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272-337)，又称君士坦丁一世。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帝王。他既是基督教中的大祭司，又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一生政绩颇丰，迁都君士坦丁堡，延续了东罗马帝国的繁荣；颁布《米兰敕令》，召开信经大会等对基督教的改革，在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古罗马皇帝大都对基督徒实行逼迫，为什么到君士坦丁时代转而大力扶持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动机何在？长久以来，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性质备受争议。君士坦丁是第一位有基督徒身份的皇帝，也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笔者试图分析公元4世纪前基督教的发展，以及从政治动机与信仰动机两方面分析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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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4世纪前罗马帝国的基督教

基督教发源于巴勒斯坦地区，随即众使徒向各地传播福音。公元前27年，罗马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开启了罗马帝国时代。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之前，罗马帝国经历了“和平”，出现“三世纪危机”以及帝国内部的激烈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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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4年“罗马大火”之前，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关系基本处于一种和平的状态。此时，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和教义开始逐渐形成，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教会内部出现了执事，即后来的“主教”；在传教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爱”为核心的律法。同时，相比较犹太教强烈的排他性，基督教开始突破犹太教民族性的限制，向普世性宗教的发展，更利于在罗马的传播[1]。

根据表1的数据显示，公元 40-公元350 年之间，基督徒的人数大约每年增长40%。

当公元64年，“罗马大火”发生之时，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迫害。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被确立之后才结束其迫害史。在此阶段，虽然基督徒遭到数次迫害，但基督教人数还在不断地扩展。据统计，“到公元4世纪初，帝国境内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就已经达到600万，教会的数目也由公元98年的42个增加到325年的550个[2]。美国社会学家斯达克(Rodney Stark)对早期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做出了数量上的估计：如下表1[3]7：

学界一般认为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基督徒的人数较多，而帝国的西部地区基督徒占社会人员的比例较低。学界一般认为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基督徒的人数较多，而帝国的西部地区基督徒占社会人员的比例较低。威尔·杜兰记载有：“到公元300年，在东方大约有1/4的人是基督徒，而在西方只有1/20”[4]268。通过罗马东西帝国基督徒人数的对比，也可窥探出东罗马帝国的政治相对安稳，从而利于基督教的发展。但是罗马帝国为何要大肆迫害基督教？究其原因，表面是基督徒的“一神论”与罗马民众的“多神论”之间的冲突，实则是由于两者文化不同的碰撞。那么君士坦丁大帝是如何化解这种矛盾，甚至使基督教走上国教的地位？

政敌加勒里乌的下场对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勒里乌患上了不可治愈的疾病，基督徒称那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他可能相信了基督徒的话，从而决定改变逼迫基督徒的政策。根据优西比乌记载的史料，加勒里乌宣布：“我们为国家的利益所颁布的一切法律，都是为了恢复罗马人的古老法律和传统纪律。我们尤其希望带领已经放弃祖先信仰的基督徒回归真理。在我们颁布法令，命令所有基督徒回归到古代的习俗后，许多基督徒出于恐惧而遵行了，我们不得已才惩罚其他基督徒。可是，仍有许多基督徒坚持己意，我们知道，他们既不会崇拜与服侍神祗，甚至也不会崇拜和服侍他们自己的上帝。因此，在对所有人的仁慈的驱使下，这样做似乎是公义的：宽恕他们，允许他们再次成为基督徒，再次在他们的聚会所中聚会，只要他们不妨碍公共秩序。作为对我们宽容的回报，我们将要求基督徒为我们的国家和他们自己向他们的上帝献上祈祷，以便国家可以繁荣昌盛，他们可以安居乐业。”[10]122

 

表1 早期基督徒人数

  

年份基督徒人数占当时总人口百分比401 0000.001 7501 4000.002 31007 5300.012 615040 4960.07200217 7950.362501 171 3561.93006 299 83210.535033 882 00856.5

二、 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动因之争”

研究组术前Ⅲ～Ⅳ期患者CA19-9、CA15-3、CEA、NES水平均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CA15-3、CEA、NES水平(P<0.05)，见表2。

