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经典的价值，学界见仁见智。有学者提出，“文学经典的真正价值在于经典反映了普遍人性，揭示了人生真谛”[1]。然而，究竟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学界对此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要界定“人是什么”，不妨先看看“人不是什么”。当有人因为不道德的行为而被贬斥“你不是人”的时候，其潜台词是“你是衣冠禽兽”。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决定了人身上依然流淌着跟禽兽一样的东西，即人和动物共有的自然本能。但经过数万年的进化，人已经获得了一种只有人类才具备而禽兽没有的独特属性，即人性——一种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独特属性。人身上既有跟飞禽野兽一样的自然天性，又有区别于动物的道德人性，“人是天性及人性的载体”[2]。循此逻辑，聂珍钊[3]先生开创性地提出，“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其中兽性因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体现；人性因子是人后天获得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伦理意识，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

以人为表现对象的文学经典不仅充分体现着人性的诉求，也充分体现着人在自然天性支配下的本能与欲望。无论是童话故事中的动物形象，还是神话故事中的神祇形象，表现的都是人的天性与人性共存的二元人格结构特点。如果说儿童文学中的动物是人类儿童的伪装，那么《荷马史诗》之类的文学经典中那些与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神祇也体现着人的特点。因此，与其说文学经典是因为表现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4]而具有经典性，还不如说是因为表现了人的“天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而受到一代代读者的青睐。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通过表现人的自然本能与社会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人身上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斗争，揭示了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而具有普遍价值，从而获得经典地位。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只有那些充分体现了儿童普遍的人格特点的艺术形象，才能引起儿童的共鸣；只有那些揭示了儿童的成长真谛、“提升了我们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5]的优秀作品，才能历经时空的筛选留存下来成为经典。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典范，它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文章以《柳林风声》为例，探讨儿童文学经典的价值尺度及其表征，认为这类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世界各地一代代读者的欣赏与认同，是因为作品既充满童心童趣，又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为儿童读者提供了认识自己的镜像，让读者在阅读的愉悦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与教化。

一、蛤蟆的任性与胡闹：儿童自然天性的体现

关于文学经典的价值之争，在儿童文学领域也不曾停歇，并由此形成了“教育主义”和“童心主义”两大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教育主义倾向的作品强调儿童文学的伦理价值，把儿童文学看作是对儿童进行教诲的工具；童心主义姿态的作品则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认为儿童文学应以再现儿童的天真与童趣为旨归。实际上，无论是完全以教育为旨趣的“教诲派”作品，还是追求逗乐、搞笑效果的“热闹派”作品，都难以跻身儿童文学经典的行列。前者过于强调教化效果而忽略了阅读兴趣，英国18世纪那些宗教和道德训诫故事之所以没入历史的尘土堆，就因为它们过于生硬的说教色彩而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后者过于重视读者兴趣而放弃了教育使命，“为娱乐而娱乐”的作品追求搞笑、热闹效果，因缺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伦理内涵而流于浅薄，难以经受时间的检验，毕竟“儿童文学不是恶作剧文学，不是低级地装疯卖傻的文学”[6]。只有像《柳林风声》这类调和了童心主义和教育主义两种价值的文本，既充分体现了儿童的自然天性，又传递了成人社会对儿童的期待与意志的优秀作品，才能在时间的长河里浪沙淘尽沉淀为经典。有伦理价值的文学作品不一定能够成为经典，但文学经典必定因为“充分体现着人性的诉求”[7]而具有伦理价值。

