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展现其屡破疑案、扶正祛邪等传奇经历的推理小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不仅表现了狄仁杰忧国爱民的儒家情怀和忠正品格，更彰显了他作为“神探”所具有的“深厚的犯罪心理学素养、广博的刑事侦讯经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1]36这部小说通过编织多种形式的戏剧性悬念来突出狄公之智，其各篇故事“一般开卷便展示案情，布下悬念。故事发展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数案齐发，犬牙交错。情节曲折奇特，扑朔迷离。最后百川归海，真相大白，案犯暴露，公案具结。”[1]29然而，正所谓白璧微瑕，这部巨著在巧妙构建曲折多变的悬疑推理情节之时，亦难免显露出些许生活失真的艺术缺憾，而这其中所潜隐的内在因由，也无疑是值得我们加以考量的。

一、故事情节瑕疵的类型区辨

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展现了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这也成为这部推理小说巨著能够风靡东西方世界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高罗佩也对情节真实性的审美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说：“我一直竭尽全力把这些小说，直到最小的细节，写得尽可能逼真。”[2]214他本人也确实在《大唐狄公案》的创作中践行着这一理念，例如他有意在一篇故事中展现狄仁杰及其助手同时侦办多起案件，因为在他看来，古代中国的地方行政长官时常是会同时遭遇多起案件的，这确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状况是相符的，然而如果具体到这部作品中的若干犯罪、侦破情节，则与高罗佩自身对于情节真实性、合理性的创作追求是难相匹配的。这种情节纰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现实生活逻辑的悖反

《大唐狄公案》的《飞虎团》一篇主要表现了夜宿闵家庄园的狄仁杰侦破闵家小姐梅玉伙同总管颜源杀害侍女翠菊并私匿黄金一案，其中作为首犯的梅玉之所以能借自己假死和杀死翠菊来营造翠菊携金潜逃而她自己则毫无嫌疑的假相，是因为梅玉用已死翠菊的尸身代替假死的自己被盛殓入棺，而这一李代桃僵之计得以实现主要是因其假装暴亡后，尸身(实为翠菊尸身)是由多年未见梅玉本人的叔叔闵国泰来验看的，从而得以鱼目混珠、蒙混过关，这无疑与现实生活的基本逻辑极不相符，独生女儿暴亡夭折，其亲生父母岂能不亲自来看。与之相似的是，在《迷宫案》中，狄仁杰手下干办马荣以诈降之法初步获得了敌酋乌尔金的信任，之后化名“荣保”的马荣谎称有一位原在官府任要职、因犯法而躲藏之人也有投靠之意，但却因不敢抛头露面而希望乌尔金亲往密会，最终自恃武功高强的乌尔金在随马荣到达预定之地后被其所擒。然而，这段看似精彩的情节却难以令人称道，久居汉境的乌尔金“不但读过《毛诗》，学得满腹汉文，满口汉话，也偷闲舞拳弄棒，练就一身汉家武功”[3]201，更兼狡诈多智、阅历颇深，因而绝非泛泛之辈，但这一乱世奸雄人物却自恃武功而轻信陌生人之言，孤身潜入敌境，以致被擒，这一情节设计无疑是十分牵强的。与之相似的是，在《紫光寺》中，狄仁杰之所以能识破案犯杨茂德假冒画家李柯混肴视听之计，在于当初他向自称李柯的杨茂德索购新的山水画作，而不会作画的杨茂德以李柯旧作来充数时，他便已然能辨伪识真了，狄仁杰仅通过这一略显单薄的唯一证据来主观推断杨茂德即为紫光寺“尸身调换”之谜的始作俑者，无疑是难以完全自圆其说的。

(二)情节设计的前后矛盾

《大唐狄公案》的《朝云观》一篇，描写了借宿朝云观的狄仁杰历经曲折勘破道门败类孙一鸣、真智荼毒少女一案。在这篇道教文化氛围极为浓郁的短篇推理小说中，高罗佩曾借天师孙一鸣解答狄仁杰有关太极阴阳图的疑惑来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展示和说明这一在道教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特殊图形：

到了女儿上幼儿园时，我因工作越来越忙，和女儿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那时下班回到家，要是看到孩子在哭或者耍脾气，就感觉一阵压不住的火往上冒。

