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周恩来同志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1]周恩来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和实践，不仅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运转和作用发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对于我们新时代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试验得到圆柱壳、开孔圆柱壳、含补强件圆柱壳的轴向压力随时间变化关系如图3所示。轴压曲线先增大后减小。轴压峰值分别为57.46 t、45.47 t、55.66 t，约为149.4 MPa、118.3 MPa、144.8 MPa。

195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出台，全国范围内规模空前的普选如火如荼展开。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此发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进入了新阶段。周恩来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根本任务，坚持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为实施保障。

有旅游界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有三大古遗址不能不去，即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遗址、西安东郊半坡村遗址和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1 根本任务：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2]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是周恩来的处世准则。在他的心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3]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周恩来积极推动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带头尊崇宪法，自觉维护宪法权威。

1.1 推动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伊始，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代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职权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周恩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备。”[4]可以说，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一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建者。在多个场合，周恩来还多次提出，要广泛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准备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以便充分地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4]。此外，为顺利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还与董必武等人一起为起草《宪法》(草案初稿)等付出了艰辛努力[4]。为开好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周恩来还就警卫工作和交通管理等问题指示有关部门[4]。

1.2 带头尊崇宪法

周岱翰强调，饮食要均衡。一年到头，他雷打不动要吃的“宝贝”，是最平常不过的苹果，每天1～2个。有人问他：“苹果就那么好吃吗，吃多了不厌烦吗？”“苹果如果不好吃，就当药吃嘛！”他说。

1.3 人民代表应代表人民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在人民代表大会实施过程中，周恩来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要处理好相关重大关系，保障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实行。

2 组织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

周恩来认为，应该把普选看作是检查工作和考验干部的机会，不要为了选举而选举，不要采用资产阶级竞选那一套。“人民迫切需要实行普选，好把他们自己所真正满意的和认为必要的人选举出来，代表自己去参加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负责管理国家的事务和与自己有关的事务，而把他们自己所不满意的和认为无必要的人撤掉。”[4]“能不能选得上决定于人民的态度，如果你工作做得好，人民当然会选你。有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才能被选上，这是不对的。即使是共产党员，如果人民不信任你，也选不上。”[2]对于民主党派选举人民代表，周恩来认为要掌握原则的严肃性和实际的灵活性，对于民主党派成员可以不像共产党员那样严格，但是“原则是一致的，要选出肯为人民服务的人。只要真心为人民服务，民主党派朋友是可以得到照顾和安排的。”[2]因此，在周恩来看来，人民代表应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自己摆在人民的勤务员的位置上，始终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1 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民主集中制，顾名思义，应该包含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两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在会见匈牙利劳动党代表团时，周恩来说：“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忘记它有缺点。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扩大民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才能是可靠的。”[4]在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周恩来指出，“如果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集中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4]周恩来认为，党的主张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依法付诸实施，“这就叫作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一切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然后再到群众中贯彻下去。”[2]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中，周恩来注意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认为这是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有效一环；同时注重基层民众的选举权利。

(1)收集现有资料，如区域地质、地形、遥感照片、气象、水文地质、地震，以及工程经验和现有调查报告；(2)工程地质勘测和测绘；(3)工程地质勘探地质填图；(4)岩土工程试验观测，现场原型观测，岩石力学试验观测；(5)工程地质调查报告的整理和编制。

2.2 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我国施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调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周恩来认为，中央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3]。具体到如何分权，周恩来认为，“在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我们的做法是，对可以给中央也可以给地方的权力就多给地方一些。这样中央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注意中心问题，少犯一些错误。”[4]

2.3 落实普选方针

普选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最直接的权力表现形式，它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而充实的权利和自由，充分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1952年12月25日，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有关问题。后来，周恩来将会议所讨论的普选方针概括为：“这次普选运动时要全党参加，政府出面，训练干部，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认真选举，以达到民主建政的目的。”[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也曾指出，“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产生的。”“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普选，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产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2]但是，周恩来也清楚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实行普选还有很大难度，“关于普选，本来应该做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投票，但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2]这体现了周恩来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树立宪法权威。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首先是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负责起草的《共同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之前，周恩来处理工作始终遵循《共同纲领》。1950年6月8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共提及《共同纲领》6次[3]。宪法通过后，周恩来又始终坚持尊崇宪法，维护宪法。如1956年7月22日晚，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有关会议，就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他指出“这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4]1957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代表六亿人民意志的大宪章，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努力奋斗，争取实现宪法的要求。”[3]周恩来用自己的言行始终践行着“宪法至上”。