童心主义的文学创作以顺应儿童的自然天性为诉求，努力表现儿童的童心童趣。所谓童心，就是孩童般幼稚或纯真的心理状态，是儿童自然天性的表现。儿童的自然天性，就是儿童在自然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儿童文学经典通过妙趣横生的故事表现儿童向往自由快乐的天性，任性、淘气、胡闹就是儿童自然天性的表征。儿童文学中那些精力旺盛、活泼好动、顽劣胡闹但真诚善良的艺术形象，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儿童的真实写照，体现着作家对儿童天性的理解，因而很容易引起儿童的共鸣，容易让儿童在阅读中获得愉悦感。这些艺术形象就像一面镜子，让读者在欢笑中看到自己的问题与毛病，告诉读者接受道德教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柳林风声》中的蛤蟆形象正是这样一面镜子，照射出儿童身上的自然天性以及放纵天性的后果。儿童故事中那些“动物、玩具、小女巫、有生命的物体等，其实都不过是儿童的伪装而已。它们的行为举止与儿童相仿，面临类似的问题”[8]。因此，蛤蟆就是一个淘气、调皮的邻家男孩的写照*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格雷厄姆表示《柳林风声》“所传达的只是一个你特别熟悉也能理解的最朴实阶层人的最朴实的生活乐趣而已”。据分析，信中所指的阶层应该是英国的中产阶级，小说中四个穿人衣、说人话的动物形象，映射的是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四位性格各异的男孩形象。：他真诚善良、热情好客，但又鲁莽好动、喜欢显摆、不负责任。这个艺术形象跟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男孩极为相似，读者很容易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容易引起认同或共鸣。《柳林风声》中的蛤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个体现了儿童自然天性的艺术形象，其自然天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蛤蟆的思想与行为主要受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本能的驱动，而不是理性思考或道德情感驱动的结果。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热衷于用动物形象来表现儿童的自然天性，是因为尚未受到伦理启蒙的儿童在伦理本质上与动物几乎没有区别，驱动他们思想和行为的动力，都是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与欲望，而非伦理意识或者善恶观念。蛤蟆表现出来的任性、愚蠢和胡闹等行为，是蛤蟆追求快乐与刺激的自然本能驱动的结果，也是自然天性的体现。蛤蟆一心向往的生活方式是“到处旅游，不断变化，每天都有乐趣，每天都充满刺激”[9]23。在寻求刺激的本能欲望和快乐原则的驱使之下，蛤蟆随心所欲地购买了各式各样的帆船和汽车，不负责任地横冲直撞，酿成七起交通事故，毁掉了六七辆车，自己也三次受伤住院。诚如蛤蟆的好友河鼠所言，“蛤蟆是所有动物中，最糊涂、最胡闹的家伙！”[9]93蛤蟆之所以鲁莽任性，做出种种傻事，并非因为他邪恶愚笨，而是因为他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完全靠本能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蛤蟆的行为表明，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追求自由快乐或欲望满足的本能的力量极其强大，而理性的约束力量又极其单薄，使得儿童往往在快乐原则的驱动下做出一些傻事或者胡闹行为，而无暇顾及行为的后果。快乐原则驱动下的糊涂与胡闹，是儿童自然天性的体现，也表明儿童接受伦理启蒙和社会教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儿童的自然天性中“自然”这个词汇，作为“文明”或“社会”的对立面，隐含着某些文明社会极力避免的属性。霍布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是掠夺与竞争，这是因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本能欲望。追求非理性的欲望满足往往导致惨烈的竞争或者倾轧。为了让人类避免丛林动物之间那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文明社会建构出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和谐与稳定，避免人与人之间“自然状态”下的生存竞争。现代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自然人在社会环境中道德化，即帮助儿童逐步理解社会伦理规范、发展善恶观念、形成伦理意识而转化为社会人。儿童长大后在社会上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和善恶意识不会平白无故地进入儿童的大脑，而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内化才能获得。聆听或者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学习和内化这些处世哲学、形成伦理意识的重要途径，可以从阅读中获得“无私、真挚、同情弱小、扶危济贫、反对强权、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尊重个性、呵护仁爱之心”之类的“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11]的伦理品格。儿童文学“以善为美”的美学特征，决定了优秀的儿童文学文本必然蕴含着向善趋善的伦理取向。因此，格雷厄姆在《柳林风声》中除了塑造蛤蟆这个既可爱又可恨的角色外，还塑造了狗獾、河鼠、鼹鼠等角色，他们既是蛤蟆的朋友，也是蛤蟆的道德守望者。尤其是狗獾，他像父母守望子女成长一样，耐心地守望和等待着蛤蟆心智的成长和道德的成熟。

