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是19世纪著名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的一部杰出地揭示人类本性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反映新英格兰清教思想和人性意义的小说，它细腻的心理剖析与对道德价值观的缜密审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之其简洁典雅的意象集思想与美学理论之大成，引起了文学界一个多世纪的关注及热议。在学术界对于《红字》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

小说讲述了在17世纪的波士顿，一位女士赫斯特成为监狱的座上客，成为违背道德，违背清教教义的众矢之的，被判罚站在广场邢台上示众，被众人围观指点唾弃辱骂。从那一刻开始，她的胸前就戴着象征她通奸及耻辱的红字A，怀里抱着她的婴孩，但婴儿的父亲无从找寻。赫斯特的丈夫齐灵沃斯，一位知识分子，回到波士顿后发现自己貌美的妻子竟然由于通奸被惩罚示众，万念俱灰，立志耗尽一生时间也要找出和妻子通奸的那个人复仇。牧师狄梅斯代尔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齐灵沃斯假扮医生陪伴并监视在牧师左右，折磨其身体的同时，探查秘密，追查真相，摧残其灵魂，让其饱受心灵的折磨。小说结局，狄梅斯代尔牧师在布道结束后在大众面前认罪并死在了刑台上，得到了灵魂的解脱。

我期中考的成绩都及格，社团生活也还可以，虽然专业社长很白目，但珊珊学姐人很好，我跟其他社员的相处也算融洽。

更主要的是，毕业班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增多，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忙实习等，自主性比较大，学校对于学生的约束力弱化，班级管理趋向松散.目前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逐年上升，学生的就业压力也随之不断增加.学生大多闻招聘会而动，置学校的课业于不顾，奔走参加各类型的招聘会，很多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签定协议时，还要求毕业生先实习一段时间，甚至要求学生提前去上班.因此，对于毕业班的管理如果太严，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就业；如果太松，将会助长学生逃课和旷课的行为.管与不管，如何管，使教学管理处于两难境地，日常管理与毕业生就业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1].

笛卡尔认为，“身体和精神是两分的，身体代表着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虚幻的一面；精神则意指着理性、稳定性、确切性、真理”[1]1。同样，在基督教神学里，身体是“罪恶的渊薮”[1]1。身体，只能作为生育与繁殖的机器。而欲望与快感，作为身体的力以及能量，应该无条件地储存与藏匿起来。身体这一意象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其相应的意义。“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这一切都将身体局限于生产性的劳作中。身体只有在劳作时，才能醒目地存在，也就是说，身体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性机器而存在：要么是生产性工具，要么是生殖性工具”[1]1。又如尼采所说，身体总是从属的，次等的、轻微的、卑琐的，在哲学中，它是不堪入目的。在尼采和福柯看来，身体无论是在何种领域和层次都占据着一个非常醒目的支配性位置。“作为爱恨情仇各种情感的对象，身体既是我们自己，也可以说是他者。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它是主要的自恋对象。而对于虔诚的禁欲主义者来说，它是阻碍精神圆满的危险的敌人。在多数情况下，身体在诸如此类各个极端之间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位置，它既是快乐的主体和对象，又是无法控制的痛苦的化身，对理性的反抗，以及终有一死的载体”[2]1。《红字》的叙事中有多处关于身体这一意象的隐喻：赫斯特带有标志性红字A 的身体，代表着女性被征服和被控制的身体；青年牧师狄梅斯代尔病态的被折磨的身体，象征着被罪恶折磨的灵魂；齐灵沃斯畸形的身体，代表着权力操控。在作品中，身体叙事贯穿于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刻画了赫斯特的强健美丽又饱受凌虐、侮辱和损害的身体，记录了原本健康健壮但遭受罪恶折磨后羸弱的狄梅斯达尔牧师的身体变化，还描述了齐灵沃斯在发疯的复仇过程当中其原本天生残缺的身体愈加疾患重重等。这些人的身体促成了情节的发展，也成为寓意丰富的符号，从不同程度反映了身体所处社会的迥异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红字》中关于人的身体、人的欲望的描写，不仅揭露了病态的社会意识，而且宣扬了人性真善美的本真状态。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身体方面的变化就是他们人性中善与恶的表征。《红字》中体现的系统化规训辐射到了宗教、性别、道德等文化层面，通过身体意象展示小说中的身体困境，深入解读霍桑在这部小说中所揭示的别具一格的身体政治，并将清教对人的迫害与人对幸福的追求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运用正确的身体政治意识找回自我，获取社会认同，追求爱人与被人爱的权力。

