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论文学，各有所主。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钟嵘说诗以有滋味，严羽评唐诗以兴趣，谢榛品诗文以气格，王国维论词以意境。清初粤西学者谢良琦论文学亦以文气立说，他的主张继承了曹丕的学说，但却以儒家的道义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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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良琦(1624—1671)，字仲韩，号石臞，广西全州人。明崇祯十年(1642)举人，入清出仕，官至福建延平通判。恃才傲物，孤直不容于时，久不得调，以老罢归。谢良琦嗜读书，工诗能文，以文名当世，有《醉白堂文集》《醉白堂诗集》。其批评思想见于书、序，其文气论尚未为治粤西文学者所措意，今乃作梳理。

1 凡为文章，以气为主

谢良琦论文学，认为文章必须有法度，但法度之中，以气为主。其《评定〈诗归〉自序》谓：“夫诗之不能不异者，体也；其不能不同者，气也。”又曰：“至于不知体、不知气，则其失均，此其大畧也。”[1]又其《与李研斋论侯朝宗》曰：

凡为文章，以气为主，其次格局，其次议论，而皆整齐之以法度，此世所知也。……而侯生能之，此其所长也。宽舒矣，厚如故。平衍矣，高如故。奇辟矣，雅正如故。轶于法度之外，不域于法度之中矣，严密如故[1]。

法度是指不同的文章各自遵循的规律、规范，这是共性的审美要求。文章的气、格局、议论，则是作者的才识智慧表现出来的个性风格。气、格局、议论兼备，再整齐以法度，则此类文章最为完美。其次得气与法度，再次具格局与法度，最下者兼议论与法度。此外，文气有厚薄之分，气之厚者为佳。但一篇文章的文气不能全都厚而无薄，必须济以宽舒，做到刚柔相济，张弛有度。谢良琦以此推许侯方域，适为后来学者所继承，如宋荦《三家文钞序》称侯朝宗文章“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而下，可怖可愕，戛然而止，千里空碧”[2]，这是侯朝宗的文章气厚且有宽舒的表现。

文气厚者，往往表现为气势。其《〈程昆仑文集〉序》谓程昆仑登临山水之后，叙写其见闻，风日晴丽时，作者落笔淋漓畅满，若是有雷霆风雨，则又见作者虎豹鱼龙气势 [1]。又《李研斋诗序》论李长祥所居蜀地奇险，其人“钟天地磅礴郁积之气”，故“其文章恢奇壮丽，卓尔不群”[1]。高山大川的雄奇壮丽、长江大河的奔腾浩瀚，本就具有非凡的气象。文士或钟集天地磅礴郁积之气，或登临江山的见闻，潜化融结为性情，形之于文章，就形成林莽丘壑、汪洋浩瀚、一泻千里的文章气势，或表现为文章的恢奇壮丽。因每个文士“胸中自有所融结”的情感不同，故形成的气势也各不相同，山水游历为情感的形成提供基础，也为文章气势的表现提供契机。

除了“U”字形的城市外围的绿化带外，城市内部开放空间主要包含公园、广场、路边休憩等类型，其中大大小小公园共有十余处。但是城区现状功能分区散乱，各类用地布局混杂，缺乏系统安排；空间效率较低；老城区空间布局零碎，城中村问题普遍，平房多，土地利用效率较低。

文士的遭际不同，作诗为文，其文气又表现为文士独特的气象、气质。《〈秋怀诗〉自序》言京师气象，仲秋时节，天气苦寒，萧瑟零悴，风雨交加，穷愁离索之人因无深堂邃室可以避霜雪，所以，大多不能适应这种艰难的生活。但京师为天子乘舆所在，贵官富商所居之处，是奔走铨选者必来之地。而富家子弟鲜衣怒马从交游，歌宴舞会，欣赏妖童美女，这种生活不分季节地出现，唯贫寒失意之人是没有资本去享受的。然而，正是在这种困境下，诗人所作之诗才具有与众不同之处：“不能居、不能堪，肰犹居之，故尝以其不能堪者发之于诗，诗无台阁峥嵘气，台阁之人无所事诗；诗无草野寒俭气，草野之人亦无所事诗。”[1]台阁诗指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所写的诗歌风格。诗歌内容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四库馆臣谓：“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 [3]草野指平民百姓，他们若有诗歌，也多写生活的饥寒温饱。穷愁离索之人，因为他们无台阁草野的经历，故其诗无台阁峥嵘气，亦无草野寒俭气，而具有文士在仕途上失意落寞的穷愁气象。

