化长廊有点不伦不类，各种文化元素杂陈。这些，都需要漫长时间和巨额经费，需要经历艰难的治理过程，灵渠申遗，路漫漫兮。

误读之三，湘漓两江一南一北，分道扬镳，灵渠是开在两江之间的，起沟通作用。现在看，灵渠其实有相当一段，几乎和湘江并行而流，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呈梯级落差。只有到了与漓江接口处才分离，往南流，而湘江往北流。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开挖灵渠，因为这里的水位落差最小，湘江从高处下流，正好与灵渠对接。如果在两江最近处开凿河渠沟通，虽然相距近，但两江高低有近7米的落差，湘江低，漓江高，在当时没有水闸的条件下，不可能将水位抬到并流高度。故只能在距离漓江较远的高地上开一条几乎与湘江平行的河渠，将水引到渠中，再往漓江输送。分水口处，灵渠与湘江水位相当，然后逐步抬高。这里采取了陡门技术。陡门，就是在河道上修建的、缩小河道的障碍，像门套一般，使水流突然变急，但流入的水在窄的渠道里漫上来，抬高了水位。陡门又有点像今天的船闸或决口合拢处，将水面窄缩，束水而行，抬高水位。陡门越多，水位抬的相对越高。就像大运河山东段，由于中部地势高亢，只能靠建船闸逐级抬高水位。山东运河又称“闸河”，因为沿线有数十个船闸，所谓十里一船闸。行船缓慢，但可以保持水量，节省水源。现在可以通过机械的水闸、船闸自动控制水流。今天的苏北运河，仍然建有十余座船闸，除了收费便利之外，抬高水位也是重要原因。灵渠就是比较狭窄的渠道，浅处只有1米左右，撑竹篙可以通行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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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个体进行褒贬判断的反应时进行二因素(词汇内容：社群性/能动性×褒贬度：积极/消极)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词汇内容的主效应显著，个体对社群性词语进行褒贬判断时的平均反应时(M=727.35，SD=112.11)显著短于对能动性词语进行判断时的平均反应时(M=747.49，SD=109.40)，表明被试对能动性词语的褒贬判断慢于对社群性词汇的判断。效价主效应也显著，判断消极词所用的时间(M=756.96，SD=107.25)长于判断积极词所需时间(M=684.41，SD=116.42)。词汇内容和效价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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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灵渠上的分水工程：铧嘴、滚水坝和大小天平

铧嘴、滚水坝和大小天平都是分水工程中的关键项目。铧嘴，或称铧鱼嘴，就像个铁铧犁，或鱼嘴伸向前方，正对着湘江上源，现在看，这个铧鱼嘴，更有点像军舰造型，上面很平坦，伸入前方部分呈尖嘴状。滚水坝，是减缓水流的，水大时，可以将水缓慢地分到低处的河道中，再流回湘江。更加关键的是大小天平，这是决定分水量大小的。据说能够将湘江水源自动分成两部分，七分为湘江主泓，三分入灵渠，然后进入漓江，保证航运和水位。小天平在湘江入灵渠的入口，三分水入漓江。大天平在湘江下流口，七分水入湘江。古代的分水坝，大致就按这几个部分组成。如山东汶上的南旺分水坝，现在根本没有遗迹了，所以终究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南旺分水岭是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汶水在这里同样被一分为二，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一说六四分)，即七分引入山东往临清的运河，三分入南四湖到江苏。另外建有一个戴村坝，引汶水折流，然后绕到南旺。考察灵渠，就能大致知道南旺分水是怎么回事。