如果说《柳林风声》中蛤蟆这个艺术形象体现的是儿童在自然天性支配下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话，那么狗獾的形象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和牵引力量。蛤蟆缺乏伦理判断能力、不受伦理规范的束缚，在自然天性的驱动下随心所欲地任性与胡闹。但狗獾等动物却以严肃的社会规范来评判蛤蟆的行为，劝诫他走出伦理混沌，引导他走向理性与成熟。作为帮助主人公走向道德完善的重要角色，狗獾扮演着蛤蟆的道德监护人的角色，他以严肃的社会伦理规范约束蛤蟆，同时也通过温暖的情谊感召蛤蟆避恶趋善。

其次，蛤蟆的自然天性还表现为伦理混沌或者道德蒙昧。“伦理混沌”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指“人出生后到伦理选择前这个时期的伦理状态”[10]，是有待于成人对他们进行伦理启蒙的阶段。蛤蟆偷窃汽车但浑然不知自己在犯罪这一情节，典型地体现其伦理混沌或道德蒙昧。蛤蟆偷窃并非源于他自私地占有汽车的目的，而是源于他的糊涂与冲动，他触犯了动物社会的法律，自己却浑然不知。我们可以从他跟火车司机的谈话看出其伦理混沌：“我只不过是趁着车主们吃饭的时机，借用了一下他们的汽车，当时他们并不需要它。我根本就没有偷车的意思，千真万确”[9]95。蛤蟆“借用”他人东西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点，跟儿童在幼儿园中“顺手牵羊”拿走同伴的玩具或同桌的铅笔之类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伦理混沌的结果。蛤蟆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处于蒙昧时期的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也表明了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诲、帮助儿童培养伦理意识的必要性。

二、狗獾的道德守望：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

1.4 诱饵线虫的制备 用贝尔曼氏法制备全齿复活线虫（Panagrellus redivivus）幼虫悬液，0.1 mL约含线虫500条，备用〔8〕。

[9] 肯尼斯·格雷厄姆.柳林风声[M].舒伟，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

在蛤蟆惹出一系列的事端以后，狗獾首先对蛤蟆进行了严厉批评，希望蛤蟆能够幡然悔悟。然而，狗獾的说教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受到批评后的蛤蟆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的抱歉，也没有丝毫的懊悔”[9]89。为了有效地制止蛤蟆的进一步胡闹、帮助蛤蟆发展伦理认知能力，狗獾采取了类似于法官管教问题少年那样的手段，即通过强制手段把蛤蟆锁在卧室中，希望通过限制自由这种方式，把蛤蟆变成“一个理智清醒的动物”[9]92。然而，狗獾这种强制手段未能凑效，蛤蟆运用小聪明逃走了，并在随后的冒险旅途中闯下了更大的祸端，以致于最后被判处二十年的监禁。蛤蟆的行为表明，让儿童逐步学会约束自然本能、发展伦理意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既需要对儿童进行耐心教育，使他们理解社会伦理规范，更需要温情的感召和耐心的帮助。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

狗獾除了扮演动物社会的道德法官角色对蛤蟆的非理性行为给予批评之外，还扮演了蛤蟆的代理父亲角色，用温暖的情谊感召蛤蟆浪子回头。人的行为是受一定的认知引导的，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的前提。然而，如果道德认知没有与道德情感联系起来，就不能转化为促进道德行为的正能量，明知故犯、屡教不改之类的行为就是只有道德认知而没有道德情感介入的结果。因此，在守望蛤蟆成长的过程中，狗獾不仅需要培养蛤蟆的伦理判断能力，还用温暖的亲情感召浪子回头。在儿童文学中，读者常常看到主人公父母缺席的情况。父母的缺席意味着小主人公可以挣脱成人的束缚，充分享受无人管束的自由，也意味着主人公容易犯错误，需要一位父亲的替身来行使父亲的职责，引领他走出伦理困境。蛤蟆的父亲死前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了狗獾，尽管狗獾没有和蛤蟆生活在一起，但他对蛤蟆怀有一种父子般的情感，尤其是在蛤蟆的精神成长和社会化发展方面，充当了蛤蟆的父亲代理人角色，守望着蛤蟆的道德成长。狗獾认真地践履了一位严厉而又慈祥的父亲的角色，在主人公道德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作为严厉的长辈，狗獾以规训的手段促使浪子回头；作为慈祥的父亲，狗獾温暖的亲情，通过感动和感召的方式引导主人公走向成熟。作家首先安排主人公的父母缺席，使得没有父母约束的主人公有机会充分表现儿童无拘无束的自然天性，充分展示儿童自由地放纵自然本能的后果。在蒙昧糊涂的主人公胡闹闯祸之后，再安排他的父亲代理人出场，对主人公的天性加以约束，以适应社会伦理规范。