听前人说，老子生商汤王时，乘太阳日精，化为弹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遂觉有孕。怀胎八十一年，乃破胁而生。生下地时，须发皆皤白如雪。指李树为姓，名耳，字伯阳。后骑青牛出函谷关，官吏尹喜见氤氲紫气，知是异人，求得这道德真经五千余言，传留后世。[4]41

可以说，狄仁杰的上述一段话看似仅为其本人与孙一鸣有关道家文化的探讨，然而通过他的这番言谈，高罗佩恰又十分自然地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介绍了有关老子这位道家始祖出世的历史传说以及《道德经》问世的历史过程。除此之外，狄仁杰在与朝云观主持真智道人的闲谈中提及了终南山真阳观、龙虎山奉先观等多处盛名流播的道教名山宫观，从而也令西方读者在品读《大唐狄公案》这部作品之时，得以对道教圣迹形成了一种概观式的整体印象。但正因如此，《朝云观》在情节安排上显现出前后矛盾之处：博学多才的狄仁杰虽未出家修道，但对道教文化却精晓于心，而太极阴阳图作为道教的“圣图”，其在道教内部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亦为一般的普通人所熟知，然而高罗佩却展现了初次拜谒天师孙一鸣的狄仁杰在看到太极阴阳图时不知其为何物，进而向孙一鸣询问的情节，狄仁杰的这一表现无疑与之前其对道家文化、道教名观如数家珍的表现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前后抵牾，不免令人顿生情节失真之感。

首先，生活理据性与情节戏剧性的潜在冲突。侦探推理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一般讲求出人意料的悬念设计、峰回路转的情节叙事，与此同时，这类作品也需尊重现实生活，这既反映在作品的思想主题应该关注社会人生，也表现在情节建构方面应注意生活细节的真实呈现和对常规逻辑的遵从，否则即使悬念迭起、腾挪顿挫的犯罪、推理情节也会因脱离生活或艺术失真而在审美价值和阅读性方面有所缺损。英国早期侦探小说家罗纳德·诺克斯在其所倡导的“推理十诫”中就提出：“故事中绝对不可存有超自然的力量和媒介”，“只允许有不超过一个的秘密暗室或者暗道”，“禁止使用当下尚未发明制造的毒药，也不可利用繁复难懂，需要长篇解说的器械工具来犯案”，“故事中禁止有双胞胎的设计，除非一开始就告知读者”[5]2，这些为后世推理作家所认可的“推理十诫”中的“条规”，实际上正是力求使推理小说作品尽量能与现实生活相贴近，从而令犯罪、推理情节在扣人心弦的同时更显客观、合理，更具说服力。美国侦探小说家加尔·安东尼·海伍德也指出：“一部成功的推理小说最成功之处当然就是不断让读者去猜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作者充分考虑了逻辑性、可信性等问题。”[6]51然而诚如福斯特所言：“我们越是深究故事，越是将故事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些更加优美的层面剥离开，我们就越是觉得它实在不值得称道。”[7]23-24作为通俗文学中一种主要小说类型，“侦探小说与其他所有小说的区别在于它能为读者提供‘智力上的满足感’。”[5]2故而，侦探推理小说确实比一般的小说作品对情节的戏剧性、曲折性要求更高，只有扑朔迷离、波云诡谲的疑案侦破情节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而这些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机率又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同时侦探小说家在追求奇巧情节的过程中也难免顾此失彼，无法顾及案件侦破推理细节与基本生活逻辑的绝对切近。从另一方面来看，倘若侦探小说一味追求真实性与合理性，就极易“在真实性上无懈可击，但却陷入了自然主义，仅仅表现了生活的原态，缺乏艺术的魅力和观赏性”[8]121，这也必然会失去读者。正因如此，读者及评论家在赞许众多推理小说既构思精巧又合乎常理的情节设计时，也不应苛责那些以看似脱离生活实际的奇巧情节而取胜的推理小说作品。因此，虽然《阳光下的罪恶》表现了案犯暗中调节他人手表的准确时间来制造时间差，令自己在案发之时得以“置身度外”这一看似平实简约却又十分生活化、合理化的犯罪情节，而《东方快车谋杀案》则铺排了东方快车一节车厢中有十二人参与“制裁”同一恶人这一华丽诡异、却与现实生活相去较远的犯罪情节，但这两部作品却都被视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位推理小说女王的最佳代表作。以此来审视《大唐狄公案》中马荣智擒乌尔金的情节，时值大战将近、情势非常之际，乌尔金却轻信诈降的马荣之言而未带扈从、只身一人前往陌生之地的情节设计显得难以合乎情理，但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在淡化绝对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意欲生动展现诸案交错、形势晦暗之时引蛇出洞、智赚敌酋这一曲折情节的需要。而就《飞虎团》中小姐梅玉希求以李代桃僵、移花接木之计来掩饰自己杀人盗金罪行的情节而言，高罗佩虽在具体展现这一情节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逻辑说服力，但这实际上也是为狄仁杰如何在洪水阻道、与世隔绝的幽秘古堡中及匪患横行、外援不济的危境下识奸辨恶、逼退贼兵这一曲折情节来进行必要的叙事铺垫，可以说是作者本人力图强化该故事整体情节戏剧性这一创作主体意识的体现。

