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发展，区域经济整合度提高，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态度都产生一系列变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休闲的需求已经普遍产生，休闲必将成为现代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成为体现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1]。城市休闲化是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目标，有效发挥城市休闲功能为基础，人类发展与城市化、休闲化和谐发展的动态过程[2-3]。2015年“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1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8 866美元，世界排名69位，其中休闲产业的发展为促进旅游业发展，提升城市经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研究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已成为目前社会发展的崭新课题。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城市休闲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休闲的理论性分析、城市休闲产业与休闲经济发展研究、居民休闲需求与消费的关系等方面[4-6]。国内对于城市休闲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关注于城市休闲化发展评价以及量化测度方面的研究。郑胜华(2006)通过城市休闲发展实力系统、城市休闲发展动力系统、城市休闲发展能力系统、城市休闲发展魅力系统4个要素构成城市休闲发展评估体系[7]。魏小安(2007)在研究城市休闲影响因素和城市休闲体系构建的基础上，对建设休闲城市进行了初步探索[1]。曹新向等(2010)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15个城市的休闲发展水平与实力进行了量化评价与空间布局研究[8]。楼嘉军等从公共基础、消费能力、产业能力和特色资源4个方面构建城市休闲化质量评价体系，并运用变量集聚评价模型对中国36个主要城市进行量化测度及等级划分[2]；从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产业三个维度构建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30多年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和剖析[9]；从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承载与安全、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服务与接待以及休闲生活与消费5个方面构建的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14年中国31个主要城市休闲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并分析其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10]；基于耦合与协调双重视角，全面考察和评估了中国36个主要城市休闲化质量，并进行空间差异特征分析[11]。刘润(2016)基于泰尔指数法，测度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城市休闲化水平的差异[12]。

关于城市休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郭旭(2012)认为城市休闲不单是一种精神现象、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经济现象。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城市休闲活动的发展，同时城市休闲的消费与发展，必然带动休闲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城市经济新的投资方向和消费热点[13]。杨晓俊(2005)以居民消费行为的空间认知、偏好及日常生活方式的人本性规律为出发点，探讨了居民空间消费行为与城市休闲、娱乐场所的一般空间关系的理念模式[14]。宋瑞(2005)认为通过衡量休闲消费和休闲服务的规模，评估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休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需要[15]。陈世斌(2006)认为城市休闲产业的总体发展规模与速度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相协调，可促进城市健康快速发展，为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16]。综上所述，对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有利于提高城市休闲化水平，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

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协调过程，本文对全国27个省会城市及4个直辖市2007-2016年10年间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选取25个城市休闲化的指标和14个经济发展的指标，运用熵值法赋权，对我国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状况进行分类，计算出2016年各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分布、2007-2016年31个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演变进程以及2008-2016年各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年波动情况。

1 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模型构建

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来源

1.1.1 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研究对象分为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两个系统，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性、代表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充分考虑影响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因子，通过专家访谈法对指标进行修正。构建出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7个一级指标以及39个二级指标(见表1)。

 

表1 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重二级指标单位属性权重城市休闲化水平公共基础水平0.0934休闲消费能力0.0753休闲产业能力0.3870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公顷+0.0307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0.0034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检测等效声级dB(A)-0.0041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方米+0.0066交通运输客运量万人次+0.0418交通事故发生数起-0.0022人均生产总值元+0.0165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0.0058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出游率%+0.0172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0.0181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元+0.0176第三产业占GDP比重%+0.0132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率%+0.0073城市休闲场馆数量个+0.1387旅行社及星级饭店数量个+0.0308星级饭店营业收入亿元+0.05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0.0316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0.0398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0.0676城市拥有的国家层面的荣誉称号个+0.0872资源禀赋程度0.4439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0046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个+0.0492国家风景名胜区数量个+0.0778城市拥有世界层面公园及遗产数量个+0.1732国家级公园数量个+0.0564

  

(表1续)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重二级指标单位属性权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0.2877经济结构0.4867居民生活状况0.2213地区生产总值亿元+0.1045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元/人+0.0502人均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元+0.0783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人+0.0548城镇化率%+0.0219工业增加指数%+0.0068进出口贸易总额千美元+0.3019财政经费支出占GDP比重%+0.0824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0.0738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0.0405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0.02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0.0444农村人均纯收入元+0.0526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0.0619

注：城市休闲场馆数量包括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剧场、影剧院、体育场馆等总数；城市拥有的国家层面的荣誉称号包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国家级公园数量包括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总数。

