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以运河为载体的运河文化传承功能、运河文化交流功能，逐渐得到加强，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运河文化多元价值体系。近代以来随着大运河运输功能的衰退，大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好、传承好、利用好。”这既是对流淌千年的“运河文明”的历史定位，更是贯彻十九大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不仅包括文物修缮、环境整治，聚焦于沿线景观提升和生态修复，更应该深入研究运河沿线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内涵，剖析运河城市标志性文化现代建构中的困境，厘清“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背景下标志性文化重构的文化表征，归纳重构的基本原则、动力和模式，才能在保护历史遗存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运河沿线文化亮点连起来，实现“一条河尽显江苏文化之美”。

1 城市发展中的标志性文化

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标志性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指导民俗志的写作。最早提出“标志性文化”概念的刘铁梁，将其定义为从民众生活层面筛选出的体现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事象，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社会的具象概括，旨在促进民俗文化调查的深入和研究范式的创新[2]；蔡磊认为标志性文化的准确界定是书写民俗志的关键所在[3]；覃琮(2009)从民俗志的学术传统出发，肯定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是民俗学意义上的民俗志[4]；笔者(2015)对标志性文化的内涵做了初步提炼，并在此概念引领下对区域社会生活及其历史过程给予完整的考察，并以近代运河城市为例，考察了城市变迁中的民俗文化嬗变，以市民生活及习俗传统为基础，从民俗变迁角度揭示了城市变迁的本质[5]。

“标志性文化”是从民众生活层面筛选出的体现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事象，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社会具象概括。标志性文化是区域社会生活整体特征体现。作为在社会交往、交换和协作中形成的知识和习惯，标志性文化体现当地民众生存智慧和发展能力、蕴含当地民众历史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经验，并具有族群认同的功能。其形成和变化反映着区域社会特殊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一个地方民众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和生活方式，体现出当地民众生存发展的适应与创造能力，具有薪火相传的内在生命力，是区域群体自我认同，并展示于外人的事象。

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正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需要我们在对大运河价值的新认识、新理解和新赋予的认知基础上，探索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缔结人与运河的新型关系，形成对大运河文化带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系统科学的定义；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总体性建设规划，指导各地将运河与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焕发运河城市的新活力。超过三分之一的大运河在流经江苏，江苏运河城市文化资源尤其丰富，其标志性文化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资源，是弘扬地域特色文化的重大载体，也是构建“1+3”功能区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起点。

2 标志性文化的变迁体现了大运河城市变迁的本质

2.1 生计样式的转变是城市衰落的起点

考虑水岩化学反应的复杂性，很难确定反应条件，因此，煤样中碳酸盐矿物质化学反应动力学控制方程可写成[15-17]：

淮河流域是近代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带。苏北运河城市位于黄、淮、运之交汇点，淮水泛滥导致湖泊变迁、河流改道、土质恶化等负面影响，使土壤盐碱化、沙化程度严重，形成大量沙碱地，“为硗确者十之七，为斥卤者十之三”①，而土壤肥力严重下降。“三亩仅可当一亩”②。由于沙碱地无法保持水份，有雨则涝、无雨则旱，而汛期排水不畅又导致土壤的次生盐碱化，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耕作。而频繁的治水活动又使大量的农田被工程取土、开浚新河挖废。淮河安流期间，当地耕作制度基本上以稻作为主。黄河夺淮以后，水系瓦解造成土质恶化、水利设施被破坏，区域内民众的劳作模式被迫改变。或由稻作变为旱作，或由双季稻变为单季稻，粮食产量低且不稳定，农民广种薄收甚至有种无收。农民精耕细作的信心被打击，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大大削弱，大批饥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大规模外出逃荒躲避水患，“逃荒”讨生活代替了安土重迁的男耕女织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位于大运河中段的淮安，在清中期城市发展达到历史最高峰，成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政府每年调拨的数百万官款带来了饮食、洗浴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城乡间的巨大反差诱使当地居民弃农耕而游惰，依恃市井为生。漕运、河防、盐务又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能饱，或白手空游而得厚实”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惟市井是食，语及田夫则退让不屑”，“中家以上皆仰食于佃户，游手贫民则皆次生于漕河盐筴”④。