从景区出来，越往下走水质越差，特别是出灵渠(南渠)进入景区之后，往兴安老城一段，污染开始加重，水质变得混浊，到了城内，水质就显现富氧化状态，完全没有清晰度可言。据介绍现在灵渠之水早就不能饮用，即使是上游清水，也是不能作为饮用水源的，兴安的饮用水另有河水为源。灵渠从景区到兴安城外一段，站在秦堤中央，左侧为地上灵渠，渠道蜿蜒，两边旅人从容沿河道而行。右侧是湘江上源一支，此河低于灵渠数米甚至更多，从秦堤上俯视，有悬崖临壁之感。两河并行，河道之间的秦堤间隔宽窄不等，有百米、十数米，最狭窄处，仅数米，由于正值枯水季节，湘江河宽水浅，有的河段水很少，裸露沙石，堤岸也少整治，显得零乱。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地势相差较大，灵渠的水经常漫溢到秦堤上，再渗透溢入湘江。据介绍，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这种管涌渗透如果不及时、经常地控制，一旦汛期，大水冲刷，将对秦堤造成极大威胁，甚至有毁堤的危险。在飞来石摩崖石刻处，看到有水位标志，某年大水，湘江洪水暴涨，洪峰经过的最高水位，超过灵渠秦堤一米有余，整个两边河道混为一统，其洪水之大，场景之壮观，令人难以想象。现在管理部门虽然也不断采取措施维护，但笔者看到，堤岸破损严重，漏水明显，有的地方道路因水过而难行。为了减轻压力，在一些堤岸边，也建有滚水坝一类水利设施，分流灵渠的水泄入低河，降低堤坝的压力。

灵渠所沟通的湘漓水道在秦以后也一直很重要，特别是唐以后，两广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兴安是湖南零陵(今永州)通往桂林的水陆交通咽喉，著名的严关古道在此。在20世纪30年代，湘桂铁路建成之前，灵渠一直很发达，水运繁忙。但由于需要调水，成本也高，多级抬高水位，运输成本自然高。铁路一开通，灵渠航运就衰落了，灵渠的保护自然也成问题，兴安也因此而难有发展。

沿渠而行，对沿岸三段水质状况有所观察。从表面看，整体水质保持较好，特别是自上游分水坝而下，古“秦堤”一线，渠道不宽，大概有数米，河浅水急，清澈可视河底丰富水草。在陡门处，水清冷透彻，似可直接饮用。整个景区内的水质大致如此。但现在景区内建有许多餐饮场馆，就餐时发现，餐饮内苍蝇飞舞，污水流淌，环境保护并不乐观，不知这些污水和泔水如何处理，会不会对灵渠造成污染。

单位在用该方法来展开分析时，其需要把成本看成是产量的函数，然后再从此角度来展开研究，当得出结论之后，其需要与原始的成本与当前的结果进行成本区分，即主要分为两大类型。需要注意的是，联系成本与产品自身的动态分析，其是构成管理会计的重要部分。

4 对灵渠及其景观带考察的思考

灵渠(沟通湘江的人工南渠)从分水坝进入兴安古城一段，大约有5公里，已经建成灵渠景观风光带。大致分为三段：第一段为上游，从分水坝、大小天平、减水坝、陡门、南渠至秦堤。这属于灵渠风景区，管理保护较好，有许多自然和人文景观，古树参天，四贤庙、飞来石，特别是名人题词题诗，如郭沫若、李济深等的题诗题词，及当代领导人题词。现在的景观商业化气氛浓厚，到处挂着广告灯笼。第二段是所谓的秦堤，名称如此，但肯定不是秦朝所建，已经不知经过多少代的维修兴建。直到今天，仍然需要经常维修。沿渠步行，小桥流水，乌蓬船摇橹缓缓通过，恍如进入江南水乡。第三段就是进入兴安古城一段，经过整治工程、景观建设，已经完全景观化，与江南古镇貌合神离。

灵渠的分水工程，到底是秦还是唐的产物，史书有记载，但没有实物，找不到任何遗迹了，至今争议纷纭。例如，那个斑驳陆离的滚水坝似乎有一定的年代，但是不是唐朝的产物呢？滚水坝，又叫减水坝，是作为河道主泓分杀洪水，减轻压力所建。在洪水来临时，将高水位的水，从滚水坝中泄到支渠中，以降低水位，保证河道的安全。相传这项技术是明代治水名臣潘季驯发明的[1]，清代靳辅继承，在治黄、淮、运三河时经常采用。[2]而如果是唐代建筑，那么这个滚水坝可能就是明清后建的了，如果建在唐代，就不是潘季驯发明的。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唐代遗迹似乎还能看到一些，可惜没有明确的标识。最近的整治维修之后，已经很难再看到古老的面貌了。分水坝前的鱼嘴现在有明显的新旧之分，后面一段是原有的，时代也不清楚。前面一段尖型的凸显部分，是整治中新修的。原来过去发大水，冲毁了前面一段嘴尖部分，后来重新接上了。这个工程规模不小，拆迁了很多周边的民居。鱼嘴上有个亭子，里面立有石碑，上写四个大字：“湘漓分派”，画龙点睛道出灵渠所具有的意义。也有说，这个石碑是假的，旧的在四贤庙里面，但字已经脱落，模糊不清，是后人描绘出来的。