1.1.2 数据来源

复方嗜酸乳杆菌片是肠道菌群失调症治疗的常用药物，其主要组成菌为中国株嗜酸乳杆菌、日本株嗜酸乳杆菌、枯草杆菌、粪链球菌等，嗜酸性乳杆菌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可强有力的吸附在肠道黏膜上，进入机体后可转换为含糖物质，增加乳酸形成，降低肠道PH值，从而提高肠道的酸度，高酸性环境可抑制肠道中致病菌的繁殖，从而达到快速清理细菌，抑制病原菌繁殖，从而改善肠道功能紊乱[10]。与奥美拉唑联合应用可协同性的纠正胃肠功能紊乱，抑制胃酸分泌及病原菌繁殖，从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11-13]。

城市休闲化以及经济发展两个系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使评价指标体系具较强操作性，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指标基础数据进行计算和评价。本文从物理学容量耦合概念及模型入手，借鉴前人研究，探讨多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模型：

2.2 指标功效化及权重确定

具体来看2016年各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见表4)，全国大部分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仍处于失调状态，其中，西宁、兰州、南宁等11个城市处于严重失调等级，济南、郑州、沈阳等12个城市处于中度失调等级，天津、重庆、南京、杭州、成都5个城市处于轻度失调等级。仅有三个城市达到协调水平，广州市处于低水平协调等级，上海市处于中度协调等级，北京市处于良好协调等级。总体来看，2016年全国31个主要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比为28∶3。各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均介于0.308 4-0.870 8之间，其中，北京市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最高(0.807 8)，西宁市协调度最低(0.308 4)，相差0.499 4，说明我国各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相差较大。具体来看，北京市城市休闲化水平C1=0.721 1，经济发展水平C2=0.797 5，说明北京市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两系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西宁市城市休闲化水平C1=0.051 8，经济发展水平C2=0.174 9，均为全国最低水平，说明西宁市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为城市休闲化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也难以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1)

分别计算两个系统内部各指标的熵值：

 

(2)

 

(3)

计算求得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两个系统中各指标的权重(表1)：

胆总管周围侧支循环开放34例患者中，在侧支血管断面分布方面，左前象限13例，右前象限34例，左后象限4例，右后象限8例，分别占总数的38.2%、100.0%、11.8%、23.5%；动脉期扫描26例患者中，有动-门脉瘘11例，占总数的42.3%。

 

(4)

1.3 协调模型的构建及等级划分

本文有关各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城市发展年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调查年鉴以及社会发展公报等。此外，本文采用回归插补法对部分城市个别年份的不完整数据进行补充。

 

(5)

通过对上式的处理得到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模型，公式如下：

 

(6)

 

(7)

C1、C2分别为城市休闲化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函数；C为两系统的耦合度，C∈[0，1]。当C趋近于1时，说明两系统耦合度很高，相反，当C趋近于0时，说明两系统耦合度极小，系统处于失调或无序发展的状态。但运用此模型来测算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对此耦合度模型进行修正，得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模型:

 

(8)

其中，D为协调度；C为耦合度；T(T=a·C1+b·C2)为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综合调和指数，它反映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协同效应；a、b分别为待定系数，鉴于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结合专家意见，采用各子系统之间的平均值来表示，确定a=0.5，b=0.5。

根据现有研究，结合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系统整体协调度情况评价标准及类型判定见表2。

 

表2 协调水平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度0.000-0.3990.400-0.4990.500-0.5990.600-0.6990.700-0.7990.800-2.000协调等级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低水平协调中度协调良好协调

2 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发展研究

2.1 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空间演化分析

按照不同的协调发展等级，对我国31个主要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状况进行分类(见表3)。2007年我国主要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等级的只有1个，处于中度失调等级的有2个，而处于严重失调等级的有28个；到了2009年，我国有城市开始处于中度协调等级，处于严重失调等级的城市为27个；至2013年，我国有城市开始处于良好协调等级，处于严重失调等级的城市为16个；至2016年，我国处于严重失调等级的城市为11个，比2007年减少了17个。我国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较差的城市发展速度较快，系统虽一直处于失调发展过程，但具体的协调度值在不断稳步上升，协调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3 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空间分布

  

协调类型城市数量/个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严重失调28272725222116151311中度失调2224771191112轻度失调0111112545低水平协调1100011121中度协调0011110001良好协调0000001111

为避免个人因素的影响，提高计算结果的客观性，利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17]，设现取得n个评价指标的m个基础数据。在城市休闲与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有的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大者为优)，有的指标为逆向指标(指标值小者为优)，为计算的准确性，对体系中的指标进行处理。设评价指标变量为R(aij)，i=1,2,…,n；j=1,2,…m，指标变量对系统有序的功效表示如下：

通过横向差值的纵向比较，2007-2016年各市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从最低值2007年的0.444 7到最高值2015年的0.581 5，到2016年回落至0.562 4，各市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表4 2016年各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

  

