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者乎”！桐城派号称“天下第一文派”。清代中叶以降，文人士大夫，或深或浅，或正或反，大都与之有过“亲密接触”和“深入对话”。桐城派何以成派？又何以绵亘二百余年，流风余韵传播至今？面对如此特别的文学文化史现象，前贤时俊，各有申论。而深究之，我以为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桐城派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文方法；一是桐城派要员大都职为教师，传道授业，薪火相递。前者，以“义法”、“雅洁”，“义理、考据、辞章”为矩矱，规模学子作文训练。理论与方法合一，简便易行。以致于陈衍直言：“方姚之后，文法大明，作文甚易。”后者则因为教师职业天份，善于也乐于编选选(读)本；以所选之范文，引领学子；使其读书作文起步之初，即有法可依，有文可仿，学以致用；学步轨辙，正门正派正宗。并藉其选(读)本，潜藏文派的文学趣味、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如此一以贯之，标举文统，形成文派。

一、方苞姚鼐选本一代之翘楚

值得称誉的是，自方苞、姚鼐起，桐城派古文选(读)本，往往成为一代之翘楚。

作为桐城派始祖，方苞为桐城派奠定的理论基石就是“义法”说。要求文章写作“言有物”、“言有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义法”说，汲取了先秦以来史传文、古文写作的理论成就与经验，也融会入他自己读书、写作的感受与体悟。在方苞看来，古文写作的法则，同样也适用于时文写作。因此，他在应和硕果亲王允礼编选《古文约选》时，即据此原则取舍范文，作为“制举之文”之准的。古文义法既然旁通于时文，那么古文写作训练自然有益于时文写作，有益于科举考试。在八股取士制度笼罩下的文学教育，承学之士，必治古文。古文成为士人学子必备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技能。具有授徒课文与四试科第之人生阅历的方苞，对于私塾教育“教科书”的杂乱状况，对于士人学子古文与时文写作训练茫无舟楫之窘态，既了然于胸，也感触良深。基于此种考察，方苞乃约选两汉篇章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并明确地表示，其《古文约选》是为莘莘学子初学古文提供入堂“门径”和写作“津梁”。一言以蔽之，即为“初学者示范”。为此，他在例言中为初学古文者构建了一个可资效仿的古文文统：四书五经、周秦诸子、左史八家。于是，桐城文统亦由此成立。其“义法”说，也由所选定的古文篇目得到确认和体现。

继承并光大方苞“古文选本”最成功者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古文辞类纂》收文770篇，虽然较《古文约选》扩充一倍多，但遵循《古文约选》之溯源六经、《语》《孟》，推求《左传》《史记》《公羊》《谷梁》《国语》《国策》之义法作为古文路径；同时，姚鼐由此扩而广之，切究两汉古文、唐宋八大家，并辑录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古文，作为初学古文者之范文。选本路径的方向大体一致，显示出桐城派标举的文统已经形成。

有教科书张扬旗帜，比空洞的说辞要实在，而且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扬州梅花书院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显示了姚鼐的匠心独运。对于规模弟子古文写作，拓宽阅读视野，提升审美功能，很有作用。他改变了前人古文选本繁复、淆乱和庞杂的文体分类，更不取方苞选本不分类的范式，而将文体归并为十三类；并逐类阐述了其渊源、特点、功用及代表作品和选录标准。文体的删繁就简，使得各类文章的功用性大大突出。诸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类这些文体，在当时几乎都是适用性、针对性很强的应用文体。辨别体裁，视前人乃更精审的姚氏分类，简明恰当，确实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学以致用，这一古老的教育箴言，是这一分类广为流播和接受的最好诠释。

历史行进至晚清，新学兴起，西洋新知盛行，甲午前后，渐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以经史百家为中心的传统旧学知识体系则日渐衰微，解体之态似乎也难以遏抑。于此，吴汝纶感受最为深切。“曾门四弟子”中，吴汝纶序齿在后，又年寿最长，且著籍桐城。如何纾解文化困境，成为他晚年上下求索的主要内容。一方面，他推崇薛福成“转移风气，以造人才为第一”的观点，性喜以西学引掖时贤。认为“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兢兢于西学的引进，冀西学以自强。另一方面，又恋恋不舍于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吾国周孔遗业，几成绝响”。认为“中学之当废者，乃高头讲章、八股八韵等事。至如经史百家之业，仍是新学根本”[1]32,122,209,153,385。因此，他在主持莲池书院时，就传统文化为门生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法：“减损之法”，试图以此两全其美。广受门生揄扬和传播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刻印本)就是吴汝纶的具体实践。《读本》与姚鼐《古文辞类纂》相同。择录古文二百九十余篇，亦为姚氏所采。因而，“吴氏读本”显然是“姚氏选本”的节本。

