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者托尔斯顿·胡森在《社会环境与学业成就》一书中对教育公平起点、过程和结果意义上的划分，成为国内研究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一个可靠路径。但实际上，机会公平更多来自高等教育外部因素的主导，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与过程公平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结果。因而在高等教育范畴内，探究过程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功能发挥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一、高等教育正负向功能的内涵解释

“功能”一词由社会学学者从生物学意义中转化而来，是一种社会现象对于一个它所属的更为广大的系统来说所具有的被断定的客观结果[1]，是可见的客观后果，而不是主观意向[2]104。国内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构成某一社会系统的因素对系统的维持与发展所产生的一切作用或影响”[3]，即高等教育功能是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种要素对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所有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体现在高等教育功能观上就有了两种声音：正向功能观和负向功能观。

阿东觉得长久这样，也不是个事。便再次跟父亲商量，要不要干脆告诉阿里，姆妈已经死了，姆妈不会再回家来了，这样索性断了他的念想。

持教育正向功能观的学者首推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他提出“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对社会生活方面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所施加的影响”[4]。这个观点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里得到丰富，他把教育正向功能进行了模式建构(见图1)，认为教育的必要功能包括：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和潜在模式维系(L)。之后的学者从社会化等角度对教育正向功能理论加以延伸。国内学者从功能与职能区分的角度提出职能更多地倾向于期待效应，而功能一般倾向于实际效应[5]，也有少量学者对高等教育正向功能进行持续研究[6]。

图1 AGIL教育正向功能分析模式

事实上，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盛行和“二战”后高等教育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的重要意义，高等教育具有正向功能已获认可，教育以其独特的方式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并通过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互动体现这种正向的影响。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暗藏着危机：不平等现象的逐渐显现和加重，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协调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教育财政危机逐步激化社会的矛盾，甚至导致极端教育负向功能观的产生。我们无法全盘否定教育的正向功能，但温和派的教育负向功能观可以引起思考：他们认为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教育的正负向功能一般同时发生，既存要素的负向功能不因人为压制而消失。

此外，考虑到将旧东盟4国和新东盟4国进行分组有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因为毕竟各国之间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也有可能存在异质性，为消除这样的干扰，笔者对每个国家分别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呈现在表9。通过表9可以看到，分国别检验的结果与前文分组别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除了缅甸的Mono1和Mono2的系数并不显著以外，其它各国的回归系数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缅甸近年来战乱频发，而国家的内战对人口流动造成了无法测算的影响，因此导致回归结果无法观测到人口集聚对缅甸城市发展的影响。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有经济、文化和社会三种形态，且能够实现形态转换。经济资本反映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主要包括学生因学费、辅修或双学位课程、兴趣爱好培养、参加社团和人际交往积累等需要而有可能引起的经济压力；文化资本包括物质形态如电脑、书籍等对学生计算机、英语等实用技能和专业课程学习的影响，家庭文化氛围对学生普通话、兴趣爱好和魅力养成等的影响，先前教育和环境对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家庭学生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等的影响；社会资本包括学生个人人际交往圈和形成这种关系的意识、技巧和能力。所以，在知识学习、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中，经济资本的缺乏可以限制知识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进行，文化资本同样会对知识学习、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造成影响，社会资本本身就与人际交往密切相关。

学校功能显性功能隐性功能正向功能负向功能

图2 柴野仓山教育功能分类图

虽然过程公平更多来自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因素，但同样受到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伴随着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高等教育的负向功能逐渐凸显，天赋地位因素(ascribed status)和自致地位因素(achieved status)[12]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博弈已经以最直接的结果形式呈现出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和社会地位获得受到来自阶层属性和代际传递等天赋地位影响的趋势正在增强。学术界已有不少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实证调查数据，表明来自优势阶层的权力和资源在高等教育过程(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行为和能力表现)和高等教育结果(大学毕业生就业及地位获得)中影响显著[13-16]。那么，回归到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思考，就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不同阶层的学生进入同一层次大学后，是否能够获得同样的发展？天赋因素和先前的教育差距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影响如何？高等教育过程是淡化了还是复制和加深了这种差异和差距？这些是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关键问题。高等教育作为自致地位因素发挥其应有功能则谓正向，天赋地位因素过度植入并加深则意味着高等教育负向功能的显现。

观察两组细胞结构，发现经过EtBr诱导的诱导组细胞涨满，每毫升样品中mtDNA拷贝数相对于对照组细胞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我国高等教育负向功能的发展趋势：过程中的公平问题

以布尔迪厄理论中作为重点指出的惯习、资本、符号权力和再生产为横轴，以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结果的过程核心要素(知识学习、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为纵轴，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功能与过程公平的分析框架。其中，知识学习包括本专业学习、跨专业学习；社会实践包括兼职机会、参加社团、担任干部和实习；人际交往主要包括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

教育的负向功能以显性和隐性的形式存在。以我国现实为例，机会公平改善后的实际过程不公平是高等教育隐性的负向功能体现，而过程不公平直接带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又是高等教育显性的负向功能体现。

3头、面、颈部的轻度烫伤，经过医生清洁创面并且涂药后，不必包扎，也不要给宝宝戴帽子等，要让创面裸露，与空气接触，可使创面保持干燥，并能加快创面复原。

实验期间,各组动物行动灵活，反应敏捷，被毛整洁，眼鼻口无分泌物，进食饮水正常，生长发育良好，无异常行为和中毒症状，无死亡。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17]，尝试建立我国大学场域(field)内高等教育过程与负向功能的分析框架(见表1)。