α-乙酰乳酸脱羧酶是柠檬酸代谢途径中生成双乙酰的重要酶。丙酮酸在α-乙酰乳酸合成酶作用下合成α-乙酰乳酸，在α-乙酰乳酸脱羧酶的催化下极易脱羧生成乙偶姻[35]。α-乙酰乳酸在氧化脱羧反应下生成双乙酰，一部分由双乙酰还原酶作用转化为乙偶姻，乙偶姻在乙偶姻还原酶的作用下降解为丁二醇，乙偶姻和丁二醇的味阈值较高，对酸度风味影响不大，但双乙酰对酸奶的风味影响很大，故可以从调控α-乙酰乳酸脱羧酶与双乙酰的协同作用研究。

一、身体规训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女性的美德往往意味着顺从、谦卑和贞洁。对于赫斯特来说，贞洁不再，受到全社会的唾弃，被驱逐到城外之后，在孤零零茅草屋，这个明显不属于集体的地方，只能顺从规训，谦卑地做一些有益于挽回名节的善事以求得救赎。而狄梅斯代尔牧师，像耶稣一样或者作为其虔诚的信徒被看作是圣人，认识他的人经常称呼他“尊敬的狄梅斯代尔牧师”，“神圣的牧师”等。这样一个具有神圣光环的男人，与他人的妻子通奸，着实揭示他难以启齿但又痛苦不堪的人性罪恶，一直饱受着良心的煎熬与谴责。通奸，是性别话语下男性霸权的体现。男性渴望从女性身体中获取性愉悦，也是女性身体诱惑力的体现，虽然这种行为是令人所不耻的观念性禁忌。但是，见到这么“五官端正、肤色红润，而且眉毛秀丽出众，眼睛乌黑深邃”[3]6的赫斯特，狄梅斯代尔牧师也“不例外地”陷入男女之情的拘囿。由于一直处于被凝视的位置，一直习惯于被赏识，一直在以他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世人言语的嘲讽与猜疑之中，年轻的牧师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之良心的煎熬，内心罪恶感的折磨，他不再认为自己是真实的，认为自己一面是真善美，一面又是罪恶丑。他“消瘦不堪、脸色苍白”[3]68。狄梅斯代尔牧师光辉形象的陨落，象征着当时社会灭绝人性、不合时宜的清教禁欲主义对人性的磨灭。相比之下，齐灵沃斯境遇同样也很不堪。他在形体上天生残缺，肩膀一高一低，相貌丑陋，黝黑的脸。齐灵沃斯自责，鄙视自己“我生来畸形……认为聪明才智在一个年青女子的心目中可以用来掩饰生理上的缺陷”[3]78！然而，并不是这样。这样一个年逾古稀、不修边幅、身体颓败、行事怪异的老人，他“急切的、搜索的、近乎凶狠而又谨慎设防的神情”彰显了他魔鬼般的邪恶，也诠释了处于社会边缘，不受社会爱戴的他的孤独与痛苦。他只能通过巧舌如簧的自我推销达到其揭露事实的目的。他的胆大包天以及谎话如悬河滔滔不绝，成为他巩固自身地位、赢得他人崇拜的有力保障。他的邪恶的暴力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通过各种梦境、幻想和联想，洞察到他的病人狄梅斯代尔牧师隐匿在背后的焦虑和罪恶，并对他实施身体和精神暴力。霍桑对“身体”意象的残缺的描摹乐此不疲。有时，残缺的身体是绝佳的载体，人们可以由此对社会体制等一窥端倪。狄梅斯代尔与齐灵沃斯两人的身体每况愈下，都与其内心的罪恶有关。这种残缺的身体既承载着他们富有威望的过去，又能表达他们陷入罪恶绝境的现实。由此可见，两位男主人公的身体疾患却是霍桑刻意为之的一个隐喻，他们的病症的起因不能在身体中寻找，而要在心理中找寻，因而治疗方法与身体无关，而与心理有关，需对人性的进行挖掘。同时，它表明，罪恶是违背历史和人性的反动潮流，人们有必要对它展开批判和解构，并且强调，身体疾患往往是思想障碍的表面特征，更是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有力佐证。