二、晚清桐城读本导初学以正路

姚鼐辗转各大书院，从教四十余年，此选本亦随之不断修订。因此，这一选本的另一特别之处，就在于将学生的接受放在第一位，如何适配书院的文学教育成为其编选的最大愿望。不同于方苞《古文约选》是为满足官学学童修习八股时文之需，姚鼐选本则是为书院弟子研习古文辞赋、切磋学问之道而编选的教材。尽管书院弟子亦有制艺之举，但与官学及私塾之学童，在层次和素养上显然有高下之别。此类学生，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学有所成，如何立身济世，如何修心养性。教育的适配对象不同，姚鼐在强调古文致用性、适用性的同时，突出古文审美功能的揣摩与掌握，显然顺理成章，容易理解了。没有大言欺世，抛弃高深莫测，姚鼐以具体的范文、精当的评点，启沃门生，将自家学术追求、古文创作感受与文章选录意味融入授徒课文的文学、文化教育活动之中，这样的老师当然是负责任、有情怀的导师。学生接受这样的学术训练，既是沉潜文章学问、接受文学(古文辞)技能的强化培训，更是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人格养成和文化修养的锤炼。由此可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所以被士人学子奉为圭臬，表面上看因其采辑之博、选择之精、分类之善，文学眼光与文学趣味适为修学古文者示范，但内在本质却是当时儒家文化教育之思考和实践的结晶。

吴汝纶据此节本，细加评点，授之及门诸生，与其极力推崇姚氏《古文辞类纂》之言行十分吻合；更与其山长莲池书院关系密切。出自吴汝纶这样的名师，自然是精思傅会，具有很强的古文之学练针对性。从教育效果来看，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后，教化大行，一时风气为之转移。才俊之士奋起云兴，先后相望不绝也。而且士风大开，尤重中外大势及经世济国有用之学。时人赞叹：“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2]可见，虽然吴门弟子的古文成就未能超越曾门弟子，更不及方、刘、姚、曾；但在晚清，能够以“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治有用之学”而称誉于世，吴汝纶的文学、文化教育，不失为成功明智之举，承上而启下。

自方苞、姚鼐起，适配性就成为桐城派选本的主要特色之一。根据相关对象的需求而遴选文章，编定选(读)本，将学生的接受置于首位。如此，学生诵读、涵泳经典范文，既是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人格养成和修养积淀，又通过揣摩范文之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能够领悟文章写作之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逐渐掌握作文方法与技能。纵观两百余年间种类繁多的桐城古文(国文)选本，这种适用性与实用性的统一与强调，确实是一以贯之的。

( ) 11.If_____ calls, tell_____ I’ll come back soon.

晚清民国期间，以吴汝纶弟子为核心的桐城文人审时度势，应时所需，编选了不少国文(古文)选本、读本。比较同类而言，其编纂者眼光、识见与水准，显然更胜一筹。其苦心孤诣与文化情怀，今天读来，依然境界高远，不得不为之折服而敬意满怀。

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大多具有收益性低、风险性高的特点。前者因为特色小镇建设虽然以产业发展为主导，但同时以完善设施服务、建设宜居城镇和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很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完善与公共服务提高方面，这一类项目收益率非常低。由于特色小镇项目的建设周期都比较长，一些涉及农业、旅游、环保、养老等融资项目建设周期一般都需要3～5年以上。需要融资的额度比较高，项目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就加大了项目融资的风险性。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这两大金融属性，加大了项目建设的投融资难度。

马鞍山路高架桥连接合肥老城区与合肥滨湖新区，是合肥市内南北向的主干道。高架桥主梁采用现浇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箱梁为斜腹板形式；与地铁车站重合段主梁采用连续钢箱梁，其基础直接坐落在车站顶板上，并通过车站立柱将荷载传递至立柱下桩基。车站两端区间采用盾构过站。