表1 高等教育过程与负向功能分析框架表

高等教育 负向功能高等教育过程 惯习(habit)资本(capital)符号权力(symbolicpower)再生产(reproduction)知识学习社会实践人际交往

结合高等教育正负向功能理论，高等教育的正向功能在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过程和结果的相对公平，通过满足人和社会的教育需求来促进人的地位获得和维护社会阶层的流动与稳定。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起点意义上的公平得到了一定改善，伴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节节攀升，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机会公平只是教育公平中的初始环节，更多依赖于国家层面的政策和保障，这也是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上有所改善的主要原因。那么，关于高等教育正负向功能的讨论就更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与之相随的结果。

(一)惯习

布尔迪厄认为“符号系统是一个建立在包含与排除的基本逻辑上的分类系统……不仅提供认知的与整合的功能，而且作为统治工具发挥作用。”[20]符号权力也可被称作符号资本，是通过权力关系符号化达成其他资本形式合法化的状态。高等教育通过与政治、经济、社会阶层的交相作用，发挥其机构特性，并通过各级教育政策予以实施。有学者称之为“符号暴力”，是“通过教育及其制度化的体制完成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有效而隐蔽地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转换为社会成员甘心接受的自然现状。”[21]在知识学习、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中，符号权力以其独特和深刻的方式传递着阶层属性的烙印，累积下来的资本作为天赋地位因素不仅在物质上对学生的学习、实践和交往的条件与机会呈现显性的影响，那些隐藏的关于能力、习惯和方式的隐性作用更加难以改变。

(二)资本

莫顿(R.K.Merton)将教育功能进行了显性和隐性的划分：正向功能即显性功能，是适应或顺应系统的客观后果；负向功能是隐性的功能，未被预期或未被认可[2]139。日本学者柴野仓山延续莫顿的研究，构建了教育功能分类图(见图2)，提出教育的正负向功能均有显性和隐性之分[7]。国内学者引申并解释了高等教育的负向功能[8-11]，由于一段历史时期内，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正向功能大于负向功能的特征，并且人们主观上更愿意关心教育的积极作用，因而未能将高等教育的负向功能置入研究视野。

(三)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没有给出“惯习”的清晰定义，有学者认为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 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 能力”[18]，是“通过我们在世界的感知、判断和行动而形成的长期的、可转换的性情系统(disposition) ”[19]。这里将其解释为大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力习惯和性情系统。那么，在知识学习、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中，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在同一层次大学中的惯习特征如何？尤其是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是否具有修正原有惯习的引导和环境？他们的能力习惯和性情系统在知识学习、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三个维度的变化更多是来自自致地位因素的保证还是天赋地位因素的延续？

(四)再生产

传统观点认为教育是“保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文化(即积累的信息)一代代传递下去的所有组织性与习惯性机制的总和。”[22]这种绝对正向的功能观把社会文化遗产视为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共享性资源和权利存在，而没有关注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使那些有能力有条件者继承和延续其阶层优势的一种文化垄断。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再生产。那么，在知识学习过程中，是否因惯习、资本和符号权力影响了来自不同阶层学生的专业和跨专业学习可能？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上述因素对学生更多实践机会和担任干部的影响有多显著？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人人际交往圈的建立是否更加强化了天赋地位因素的影响？

三、我国高等教育负向功能的规避思路

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国外学者对高等教育负向功能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国内学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和地位调查的各种数据也对教育负向功能的探究提供了依据。梳理高等教育正负功能的解释并提出一定的研究框架是本文的要义，当然，这些指标和因素的权重分析还需要来自下一步的大样本数据调查结果。但鉴于以上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在解释的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负向功能规避的几点思路：

第一，规避来自于高等教育观念的更新。伴随社会的进步，在天赋和自致两种因素的比较中，教育作为自致因素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高等教育过程内部，探讨其负向功能绝不意味着否定其正向功能和已有成绩。因此，正视高等教育负向功能并不意味着社会弱势阶层子女只能认命于天赋地位因素的影响，阶层的代际传递虽难以在短期内打破却并非是牢不可摧。部分弱势阶层子女容易将个人问题归结于高等教育不公平、天赋因素不佳而忽视其个人的努力程度，扭转这种错误观念需要改变背后的社会文化氛围。由于“社会文化氛围对高等教育分流及社会分层流动产生着无形影响和有形调节作用”[23]，通过教育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文化氛围的更新很有必要。

第二，规避来自于政策制度的合理调整。首先，先前教育条件视同于天赋因素一样会对受教育者的惯习、资本等造成影响，那么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减少地区性差异配比，缩小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距是为调整之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给予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一定的政策倾斜，以减少这些地区学生因资本缺乏而导致享受高等教育的能力匮乏。其次，关注弱势群体和教育救济，多渠道开展高校入学贷款和奖助学金制度，高等教育补偿有助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和不均等、不确定因素的规避。

第三，规避来自于高等教育自身的结构调整。高等教育作为影响教育结果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重要过程，根据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行科学的结构调整，并考虑到地区城市间、高校层次类型和专业的差异，从而明确各类型高等教育的任务，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实现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均衡配比是高等教育过程调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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