那画着的黑白两色大圆圈是太极阴阳的象征。所谓“太极生两仪”，这两仪便是一阳一阴，阴阳交感，化生四象。四象又生八卦，八卦乃生天地万物。阴阳两仪彼此消长，至极而变，阳至极则阴，阴至极则阳，故生生不息，千变万化。可以说本教经义的全部奥秘可用这阴阳太极图符来表示。它象征着天地万物的肇始与终极[4]44。

其次，作品文化、思想蕴涵的多元化揭示。《大唐狄公案》虽从总体类型风格上来看属于侦探推理小说，然而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艺术辐射却令这部汉学巨著远远超越了一部通俗文学的艺术境界，从而在生动反映古代中国总体面貌之际，亦表现出作者高罗佩广博渊深而又略显驳杂的汉学文化修为，正如有研究者在评价高罗佩时所说的那样：“无论是他的学术工作，还是他《大唐狄公案》小说的写作，他都成功地以通俗易懂和引人入胜的方式，活灵活现地把古代中国的生活介绍给了现代的研究员和读者。”[2]165虽然高罗佩通过《大唐狄公案》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独到而又深刻的认识，但从表层来看，其在某些方面的呈现与认识似乎不乏龃龉之处。以《大唐狄公案》中的女性形象为例，这部作品展现了丰富多姿的女性人物群像，充溢其间的多是善良贤淑、独立自主，甚或足智多谋、武艺高强的正面女性形象，心怀绝技、矢志复仇的蓝白，膂力过人、疏阔豪爽的紫兰小姐，乖巧机敏、聪慧过人的紫茜以及襄助狄仁杰擒获淫僧的妓女碧桃等都是如此。而在对待犯罪女性时，高罗佩亦是“平等维护涉案女性的人格尊严”[9]、“理性审视涉案女性的贞洁问题”[9]、“开放胸怀倾听涉案女性述说心声”[9]，从而投射出一种特有的女性人文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但与此同时，从情节方面来看，《大唐狄公案》所囊括的24篇故事中，有12篇又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女性祸水”的情节特征。具体说来，这些“女祸”表述在各个故事中所占的篇幅比例不尽相同，从整体类型上来看，基本上可分为主动施恶型和无心致祸型，《紫光寺》中的塔拉、《铁钉案》中的陈宝珍、《四漆屏》中的柯夫人、《飞虎团》中的梅玉、《迷宫案》中的李夫人，这些女性或是通奸杀夫、或是施害无辜，因而其所呈现的“女祸”情节皆属前一类型，而《黄金案》中的曹英、《断指记》中的沈云、《莲池蛙声》中的史玉娘、《铜钟案》的容氏，或是由于歹人觊觎她们的美貌、或是因机缘巧合给自己的丈夫、恩人带来杀身之祸，实非她们个人之过，可谓是“无心致祸”。

《大唐狄公案》虽不乏生活失真或前后矛盾的情节设计疏漏，但这并不能被单纯归咎为作者高罗佩的智者之失或百密一疏，更不代表高罗佩本人在小说创作能力方面的才疏技穷，这一创作表象其背后实际上潜隐着深刻复杂的内在因由。