持此观点的国内学者如张尧娉从“梦的启示”角度解释了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又有学者把政治动因与信仰动因相结合来分析[9]，其中郭苏星认为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既不是单纯的政治动因，也不是单纯的信仰动因，但又忽略了一些潜在的因素，比如当时基督教的发展趋势以及其母亲对他的影响。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的皈依是对基督教的真正信仰。著名罗马史专家琼斯认为君士坦丁大力扶持基督教是出于对基督教虔诚的信仰。而汉斯·A·桑德波德尔也认为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宗教信念，而非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君士坦丁并不是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家，而是一个信徒；他显然内心渴望得到某个最高神祗的保护。宣布信奉基督教并不能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毕竟他只要容忍基督徒就可以得到好处，何况基督徒还只是少数，尤其是在西方。”[6]24

一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大帝是一位野心的政治家，其中，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实为其政治目的，他认为“君士坦丁是一位工于心计的政客，为了在不完全依赖任何一方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会动用一切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来达到目的。”[5]216持政治动机的观点还有爱德华·吉本，他认为君士坦丁要为罗马帝国的衰亡负责，罗马衰亡的原因之一就是“野蛮文化和宗教获得胜利”[6]30，此处的宗教胜利指的是基督教会的胜利，可见吉本对基督教甚至是对君士坦丁持有偏见。同意此观点的国内学者如陈志强教授认为君士坦丁大帝所实行的宗教政策是为其政治目标而服务。他指出“为了减少政治威胁，稳定政治地位，他宽容基督教”、“为缓解各种矛盾，强化精神统治，他控制基督教”[7]，由此成为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重点从《米兰敕令》、“尼西亚信经”分析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动因[8]，这理由嫌似单薄。

君士坦丁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有基督徒身份的皇帝。一直以来，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性质备受争议。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出现危机，经济萧条，社会道德下滑，民众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鉴于德西乌斯与戴克里先试图借用异教来实现古罗马繁荣的失败，君士坦丁大帝把复兴古罗马的目标寄希望于基督教。这时的基督教给予他们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条中找不到的希望，基督教允诺人死后可以复生，还保证给予真诚忏悔的罪人也能获得永久的喜悦。基督教不但盛传于罗马下层群众，而且罗马军队中也存在一定的基督徒。

三、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动因“结合论”

这项法令颁布五天后加勒里乌就去世了，有的基督教史学家认为逼迫基督徒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虽然加勒里乌停止了逼迫，但是他的忏悔来的太迟。此外还有“暴君”马克西敏的描述：“暴君突然被上帝鞭笞击打，并陷入极度的疼痛，暴君向上帝忏悔，但其罪恶深重，上帝不接受暴君的忏悔。基督徒认为暴君所遭受的痛苦比他本应遭受的要少的多。”[11]425君士坦丁转而利用基督教来反对他的政敌，师出须有名，君士坦丁宣布对逼迫基督徒的暴君发动战争。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战胜了他的敌人，这可看出君士坦丁的政治动机。

东西如此，人也如此。一个人好与不好，不在模样上。俊朗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丑陋的人也不一定是坏人。这么说吧，高人不一定个高，高人是境界高，与身量无关。人附加值在哪里呢？在心。一个人，心好，就是好人，好人好气息。心坏，就是坏人，坏人坏气息。所以人也分贵贱，高人则贵，滥人则贱。君子则贵，小人则贱。

（二）教学个性化。个性化教学是教育信息化带来的重要改变，是对“因材施教”教学理念的深层次诠释和具体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可能。随着各种学生学业质量检测系统、学生评价系统的开发和使用，系统可以根据每位学生的发展情况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学习计划，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罗马人经历了公元3世纪的危机，加之基督教势如破竹的传播，冲击着罗马人的多神教的观念。公元306年君士坦丁当政，他将带领罗马人走向何方？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

