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使19世纪的巴黎成为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游荡者”成为波德莱尔笔下重要的人物意象。游荡者并不是巴黎的独有景象，而是成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象、一种观察都市现代性的角度。20世纪初的上海，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也出现游荡者群像，以此折射出中国都市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剖面。作为都市的观察者，身处同样发达繁荣的都市空间，感受类似的都市游荡体验，东西方的游荡者有相似之处，但面对都市，他们有截然不同的心境和情感反馈。上海洋场里的游荡者是被城市压扁了的人；而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们拥有独立的都市审美与生存准则，能够把握精神上的主动权。相异的都市感受可以追溯到游荡空间所提供的不同个体经验上，巴黎的拱廊街为游荡者构筑了一个有安全感的私人空间，而十里洋场却没有完全接纳东方游荡者，一个异位的、混乱的城市空间，随时有坍塌的风险。归根到底，东西方游荡者殊途的游荡经历源于不同的现代性来源，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缘于西方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中自然产生的文明更新，而松散易逝的上海洋场是乡土中国突兀接触现代化空气横亘而出的发展怪胎。

1 东西方文学：游荡者的意象

波德莱尔被誉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和先驱，诗歌创作《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等广为流传，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完整批判理论与卓越批判才能的作家，他的诗歌为象征派的发展做出贡献，他的美学观点也对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波德莱尔最早描摹了西方现代主义文明浸染巴黎的灿烂场景，以及这种侵入给都市中的人们所带来的精神体验,法国诗人兰波称他为“最初的洞察者、诗人中的王者、真正的神”,是西方世界现代主义思潮的先驱者和引领者。

在几十年后的遥远东方，开埠通商后的上海从一个贫困的小渔村迅速演进成堪与巴黎伦敦相媲美的远东第一大都市。都市盛景开始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在西方文学尤其是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新感觉派作为“中国第一个全面运用现代派方法创作的独立文学流派”登上了文坛，作家们对新兴都市及随之而来的都市文化，迅速产生了新鲜的体验与感受，大都市的斑斓奇景为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非但是典型的上海城市中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极为城市化——以上海为出发点和依归。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 [1]，现代性的流淌让东方与西方、传统与摩登、文学与城市发生了交汇，将波德莱尔与新感觉派、上海与巴黎紧紧联系。

人是城市最主要的组成要素和最重要的流动背景，当现代主义进入城市，作家笔下的都市人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异变，这在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城中，就表现为游荡者的意象。游荡者，又译为“闲逛者”、“漫游者”、“游手好闲者”等，最早源于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描述的画家居伊，白天他潜入人群，迷茫恍惚，注视都市生活景象，夜晚躲在家中，伏在桌上用鹅毛笔绘出白天所观察到的场景。后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本雅明关注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形象，将其生发成一个重要的城市意象和都市人物族群，并在《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对其做了着重阐发，后来的批评家们也常常以此意象切入并探讨都市现代性的议题，“游荡者”成为考察都市现代性发展的经典视角之一。游荡者形象并非局限于十九世纪的巴黎，它的意义同时也在现代性的发展中得到扩充，有评论家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人物，一种修辞比喻，一种研究现代性的概念，漫游者不再是十九世纪巴黎所独有的现象，每个时代乃至国家都有这样性质的人” [2]，当西方文明与消费主义的空气传入中国，游荡者的人物群像也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上海。

2 东西方游荡者：游荡的纹理

2.1 游荡身份：观察者、记录者、表现者

东西方游荡者都是都市的观察者。无论是美学论文、书信札记，还是诗歌创作，波德莱尔常以游荡者的视角展现都市景观，是名副其实的都市观察者。“看见、细察和分析了这支部队的武器、步伐和风貌。鞍座、闪光、音乐、果决的目光、浓重庄严的胡须，这一切都乱糟糟的进入他的头脑中” [3]。波德莱尔给予了都市诚恳的观察目光，他不止看见生活的繁华，也看见角落里穷人的挣扎，“在栅栏的另一边，在路旁，羸弱，满脸煤烟色，一个贱民的孩子” [4]，有评论家指出，波德莱尔在现代性碎片的光亮面前绝不仅仅只感受到艺术之美，还感受到“喉咙被歇斯底里的大手掐住了” [5]，借游荡者之眼所展现的都市是丰满而完整的，他观察到立体的都市全景，抓住都市生活的实质，展现都市人隐秘而普遍的精神状态。