狗獾代表着一种严厉又慈爱的父亲形象，也代表着成人社会对儿童的道德意志与道德宽宥。像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一样，狗獾宽柔相济，对蛤蟆既有疾言厉色的批评，也有体贴入微的关怀，更有患难之中的援助。譬如，当蛤蟆外出冒险的时候，蛤蟆庄园被黄鼠狼家族霸占。为了避免蛤蟆无家可归的命运，狗獾带着朋友离开自己温暖的巢穴，放弃舒适的休眠，费尽心思地帮助蛤蟆夺回产业。深谙儿童心理特点的作家格雷厄姆在儿童故事中构建了狗獾这样一位道德监护人的形象，让他在蛤蟆的成长中发挥约束和感召作用，“既展现了人类真情世界的感人事迹，也体现了人类社会道德的力量”[12]。狗獾这样的道德守望者，代表着社会的伦理规范力量，是主人公实现道德完善的客观条件和外部保证。如果没有狗獾他们对蛤蟆的胡闹行为加以批评和约束，蛤蟆就难以形成伦理认知和伦理观念；如果没有他们用温暖的情谊感动他，蛤蟆就不会滋生出那种足以让他羞愧的道德情感，而对自己行为的羞耻感和对朋友的内疚感，正是蛤蟆最后悔悟的情感动因。狗獾用成熟的道德观念约束和帮助蛤蟆，也用宽容、无私的道德情感感召蛤蟆，使蛤蟆最终变得“十分谦逊，知恩图报，通情达理”[9]205，从而走向理性与成熟。

三、蛤蟆的成熟：天性让位于理性

蛤蟆从蒙昧走向理性的过程，就是蛤蟆在他自己所代表的追求快乐的自然天性及其朋友所代表的社会伦理规范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间挣扎成长的过程。蛤蟆的任性与胡闹体现了儿童的自然天性，放纵天性的后果就是淘气事与恶作剧不断。这些表现了儿童的天性与童心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儿童的心理愿望，因而赢得了小读者由衷的喜爱。同时，作品又通过狗獾等艺术形象，体现了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和引导力量，传递了成人社会对儿童的期许。“大多数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具有把社会意识形态传递给儿童的总体效果”[13]，儿童文学向读者传递的期许，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让读者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接受了作品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

不仅如此，科莱恩十分重视可持续发展。公司将所有的产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绩效性、社会性、环境性进行一个筛选。经过筛查，公司将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创新，或者寻求替代解决方案，使其获得可持续性，而把无法获得可持续性的产品进行淘汰。

人是自然天性与道德人性的载体，天性和理性两种力量的对比，使得个体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道德状态。在幼年时期，自然天性主导着儿童，是儿童思想与行为的主要驱动力量，儿童的淘气、糊涂与胡闹是自然天性的表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化成熟程度的提高，儿童的天性逐步让位给理性，他们身上的动物属性逐渐隐退，社会属性逐渐显露。儿童身上动物属性的弱化和社会属性的强化，是儿童社会化的结果。儿童在社会环境中接受的各种道德化教育，就旨在帮助儿童强化他们身上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因子，帮助他们逐步走出本能的控制，获得能够在人类社会立足生存所必需的理性，而理性的基础就是伦理意识和明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善恶意识和伦理情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产物。蛤蟆从顽劣走向成熟的过程，是以狗獾为代表的社会伦理规范约束和教化的结果，象征着儿童从受自然天性或兽性因子控制的顽童，转变为受理性意志或伦理意识约束的社会成员的过程。《柳林风声》通过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儿童的人格特点，体现了童心童趣而又不流于肤浅，蕴含了伦理价值而又不失趣味，使得这部作品受到一代代读者的认可和赞赏。