关于君士坦丁何时开始信奉基督教的，我们不得而知，学者一般认为开始于公元312年。据基督教编年史家记载，君士坦丁在与马克森提乌斯的战争中，在梦中得到一个启示，“要他将一个基督教的象征物放到他士兵的盾牌上，之后他命令他的士兵在盾牌和军旗或拉伯兰旗上使用一个看似希腊字母Chi-Rho 叠置在一起的标志。这两个希腊字母是“基督”的前两个字母。”[10]124君士坦丁随即命令在自己和士兵的头盔盾牌上烙印这个标记。据说士兵们戴上此标记后备受鼓舞、士气高涨，最后君士坦丁大帝攻克大敌，顺利进入罗马城。从此，他相信“基督徒的上帝”所拥有的力量，并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上帝保佑。一个“梦的启示”竟改变了君士坦丁的命运，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说：“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活见鬼事件组成的。”细细想来，竟与中国古代的“托梦之说”如出一辙，再者也为君士坦丁大帝披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这里面不仅包含其政治动机，也暗含着信仰动机。君士坦丁作为帝国之王，故不能丢弃大众所信奉的多神教，借“梦的启示”来提高基督教的地位，这也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精明之处。

基督教是连接欧洲古代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桥梁，而君士坦丁就是构筑这“桥梁”的关键人物。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共同颁布的《米兰敕令》被认为是基督教的重要转折点。事实上这是一封信，是李锡尼写给曾经受马克西米努斯·戴亚管辖的各个省督。《米兰敕令》的主要内容是：“要他们终止一切迫害基督徒的举措，没收的教产，无论是来自个体还是团体，都必须迅速归还，而且所有公民，尤其是基督徒——但是也包括所有其他的人——都可以自由信奉他们选择的宗教。”[6]26

《米兰敕令》给予基督徒前所未有的宗教宽容，也标志着罗马正式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开始转向支持基督教。学者们一般认为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固然有一定的信仰因素，但其中的政治动因显而易见，主要是为了控制教会，加强皇权。君士坦丁是以宗教信仰为政治战争服务。

君士坦丁为调解教会内部矛盾，积极参与教会事物，为此给各省总督写信并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君士坦丁下令在罗马召开旨在促进教会团结与和谐的主教会议的中提到给罗马主教的信：“……正如细心勤勉的阁下所知，我尊重合法的大公教会，不愿意大公教会在任何地方出现任何一种分离或分裂。最尊敬的阁下，愿伟大上帝的神圣大能常年保守你们的平安！”[11]461君士坦丁下令举行弥合主教间分歧的第二次主教会议中给叙拉古主教的信：“……凭着坚毅的阁下阿德权威，以及其他到场主教统一一致的智慧，这可耻可叹、拖延至今的争吵也许能被真宗教、信仰与兄弟般的和睦取而代之，尽管这来得太迟，愿全能的上帝常年保守你的健康！”[11]462君士坦丁作为皇帝，手握重权，并没有用命令式的口吻要求教会做出改观，而是以平和性的语言与各主教商讨。从以上两则信件的内容看出君士坦丁对各主教态度的谦逊，这种谦逊也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所应有的，同时体现出他对上帝的虔诚。此外还有君士坦丁给予教会金钱以及教会领袖免于所有公共责任的信件。

君士坦丁还调停了关于阿里乌之争。阿里乌认为基督是一个受造物，基督在出生或被创造前并不存在，基督可有可无。他否认圣父、圣子和圣灵为一体。这引起了教会内部的争论，特别是主教亚历山大极力反对阿里乌派主张。君士坦丁扶持基督教就是为帝国能有统一的思想，没料到教会内部出现纷争。因此，君士坦丁主持召开尼西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尼西亚信条：