身体政治，福柯认为是将惩罚技术置于身体政治的历史中。惩罚和监狱属于一种涉及身体的政治技术学。他就是要将身体和惩罚环接起来，从而透过身体来展示惩罚史，展示谱系学家的惩罚史[1]5。规训是强制性的，规训是一种技术，在社会中随处可见。在清教社会严苛的禁令下，似乎赫斯特是不道德的，为人妻的同时还与他人通奸育有一女，难以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同样作为女性的波士顿妇人们，对她没有丝毫的怜悯同情，有的都是嘲讽与憎恨。从监狱走出来的赫斯特，俨然就像是一种被权威规训的肉体，逐渐取代了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并不乞求宽容，已经准备接受应得的惩罚，只想自己一个人把罪恶承担，不想牵涉他人。“那扇钉满尖铁的橡木牢门”[3]3，以及熙熙攘攘并露出严峻表情的波士顿居民的观望，说明在他们的性格中，宗教和法律已经完全融合，“以至在公共纪律方面的最严厉的和最温和的举措都同样使他们感到敬畏和惧怕”[3]3。清教社会对人的拘囿，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变得循规蹈矩，小心翼翼，义愤填膺。集市广场的刑台“几乎就坐落在波士顿最早一座教堂的屋檐之下”[3]7，赫斯特就是被大张旗鼓地带到了这里接受示众惩罚的仪式。示众台、游行，这种仪式即是社区成员无情地羞辱和咒骂，居民的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甚至是沉默，都暗示了她是有罪的、被隔离的对象。赫斯特经历了当众惩罚和监狱单独隔离。正如福柯所说，“惩罚和监狱不仅仅是一系列压制机制，更具有复杂的社会功能”[4]271。这种公开仪式的构建，它是一种政治仪式，“它是一种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体来使得所有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并不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4]278。乱哄哄的队列中的人们“并不理解眼下所发生的事情，只知道学校为此放了半天假”[3]7。这种全员参与的“狂欢化”以及“戏剧化”的场面，“一是为了以儆效尤，使民众产生恐怖感，二是使民众参与惩罚，使民众的报复成为君主的报复的一个组成部分”[4]278。不仅是对赫斯特的惩罚，同时对在场的所有民众都是一种警示。在道德话语影响下，赫斯特与年轻有为的牧师狄梅斯代尔的私情，是当时社会所不容的。她只能刻意压制自己的身体欲望，在被迫接受外界权力话语监视规训的同时，她自身也在用道德教条将身体规范化和模式化，为再次达到与清教观念一致的言行进行悔过。

二、爱欲本能

从古希腊开始，身体就作为灵魂的对立面而存在，被看作等而下之的粗俗鄙陋之物。著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指出，贪恋感官享乐与肉体经验的人必然会失掉思考能力。官能的欢愉是阻碍人们追求并接近真理的拦路虎，对身体的过于关注只能导致人们成为身体的奴役。在基督教的文化话语中，身体是单弱无力并充满原罪的，《圣经·罗马书》就曾认为，人的身体无法远离混乱的激情、认知的纰缪和最终的死亡，贪恋肉体便代表着死，珍视灵魂则象征着生。因此许多神学家认为身体就是罪恶的根源与土壤，他们揭示出人类在伊甸园的沉沦与堕落便是迷恋肉体欢愉所导致的，身体是“罪恶的来源”。身体在基督教文化中被认为是“知识的密码”，身体经验的醒悟意味着神学权力机制必将受到威胁，因此，宗教话语体系下的身体只能是与灵魂相对立的“否定性存在”。年轻牧师狄梅斯代尔对赫斯特产生复杂情愫和禁忌之恋，身体最原始的动物性、肉欲、激情勃发，让他们悔不当初。文本表层通奸的情色元素，加之，他们的私生女珠儿，即罪恶的标志和产物，将赫斯特和狄梅斯代尔推向了身体和灵魂的绝境，两个人一直在为各自做出的不道德行为忏悔。他们的欲望和身体一样，在一重一重的束缚下，一重一重的枷锁下，一重一重的隔离带下，慢慢郁结、萎缩。赫斯特被丈夫送到这个城市的这个城镇，一个人孤独地生活。而狄梅斯代尔牧师亦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地方。“他们把对方的孤独在本质上体验为肉体上的孤独”[5]47。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克服灵魂的孤独。爱是“一种自发而激动的反应结果，是一种突然产生的、为不可抗拒的情感所屈服的结果”[5]49。“爱给两性的结合赋予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在肉体关系上没有贪婪性，没有抑制情欲或被情欲所屈服的奢望，而它是一种温柔的结合”[5]48。是真正的男女情爱。而母女之爱更体现的是母亲对女儿的无微不至的爱，赫斯特与女儿珠儿一起经历了太多不幸。珠儿刚三个月大时，珠儿就跟妈妈共同站在示众台上，早已习惯了监狱中昏暗光线的她们，却在示众台上接受3个小时烈日暴晒的惩罚。同样，在《红字》结尾部分，恰逢新英格兰节日当天，珠儿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广场刑台上与母亲赫斯特一起示众。可见，珠儿的整个成长环境相当恶劣，而作为母亲的赫斯特，在悔罪过程中积极做一位向善的、称职的母亲，竭尽所能让女儿体验爱、欢乐、幸福。霍桑对赫斯特的描摹刻画同样也是对女性原初身体经验的召唤和对多样化身体实践的探索。对于狄梅斯代尔牧师而言，有罪的感觉起源于他自己的呼声，起源于他的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良心的呼声。珠儿在其离开人世前当众亲吻了他的脸颊，与其相认。珠儿的这一举动说明她改变了对社会的态度。此时的狄梅斯代尔牧师也更加距离那象征着“最高”的价值、象征着“最理想的事物”的上帝更近了一步。齐灵沃斯的满腹仇恨，反映出一种卑劣感、堕落感，常伴随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要求惩罚的愿望。在折磨着狄梅斯达尔牧师的同时他自己也备受折磨，小说结尾，齐灵沃斯将一笔很可观的遗产留给了珠儿，使她成为当地最富有的人。小说中的主人公每个人都向神圣的地方向前迈近了一步，这就说明每个人内心都有爱，爱的本能是向善的。

