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教育中介组织概述

1.1 教育中介组织的内涵

系统论认为“中介”是指两个以上(含两个)系统或者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中间媒介，包括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它们通过相互间不间断地交流和互换，构成不同系统或是系统构成因素间相联系的环节[1]。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流量急剧膨胀，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变得日益复杂，社会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加强，彼此间需要更加频繁地交流与沟通。为了满足此种需求，旨在沟通与协调社会各子系统间关系的中间组织顺势而生。该形式的组织一般独立于政府职能部门，且被视为不同系统间中间媒介的具体化和机构化，因此称其为“中间组织”。

图12、图13、图14、图15为不同开挖顺序时的应力分布云图。从中可以看出，两种开挖方法最大应力值基本相同，巷道顶板和底板均出现拉应力区，巷道两帮均出现压应力区。无论是水平应力还是垂直应力，在巷道顶板和底板区域均表现出应力降低区。先开挖大断面时最大压应力区域比先开挖小断面时大，先开挖大断面时压应力区主要在底板左侧部分，而先开挖小断面时压应力区主要在底板中部，说明两种开挖顺序的第二步开挖对底板压应力的分布有影响。

教育中介组织的概念最早由伯顿·克拉克提出。1983年，他从高教系统与国家、市场以及学术权威整合的视角，首次论述了“缓冲组织”在国家与高等学校间所起到的作用，这是教育中介组织最早的提法。伯顿·克拉克认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不应该通过政府的命令或是市场的相互作用调控，而应该主要由学术权威组成并协调。”[2]

1.3.2 问卷调查。查阅相关文献自制问卷表格[6-7]，从知识点掌握情况、学习动机、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综合运用能力、教学满意度等方面评估。问卷调查总分为100分，≥85分为满意，70～84分为较满意，＜70分为不满意。满意度=（满意+较满意）/总人数×100%。

之后，哈耶克指出，由于知识存在分散性，人类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因此，协调变得尤为重要[1]。生活中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我们必须利用各种中介组织提供的信息服务，以此来降低交易成本。而教育中介组织正是为了协调知识在某些领域中的不足，或是信息的不流通，促使人们能更好地做出选择和判断，并减少相关成本的组织。

我国学者霍佳生在其发表的论文中也对“教育中介组织”进行了定义，所谓“教育中介组织”是介于高校及与其有关联的其他外在主体之间，关注教育事业发展的非官方组织，但此类组织不具备教书育人和行政管理的职能[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群团改革的决策部署，构建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这些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工会改革的成效，明确了深化工会改革的新要求新任务，指出了推进改革的切入点着力点落脚点。各级工会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继续聚焦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针对导致脱离职工群众的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工作方式方法等，持续深化改革。

1.2 教育中介组织的分类

遴选组织的成员均由教育中介组织负责选取，因而在选取的过程中能充分体现客观性和科学性。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会作为独立的教育中介机构，拥有较大的自主性，可以不受政府的种种限制，在确立遴选组织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遴选组织的成员中国外专家评委占主要部分，可在较大程度上排除德国本土评委非正式权力的影响，使整个评审的过程更具客观性，评价的标准更具科学性，评审的结果更具公正性。邀请国外专家评委的参与，为“卓越计划”项目评审过程增添了独特而全新的视角，使德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扩大了德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影响力，更有利于德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提到出轨，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利，可在我们家，这是老年人的事情。说起来，我对老伴出轨的事情都麻木了，也看得开了，我们的余生没有多久，且过且珍惜吧。

从性质上可分为半官方性、民间性和学术性三类。半官方性质的中介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简称UGC),这类组织的共同特点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倡导创设，组织中可能有政府人士参与，但大多数是由政府外的社会和高校人员组成，该类组织在政府部门的要求下独立自主地行使特定的职权[1]。民间性的中介组织是由社会知名人士或社会团体创办的，完全独立于政府和学校的非官方组织。其建立的初衷是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关注，因而其活动的宗旨更具非营利性的色彩，体现了社会各界积极广泛参与的精神，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美国的卡耐基教学促进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简称CFAT)。学术性中介组织是由高校合作创办，成员完全来源于高校的团体，因此与高校关系较为密切。它在经费运作与职能运作上是完全独立的，通常以维护高校的整体利益，保障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为其工作的宗旨，促进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协调[1]。例如，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Vice-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 of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简称CVCP)、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AAUP)、日本国大学基准协会等。