“我们信仰唯一的上帝，天父，万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一切肉眼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我们信仰唯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子，在一切时间之前他来自圣父，光来自光，真神来自真神，来自而非造自圣父同质，一切事物经由他而存在，为了我们人类，为了拯救我们，他下凡，从圣灵和圣母玛利亚化为肉身，成为人，为了我们被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钉上十字架，承受痛苦，埋葬，并且依据《圣经》在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手边，并且会在荣耀中回来审判有生命的和已过世的，他的王国不会有终点。我们信仰圣灵，主和生命的赐予者，他来自圣父，他和圣父圣子一起接受崇拜和荣耀，他经由先知传达圣意。我们信仰唯一神圣的天主和使徒教会我们承认洗礼赦免罪恶。我们期待死者复活和下一个年代的生活。阿门。”[6]118-119

缘于信仰之争的尼西亚会议实则是一场各宗教教派之间的政治搏杀。尼西亚信条确立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这符合君士坦丁想要统一各种信念，加强了教会信仰的统一性。君士坦丁还告诫其他皇帝不要迫害基督徒，在他时代建造的君士坦丁堡是为了献给“殉教者的上帝”。他认为那是上帝的旨意。巴恩斯(Timothy D.Barnes)概括了君士坦丁的一生：“312年后，君士坦丁认为，他作为皇帝的主要责任在于，谆谆教导臣民追求美德，并且说服他们敬拜上帝……，他尽管有各种缺点，对个人权力充满强烈野心，但仍然真诚相信，上帝把一项特殊使命赋予他，即让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11]474。无论从《米兰敕令》，还是从召开的历次会议上看，作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努力保持帝国的稳定；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也尽力维护教会内部的统一。身兼这两种身份也使得他皈依基督教的动机不能够纯粹，因此，他皈依基督教是政治与信仰动机的结合。

四、余论

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基督教遭受迫害已达十多次，但是通过基督教信徒人数的数据分析，基督教反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到公元4世纪初，随着基督教内部的改革，教会组织及教义逐步形成，这时的基督徒已占帝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又鉴于罗马民众经历“三世纪危机”之后的恐慌，基督教信奉的一神教与罗马民众信奉的“多神教”的冲突，君士坦丁大帝作出选择，利用基督教以维护帝国的统治。从“梦的启示”开始，逐渐相信基督教，到后来颁布《米兰敕令》以及召开公会会议，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逐步把基督教引向国教的地位。

此外，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是一名基督徒，且他非常敬爱其母亲，这也可成为他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之一。当然，有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临终前才接受洗礼，这似乎是对君士坦丁的虔诚提出质疑，但临终前受洗并不是君士坦丁一个人的特例，且他作为帝国皇帝，临终前受洗又可减少一些束缚。爱德华·吉本认为“无意中夸大的颂扬有时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开始所表现的虔诚或许是故作姿态，经由赞扬、习惯和典范影响，逐渐变成严肃信仰和热诚皈依。”[12]130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大帝大加赞扬，称其“为上帝所爱的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动因与政治动因互相交融、不可分割。无论他是出于政治还是信仰动因，最终达到了名利双收的结果。君士坦丁开始信奉基督教源于他得到上帝的启示后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他相信上帝的力量，这可归于信仰动因，但同时他又希望利用上帝战胜敌人，这显现出他的政治动因。再者，君士坦丁既扶持基督教，又担任罗马多神的大祭司；他皈依基督教后，罗马货币的图案仍为“不可征服的太阳”。罗马帝国规定，每周的第一天被用来崇拜——显然，这既是崇拜基督，也是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阳”。[10]142这可能显现出君士坦丁模棱两可的立场，甚至有人谴责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不虔诚。其实君士坦丁明白，他的臣民尤其是罗马元老院的贵族大都是异教徒，他不想与异教徒发生冲突；就他所处的境遇，宗教与政治不可分离，他能做到的就是颁布更多倾向于基督教的政策。诚如罗宾·莱恩·福克斯评价君士坦丁:“自从圣保罗以来，为统一基督教最努力不懈的人。”[6]93就尼西亚信条而言，它既促进了教会的统一，也加强了皇帝对教会的控制，而且皇权要高于教权。此后皇权与教权不断博弈，由此奠定了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之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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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优西比乌.教会史[M].保罗·L·梅尔，英译,评注.瞿旭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12]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