3 实施保障：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3.1 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周恩来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在具体实践中权力相对集中到一定程度，比较容易忽视民主。因此要时常警惕，不断扩大民主。如何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民主呢？周恩来认为，第一要“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人大代表“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政府)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第二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制度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在周恩来看来“我们不怕揭露(错误)，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周恩来始终注意倾听代表的发言，包括对政府工作批评的发言，他曾提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将辩论经常化、制度化，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周恩来认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面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还放眼世界，“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3]

3.2 与政治协商制度同向而行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特定历史阶段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始终秉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周恩来对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点深信不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讨论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时曾经指出，“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2]这也就是说，即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之后，也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参谋和推动作用。同时，为保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正常开展工作，周恩来还从实际出发，特别指出“既然已经是人大代表，就不一定参加政协了，特别是文艺界、艺术界一些人大代表，平常写作、演出活动已经很忙，不能过多地参加会议”[2]。

3.3 不断完善人大监督机制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神圣职责，一府两院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带头认真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决定，充分重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和提案。周恩来多次指出，“我们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2]在周恩来看来，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在监督下运行，加强民主监督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他希望人民代表能够“监督政府工作人员并同政府工作人员合作反对浪费资金的现象，反对机构庞大的现象，反对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反对不爱护国家财产、不严格节约和不努力增加资金积累的现象，反对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资产的行为”[3]。人大监督政府之外，也要求政府主动向人大报告工作。据统计，1954年9月—1957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共召开4次大会，周恩来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或就提请审议的议案作说明达17次之多[6]。

3.4 继续扩大民主

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和关键所在。周恩来认为，发展和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新中国的制度安排中，没有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中央层面明确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说中央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周恩来曾指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与国家管理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进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5]。但是，周恩来还从辩证的角度指出，党的领导一切不宜进行扩大化的理解，党政应该注意区分。1950年4月13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家政权，而我们党在政权中又居于领导地位。所以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2]

3.5 强调走自己的道路

[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周恩来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思想，对于新时代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启迪作用。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固步自封，要放下“担心在政治上出现偏差”的思想包袱，积极稳妥实施和推进人大辩论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新时代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按照“总结、继承、完善、提高”[7]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全面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周恩来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该坚定不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与政治协商制度同向而行，不断完善人大监督机制、继续扩大民主。

政府补助是弥补市场失灵，引导产业资金流向，实现国家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如Aihua Wu等 （2016）［4］研究认为政府补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且这种影响对于民营企业更加显著。郭晓丹等 （2011）［5］研究了政府补助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号效应，认为其对于企业产生了 “认证效应”和 “光环效应”，获得了社会投资者的跟进。雷朋等 （2015）［6］采用了两阶段模型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中国工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有显著的缓和作用。

[1]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02(02).

周恩来认为，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属于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度的体系，但也是有不同的。苏联实行的是两院平行制度，除联盟院外，还有民族院。这是由苏联国情决定的，如果没有民族院的设立，苏联将不能够在多民族国家内比较完备地表现出了民族平等这一原则。中国的情况与苏联不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14，可以不成立民族院。但是，并不等于说不重视少数民族代表。周恩来指出，“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按人口的比例数要大于汉族代表的比例数。”[2]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特别重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盲目追随他国。

[3]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提出护士的疏漏：护士对术后意识不清的危重症病人监护不到位、护理人员缺乏。教师应介绍临床工作中人员配备要求，监护室床护比应为1∶2.5～1∶3。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5]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 杨佳瑛.民主的中国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

海洋馆老板的话彻底激怒了民众。2011年11月，动物法律维权基金起诉国家海洋渔业服务部门NMFS，要求海洋馆终止“将洛丽塔排除在濒危动物保护法案之外”的行为，之后，他们又进一步起诉迈阿密海洋馆违反濒危动物保护法。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