从职能运作上可分为五类，即教育评估中介组织、教育融资中介组织、教育咨询中介组织、教育交流中介组织和教育后勤服务中介组织。学术界针对前三类职能的讨论比较多，其中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影响最广泛。目前，发达国家除了形成了高校内部的自我评估体系外，也都建立了较为成型的外部评估机构，对本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进行监督与评价。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虽然，近些年教育部开始有意让半官方性质的评估中介组织发挥作用，也出现了一些教育评估院，但相对独立、稳定的专业评估组织还未真正建立。

2 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

2.1 德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组织构成

联邦制是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原则之一，联邦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法律的大框架，主管教育的职权主要归属各州政府。各州都设有自己的议会，经公民选举产生，对教育、科学拥有立法权。但自6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插手高等教育领域的事务，不过州政府仍然对高等教育拥有实质的管理权。为确保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事项能够在全国较平衡地开展，相关法律又规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可以相互合作、共同处理。

德国“卓越计划”建设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研究生院(Graduiertenschulen)，卓越集群(Exzellenzcluster),未来构想(Zukunftskonzepte)。研究生院主要通过为优秀的博士研究生提供优质的科研环境和条件，资助其实现跨领域和国际化研究的方式，来提升德国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为德国的科研储备年轻的力量；卓越集群旨在支持高校建立高水平，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机构，进一步促进高校与外部研究机构、应用技术型大学及企业界的合作；未来构想是德国打造一流大学的计划，目的在于协助德国顶尖的大学拓展其优势学科的国际竞争力，使其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7]。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在做出某项决定时遵循以下步骤：(1)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对申请的项目展开初评；(2)由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对初评结果进行比较，以确保项目的质量；(3)评审委员会依据前两个阶段的评审结果对相关申请做出最终的决定[4]。

2.2 “卓越计划”中的教育中介组织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为非官方的教育中介组织，是为促进德国的高等院校和公益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工作设立的，具有独立经费管理权的机构，属于全国性的科学自治组织。同时，也是促进德国国际学术交流的机构。其法律形式是注册协会，成员由德国各所高校、校外科研机构、科学联合会和科学院构成。目前共有会员96个，包含64所高校、16所大型科研机构、7个科学研究院和3个科学协会[5]。

2.2.1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

德国的大学曾经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德国的高等教育曾为世界所仰慕，德国也因此一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大学每况愈下。为了重塑辉煌，找回昔日之光彩，德国迫切需要通过革新来改变这种状况。为此，2004年1月，当时出任德国联邦教育部部长的布尔曼女士，在一次发言中首次提出要打造数所哈佛式的德国精英大学，以此推动德国大学和科学研究的改革，改变德国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二流地位，培养一大批德国的精英人士，使其能够进入世界一流精英的队伍，并为德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注入活力[5]。该计划一出台, 便在全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支持的力量和反对的声音共存。经过各方多轮的交涉、谈判和退让, 在2005年6月23日各方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根据《基本法》 92b款, 通过了“联邦及各州促进德国高校科学与研究的卓越计划”，简称“卓越计划”[5]。“卓越计划”由联邦政府教育部授权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与德国科学理事会共同负责，并具体组织实施。

第一，两个历史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设母联开关CB2初始断开，从而构成母联闭合C型结构，以满足所有母联开关不能同时闭合的要求。仿真模型内各设备参数配置与第2.2节所述相同。

2018年12月12日，北京—2018加拿大木材中国论坛暨现代木结构建筑在健康养生产业的应用活动在北京朝阳悠唐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此次活动由加拿大木业主办。活动吸引了超过250名专业人士的热情参与。出席此次论坛的演讲嘉宾包括：中国木材及木制品流通协会首席专家朱光前先生，来自加拿大温哥华沿海健康家庭护理区域主管Jo-Ann G. Tait女士以及加拿大Equilibrium工程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Robert Malczyk先生等。