重构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可以指导各地将运河与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焕发运河历史城市的新活力。标志性文化之所以能够被重新构建和塑造，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文化的生命力体现在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纳入现代文化体系当中，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平台将其构建成新的“文本类型”。在当前重构江苏区域发展功能布局的背景下，苏北运河城市要根据市场化发育程度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布局生产力，发展和本地生态环境一致的特色产业。旅游餐饮开发可以对传统标志性文化的原生形式和内涵进行改变，消解原有的特征与功能，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意义。目前，淮安、扬州等沿运河城市推出的运河特色船宴、御宴，在吃饱、吃好的前提下，讲究对饮食文化的认知与欣赏，其内涵不仅包括美酒佳肴的历史源流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联系，还包括饮食习俗反映出的民风、礼节、人情以及典故传说。运河城市的饮食文化伴随着当地运河文化的发展、变迁而逐步形成并独具特色，饮食崇尚朴质归真，清淡雅洁，扬物料之长，尚本味之真，不刻意追求着色和造型。风靡全国的十三香龙虾、小鱼锅贴，均自渔家、农家饭桌上移植改良而来。运河城市移民聚集，其生活习俗、饮食习惯逐渐舍异趋同，最终和融南北之味，饮食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就在于其口味的“同嗜”。淮安、扬州的饮食习俗生动具体地体现了当地居民求新求精、质朴善和、热情包容、崇文尚义的文化特征。旅游餐饮以饮食产品的形式传递动态的社会文化意义，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标志性文化经历不断的发展和重塑。

2.2 社会习俗怠惰奢靡是城市衰落助推器

现行海岛垃圾外运处理成本高，海路运至珠海费用高达2 000元/t，镇政府每年支付压缩类垃圾的运费就要花费约190万元。就地焚烧，焚烧尾气排放不达标，污染海岛环境；生活垃圾经简单分类投入焚烧炉中，未经干燥的垃圾含水率高，燃烧过程不稳定，燃烧温度低；当燃烧温度低于800℃，烟气在氧气、烯烃、氯条件下易于产生二恶英等剧毒物质［12］。焚烧站刺鼻的烟气随海风传播，扩散半径可达500 m，常年在垃圾站的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淮河安流期间，和谐的水环境和汇集南北农作物精华的渔稻生产相结合，产生了带有明显的生态化倾向的稳定的小农经济。流域内民众躬耕乐道、安土重迁。民谚有云：“走千串万，比不上淮河两岸，吃米有米，吃面有面。”黄河夺淮后，频繁的灾害、贫困的生活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风随之更易。由于随时降临的天灾使人们逐渐丧失了精耕细作的信心，辛勤劳作得不偿本，百姓只能授权于天。灾害来临时，或外出逃荒或坐等赈济，如此往复循环，田日以瘠，民日以贫。积极进取的风气逐渐衰退，消极保守的怠惰思想渐渐成为主流。明清时期经济的畸形繁荣，驻运河沿岸城市的朝廷机构贪腐渎职使民风日趋奢靡和浮夸。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官员驻节和漕运服务。政府每年调拨的数百万官款，“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即以宴席言之，一豆腐也，而有二十余种；一猪肉也，而有五十余种”；举宴席为例，河工宴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而其余若衣服，若车马，若玩好，豪侈之风，莫不称是，各厅署内，自元旦至除夕，无日不演剧”⑤。“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 有事则动至千万”，高级别官僚机构的驻节更是“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所在，百族聚焉, 第宅服食嬉游歌舞”⑥。大运河江苏段城市除了发达的餐饮业，还包括经营奢侈品、高档消费品的商业，以及鳞次栉比的烟馆、浴室、妓院等其它服务性行业。久而久之，居民“惮于远涉，百物取给于远商，即有行贩，自粱秫麦菽醃园蔬水鲜之外无闻焉，若布帛、盐鹾诸利薮，则皆晋、徽侨寓大力者负之而趋矣”⑦。