文士若能把自然界的壮丽景观、人生的升沉显晦、前人的文学遗产糅合熔化，形成文章写作的自信，则其文章自然具有凌轹古人的气势。其《再与李研斋书》提到李长祥自言入仕二十年的所见所闻，其中盛衰、兴废、悲忧、愉戚所形成的情感郁结于胸中，又能阅读秦汉唐宋散文名家之作，“阅历乎升沉显晦，艰难险阻，扁舟间关以砥砺其志气，宜其文章凌轹百代，而于举世尊崇诵法之人又一无所推服，则是足下之于人，必且无佞誉阿谀之事，而况身所自任之文也哉！”[1]古代批评家经常有宗经复古的理论主张，以为取法其上，乃能得其中，荀子、扬雄、刘勰、前后七子的创作主张均如是。但也有批评家要求推陈出新、欲凌越古人的，这种自觉的追求，才是推动文学繁荣的原动力。而超越古人的自信就来源于文士的见闻、学识、阅历。谢良琦评李长祥之文曰：“其弘深奥衍，不惟殊异于流俗者之所为，而又能以其阖辟变化者与古今作者争胜。” “与古今作者争胜”的底蕴正在“阖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来自以李氏的“志气”为根本所形成的文章气势。

2 文章奇肆，类有得于江山穷愁之助

谢良琦尝称扬龚百药“落笔为文，则又波涛汹涌，鱼龙之变化，而雷霆风雨之交至”[1]，这种文风的形成，跟龚氏“舟楫车马，所见道涂山川险易”[1]有密切的联系。又论陈玉璂诗风“沉雄舂雅”，亦与陈氏“流连吴越齐鲁、泰山黄河、燕矶金焦、惊涛骇浪，北游长安宫阙，车马台观”[1]有关。

谢良琦认为，江山造势、穷愁生愤，造就文章的一泻千里、凌轹百代的气势。但他亦承孟子余论，立论根本要在儒家之道，即以儒家道义相尚。他立德修身，以圣道自任，努力做到立功为社稷，遗泽在生民。他说：“余不敏，窃尝有志于圣人之道。”[1]“人生幼而学，壮而行，其能致君泽民，上也；跻卿相、都华膴，次也”[1]“仆于圣人之道，仅曰好之而已。力而行之，以几其至，或犹可以自勉。”[1]“吾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吾之民，尧舜、禹汤、文武之民。”[1]“盖扶竖道教，我辈之事，不当居其实而辞其名也。”[1]“及长，读圣人之书，颇知其道，以为士君子立名砥行，莫先于自重其身。故往往严去就、慎取与，不苟为然诺。”[1]“行其道者，功在社稷，泽在生民，身享富贵之荣，而天下不以为贪；身退草野，讴吟歌诵，庙祀血食，而后世不以为异。”[1]自觉维护儒家之道，严于立身，以拯时救弊为己任。有德如是，故有言亦如是，此即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之意，是其立论的底气。

异日，昆仑乃出其所为诗文示余，虽不多，若其泛滥停蓄，则林莽邱壑之胜，与汪洋浩瀚、一泻千里之势，皆兼而有之。深信古人所称文章奇肆，类有得于江山之助。……以昆仑性情之深厚，乡者不借助于山水犹不易窥测，矧今日在润州，登高而赋以决眦荡胸者乎？[1]

程庄诗文具有的“林莽邱壑之胜，与汪洋浩瀚、一泻千里之势”，乃在于长江的气象万千对其文思的触动。

文章气势风格的形成，有许多影响的因素，古人对此论述较多。谢良琦论文气，尤其重视壮丽雄奇的自然景观对文士创作的影响，认为江山之助，多能激发文士的创作热情，并形成淋漓畅满的文章气势。谢良琦曾谓：“吾家桂林多佳山水，峰峦空灵秀耸，行岩壑中数十里，危磴绝涧，纷然应接。”[1]山水绝涧、峰峦岩壑总在潜移默化中成就士人的精神气质，显现在其所做的诗文之中，乃能成就其风格气势，故吕集义评谢良琦“所为诗古文辞，汪洋恣肆，詄荡怫郁，称其志气” [1]，此种文风的形成应当与他生活的桂林山水有密切的联系。

儒道为文章的根本，所以谢良琦主张文以传道，道以文存。其《〈孟次微文集〉序》认为，文章是载道的，孔子所说的文就是孔子所论的道，即儒道。儒道博大精深，难为普通人所知，因此，圣人作文来描述之。至于文章的繁简，跟传道与否有关，也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其曰：