狄仁杰与孙一鸣有关太极阴阳图的谈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罗佩作为汉学家对于道教文化的精晓于心和深刻认识，而且亦投射出其力图通过这一涉道故事来向西方读者介绍、呈现中国这一古老宗教及其神秘色彩的内在表述欲求。在这段有关道教的探讨中，高罗佩又安排了狄仁杰言其曾见过黑白两个半圈呈上下横向分布的太极阴阳图形，而后即被孙一鸣驳斥为无中生有的情节。而通过《朝云观》结尾处的情节揭示，狄仁杰脑海中之所以会留有非常规太极图的印象，正是因为在借宿道观当夜，他在观内阁楼库房看到过那个位于柜橱后壁的特殊太极图形，而这个柜橱正是通向孙一鸣等人实施犯罪的密室之通道，这一太极图形则是开启暗道之门的特殊机关。可以说，通过太极阴阳图被改造设置成为犯罪密室通道机关的情节，高罗佩在《朝云观》开篇伊始就十分巧妙地隐伏了戏剧性悬念，强化了作品的悬疑氛围。这一局部情节悬念(狄仁杰为何会留有怪异太极图的印象)与故事整体悬念(少女被害之谜及幕后元凶之谜)共同形成了戏剧张力与心理势能，强化了情节叙事推进中的因果关系不可预测的程度，从而令内心疑结始终萦绕在读者心头，使其产生一种期待视野与关切心理，牵动其在阅读过程中去探寻谜底。之后又适时地化解悬念，满足其探寻求知的欲望，并消解了此前他们心理上的紧张状态，使其在精神上得以释然，并获得审美上的愉悦。由此表现出作者高罗佩在推理文学情节建构方面的匠心独运。更为重要的是，太极阴阳图这一道教素来被认为可镇恶驱邪的神圣图式，其基本意涵虽然在《朝云观》中借孙一鸣之口得以向读者来加以展示，然而其却被设置成密室的通道机关，从而成为沆瀣一气的孙一鸣、真智等淫邪道士用以荼毒少女、施虐无辜，进而掩饰罪行、逃脱法网的犯罪工具。至此，在太极阴阳图及其表征意义由圣堕邪、由正变善的过程中，这一图式在《朝云观》中所附着的潜在反讽功能便已于看似跌宕起伏的推理情节中悄然彰显了出来。而在狄仁杰初至朝云观、怀着满腹疑云探查观中存放杂物的仓库时，作品也表现了他“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一堆的旗幡法器”[4]13，这一细节描写看似一笔带过、无关宏旨，但实际上却通过狄仁杰轻视、不屑于道教仪式所用器物的情节描写又一次暗指了作者高罗佩对于道家所持的嘲讽甚至贬斥的态度。

二、情节失真产生的内在因由

电视制作类课程包含很多隐性知识。所谓隐性知识是指与显性知识相应对的，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知识，它源自个人的体验，以经验、直觉、秘诀、预感等形式存在，与个人信念、视角及价值观等精神层面密切相关[4]。诸如在影片剪辑中“节奏感”“画面感”等所显示的技能情境，在细节学习中都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工作室制教学模式恰能为这类知识的传递提供了一个恰当有效的组织载体，保证了知识能够从经验丰富者向经验稀少者的顺畅流动，最终实现知识迁移，从这个角度来讲，工作室制教学模式来传授“电视制作类”课程有其内在合理性。

颇具意味的是，同样是在《朝云观》中，高罗佩多次含蓄地凸显出道家、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在初见天师孙一鸣会面并与之谈及道家文化时，狄仁杰言道：

现代城市不仅人口、资产密度加大，而且结构复杂化，防洪的特点一般是防护范围较小，防洪标准高，与航运、城建及其他经济部门关系密切，防洪安全保障需求多样化。因此城市防洪需要利用城市河道综合治理技术，城市雨洪蓄滞、渗透等工程处理技术，城市堤防的建造技术，城市建筑耐水化的处理技术，城市各类生命线系统的防洪应急保护技术，城市发展与防洪减灾相结合的综合规划技术，城市防洪工程的除险加固技术，城市防洪工程体系的优化调度技术以及一些行政管理手段，尽可能消除或减少洪水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城市的安全。