2.3 社会心理的扭曲使得城市发展丧失原动力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促进了体验经济的发展，而文化创意正是体验产业内的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文化创意快速融入到我国的各行各业中，博物馆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范畴之一，通过将文化创意有效的融入到传统文化中，使博物馆的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对新的文化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场馆学习作为博物馆内教育形式之一，对教育的提高和补充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这就需要重视文化创意下的文博场馆教育，使博物馆场馆学习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课前预习对于学生和课堂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学校应该对课前预习引起重视，使预习发挥一定的作用，提高小学语文课堂的效率，并且让学生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

漕运的兴盛刺激了大运河城市消费经济的发展，漕运、河防、盐务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由于河流淤塞、决口发生后政府会对漕运重地调拨大量财物赈济，而河渠疏导、水利修缮，又可带来大量工作机会，百姓“则惟偏灾是望，相率侥幸于国家豁免之(田赋)”⑨，甚至出现盼望灾害发生的畸形心理。清中叶以后，漕运腐败呈蔓延之势，官员争相谋取私利、互相欺瞒，不但利用职务侵吞、挥霍国家资财，使脂膏流于街衢，还经常欺诈和刁难过往商民。此种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心理产生消极影响，滋长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不满情绪，加剧了价值观的混乱和倾斜。民众的消极保守是在水害频发、地理条件恶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安贫宿命观一旦形成，就会对新事物产生极强的抵制力。清乾隆年间地方官员为提高生产、改善民生劝谕淮民“以植桑、种棉、习纺织为务，并为之募师制具，设立程度以诱之，而民莫应其后”⑩，便是保守思想的典型表现。清末民初以来，作为社会主流的地方士绅少有身份和观念的转化，仍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其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展延至一般民众，造成了民风的闲散与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阻碍了新观念的传播和社会的变迁。

3 挖掘标志性文化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认识

3.1 树立“带状”文化建设思考理念，做到“点线面”联动

大运河文化带中的“带”字很重要，经济文化建设都要作“带状”去思考，无论保护和利用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系统的精神载体和物相表征，大运河在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表现形式是其他形态的物相文化难以比拟的，包涵着极为丰富的精神理念和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思想、社会综合状况和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运河的开凿时机、走向、名称、管理模式及其社会功能都是由当时社会的哲学理念、政治观念、价值观念和社会综合条件所决定的。大运河的开凿和通航、漕运的兴旺和商业的发展，又反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文化、社会结构，导致沿运河流域各区域文化通过广泛的交流接触，逐步实现深层次、广角度的融合发展。人工河流本身并不构成特定的文化概念，只有当她对整个流域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情风俗、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产生深度影响，造就出独特的社会群体和独特的文化形态，才能构成一种带状的、开放的广义文化系统。运河文化属于一种跨水系、跨领域的区域性文化系统，是包括运河设计、开凿、管理、运营在内的，沿运河流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的总和，同样包涵着理念(哲学观念、价值形态等)、制度(技术保证、管理、运作模式等)和物相(具体的河道、设施、运载工具等各种物质存在形态等)三个不同的层次。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就是让沿线城市共同发力，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势，促进更大范围融合和交流。

冲洗水用量因所选工艺流程和设备配置而异，冲洗水排水含溶解性、颗粒性有机物质和泥粉物质，可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内进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标志性文化在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中不是只有一个，凡能够表达出文化的特征或反映出文化中关系、秩序、逻辑的具体现象、事物以及符号，都具有标志性意义。依赖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相应的资源，每个运河城市都是相对独立的“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层面上都具有“自我”的个性。标志性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具象的概括，全面反映特定区域文化整体面貌，既可以是运河城市衰落的助推器，也能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对运河城市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中的标志性内容进行提炼，对运河城市的历史轨迹、内在机制进行分析，找出体现城市发展变迁的本质特征。在“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健康和谐”的现代生态理念下，以文化为视窗、以其所植根的生态环境为重点，构建文化与环境的链式联系序列，审视二者间的关联形式及制衡规律，为江苏运河城市发展体现文化资源禀赋，打造标识性的特色优势提供思路。