山河壮丽可以开阔文士的眼界和胸怀，激扬士人志气，使其文章具有凌轹百代的气势。而穷愁失意的人生经历，则多内化为沉郁的情感，发言为文而多具悲愤之气。谢良琦一生仕宦，大多困顿失意，故能体会此种滋味。吕集义《谢石臞先生传》载，谢良琦被柯素培诬陷而废居兰陵，后为做延平通判，因触犯权贵被慕容太守陷害入狱，备受凌辱，“先生愤激，至欲引刀自决。”[1]谢良琦孤直不容于时，再起再踬[1]，沉沦下僚。又为权贵所谗，无端罹祸入狱，体验悲愤之情至深。而他多灾多难的人生，使其郁积于心的无奈、痛苦，往往凭藉诗歌来疏导。所以，他总结创作历程时，认为其诗最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复杂情感：父死不能及时下葬，母死不得收殓，无法尽到儿子的孝道；他想忠贞为国，但仕途失意；他希望兄弟相乐，但其兄早死；他希望妻子相保，但其妻早亡，亦无子嗣；他期待仕宦富贵，但十年不得升迁：“悲夫！自昔遭逢之不幸，未有甚于余者也。以此郁郁学为诗歌，以其陵厉激楚者抒写其悔恨，而世人不察，徒以为舒忧娱悲之词。”[1]诗歌的“陵厉激楚”，是作者不幸遭逢郁积而成的悲愤之情在其诗歌中的表现。这种感情具有的气势，固能疏导其内心悔恨，亦能使读者感受其诗歌撞击心灵的迫人力量。

因此，在谢良琦看来，文士的流离困顿固是人生的不幸，但这种失意发而为诗文，反而成就其诗文，并形成独特的气质。其《龚介眉诗序》曰：“独介眉屡举报罢用，能以沉淫涵咏之余，奋然发而为诗，故其诗尤工。”[1]《陈赓明诗序》言：“赓明之言曰：‘不阅历浮沉显晦、荣华知遇、流离憔悴，不能诗。’是说也，余犹乐称之。”[1]《〈芦中集〉序》谓：“若乃流离况瘁，饥寒困顿而后托之立言以自见其意。夫言之为用而必有待于流离况瘁、饥寒困顿。”[1]《〈纺授堂集〉序》述：“著书立言，古之穷愁者之所为也。……夫取古人之醇酒、妇人，倒行而借用之，则亦穷愁著书之类也。”[1]人生的浮沉显晦、穷愁离索是文士著书立言的叙写对象，也是其文章独具气质的所在。其《陈赓明诗序》谓陈赓明两射策南宫不第，所以旅途羁绊，饥寒困顿，遭遇风霜冰雪，再加上陈赓明少时所读《诗经》、杜甫诗歌所写关注现实、忧时悯俗、睠怀宗国、不忘君父之意，触动诗人，“其为诗，又直写胸臆，往往累数百言，其音一归于沉郁顿挫、疏密曲折尽致，庶几古人温柔敦厚之旨。”[1]此种气质源于文士的穷居失意，又心怀故国，忧时悯俗，所以，此类诗作没有歌功颂德的台阁气，亦无抛家弃国的隐逸气，而与杜甫忧国忧民所形成的沉郁顿挫风格暗合。

3 文以传道，道以存文

孟子尝言：“‘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4]孟子至大至刚的气来源于道与义，即其持守与践行的儒家仁善。而其所作之文，前人恒称其文章“锋不可犯”[5]、“闳肆”[6]，以此而论，孟子之道实为其文章闳肆的根本。因此可知，文章传圣道，则自然具有气势，此亦谢良琦之所措意者。

谢良琦批评文士的文章风格，往往注意到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对其人文气形成的因素。如上文论李长祥即是，此外如论程庄亦为典型。程庄所居武乡山，“虽绵亘不土而石，无草木之蓊蔚，北土颇无水，间有不能浩荡”，故“累百世无诗人”[1]。但登临润州焦山，见长江浩荡，而诗思涌动：

我的房间里堆着许多铲子，新的旧的生锈的，我妈说，看到它们，就会想到我。每想我一次，就会去买一把铲子，不知不觉就堆满了房间。

明堂、《清庙》则将享先王，《天保》、《卷阿》则诵美君父，以至燕飨赠劳，受厘陈戒，或感时念乱之深其旨，或忧谗畏讥之危其辞，或忠臣孝子之自言其情，或野夫游女之自致其思，或征夫思妇之自写其怀，若此者，皆诗之自然者也。[1]

又《再与李研斋书》也指出，古今作者所学都源出圣人。圣贤以传道为业，故作文简洁，而后世文士以文为道，故文章繁杂。周秦、战国、两汉、唐宋八家的文章都以弘道为己任，“故学者苟无志于圣人则已，如其有志于圣人之道，则必于六经、周秦、两汉、唐宋八家之书求之。”[1]孔子不以空言垂训，其言与道合一。孟子为儒家亚圣，其文多论孔子的仁义思想；韩愈论道至孟子后不得其传，乃欲以重振儒道为己任[7]；欧阳修则谓：“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8]其道即为孔子之道。此外，六经、周秦、两汉、唐宋八家之书虽繁简各异，这与时代的审美需求有关，但在弘扬圣道方面都是一致的。