城市C1C2CTDC1与C2对比协调等级协调发展类型北京0.72110.79750.99870.75930.8708C1C2轻度失调发展经济发展滞后型石家庄0.11960.20950.96200.16460.3979C1

2.2 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时间演化分析

本研究根据实际热模拟压缩过程采用Deform 3D有限元软件建立模型，在模型中分别建立了上砧板、下砧板和试样几何模型，其中试样大小为φ10×15 mm，材料为2 024铝合金，试样上的网格采用四面体单元，单元数量为11 200，画网格后的模型如图1所示。在加载过程中，上砧向下加载，下砧固定不动，加载位移为9 mm。

⑯E.H.Gombrich,Symbolic Images,Phaidon Press Limited.1994，pp.139-42.（中译本见范景中、杨思梁主编，贡布里希著《象征的图像》，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88-89页。）

从2007-2016年10年数据及图1可以看出，各市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均不断提高，表明各市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城市休闲化和经济的发展，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提升其综合水平，两个系统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逐步提升的趋势。从2007-2016年10年协调度的变化值来看，北京、上海、重庆等7个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提高较大，均达到0.20以上，其中重庆市调度提高最大，从2007年的0.333 0提升至2016年的0.582 7，提高了0.249 7；西宁、海口、银川等5个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提升幅度较小，均小于0.15，其中兰州市协调度提高最小，从2007年的0.219 4提升至2016年的0.330 1，提高了0.110 7。通过对比可知，协调度提高较大的城市城市建设基础较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及两个系统之间的互补作用，同时提高了城市休闲化及经济发展水平。

为清晰描绘出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演化过程，对我国31个主要城市2007-2016年城市休闲化及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数据收集，测算出10年间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情况(见表5)，同时绘制各市10年内两系统协调度的演变折线图(见图1)，从发展的横向以及纵向两个角度来揭示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情况。

为更直观的研究我国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情况，通过公式：

对比2016年我国31个主要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全国只有重庆市属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型，即重庆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城市休闲化的发展水平，欠缺经济发展对城市休闲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其他30个城市都属于城市休闲化发展相对滞后型，即城市休闲化的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城市休闲化进程的推进贡献较大，城市休闲化水平急需提升。

表5 2007-2016年各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

  

城市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标准差北京0.62710.66860.70360.73860.73310.77750.82380.84330.87040.87080.2437天津0.38630.39820.39230.43460.42510.45520.48640.53140.55660.55690.1706上海0.49890.53620.56640.57310.57110.62580.68130.66170.69930.70570.2067重庆0.33300.35770.37160.39950.42000.45960.49080.52940.55510.58270.2497石家庄0.23670.25240.29940.29480.30430.32650.35280.36590.38550.39790.1612太原0.27750.26140.27750.30130.34330.32560.40180.35940.37620.38520.1404西安0.27270.29100.31430.33240.41230.39690.41290.43480.48070.46910.2080济南0.25040.26130.28360.31000.33130.34970.39690.41070.40290.44270.1924郑州0.28520.26510.28450.30330.33110.34880.39930.38760.41630.43080.1657沈阳0.29500.31490.37890.36140.37450.40250.42290.44390.45630.46880.1738长春0.25180.26280.27820.32340.33420.35380.37240.36290.40180.41770.1659哈尔滨0.22580.24140.25480.27830.30510.32940.34960.38690.38140.39450.1687南京0.34470.36430.38340.42770.45370.48150.48660.50500.54430.54390.1996杭州0.35880.40990.41200.43570.42350.49650.54880.51730.54160.55830.1995合肥0.20180.22040.25150.27240.28880.34450.35630.37690.39220.40850.2067南昌0.21360.26630.28860.27570.31090.29620.31810.33840.36880.40150.1879福州0.28000.30080.31910.32900.34350.36610.41020.40140.42010.47300.1930武汉0.29380.28560.30730.33380.35030.38050.41030.43400.45710.47940.1938长沙0.25790.27600.30260.36500.35980.38680.43450.42990.45700.45450.1990成都0.30010.32480.36750.34220.40350.43120.47420.48220.48890.50660.2065贵阳0.22100.24170.28620.26870.27550.29820.35260.34090.36470.37390.1529昆明0.30720.32290.33030.36910.39690.40000.42900.42610.43750.47080.1636广州0.40340.42690.49050.47780.48900.55700.59540.58360.60890.62390.2205海口0.22870.24040.25590.27120.30700.29430.30650.34910.33940.35190.1232兰州0.21940.22610.22930.24730.25010.27540.29100.30480.31750.33010.1107西宁0.18240.19010.20820.26760.22610.24360.25390.27620.28880.30840.1260呼和浩特0.23590.25050.26630.28870.30210.31820.34090.38790.41030.42250.1866乌鲁木齐0.23290.24000.25550.27090.27580.29360.31610.33670.38810.37170.1551拉萨0.21740.22380.28240.29320.35110.34730.38710.41870.39740.38030.2013南宁0.19630.21890.23020.24920.30000.27420.29830.35370.33330.35000.1574银川0.22930.24130.31660.31190.33480.30550.37510.36250.34690.35390.1458标准差0.44470.47860.49540.49130.50700.53380.56990.56700.58150.5624