3.2 当前标志性文化建构所面临现实困境

“标志性文化”所体现的城市生态系统、人文环境、社会心态的关联性，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标志性文化要想纳入到现代文化体系表征着新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必须与中心文化、主流文化融合。从标志性文化的生态本源、传承通路、发展格局三方面，揭示当前标志性文化建构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显性表象复制与隐性内涵演绎的冲突；精英文化体验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冲突；流行商业策略与深入人文关怀冲突；都市文化建构与传统民俗传承冲突。

“标志性文化”的现实困境来自运河城市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启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二十余个沿运河大小城市正在或谋划古城重建。重建只是文化的表象复制，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是回不去的。大运河文化被商业化、异化，文化本身的价值丢失，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并未触及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缺少当地居民的自觉参与，保护流于形式，导致生活中的文化消失，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过度的商业化导致文化被简单的表象复制，实质上已经远离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褪去了其本质属性，蜕化成为在当地进行贩卖、表演的商品化的表面文化。这些空洞的文化符号，不能承载城市发展的期待，虽然通过简化的表象复制获得短暂的商业利益，但因此失去了鲜活的生活作为支撑。

堰河村隶属于“湖北十大名茶之乡”五山镇，境内五堰分布错落有致、水资源丰富，数条支流水体清澈，自山涧流下，从穿过村区汇入堰河。村子周边山峦起伏，空气清新，竹木茂盛，遍地绿茶飘香，拥有1200亩生态茶园。为丰富茶文化内涵，堰河村相继建起了茶坛、茶圣厅、奇石馆、农博馆等景点，游客在品茶之余，可参观茶叶加工区，了解杀青、揉碾、烘干、提香、筛选、包装等茶叶生产的全过程，还可拜茶圣，读茶经，祭茶坛，赏奇石。2010年堰河村被评为“湖北旅游名村”和国家AAA级旅游风景区。

大运河文化的表现需要载体。近年各地都认识到文化表现重要性，并通过文化产业平台来实现。流行文化让许多运河城市成为热门旅游地。近年的纪录片《京杭大运河》《人文地理——大运河篇》带火了运河城市游。而流行文化多以利益为驱动，成为被市场控制的商业行为，类型化现象愈加明显，也就是按照固定模式和类型打造文化产品，产品风格流于套路化、程式化，无视资源禀赋，割裂历史文脉，降低了地域文化的人文内涵。济宁、淮安等城市为争抢“运河之都”引发的旷日持久的口水战便是例证。在文化定位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依靠模拟流行文化以搏出位而出名，引起关注的可能恰恰就是其弱点。既反映了文化创意的枯竭和拙劣，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城市管理者在利益取舍上偏差。

3.3 重构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彰显运河特色风貌，延续运河历史文脉

六是交易量下降及履约季价格上扬。八区域碳市场在2017履约年度配额现货二级市场交易总量约为71832. 数据整理自各区域碳市场的交易所。万吨，较2016履约年度（7542万吨）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部分金融机构离场。交易时间分布方面，2018年5-8月的交易量占整个履约年交易总量的57%，突显出履约需求仍是市场交易的主要动力。另一面，上海、湖北、北京碳市场在履约期交易价格大幅上扬，打破/逼近各自的历史最高价格，分别达到44元/吨、31元/吨、71元/吨；且这些市场的交易价格在履约截止日前的1-2个月持续维持在高位，这反应出上述市场收紧配额分配的作用。