儿童成长的过程就是儿童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博弈并最后达成动态平衡的过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理性成熟的成人也有可能面对诱惑的时候做出错误的选择，何况是还处在伦理混沌状态中的儿童。蛤蟆曾经在伦理混沌的状态下误入歧途，给他人造成伤害，也给自己带来麻烦。所幸的是，他在朋友的温情感召和经验教训下迷途知返，走上了理性与成熟的道德轨道。儿童读者由衷地羡慕自由快乐、胡作非为的蛤蟆，也真心地欣赏彬彬有礼、“野性已经得到充分驯服”[9]206的蛤蟆。蛤蟆的行为之所以能够得到儿童读者的认同，这是因为儿童读者从这样的艺术形象身上，可以依稀看到自己的影子。生活中的大多数儿童，就是蛤蟆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正在经历伦理选择过程的儿童像蛤蟆一样，还没有能力完全约束自身的本能与冲动，会不由自主地犯错，但慢慢增强的伦理意识又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而犯错之后往往会处于纠结惶惑中。从蛤蟆这样的迷途知返、重新受到朋友肯定和社会接纳的艺术形象身上，读者可以重拾生活的信心，获得改正错误的勇气。

伦理混沌或道德蒙昧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儿童文学作品常常通过描述处于伦理混沌状态下的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向读者进行伦理警示。蛤蟆的顽劣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驱动的结果，是儿童自然天性的体现。这样的行为放在年幼的儿童身上，透露着童心和童趣，因而能够得到儿童读者的喜爱。然而，儿童毕竟不能永远停留在童年，不能永远处于伦理混沌或者道德蒙昧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的成长，他们的心智和道德水平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发展。儿童成熟的程度，是由儿童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认知和伦理观念的接受程度决定的。如果儿童能够充分理解社会伦理规范，并以此来约束和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他就转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理性的社会人。从本质上看，儿童成长的过程，就是儿童学会遵守社会伦理规范、形成伦理意识，并用这些规范和意识来控制本能、指导行为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并不容易，蛤蟆不顾后果多次闯祸的行为就清楚地表明，人的自然本能放纵容易约束难。但蛤蟆最后的道德成熟也表明，只要运用恰当的方法、耐心地引导，儿童的自然天性迟早会让位于理性，最终能够形成伦理意识，逐步学会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选择。

《柳林风声》这类优秀的儿童文学典范通过奇妙瑰丽的想象、生动可爱的艺术形象和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表现儿童成长过程中自然天性和社会伦理规范之间的张力，既充分体现了儿童的天性，又充分表达了理性的诉求。如果说表现儿童的自然天性和天性支配下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构成儿童文学经典的表层结构的话，那么作品中隐含的成人社会对儿童读者的道德意愿则构成文本的深层结构。儿童文学不是儿童自己创作的，而是成人作家为儿童读者创作的独特文本，体现了成人社会对儿童读者的期许与意志。“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出儿童文学，在于需要通过这种适合儿童思维特征和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来与下一代进行精神沟通与对话，在沟通与对话中，传达人类社会对下一代的文化期待”[14]。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儿童明白人生的道理，是古今中外的教师的普遍做法。正如英格丽丝[15]所言，“给儿童讲述关于如何长大、如何幸福地生活的故事，是家长、老师和小说家们永恒的事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对自然天性的艺术展现来揭示儿童接受教化的必要性，对真善美的表现以彰显人性的美好，对儿童人格特征的生动书写来揭示儿童成长的规律，这些内容构成儿童文学经典的不朽内涵。让儿童在阅读审美的快感中获得心灵的启迪、情感的触动和道德的教化，是儿童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也是它们能够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淀为经典的根本原因。

据舒曼介绍，那个面容憔悴的小提琴手患有一种难言的男性疾病，他不配再有家庭，只有和舒曼相依为命。小提琴手对舒曼非常之好，将舒曼看成自己生命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伙伴儿。

[6] 周益民.梅子涵教授访谈录[EB/OL].http：//www.doc88.com/p-4159029519789.html.

[1] 江守义.文学经典的价值[J].文艺研究，2015(5)：58-66.