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更是作家们注目的焦点。而都市景观的展现也是借游荡者的视角和游荡体验得以实现的。《梅雨之夕》中的主人公“喜欢在滴沥的雨声中撑着伞回去”，因为“傍晚时分，街灯初上，沿着人行路用一些暂时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里的雨景，虽然拖泥带水，也不失为一种自己的娱乐”，并且这位闲适的都市游荡者还能够在游荡过程中“找出很大的乐趣来”。与此同时，游荡者又在游荡过程中表现出对都市之景与都市人的思考，这种思考漫无目的而又独立自由，新感觉派作家们借助游荡者的行走、闲逛与思考，将都市景观如长镜头一般呈现出来。游荡者不仅观察都市景观，也呈现游荡者个体对都市及都市文化的审美品味，开的车必得是“六汽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年式的野游车”，他们所沉迷的女性得有“Wilma Banky的眼，Nancy Carrol的笑，Norman Shearer的脸”，要有“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鼻子”“绘着嘉宝型的眉”，完全向西式装扮与生活方式看齐靠拢的审美品格表明了东方游荡者们不仅行走都市，更在游荡过程中摸清抓牢了都市时髦风气的方向，又同时用自己重新呈现和表达了都市，他们是都市文化的效仿者、追随者，又是都市审美品格诚实的观察者、记录者、表现者。

2.2 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拱廊街与洋场

游荡者的游荡有固定的游荡空间，这是他们进行游荡的前提和基础，19世纪的巴黎与20世纪初的上海，已经分别在当时达到了物质文明发展的顶峰，巴黎与上海为游荡者们提供了同样繁荣的都市空间。巴黎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大都市。改造后的巴黎城区修建了大量整齐而宽阔的街道，长达230公里的人行道边种植着大量树木，基础建设更新带来的便利迅速反映到商铺、剧院、画廊、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完善上。于是，“拱廊街”便出现了，这是19世纪20年代巴黎特有的一种商业建筑结构，街道两边是店铺，顶部为玻璃，行人在其中自由行走消费。据本雅明的描述：“拱廊街是新近发明的工业化奢侈品。这些通道用玻璃作顶，用大理石铺地，穿越一片片房屋。那些房主联合投资经营它们。光亮从上面投射下来，通道两侧排列着高雅华丽的商店，因此这种拱廊就是一座城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型世界” [6]。改造前的巴黎人车混杂，游荡者们无法在其中随意行走，而拱廊街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采光、适宜的环境和安全的空间，也为琳琅满目的时尚商品准备了可供鉴赏、交易、消费的最佳场所，正是在这样的“城中之城”，游荡者才能完成游荡。

上文梳理了东西方游荡者在“作为观察者”的游荡身份、物质文明发展水平和追求瞬间的游荡体验上的相似之处。但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城市与社会作为文明演化的背景，是如此深远的影响着文学的进程，“文学本身与一定的社会命运相联系，个人的孤独感或集体的安全感、社会的乐观主义或绝望情绪、对心理内省的兴趣或对价值的客观标准的坚持，都有助于人们根据社会情境重新探讨文学形式” [10]，游走都市的私人经验应该放到社会空间和文明进程的历时纵向维度中考察。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西方游荡者们又存在着明显差异——面对快速的都市文明进程，他们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心态，西方游荡者始终保持着对现代化的敏感与警觉，掌握精神上的主动权；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游荡者，“被可供炫耀的物质化生活淹没了带有感受力的体验”，成为都市玩偶，失去精神独立与自由，甚至堕入恐惧自卑的泥淖。更值得深思的是差异产生的原因，从社会环境和现代性发展的角度来看，都市空间提供了不同的个体感受，同时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内部的社会发展进程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同样，现代文明也给古老东方的人们带来全新的感受，也为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游荡者提供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游荡空间。自1843年开埠通商以来，上海依靠区位优势开始了现代化的征程，成为中国最早也是最深入接触西方文化的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号称“东方巴黎”，上海正逐渐完成古老中国和中国人民接触、理解现代文明的都市想象。东方游荡者的游荡也有赖于游荡空间的束缚，于是“十里洋场”也就应运而生了。并不是整个上海的地理区划都可以称得上“洋场”，据考证，1856年西式街道传入上海后，上海就已经开始被慢慢分割为具有不同气质的区块，现代风最盛的当属“被英美的公共租界和邻近的法租界所切割的华人区和闸北区” [7]，洋场的坐标大致可以定在这里。洋场以外滩为中枢排列着最具代表性的风景——摩天大楼，各国领馆、汇丰银行、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等。即便是西方人来到上海，“他们会看到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驶过南京路，停在堪与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和平大道上的百货公司媲美的商店门前游客一上埠，就会发现他们家乡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货大楼里都有广告有销售” [8]。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消费潮流显示，在物质文明层面上，东方与西方、巴黎与上海已经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2.3 游荡体验：短暂的震惊