自2013年中国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尽管美国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美国政府、战略界及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趣和关注与日俱增。鉴于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及舆论影响力，美国的态度、立场及政策，无疑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因而，详细考察美国政府、战略界乃至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乃至政策举措，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标志性文化的逆向重构需要调试机制校正其变迁轨迹，减少消极影响，使其在新的外部环境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实现文化的传承、弘扬、发展和前进。政府主导、精英介入和民众自觉三种机制，彼此关联，前后衔接，共同推进标志性文化重新构建。全球化格局中，加强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民众认同，应该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当坚持全民行动、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加强标志性文化的国民建立与推广，加强区域文化认同，将标志性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由于大多数标志性文化是当地的本土的，是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主要依靠口头传承，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一些本属于自身文化创造的知识无法与市场对接，需要文化精英用先进的理念、技术手段及商业模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标志性文化，使标志性文化得到改造与提升，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成为运河城市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广大民众在政府指导和文化精英介入之后，产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自觉要求掌握文化裁决的主动权，自觉成为文化传承者和享用者，最终达到标志性文化重构机制的理想和最优状态——文化自信。

注释：

①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二《积贮》。

② 光绪《清河县志》，卷五《川渎》。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计样式作为生产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因生计选择趋同性而形成的区域特色劳作模式，是区域社会民众在经济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群体行为特征。由于区域社会独特的资源、技艺和社会分工，民众的谋生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具有较为统一的外部形态特征。生计样式既是区域标志性文化系统的重要一环，又是阐释标志性文化的基础。生计样式的变动引发标志性文化链条上其他事项的变动，是城市变迁的起点。

③ 光绪《清河县志》,卷二《疆域》。

部分初中英语老师没有意识到因材施教和分层教学法对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以及提高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效果的重要性，加之，许多英语老师在常年教学过程中早已形成固定的教学风格，对分层教学法存在抵触和抗拒情绪，这些都增加了分层教学法在初中英语阅读课堂教学中使用和推广的难度。

④ 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

⑥ 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

⑤ (清)薛福成：《庸庵笔记 》,卷三。

社会习俗是指人们日常的行为习惯和风俗。社会习俗涵盖了与特定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缩影和体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它在较长时期里逐渐养成，且一时不容易改变。社会习俗的变化反映和见证着社会的发展, 一经变化必然会给社会的其他方面造成无形的、长远起作用的影响。明清时期淮安地区因地理环境和水利条件的改变不仅造成人口、耕地损失和生计样式的改变，还带来当地社会风习的改变和对区域民众心理层面的消极影响。

⑦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四八《淮安府风俗考》。

⑧ 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J].社会科学，2008(10):66-74.

社会心理是社会运行或变迁过程中社会群体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⑧。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诸多差异，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性特点的社会心理模式，并以带有地域性和集团性风俗习惯行为表现出来。12世纪以前，淮河安流、尾闾畅通，洪涝灾害很少发生，稳定的小农经济孕育了乐观向上、质朴善和社会心理。黄河夺淮后，频繁灾害、贫困生活加上城市的畸形繁荣，促成了生存观念的扭曲，使得运河城市民众心理整体性趋于消极、保守、宿命。

⑨ 光绪《清河县志》,卷七《民赋》。

⑩ 光绪《淮安府志》,卷六《河防》。

1)在2%的坡度上，使用发动机制动可以将车速控制在60 km/h以内，使用液力缓速器可以将车速控制在大于18 km/h范围内。无论使用发动机制动还是液力缓速器都能保证车辆以国标规定一、二级公路速度稳定下坡。

参考文献：

[1] 郑晋鸣.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N].光明日报,2017-08-11(01).

[2] 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50-56.

[3] 蔡磊.民俗志的学术定位和书写[J].西北民族研究,2009(1):143-152.

[4] 覃琮.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J].广西民族研究,2009(3):81-86.

[5] 王娜.环境、心态与城市衰落——生态民俗视角下的近代淮安[J].民俗研究,2015(5):8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