社会机体的自身复杂性以及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社会危机的发生与存在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危机尽可能少的发生，以及危机发生后如何有效化解，使人民生产与生活安定，社会有序运行。老子不愧为医治社会疾病的良医，将自然、社会、人类贯通成一个整体，开出了一系列危机预防与化解的良方。

[2] 聂珍钊[J].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J].外国文学研究，2015(6)：10-19.

六是深化水利领域改革创新，着力提升体制机制活力。深化水利建设管理改革，明晰各级事权划分，积极推进政府水利项目代建制。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竞争参与公益性水利工程的管护；全面开展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绩效考核工作。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探索农业水权有偿转换。

[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1-13.

一是教学内容偏重理论.与以往研究类似[9]，笔者所在高校地图学教学中，理论教学占用时间多、实践教学花费时间少，由于理论教学相对枯燥，导致学生难以形成浓厚的专业学习兴趣.虽然上课过程中穿插了少量的实践内容，但多是以多媒体形式演示，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较少，造成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实践能力欠缺.以地图投影部分为例，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脱节导致学生在后期数据处理和地图制作过程中难以解决出现的地图投影问题，阻碍了理论知识的转化应用.

[5] Wang Xiaolan.Status Quo，Current Trend and Hot Issu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tudy：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aria Nikolajeva[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2015(3)：1-6.

对C语言课程实践教学设计要兼顾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确保与学习知识的有效衔接，注重对理论的验证和理解；第二，确保实践教学组织与实施的实用性，要将实践课的实践价值体现出来，要注重培养学生C语言编程设计的分析能力以及解决具体应用问题的素质。既要打牢学生的基本功，又要注重激发学习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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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玛丽亚·尼古拉耶娃.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M].刘洊波，杨春丽，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129.

狗獾首先用社会伦理规范来引导蛤蟆，以期约束蛤蟆的天性，增强其理性。狗獾能够发挥道德监护人的作用在于他是动物社会的道德权威，代表着社会认可的伦理规范。通过河鼠和鼹鼠的视角，我们知道狗獾是一位“令人起敬的人物，由于其稳重的品行而享有很高的威望”[9]182，因而“每当人们遇到任何困难，他们总是去找狗獾”[9]57，寻求他的支持或帮助。他透彻了解“动物社会的行为规范”[9]54，能够对动物社会中各类成员的行为做出伦理判断，能够对动物之间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调解或者做出裁决。面对蛤蟆的胡闹，河鼠和鼹鼠深感无奈，于是他们寻求狗獾的帮助。狗獾原本就是蛤蟆父亲的至交挚友，但因为他的住处离蛤蟆庄园较远，未能及时了解到蛤蟆的动态。当他从河鼠和鼹鼠嘴中获悉蛤蟆人性的挥霍、飙车、制造车祸等胡闹行为后，狗獾这位道德法官谴责了蛤蟆的行为：“你一直在大肆挥霍你父亲留下的钱财。你不要命地驾车狂奔，多次撞车，多次跟警方吵闹，简直败坏了我们动物在整个地区的名声。独立行事固然值得称道，但我们动物绝对不能听任自己的朋友超出限度地尽干傻事。”[9]87狗獾作为动物社会的道德权威，代表了社会认可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当他以社会认可的道德体系去衡量蛤蟆时，发觉蛤蟆的行为背离了社会伦理规范，也知道蛤蟆的胡闹是缺乏理性的结果，因此决定用伦理规范去约束蛤蟆的自然天性，帮助蛤蟆培养伦理意识和判断能力。

[1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57.

[11] 曹文轩.文学：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J].文艺争鸣，200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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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泉根.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2)：44-54.

3.2.3 资产管理 在资产管理部分中主要是建立电子台账，确保资产账物相符。包括资产卡片建立、条码扫描、分户电子账、资产转移、资产报废、资产外调、资产折旧、公用设备租借、资产查询、资产盘点处理等。

[15] Inglis Fred.The Promise of Happiness：Value and Meaning in Children’s Fi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P，1981：33.

融资平台具有本土化经营特点，承担着本土区域的项目建设和公益性投入，以完成区域性开发职责为首要目的，一切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当区域发展和平台发展不协调时，政府必定会牺牲些平台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