作为都市的诚实观察者，游荡者们势必在闲逛过程中产生独特的游荡体验，在线性的时间里，波德莱尔与新感觉派作家们笔下所展现的游荡体验也是相似的，这体现在作品中都市景观的快速切换，情感关系的急变和对短暂瞬间感受的捕捉上。《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里，马场里都市景观的切换转移如自动播放的幻灯片一般紧密，事件的发生变化以分钟而计算：“失了气力的人们和急忙算着钞票的人们都流向南面的大门口去了。一刻钟前还是那么紧张的场内，此刻已变成像抽去了气的气球一般地消沉着”；《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胡均益在五分钟之内跌掉八十万家产，郑萍与女友从恋人变陌生人，季洁与缪宗旦也短时间内失去了一直追寻的学业和事业，但他们的情绪甚至都没有泛起波动的涟漪，只在“嘴唇碎了”的瞬间过后，又匆忙投入到下一段人生旅途之中，“大家休息了一下，慢慢儿的走着——走着，走着。前面是一条悠长的，寥落的路”，在追求速度的都市里，游荡者们都是不断位移漂泊的个体，即便在一件事上遭受变故也无所触动，冷漠的转向人生的下一处。同样男女情感和两性关系的急变也是触目惊心，只是一场赛马的时间，“两个新侣伴便跟着一群人走出马臭很重的马霍路上来了”“一个穿着黄土色制服的外国兵带着个半东方种的女人前面来了。他们也是今天新交的一对呢！在这都市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如文中所说，在急了的心里，等待的时间真是难过。飞速旋转的都市里，游荡者们情感的形成、升华、破裂与结束都进行的如此之快。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曾提出“个人流动”的观点，认为流动使人们互相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又使得这种接触变得更短促、更肤浅。东方游荡者们的游荡体验寄托在对速度的追逐上，强调时间和瞬间的意义而毫不在乎生活本身的回味、情感的珍贵与责任的坚守，他们的游荡是短促的、瞬间的、易逝的。

波德莱尔也曾一再表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 [3]，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和他本人，也都虔诚践行着对于瞬间的追求。现代性是过渡、是短暂、是偶然，于是他在此旨归下实现的游荡体验也是短暂而偶然的。《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中，波德莱尔用寥寥数语勾勒出游荡者偶遇又错过的短暂过程，并渲染出这个短暂过程中游荡者所体验的短暂而具冲击力、爆发力的情感体验。

游荡者在喧嚣的巴黎街头偶遇一位着重孝的哀愁妇女，在交臂而过的瞬间捕获了她“铅色天空一样的眼”，随即感受到“狂妄者的浑身颤动”“畅饮销魂的欢乐”，然而这种“刺激”的游荡情感体验无比短暂，仅是交错而过后深深一瞥的时间。有评论家指出，转瞬即逝的珍贵在于“第一瞥的爱”，但“最后一瞥的爱”却更加可贵，因为是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短暂的时间规定了情感体验的限度，又在有限的体验时间里衬托出短暂瞬间的珍贵与美好[9]。西方游荡者在游荡过程中所关注的，就是这种急促的情感体验的捕捉，这无疑要比东方游荡者的瞬间情感体验更加深厚，但在时间的维度上，东西方游荡者的游荡体验都是短暂的，由之产生的情感的瞬间即逝也是相似的。