就道德而言，道德本身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争斗，它是在斗争过程中动态地形成的。善和恶上演着一场竞争性的戏剧，它们在一个异质空间内狂欢。善和恶在漫漫的历史中永不停息地厮杀、翻滚、换位，永不停歇地施展并进行着权力嬉戏。“历史常常缘自身体的冲动，事件的起源根植于身体，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地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1]4。清教社会的不健全、不人道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赫斯特用自由意志去反抗禁欲的清教社会对人性的压制与规训。“她在牢房里按照自己的想象为今天这一场合所缝制的服装，似乎以其狂放和绚丽的独特风格，表达了她的心理状态——一种绝望和孤注一掷的心情”[3]6。几个站在监狱门口的女人们说，“我们真应该把赫斯特夫人那件富丽的衣服从她肩膀上扒下来”[3]6。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女性就这样在“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使妇女变成了可怜的、苍白的、病态的弱小生物，无精打采而几近消失。所以，赫斯特才会用艳丽庄重安详的姿态去掩盖体无完肤，去掩饰面对折磨、践踏和蹂躏时的煎熬。后来，赫斯特与女儿被放逐在城外破败的小屋，体验到了“人类最深刻的需要是克服孤独的需要，是脱离自我孤独牢笼的需要”[6]320。按照弗洛姆所说，克服孤独的方法之一是各种各样的纵欲狂欢。小说情节的开始就是由于赫斯特难掩孤独灵魂的寂寞与年轻牧师纵欲导致发生通奸一事。而另外一种克服孤独的方式是创造性活动，如艺术家和工匠的创造性活动。同样，被驱逐之后赫斯特处境孤独，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敢去看她，她依靠自己的一门手艺——针线活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计。在这样一种创造性工作中，赫斯特和其他进行创造的人一样都将自己和代表外部世界的物结为一体。那样，“人也把自己和世界结为一体，设计、生产、目睹自己工作的成果”[6]323。无论是在哪里，赫斯特都是闻名遐迩的女中豪杰。她试图超越自卑、追求真善美，试图用一种榜样的效应来提升她的社会地位。赫斯特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不断努力接近真善美。爱人必须懂得区分善与恶，她必须学会聆听自己良心的呼声并且能够遵循它。“对一个人自身生活、幸福、成长、自由的肯定，同一个人的爱人能力有密切关系。那就是说，同关心、尊敬、责任感及了解有密切关系”[5]53。霍桑清楚地看到赫斯特所具有的热情、智慧与坚强，并意识到女性应该得到社会清教道德体系的尊重与认同，不应该成为社会和家庭的牺牲品。

三、结语

女性身体，一直以来遭受到宗教、道德、性别等话语的构建与禁锢，只是虚构的观念性身体。通过小说中各个主人公对自身罪恶的反省与对自己身体的重新认识，《红字》警醒女性应通过扰乱传统身体运作秩序，以颠覆权力的权威而获取身体自治权等方式，回归身体被权力话语规训前的原本的自然状态，抵牾清教社会的禁欲，从而摆脱传统文化话语对女性的束缚。现代社会的女性大多陷入了物化与性别暴力的泥沼，积极摆脱身体规训，追求真善美，驱赶罪恶，才可以走出性别压制和思想殖民的藩篱。

参考文献：

[1]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布鲁克斯. 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3]霍桑.红字[M].吴笛，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4]刘北成.福柯的思想肖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弗洛姆.爱的艺术.康革尔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黄颂杰.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