一百年前，新式教育初创。著名桐城文人、吴汝纶侄女吴芝瑛于1908年编著出版了《俗语注解小学古文读本》。其编选策略和教育目标是：一曰“短”：选录古文七十余首，短小精悍；且多为传诵千年之经典片段。二曰“洁”：选文虽短，但合于“古文法式”，义法雅洁，清真雅正。诵读模仿，可令儿童初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就起步纯正。三曰“情趣”：暂时回避高深的义理和浓烈的情怀，从浅显入手，使读者易于领会；让儿童在趣味盎然中，知晓人伦大道，领悟社会公理。“不独令学子乐而爱读，且资长其智慧”[3]。尽管时过境迁，但大浪淘沙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此种编选眼光与识见，的确高人一筹。由此而形成的国文操练路数，确为小学国文教育之正宗正派与正途。此教科书亦因此成为上乘儿童古文读本。

1913年1月，晚清民初桐城派著名文人林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合作，印行《中学国文读本》，这是顺应新式教育、应运而生的桐城派新式选本。不同于桐城诸家以“类”纂文、从古及今、由源到流的编选方法，林纾采取了“倒叙”的策略，次序自清代上溯元明而宋而唐而六朝以至于秦汉三国，由近及远，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浅及深则是这一策略的核心。根据学生年龄、阅历、理解能力的梯度，安排由浅易到闳深的古文诵读和学习，契合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吴芝瑛的努力可谓桴鼓相应，符合新式教育的特点、规律与要求。而在选录标准上，林纾也取径宽松，范围拓展。不仅如此，林纾的“国文读本”评点亦颇有自家面目。他不取吴闿生详评细述、条分缕析的评点方式，而是“于文中大节目处，特加圈点并附评语”[5]。观览其八册国文教科书，于所录之古文“大处、远处、非常华丽处”，林纾才略加点评，摈弃喧宾夺主，代之要言不烦。如此举重若轻，就读者接受而言，其实更轻松愉悦，感悟之机往往得以发启。就此而言，林纾的一二点醒较吴闿生的“下笔千言”，更得姚鼐真传。而且，有意与无意之中，与新式文学教育讲趣味、重性情若合符节。这套课本亦因此成为晚清民初历时最久、发行量最大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一，影响深远。

用特定方法得到完好结果的重要说明是这些结果与用另一方法所获结果是一致的。我们将神户和伊兹米特地震获得的二阶矩与由Ide等（1996）和 Clévédé等（2004）确定的滑动分布进行比较，发现结果大致与这些研究一致。尤其重要的是与Clévédé等（2004）的结果的比较，他们由长周期远震面波确定二阶矩并通过现有的各种滑动分布模型对二阶矩进行评价（即，他们提供了由频率范围巨大的数据得到的二阶矩）。此外，他们还设计了等效模型方法（假定断层上滑动分布的简化模型），并根据等效模型属性可以相互检查的观点测试了已知滑动分布。得益于此，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二阶矩排列进已发表模型的序列。

1913年6月，著名桐城文人、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印行出版了《国文教范》。其目的就是试图以古文评选，为学子提供古文模范，循其涂轨，进而感知古文之内在民族精神，以此“增融化之力”、“供我进步之资粮”。虽然，吴闿生评析古文仍以文章义蕴、写作技法为主，其思路、手法与前文所述之《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如出一辙，但十余年文化教育的天翻地覆，其着眼点由着力古文文统道统的承传，转变为文学、文化素质的养成；意图与目的变为“精研吾国雅文之传”，以便“收彼学之长”、“增融化之力”[4]。虽然还是贯彻桐城文统与道统，但已经与时俱进，强调学以致用。