大街在我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走过一位穿重孝、显出严峻地哀愁、瘦长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裳;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塑的小腿。从她那像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真出什么事也不怕。”念蓉学着思蓉的声音说，“我可以试着与他沟通。夫妻间最难的是沟通，是容易的，也是沟通……”

3 本质差异：都市玩偶与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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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大跨度巷道开挖顺序的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当埋深较浅且围岩性质较好时应采用先开挖小断面后开挖大断面的施工顺序，以利于顶板稳定，而对于埋深较大且围岩性质较差的情况应选择先开挖大断面后开挖小断面的施工顺序，以利于两帮稳定。

《黑牡丹》中的“我”是个生活滋润的有闲人，但生活却一直笼罩在“浸在奢侈里”的阴影中。当舞女摇身变成圣五家圣洁的牡丹妖，“我”更是平添了思想上的重担，“我觉得他在她身上的生活重量也加到我脊梁上了”“可是真的有一天会在半路上倒下来的啊”。都市带给人们的不止是奢侈的享受，更充斥着被全速向前的生活压力所追赶的恐惧和无法摆脱的思想重负。轻浮奢华的都市潮流吞没了深刻的感触与思考，新感觉派笔下游荡者们的都市游走，只是一种未成熟、未能触碰到现代性实质的简单行走，“尚未形成一种独立于潮流之外的主体自由”。《春阳》中婵阿姨的游荡经历生动展现了这种带着恐惧与逃避的心态，她是位因“抱着牌位做亲”而“有的是钱”的中年寡妇，从昆山来到上海银行处理息金，离归家的火车还有一段时间，便在上海街头的和煦春阳下“随便走走”。婵阿姨经济富足，行动自由，但游荡过程中始终处于对都市的巨大畏惧之下：她“害怕走出门去”，害怕南京路上的“人的狂流”，觉得来到上海自己就像个孱弱的老年人了，后悔早晨没有擦粉，到上海来，擦一点粉是需要的。都市的活力、速度与繁荣没有给婵阿姨带去美好的游荡体验，虽然对寡妇身份的自卑固然占据了一个方面，但都市对东方游荡者来说却始终意味着瑟缩和恐惧，游走都市却无法平视都市，反而在看似自由的游走中经受折磨。在人与城的博弈中，都市反而占据了主动权，游荡者丧失尊严和独立，成为被都市所戏耍的对象和被压榨的弱者，成为都市的玩偶。

[7]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上海：三联书店，2008.

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折射出西方游荡者面对都市截然不同的心态：“亲爱的，您知道我怕车和马。刚才，正当我急匆匆地穿过大街，在泥泞中跳着，死亡穿过这滚动的泥水，从各个方向跑来时，我猛然一动，光环就从头上滚到路边的烂泥里。我没有勇气把它拾起来” [4]，美国都市文化研究学者马歇尔·伯曼认为，这段诗句呈现出现代人的生活形态：“是一个被抛入了现代城市车流中的行人，一个与一大团厚重的、快速的和致命的物质和能量抗争的孤独的人”[11]，面对都市，西方游荡者也表现出这种“被抛入”的气质，但这种“被抛入”与“抗争”却体现出西方游荡者们对都市与人群的抵触和对现代性的警觉，这份清醒与警觉是他们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体现。人群给波德莱尔提供了乐趣与灵感——“他容易进入人群，品尝狂热的乐趣” [4]，同时又在感叹“不能离群索居是多么的不幸啊”；他说孤独险恶，又说孤独“充满情欲和幻想”。波德莱尔真正沉迷的是“稠人广众中的孤独”，都市的速度掩盖了这种不断变动下的虚无，而“遮盖”恰是都市文化的核心，捕捉“人群的孤独”，并在都市的缭乱中保留清醒，与人群的喧嚣保持距离。同时西方游荡者们也时刻对现代性保持警觉，据资料显示，1840年前后的巴黎，牵一只乌龟在拱廊街上闲庭信步是非常时髦的做法，本雅明将这种做法视为一种抗议，“生产过程中的无聊产生于它的加速，浪荡子用他们惹眼的泰然自若来抗议生产过程”，他们看似永远“迷失在思绪和忧郁中”，实际上一直保持着对现代性的忧虑和反思，繁华都市没有遮盖他们观察的眼睛，在感受都市的同时，他们也惮于工业社会奢侈与速度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西方游荡者的“抗争”显示，即便身处都市，他们依然占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面对都市之变，他们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保留着敏锐而自由的知觉，占据了心理上的主动权，是都市中的“自由人”，这份警醒毫无疑问比东方游荡者的都市思索要更上一层楼。