2.2.2 德国科学理事会

德国科学理事会是由联邦、州两级政府共同资助的，但该组织在政治上却是独立自主的，属于独立的教育中介组织，同时，它也是两级政府的科学政策咨询机构之一。科学理事会通常会从结构和内容层面为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发展献计献策，其中也包括对新大学建设的建议。科学理事会的规划、评估工作很有权威性，其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评审及推荐，将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对两者的投资和拨款，可谓是掌握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生死存亡之权[4]。

科学理事会下又分别设立了科学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共有32名成员，24名为科学家，8名为具有较高地位的社会人士。前者由高校间的校长协会、研究理事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等主要科学机构联合提名，后者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提议；管理委员会由22名成员组成，联邦政府设代表6名，16个州各设代表1名。科学理事会设主席1名，每年均从24名科学家中选举产生，可连任。理事会每年度的工作计划会在全体成员大会上进行审核，全体大会一年召开4次。每次会议的决议须得到2/3以上成员通过才能视为有效。理事会的常设机构为秘书处，现有工作人员55名，秘书长由总统任命[4]。

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会根据2005年7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签署的协议，分别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与战略委员会，联合组成共同委员会，并成立资助委员会。各委员会根据自己的职责，在“卓越计划”各环节中负责相应的具体工作，共同构成整个“卓越计划”的组织机构。

3 教育中介组织在“卓越计划”中的作用

3.1 遴选组织的确立

“卓越计划”的实施由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会共同负责并承担。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研究生院和卓越集群的评估。专家委员会有14人，10人来自高等院校，4人来自其他研究机构。该成员要对德国的科研系统有充分的了解，要能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对研究生院项目与卓越集群项目展开评估，保证各类项目的科学实施。科学理事会下的科学委员会负责战略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战略委员会成员负责遴选未来构想项目，该委员会共有成员12名，科学委员会成员和非科学委员会成员各占一半。其中，6人来自高校，6人来自研究所以及公司等其他机构。

在卓越计划一期获得资助的项目中，有14个在二期选拔中被迫退出，包括5个研究生院项目、6个卓越集群项目和3个未来构想项目，在一期各类资助项目中分别占比13%、16%和33%。以未来构想项目为例，柏林洪堡大学、图宾根大学等5所高校顺利通过了卓越计划二期项目选拔，而哥廷根大学、卡尔斯鲁厄大学、弗莱堡大学则因未通过事后评价，而退出了未来构想项目受助的行列[7]。

教育中介组织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这些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各国国情，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3.2 评选流程的制定

除了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事务的管理外，一些独立性、全国性的教育评估和教育咨询中介组织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作用。联邦政府的教育与研究部与各州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那些独立的教育中介组织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4]。

整个评选分为两轮，每轮申请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高等院校向评审委员会提交申请草案。随后，专家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对各自负责的评审项目进行初选，完成第一轮评选；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获胜的项目提交项目申请书，接受国际评审委员会的评估，并由专业委员会进行讨论。针对未来构想的项目，国际评审委员会成员会先进入申请的高校，进行实地评估，再由战略委员会进行评审。三类项目经过专业科学的评估后，将由专业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构成的共同委员会对评估结果进行讨论、协商，给出项目的最终推荐意见。资助委员会在共同委员会推荐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投票，依据投票结果做出决定，最后由科学部长公布评选结果。

“卓越计划”的评选过程没有依靠行政力量，联邦教育部授权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会两个中介组织负责整个评选流程的设计和具体实施。两个教育中介组织均为非官方组织，具有独立性，在评选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自主性，起到了组织协调与协商的作用。在项目评选的过程中能真正实现公正、公平、公开地审查与评估，调动了高校参与评选的积极性。同时，其成员均是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知识的专家和学者或是有一定经验的组织和管理者，制定了高水平、高质量的评选标准，并在评选的过程中邀请了国际评审员的加入，因而使得评选的结果更加科学化、国际化和客观化，有利于促进德国高校更快更好的发展，增强其国际影响力，提升其国际地位。