灵渠真正的人工渠道只有4公里左右，之后有一段自然河道接到漓江。为将湘江水引入漓江，设计的河道弯曲，造了陡门，限制并减缓水流，为的是抬高水位。灵渠引水处，让湘江水回流，在与漓江相平的水位处与漓江会合。否则，低处的湘江根本不可能流到漓江中，而如在漓江引渠，7米的落差，又无法航运。可见，虽然漓江水小，但也不一定需要湘江水补充，关键是航运需要，在没有船闸、节制闸的条件下，巧妙利用自然条件的结果，展示了秦朝的水利科技水平。当代工程技术者勘探后认为，如果今人修建灵渠，计算最佳地点的结论，与现在灵渠分水的位置，几乎是一致的。由此看，时人选址的精确性。

出景区，往兴安古城一段，灵渠虽然也有整治的痕迹，但基本上属于自然状态，堤岸为平直小道，不时有路人经过，非机动车和摩托车混行。树木茂密，远处有农田。接近城区，又出现小桥流水，两岸有妇人浣洗衣物、男子休闲垂钓，不时有类似江南乌蓬船一类的小船，船民撑篙划浆，穿行于绿树青水间，时隐时现，想不到在西南，也可见现在在江南也难得一见的风光。

误读之四，灵渠早就毁了，现在只有遗迹。过去只知道灵渠是秦朝修建的，但到后来毁坏了，唐朝重新修筑，目前的遗址是唐朝以后的。但现在经过重新修建，灵渠已经完整展现在面前。灵渠与湘江之间，有一条秦堤，并不太高，前些年发大水，超过灵渠很高，肯定要漫过大堤到湘江。考察时发现堤防很简陋，有的地方已经掏空，有漏水情况，据说修了很快就会渗透毁坏。

灵渠沿岸的污染源主要有：一是，景区的餐饮服务业，或可有人工处理，不可能直排入渠，但也难免有遗漏；二是，城外渠道临河居民的生活洗涤，宰杀家禽等的污染。衣物清洗有洗衣粉污染，家禽蔬菜等有农药粪便污染；三是，城外河岸边有菜地、拆迁遗留的房屋和废品收购堆放地的污染。

兴安古城恢复项目，在全国曾经引起很大震动，考察中听到更详细的介绍。原来的古城古建筑保留较好，只是内部设施差，两岸环境差，经过整治改造，将原来的旧建筑全部拆毁，然后盖上新的仿古建筑。现在渠岸边脏乱景观得到一定程度整治，房屋内部的条件有所改善，但这些现代建筑与后来开发的灵渠沿河古朴景观极不相称。为了与古朴的灵渠协调，又对临河的“现代民居”整容处理，别出新裁，派出采购人马，四处收集城市改造后遗弃的旧建筑构件，运回来镶配到临街房屋的外墙、窗户、门楼上面，新房子外表镶上一些买来的旧木制构件，乍一看，有那么回事，仔细一看与灵渠古朴风格更加不配套，这在当地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拆古城建新城，再搞假古董，仔细观察，就像中山装外套了马褂，有点不伦不类。如有一座佛教的莲花灯塔，上下两层的莲花竟然重叠在一起，原来，为了防止有人盗走，就在灯塔里面植入钢筋，再埋入地下，用水泥浇筑，但拼装时，错将莲花合在一起。至于像儒家与其他宗教混合，明清民国搭配，那就更多了。如此各种，或许显示出中国多元一统的文化特色。近年，笔者所见到的各地仿古或古建筑维修，有越来越多的趋同现象，徽派建筑、吴派建筑似乎有一统天下的架势，特别是徽派建筑，马头墙、门楼、牌坊、天井、门雕窗花，到处似曾相识。各地城市都差不多，古都城市饱受创伤，这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注释：