  

图1 2007-2016年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的演变

分析电厂汽轮机在运行作业中涉及的作业机组设备较多，涉及的运行程序也较多。因此从实际运行现状方面分析，为有效的提升电厂汽轮机的检修及维护作业质量，维护检修人员在实际作业中应从落实凝汽器检修维护，叶轮检修维护，油系统检修维护，大轴检修维护，以及异响及振动现象的检修维护方面进行落实。另外在实际落实检修维护作业中，还应注重落实易损件检修维护中的监控作业，以及状态检修技术的落实和应用。

式中:F链min为驱动链轮的最小作用力;T电min为驱动电动机的最小转矩;r为履带驱动轮的半径;i为减速齿轮箱的减速比。

Rm=[(Dm-Dm-1)/Dm-1]·100

(9)

其中，m为研究年份，分析综合协调度的年波动情况(见图2)。2008-2016年整体波动幅度较大，但波动逐渐平缓，说明我国整体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速度趋于一致。2008-2011年各城市波幅较大，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波幅差异较大，差值从2008年的31.70到2011年的39.54；2011-2016年各城市波幅渐缓，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波幅差异减小，差值从2012年的28.04到2016年的16.90，表明我国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状态日趋协调化、科学化。

  

图2 2008-2016年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波动情况

3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协调模型，对我国31个主要城市在2007-2016年10年期间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角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2) 通过对有丝分裂各典型时期的照片、模式图、FLASH动画的观察及比较，总结细胞有丝分裂各典型时期的主要特征，归纳细胞周期的概念和特点，提高比较、分析、归纳的思维能力。

(1)根据不同的协调发展等级，对我国31个主要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状况进行分类，我国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系统虽一直处于失调发展过程，但具体的协调度值在不断稳步上升，经济发展可以为城市休闲化提供经济基础，同时城市休闲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2016年北京市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最高，西宁市最低，全国31个主要城市协调比为28∶3。

黄昏时回到豪宅，秦川的身边，坐着他们的私人医生。菲儿过来。秦川表情痛苦地说，尽管我很伤心，不过我还是想请你面对现实……

(2)2007-2016年我国各市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其中重庆市提高幅度最大，兰州市提高幅度最小。通过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得知：重庆市属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型，其他30个城市均属于城市休闲化发展相对滞后型。通过横向差值的纵向比较可以得出：2007-2016年我国31个主要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通过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年波动情况分析得知：我国整体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速度趋于一致，城市休闲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状态日趋协调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魏小安，李莹.城市休闲与休闲城市[J].旅游学刊,2007(10):71-76.

[2] 楼嘉军，李丽梅，杨勇.我国城市休闲化质量测度的实证研究[J].旅游科学,2012,10:45-53.

[3] 刘润.我国城市休闲化水平区域差异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4] Myriam J. Leisure,Recreation and Tourism in Inner Cities[M]. Netherlands Geographical Studies,1988：12.

[5] Simmons R. Harnessing Social Enterprise for Local Public Services: The Case of New Leisure Trusts in the UK[J].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08(3):231-238.

[6] Edginton C R. Lei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Foundational Perspectives[M]. Madison: Brown&Benchmark,2009：15-17.

[7] 郑胜华，刘嘉龙.城市休闲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22):96-101.

[8] 曹新向，苗长虹，陈玉英，等.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J].地理研究,2010(9):1695-1705.

[9] 楼嘉军，李丽梅，许鹏.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95-101,170.

[10] 楼嘉军，刘松，李丽梅.中国城市休闲化的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差异[J].城市问题,2016(11):29-35.

[11] 刘松，楼嘉军.2003-2013年中国城市休闲化质量评估—耦合与协调双重视角的考察[J].软科学,2017,2(31):87-91.

[12] 刘润，马红涛.中国城市休闲化区域差异分析[J].城市问题,2016(10):30-36.

[13] 郭旭，郭恩章，吕飞.营造高质量的城市休闲空间环境—以邯郸市休闲空间环境设计为例[J].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2012,6(35):84-91.

[14] 杨晓俊，王兴中.居民消费行为与城市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关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35):55-58.

[15] 宋瑞.休闲消费和休闲服务调查：国际经验与相关建议[J].旅游学刊,2005(4):62-66.

[16] 陈世斌.城市休闲产业合理规模评价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6(7):206-208.

[17] 余洁.山东省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度评价与优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163-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