[3]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 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飞速发展的工业为巴黎提供了安全感，“到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巴黎的汽灯迅速增加，这使城市增加了安全感，人们即使夜间在宽阔的大街上行走也感到轻松自在”[12]，同时拱廊街高挑而明亮的弧形顶棚设计也为游荡者提供了一种特殊而奇异的心灵归属：封闭的街道隔绝了疾驰的车辆，同时顶部的玻璃穹顶保证了内部采光，使得顾客在室内购物行走的同时也不至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拱廊街成为街道与室内的交接地带。“对于闲逛者来说，街道变成了居所，(游荡者)在商店包围的拱廊上，就像公民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那样自在” [12]，商业招牌有如家中墙壁上的点缀装饰，街道墙壁是书桌，书报亭就是私人的图书馆。本雅明认为，相比于公共性街道，私人的居室往往保留了更多的个人气息，它铭刻着主人所赋予它的秩序，居室变成了个性的表达。而拱廊街正是处于公共空间与私人居所的交接地带，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模糊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也模糊了阶级和性别的区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社交空间” [13]，游荡者既能自在行走，又能自由表达，在巴黎这样的游荡空间里，他们不仅拥有身体上的安全保障，更拥有了心理和身份上的安全感。但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似乎并没有给身处其中的游荡者提供一个具有完全安全感的“栖居之地”，游荡者们如无根浮萍一般漂泊在都市中。周六傍晚，他们自由寻觅消闲的去处，但“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的无奈剖白显示他们无所适从的彷徨游离，看似身处洋场，却仍只是在一次次寻觅、尝试着进入都市空间，舞厅里的挑逗、妓女的怀抱只是他们探寻都市融合的试探，游荡空间给予游荡者的归属感是虚无而割裂的。他们身处都市，却不属于都市；他们没有融入都市，都市也没有接纳他们。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发展节奏，并不是在完善纯正的现代性潮流中搭建起来的，就如同评论家所说，上海的城市主体建筑是从平面延伸的中国式村落直接演变成西方式向上林立的高楼大厦的，街道延展，多元化族群混居，“上海逐步形成了福柯所说的异位性空间，它是含混的、分层的、不明晰的，适用于乡村和城镇的同质性空间的彻底阅读方式解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14]，这样含混的都市空间，以及与身处其中的都市游荡者之间的联结必然摇摇欲坠。

都市空间本质上的差别折射出两个城市发展进程上的差异，城市的发展影响文学的变迁，这也是影响两地现代性来源的主要原因。法国是历史悠久的发达国家，18世纪末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进程，社会发展带来文学艺术的交流和碰撞，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游荡者既能看到城市扩张和文明发展带来的益处，又能感受到经济发展压榨个体自由的苦痛。“当原有的生存状态被打破，随即呈现一种开放的多元空间图景，以此社会转型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也势必呈现多元空间的艺术张力”。在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业已结束，而新的文化形态尚未完全形成”的特殊时期，西方游荡者受到转型期中多元文化冲突的影响，循序渐进的工业发展秩序使巴黎拥有充分的空间去吸纳和思考现代主义的来临，西方游荡者面对多元文化驳杂背景下的现代性冲突与转型，所表现出来的对都市的警惕、对现代性的敏感与抗争恰恰来源于此。但对上海来说，迎接现代性机缘源于意料之外的资本主义殖民掠夺，随之而来的是“低工业化与消费业的畸形膨胀，跳过全面工业化阶段直接来临的物欲刺激”，十里洋场的出现是意外的，也是虚无的，没有基础和规划，也看不到前景与未来。这种经济结构和精神观念上的断层使东方游荡者还没准备好，就已被消费主义的大潮冲昏了头，“跨越了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必经的有生产性积聚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直接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他们在游荡过程中所关注的只是消费社会的放纵与享受，没有在城市发展找到归属与存在价值，同时也失去了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奋斗与拼搏精神，于是东方游荡者在直面都市后的畏惧自卑、对奢靡生活的沉溺和“失根”般的恍惚，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4 结语