2.2.2 毒扁豆碱溶液 称取2 mg的毒扁豆碱粉末溶解在2 mL的无水甲醇中，充分震荡，配制成0.125 mg/mL的待用溶液。

将本研究所得的数据输入到SPSS17.0软件中进行处理和统计,计数单位用%来表示,组间比较则采取X2检验,结果以P<0.05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虽然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多次演绎了“女祸”情节，然而这并非是高罗佩某种狭隘女性观或是其对女性的防范、敌视心理的特殊折射，这一特殊情节的呈现实际上是高氏在改写明清小说尤其是公案小说过程中的一种艺术承袭和情节借鉴。高罗佩在谈及自己对于作品中僧侣形象的负面塑造时曾言道：

鉴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多出自儒教学者之手，其文字作品明显地偏向儒教，而对佛教怀有偏见，和尚都被写成坏人。故在我创作的狄公小说中，和尚的形象都是不光彩的。在这方面，我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处理的[10]295。

由此表明，高罗佩正是有意按照中国古代小说的这种创作传统对自己作品中的反面僧侣形象加以处理的。以此观之，在表现女性机诈狡狯、荡检逾闲、作奸犯科这类情节时，高罗佩依然可以说“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处理的。”女性因美貌而为其丈夫“招灾引祸”的情节在《水浒传》的林冲故事、《西游记》中唐僧之母殷温娇的故事中都有着十分明显的表述。与之相比，女性为恶不法尤其是通奸杀夫的情节表述更是在明清小说中屡见不鲜，这无疑都对高罗佩的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大唐狄公案》既体现出对于女性的人性化观照，又屡现“女性祸水”的情节表述，这二者实际上分别代表了高罗佩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中国古代文学对其的深刻影响，是其本人针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两个不同的认知、表现向度，其表面看似冲突，实则并存不悖。这种针对某一事物看似矛盾、实则并存的独特表述也同样表现高罗佩对道教的认识方面。如前所述，依《朝云观》的情节来看，精晓道家、道教文化的狄仁杰却对“太极阴阳图”一无所知，确实令人感到这一情节设计的矛盾、失真之处，这种情节实际上源于作品在涉道情节方面的微妙冲突。高罗佩在《朝云观》中通过狄仁杰之口展示道家历史、传说及道教众多圣迹的创作目的，实际上在于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使西方读者对道教——这一异国宗教形成一种初步的基本认知，由此得以对道教构成一种概览式的了解，但与此同时，他又在其后通过太极阴阳图和道教旗幡法器来对道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反讽指向和贬抑态度。以此来看，高罗佩似在《朝云观》这一篇幅不长但极具道教色彩的故事中，表露出褒扬赞许与反讽贬抑这两种相对立的态度，然而实际上，这种看似正反共存的矛盾化表述，恰恰投射出高罗佩对道教乃至整个宗教在社会生活中所客观存在的积极价值与消极作用两方面的清醒认识，以及他对以道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中所秉持的理性辩证精神与科学审视态度，而这也恰是《朝云观》中通晓道家文化的狄仁杰却不知太极阴阳图为何物这一看似割裂、抵牾的涉道情节产生之根源所在。

三、结语

作为一部在东西方世界都享有盛誉的文学名著，《大唐狄公案》不仅反映了高罗佩在古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认知，也因其对悬念解谜式的推理断案情节的着意建构而在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以现实生活尺度和常规行为逻辑来审视《大唐狄公案》的那些曲折盘桓、扣人心弦的犯罪、破案情节时，确实存在着若干缺乏现实理据性的非真实化情节，这些艺术瑕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阅读的突兀感，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与作品本身的游离化，而且也对这部作品的整体价值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审美缺损。然而从客观上看，这一缺憾既是侦探推理小说本身在真实性与戏剧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两难性择取这种内在美学矛盾的某种外在折射，更是由高罗佩在这部作品中所欲传达的文化、思想蕴涵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所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从正反两面客观辩证地认识这一“白璧之瑕”，对于全面、立体地考量、探究《大唐狄公案》乃至高罗佩本人丰富广博的汉学思想亦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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