民国十二年(1923)五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发行由著名教材编纂家秦同培编著的《言文对照初级中学国文读本》。该选本就秉承了桐城选本上述之优长。该教科书为初中学生古文读本。分为三册，第一册为记叙文，第二册为说明文，第三册为议论文。选文“所选均趣味浓厚，合于初级中学生之心理”。课文内容虽然社会人生、天文地理，涉猎广博，但大都“浅明易晓”，偏重叙事文体，强调文章的记事、说明等基本功能，即使议论体文，“均以辨事类为多”。在此基础上，突出古文义法，“导初学以正路”。三册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切合中学生接受能力。特别是“要旨”、“评论”、“注释”、“译俗”四部分，精彩绝伦，卓尔不群。“要旨”，“揭明文中用意，或文中应有之余义。”[6]言简意赅，直探文心。“评论”，“则就形式上可取法处加以提示”，意在文章作法。三言两语，彰明义法，解析笔法。举重若轻，非熟谙古文之道者，不能为也。学生诵读范文，旁参此评，文章之道，自然了悟于胸；操笔作文，借鉴模仿，技能亦必然日进矣。“注释”，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显示了编者的深厚学养。“译俗”，即今之白话文翻译。其白话风格为民国初年之景况，大都明白晓畅。该读本极具桐城风神，曾风行全国各地十余年，可视为桐城古文选本遗响之作。时至今日，大部分篇章，仍然适配当代中小学生之文学教育。

攀西钒钛磁铁矿是自然界赐予攀枝花市的独有资源，其中钛的储量占全国钛总储量的95%左右。然而，截至上世纪90年代，从钒钛磁铁矿中回收钛铁矿的工艺仅有重选-电选或重选-磁选工艺流程，且只能回收大于0.074 mm的钛铁矿，回收率极低，仅仅10%左右，钛铁矿资源浪费十分严重，攀枝花全市钛精矿的年产量仅仅5万吨左右。

三、疗救当代文学教育弊病的桐城派药方

通过深入研究，在我看来，晚清民国桐城国文读本，对于疗救当代文学教育之弊病，颇有价值与作用。

其一，由浅入深，惟在接受。桐城派选(读)本,《古文辞类纂》最为经典，也最具权威。但问题是，《古文辞类纂》乃姚鼐当年为传统书院“资深”举人、秀才们研读古文而编定。厚厚两大册，近400篇古文，高文典章，几乎一网打尽。美则美矣，但其深度，已经远远超越了新式学堂里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因此，晚清民国桐城古文家们，改变策略，选择“短洁”浅近的文章而替代之。虽然编选理念，与《古文辞类纂》如出一辙，但选文因时而变，满足了教育转型与变革期的时代需求，更切合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突出适配性，桐城派选(读)本这一编选原则，应当引起当代语文学界的反思。

其二，情趣盎然，路径正宗。晚清民国桐城国文读本，重视叙记文体，选文大都浅明易晓、情趣浓厚。义理纯正，但规避道德说教；义法雅正，却情感真挚，易于领悟。如此这般，“导初学以正路”，足以令当代那些“假大空”课文相形见绌。

其三，重视作文训练，学以致用。就文学教育而言，学生是写文章要紧，还是掌握知识重要？桐城派选择了前者。晚清民国桐城国文读本，秉承了这一优长。其选文既琅琅上口，易于少年儿童阅读背诵，能较好较快地提高国文水平；又文法精妙，评点精当，便于模仿，能够切实有效地增强写作能力。由此而标示，语文成绩的高下，不惟知识，更重要的是技能与情怀。这种抉择与智慧，不亦令当今“考家”们汗颜乎！

如此说来，阅读桐城选本，聚焦桐城派独特的文化符号，对桐城派研究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拓宽桐城派研究视野；更重要的是，能够落实并转换研究成果的文化价值：那就是，由此可以增强中小学生阅读文学经典的兴趣，积淀其国学修养，提高其作文技能。虽然说开卷有益，但只有阅读经典，阅读圣贤，阅读科学，方能澡雪精神，涵养性情，放飞心灵。沉湎于“电子快餐”读物，永远都是南辕北辙。就少年儿童而言，好读书，会读书，读好书，日后才能有才华，具风骨，能担当。而恰恰在这一方面，桐城先贤所编选的文学选(读)本，实用实在，正门正派，功能强大。其经验与智慧，我辈后学，在钦佩、赞叹之后，其实应该认真汲取、传承，并付诸于行。

参考文献：

[1]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M].黄山书社,2002.

[2]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M].莲池书社刊行,民国十八年.

[3]吴芝瑛.俗语注解小学古文读本：“严钊序”与“凡例”[M].吴微，点校.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吴闿生.国文教范：王金绶序[M].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13.

[5]林纾.中学国文读本：凡例[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6]秦同培.言文对照初级中学国文读本：凡例[M].吴微，点校.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