3.3 评价与退出机制的执行

“卓越计划”执行严格的退出机制。通过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两大教育中介组织的评价，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于开展不良的项目，将缩短对其提供资助的时间，资助时间不超过三年，之后将退出“卓越计划”项目的名单。

“卓越计划”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还要接受教育中介组织的评价，分为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中期评价是对卓越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情况进行考察，主要为政府下一步的资助方案的制订提供借鉴和参考。中期评价一般在计划实施两年后开展；而项目能否获得联邦政府持续的资金资助则是由事后评价的结果决定。

作为教育中介组织的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会在遴选组织成员的选取上做了充分的考量，呈现出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不仅有高校的成员，还有来自高校之外机构的成员；不仅局限于德国本土的专家和学者，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国际化、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2006年“卓越计划”一期第一轮评选，70位专家中非德国本土的专家占了49%；次年第二轮评选的近80位评委中，有51位来自国外，占65%[6]。

基于教育中介组织评估而建立的退出机制，不仅有效地保证了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时也促使获资助的项目和高校遵循原定方案，达成各项目标，保证了政府资助资金的使用效益。这种项目与项目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为加入卓越计划而展开的追求卓越的动态的竞争，最终将有助于实现德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卓越梦想。

4 德国“卓越计划”中教育中介组织对我国建设“双一流”的启示

4.1 培育和发展教育中介组织

教育中介组织是依法成立的、遵守独立、自主、公平、公正原则的非政府性社会中介组织。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理事会作为独立于政府的教育中介组织，在“卓越计划”整个实施过程中，不仅代替政府行使了某些教育方面的行政职能，比如，项目遴选组织的确立、项目评选的标准和流程等；并且在政策执行中发挥了有效的组织协调功能，起到缓和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作用，调动了大学参与项目评选的积极性，促进了大学与校外机构的合作等。利用其主体性强、专业性强、权威性强和自律性强等优点，充分发挥了教育咨询、审议、评价和鉴定等作用，保障了“卓越计划”实施的客观性、科学性，促进了德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更快地实现德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

鉴于教育中介组织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国也应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为教育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适当的空间和适宜的环境，以此来大力发展本国的教育中介组织，让此类组织能够参与到国家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各个环节，并在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好地为我国“双一流”建设项目服务，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设建议，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使我国能有更多大学和学科荣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名单。

4.2 引入教育中介机构参与“双一流”建设项目的评选

德国“卓越计划”的项目评选，是由专门成立的教育中介组织主导实施，而非由政府直接领导，在此基础上还成立了一个较高水平的学术评审委员会。该委员会中80%的成员来自海外，而且提出了用英文提交报告的规定；另外，事先制定好的严谨的评审流程、严格的学术标准，以及加设的海外专家参与评议的环节，都进一步保证了评选态度和过程的公正、公平。

而我国之前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均是由政府直接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计划实施前，并未出台一个完整的评审流程。“211工程”高校的评选采用政治过程与专家评审相结合方式，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采取专家论证基础上的行政审批。“985工程”对院校的选择则是通过政治过程和非公开竞争的方式(指专家非淘汰性审核)，即通过高校和教育部协商确定。“985工程”的评选是按照逐个协商、分批实施的原则进行的，而且是先确定入选院校,然后再按照一定程序对入选院校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可见，“211”、“985”工程建设项目的评选带有十分浓厚的官方色彩，自然无法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正如柏林自由大学校长伦岑教授在一次专访中所提到的“评选精英大学，不能依靠行政力量”。

对于人群的存续发展，礼的作用堪比天地，但礼的产生却非“不待事而后生”。对个体而言，学为圣人就是节制“情性之欲”而遵从“礼义法度”的过程。荀子此论与孟子“君子有命焉不谓性也”“君子有性焉不谓命也”的讨论相合，惟二者论述所使用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虽然《荣辱》一文指出：“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普通人通过习礼和节性而具备了成为圣贤的可能，但能够对礼进行创制和损益的人总是极少数。荀子的思想在这里似乎走向了终点。