5 对灵渠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思考

灵渠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之一。灵渠作为分水工程，号称秦的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都江堰，一个是郑国渠。都江堰还在，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郑国渠早就不存。秦朝的万里长城，为首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北有长城，南有灵渠。将灵渠视为与长城并列的遗产，目前，桂林市正准备将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从价值上讲，灵渠申遗无可厚非，但中国可申遗的文化资源实在太多，在目前的情况下，笔者认为，灵渠可否纳入大运河系列，大运河申报成功，灵渠作为扩展项目申报，这样容易成功，也不需要占指标。目前广西还没有世界文化遗产，桂林是自然遗产。通过对灵渠现状的考察，笔者觉得灵渠目前申遗条件还不成熟。

误读之二，灵渠建在高山上。过去以为灵渠建在山梁之间，将两江相连，抬高水位。但考察后发现，其实，兴安所在之处基本上都是平原河谷，地势虽有一定的起伏。只是湘江往下流，地势低，开挖的灵渠，地势高，但深处有几米深。河流在平坦地区，落差很小，水流也不太急，便于行船，也易于返回。

“有时候省里开完大会，市里也要开，县里也要开，而且必须到场。”东北某县维稳办主任说。连夜赶会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下午接到政法委的会议通知，第二天一大早要到省城参会，只能连夜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车深夜赶到。等赶到现场两级的会都结束了，才发现只是不同级别的领导将材料读了一遍。

为了发展旅游，兴安沿灵渠的古城一条街，进行整治改造，形成临河仿古建筑景观带，布置建设如会馆、店铺、楼阁、亭台、门牌、雕塑、砖雕、木雕、假山、花草等临水小品，形成景观一条街，沿岸风景秀丽，景色宜人，但仔细观察，不同时代的人物、故事、各种文化风格杂陈，式样混杂。当地旧城改造，拆除古街，很多旧木制的、石制的雕塑、造像、雕花及建筑材料，大量收集，运回来，随心所欲的搭配在一起，表面上看很协调，但实际上各种元素，时代不同、风格迥异，都混合在一起，显得既重复堆砌，也不协调。后因为主管领导工作调动，有的工程便成了烂尾项目。考察的尾声是经过新建的“秦城”，文献中并无秦朝在此建城的记载，高大的城垣，应合北有长城，南有灵渠之说。秦城下大搞招商引资，开发项目，请的是湖南商人，投资上亿元。现在门楼上有仿制的秦始皇兵马俑塑像，巍然屹立，威武雄壮。城内有一条商铺街，新建的楼房，但除了底层有几家商铺外，其余大多已经退租或空置，花费大量投资的商铺基本上闲置，门可罗雀，难以支撑。

① 在潘季驯治河三百年之后，一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水利专家兴致勃勃地向当时的清政府提出了“采用双重堤制，沿河堤筑减速水堤，引黄河泥沙淤高堤防”的方案，并颇为自得地撰写成论文发表，引起了国际水利界的普遍关注。不久以后，他们便惊讶地发现这不过是一位中国古人理论与实践的翻版。世界水利泰斗、德国人恩格斯教授叹服道：“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合理。”西方人由此对中国古代的水利科技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参考文献：

[1] 唐兆民.灵渠文献粹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7(旧版)、2004(新1版).

各种信息系统和平台的应用，使房地产估价从线下走向线上。相比线下作业模式，无论是接受询价、发起项目、分配项目等业务流还是外业查勘、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报告形成等作业流，线上作业模式的工作效率都极大提升。以最常见的住宅房地产抵押估价业务为例，传统线下作业模式一般需要3～5个工作日，线上作业模式可精减至1个工作日［4］。

Across the Atlantic,Dr.Donald Ross,who trained under Lord Russell Brock,performed the first heart transplant in the United Kingdom.The patient,a 45-year-old man,survived for 46 days before succumbing to infection.He performed 2 more unsuccessful transplants before a moratorium was declared[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