谢良琦立身以儒道，论文以载道，言诗则以诗教。儒家诗教，要求诗人忧劳社稷、关心民生，而诗歌也应当具有教化百姓、淳美风俗的功用。《毛诗序》谓：“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9]郑玄亦谓：“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9]谢良琦对《诗经》推崇备至，其《董文友诗序》认为：古代圣人忧劳天下，天文地理、阴阳历法、礼乐政教、兵法农事、法律制度、都兼总条贯，以经书的方式，著明其道理，垂范后世。至于无法用道理说清楚的，或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述的，则以诗歌的方式来抒写，这就是《诗经》。因此，《诗经》所写的内容都是具有教化作用的：

综上所述，对肺心病合并呼衰患者采取序贯通气治疗具有明显效果，能减少并发症出现，促进其健康恢复，值得采用。

夫虽然孔子之文简，至孟子而繁矣！孟子之文繁，至韩愈、欧阳修而益繁矣！夫孟子，孔子之徒也，韩愈、欧阳修亦孟子之徒也，其文在是，斯其道亦在是，而繁简固殊焉者，何也？则时之为之也。故论孟子之后，屈原、扬雄之文愈于韩愈之文，然而文不属焉者，道不在是也。韩愈之后，程朱之道胜于欧阳修之道，然而道不属焉者，文不在是也。由斯以观，文有繁简，道无升降，文以传道，道以存文，文与道交相维焉！[1]

《沈康臣诗序》也说祭祀、宴会、受厘、陈戒有演奏诗歌的传统，贤人君子伤时感事、野夫游女各言其情、忠臣孝子自写其志，都可以成为诗歌。圣人取以删之，使他们的诗歌合于礼义，“奉以为经，垂之学宫，博士、弟子讲习焉，诗之源流固如是哉！”[1]诗以抒写性情为主，但其性情必与“忧劳天下”“忧时悯俗”相表里，“诗之源流固如是”，而诗之有气势，其根柢也在此。

4 余论

曹丕最早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以气来评论建安的诗人。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10]。 “所谓‘气’，近似于今日所谓风格”“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文气与作者的气质是一致的”[11]。建安诸子身处动乱的汉代末期，多流离困顿，生命不谐。孔融性格刚直，多忤执政，为所曹操所杀。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12]，刘桢为曹操所征辟，后以不敬获罪，减死输作。他们的文章所形成的文气，多与他们的经历有关，张溥论孔融“诗文豪气直上”[13]，钟嵘谓王粲“发愀怆之词”[14]，元好问言刘桢“曹刘坐啸虎生风”[15]。

黄牌：表示脚手架已经验收合格，但某些部位因施工需要导致防护栏杆被拆除等原因而导致脚手架存在一些非结构功能性的小缺陷，要求使用人员必须系挂安全带后方可使用该脚手架。

文士的人生经历影响其文气，使其文章独具气势，这是谢良琦对曹丕文气说的继承。但谢良琦论文章气势的形成尚有别于曹丕的地方，他更重视的是把文章弘扬儒道作为文气形成的依据。魏晋时代，儒道式微，子学复兴，士人准的无依。《三国志·杜恕传》：“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16]《晋书·傅玄传》亦谓：“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17]曹丕以士人的气质论文气，其思想实以诸子之学为基础。谢良琦则直承孟子养气之说，以儒家道义为文气之本。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以经世致用为主流，思想家批评晚明文人的异端倾向和当时文学中有悖儒家义理传统的文风。“在文学批评中，积极倡导正统的、规范的儒家伦理观和价值观，力纠晚明文人偭背绳墨，纵放情怀，使晚明文学和文学思想中滋长起来个性意识和世俗倾向受到明显抑制。”[18]谢良琦以儒家思想作为其文气论的基础，主张文以传道，道以文存，这种看法与当时学界的思潮是一致的。

回忆到这里，小伊有点骄傲地眯住眼睛，他已经成为那个城里最出色、也是最年轻的DJ，只有在指尖划过磁盘的一刹那，他才感到自己是鲜活的，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这群人是整个社会的蛀虫，用青春中最好的年华去放纵、沉沦。小伊清楚地记得曾有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拎着菜篮子一手对眼前这个染着金色头发和画着眼线的“另类”指指点点，并告诫她的儿子：“你可不能腐化至此。”你才是真正的腐化，小伊在心里想道，只为了你的儿子和丈夫毫无尊严的活着，只会平凡地买菜烧菜，这样的活着才是真正的毫无尊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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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k是随机高度;X和Z分别是射程和方向散布;k是随机高度编号1～10;rk是-0.05至0.05之间符合均匀分布的10个随机数(由蒙特卡洛法生成)；n为随机数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