教育中介组织在德国“卓越计划”项目的评选过程中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制定了严格的评选标准和评选流程，选取出了真正具有特色、充满创新意识和发展潜力的项目，推动了德国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我国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评选过程中应该吸取之前“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不足，充分借鉴德国的优秀经验，行政部门可以考虑放权让教育中介组织参与并负责学校和学科的评选工作，并成立吸纳海外专家的评议小组，并在评议前先制定明确、严格的评审程序和标准，这样才有利于保证评审过程的公正性和入选学科水平的国际前沿性，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大学加强自身建设的活力。

4.3 引入教育中介机构参与“双一流”建设项目评价，导入竞争和退出机制

德国“卓越计划”不仅有严格的入选程序，同时还执行严格的退出机制，这实际上是把动态竞争和项目评价引入了“卓越计划”。首先鼓励各院校认真审视自身的强势，挖掘自身潜力，凭借自身实力，通过竞争入选“卓越计划”，获得对项目资助的资金。高校及相关项目入选后并不能就此高枕无忧，教育中介组织还会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来监督项目的实施情况并确认受资助项目是否遵循了原定计划，达成了各项目标。如果项目没能通过事后评价，将退出“卓越计划”，失去政府的资助。入选高校为了能保有自己在“卓越计划”中的一席之地，都会竭尽全力地做到最好，保证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计划方案。教育中介机构对项目实施后的评价，不仅使德国大学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保障了政府的资助效益，更有利于推动德国高校的发展。

抗辩权设立的目的是使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种利益平衡的维持应当以诚信原则作为依据［7］。业主因为物业服务企业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存在瑕疵就主张抗辩权，显然不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而抗辩权设立的初衷就是维护双方的公平，保证合同目的的实现。

转观我国， 1993年7月15日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第二十条中写明：对在“211工程”建设中成绩显著的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到建设期限经评审无法达到验收要求的，将取消其“211工程”的资格，并由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者及主管相关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重点建设项目造成重大损失且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并没发现哪所“211大学”因为评审未达标而被取消资格的，尽管有些“211大学”在建设中的成绩并不理想。另外，原国家教委制订的《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高等教育必须把提高质量放在突出的地位……代表国家水平的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列入国务院已批准的‘211’计划，执行分期滚动实施计划。”在建设过程中，“分期”和“分批”是做到了，但并没能实现“滚动”起来，而中期检查的程序也无外乎是千篇一律的专家组进校、院校迎接和汇报、专家组象征性的检查、专家组离校等流程，其检查的结果也几乎是“圆满通过专家验收”，完全流于形式，没有实际的帮助和意义。实施分期滚动是对重点建设工程质量的保障，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落实，实为可惜。

而针对“985工程”，国家相关部门也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评价和退出机制，整个建设的过程也不够透明。

总之,文山州农村地区因受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传播工具和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村居民较少有机会接受无偿献血知识方面的宣传,所以对无偿献血认识不足。只有加大农村无偿献血的宣传力度,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对农村进行宣传,重点普及血液生理知识和无偿献血优惠政策,以提高无偿献血知晓率,破除旧思想、转变新观念、消除献血染病等顾虑,才能提高农民无偿献血的积极性,壮大农民无偿献血队伍,全面协调地推动文山州无偿献血工作的发展。

没有教育中介组织在中期和事后对相关建设项目的监督与评价，对入选大学也没有执行相应的退出和惩罚规定，导致了我国之前的重点大学建设项目效率偏低，积极性不够，各大学间缺少激烈的竞争与角逐和为了保位而做出的努力。而在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中，德国高校间的动态竞争机制，以及教育中介机构对实施项目的追踪评价机制，值得我们反思、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颜丙峰，宋晓慧. 教育中介组织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5.

[2]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56-158.

[3] 霍佳生.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概念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4(2):13-16.

[4] 范文曜,马陆亭. 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60-80.

[5] 张帆. 德国高等学校的兴衰与等级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4-141

[6] 孔捷. 从平等到卓越——德国大学卓越计划评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0(3):52-57+112.

[7] 赵俊芳，王海燕. 德国大学卓越计划的制度实践[J].外国教育研究,2014,41(11):81-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