史书美曾在《摩登的诱惑》中表示，“与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不同，穆时英笔下的男主人公常常是疲惫的都市人，被束缚在无法挣脱的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中”。的确如此，东方游荡者没有从都市中汲取到更新自我的养分，只是“沉浸于城市带来的兴奋中，获得矛盾的姿态和讽刺的疏离”。这应该归因于两地差距甚大的文化基础：巴黎本就是一个在西方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城市，开放、松弛原本就是它的气质，而现代性之于上海，只是一个没有思想基础和精神养分的突兀之作，一个由乡土中国横生、变形的发展怪胎，于是对都市空间的畏惧，对消费主义不加选择的沉溺也许就是乡土社会最初接触现代主义空气的必然反应。尽管在游荡身份的确认、城市发展水平的对比和短暂的游荡体验上，游荡者们有相似的地方，但这无法掩盖其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的虚无，他们只看到了十里洋场泛滥的物质与欲望，却失去“资本主义萌芽和上升时期的开拓锐气和进取精神”。从巴黎到上海，从波德莱尔到新感觉派，游荡者们在游荡中折射出的两个文学生态表层的相似与实质的差异，而其中显示出城市发展、文明进程的复杂与艰难，更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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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础的防水板与独立基础一样，通过素混凝土垫层与地基相连，相互影响，采用“抗”和“消”相结合的结构抗浮设计，该类防水板下设聚苯板软垫层一般能承担30%左右的上部荷载，通过调整软垫层，达到竖向向下合力作用下防水板的变形与独立基础沉降变形相对沉降差为零或最小，从而使防水板不承担或者承担最少量的地基反力，最终达到平衡受力状态。独立基础加防水板下设聚苯板软垫层的基础形式是独立基础和防水板整体浇注在一起，只要二者存在变形差异，就必须将相互影响，产生协调变形，存在内力重分布达到平衡受力状态。当独立基础沉降时，聚苯板软垫层收到压缩，防水板只受软垫层的弹力，因此不会开裂。

都市玩偶与都市自由人，波德莱尔与新感觉派的作家们展现出游荡者面对都市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面相，而这种本质的差异应该放在更加广阔的城市背景和社会进程中加以考量。城市空间是现代文学发生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城市同时也在影响着游荡者们的游荡心态与游荡视角，提供了不同的空间感受：西方游荡者在巴黎城中获得身体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东方游荡者在上海只感受到无所归依地漂泊着。

由于MOOC教学的特点，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课程知识点，教学设计的时间上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的45分钟，将知识点的学习设计成三个环节，包括“任务导入”、“任务实施”及“成果评价”。具体的教学设计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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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功能神经外科，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每年招收2批进修医师，每批进修时间半年，每批4～5名。进修医师多数来源于国内各地三级或以上医院，一般为高年资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已经在神经外科肿瘤、外伤、脑血管病等领域有一定经验基础，现被作为单位重点培养对象，学习后拟回单位开展功能神经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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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测井资料的全部频率成分对地震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补充了地震数据中缺失的低频成分，使得反演结果的分辨率可以突破地震分辨率的限制。该技术能够把地震资料与测井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地震横向分辨率高、测井在纵向上分辨率高的优势，将一般意义上的地震资料转换成与地层岩性信息密切相关的岩性地质剖面，便于进行储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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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午，二里半的婆子把小孩送到乱坟岗子去！她看到别的几个小孩有的头发蒙住白脸，有的被野狗拖断了四肢，也有几个好好地睡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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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合木垫板对锚杆预紧力损失、转矩转化效率、预应力扩散效果影响的研究结论，建议在井下锚杆托盘下尽量不使用木垫板，以免大幅度降低支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