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生任职甚多，且职务显赫。诸如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创办人等。但其履历中，有一职务明显失实，那就是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对此，学界或漠不关心，或以为此“微不足道”，诸多专著对此一笔带过，对此事背后的深层义蕴未加细察。但深究之，可知职务失实一事其实义蕴丰厚。有鉴于此，故略作考述。

一、履历为何失实

(一)蔡元培有意为之

民国六年，教育部发函批准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公函中称陈独秀为“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一说法明显失实。陈独秀仅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教务主任，并未担任过该校校长。北洋政府教育部函件之所以如此称呼，依据的是蔡元培提供的陈独秀履历。所以陈独秀履历失实，蔡元培并非一无所知，实际上是有意为之。

安庆地区学堂众多，官办学堂以严复曾担任校长的安徽高等学堂最为著名。除官办学堂外，安庆亦有不少私立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陈独秀利用原安徽师范学堂旧址，创办私立安徽高等学堂，聘桐城马通伯为校长，陈自任教务主任，未及一年，因局势变化而停办，后并入私立江淮大学[1]930。民国元年，柏文蔚主政安徽，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督促陈独秀等人负责起全皖的行政事务。陈独秀任职都督府秘书长期间，在教育事业上颇有建树，“全省六十县增加中小学校二百七十余处，大致初具规模。”[2]68校长事务繁多，管理、运作事宜更是牵扯精力。而陈独秀此时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公务繁忙，无暇担任私立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他自己还在安徽高等学堂里担任教务长一职，校长邓绳侯即是孙毓筠都督任内秘书班中领衔第一的邓艺荪。邓之前的校长为马通伯(其昶)。”[3]348《苏曼殊全集》中也曾提到，苏曼殊在安徽高等学堂任教时，校长为邓绳侯，而陈独秀担任教务主任。陈独秀此时在政治上纵横捭阖，无心亦无暇担任校长。因邓绳侯早已不在都督府内任职，马其昶又夙负盛名，先后聘请此二人担任安徽高等学堂校长，更有利于学校建设。

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向蔡元培表明自己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陈独秀坦白自己未曾在大学教书，又说自己没有头衔。此话不是自谦，乃是实事求是，陈独秀本人对此事不作隐瞒。由此可知，陈独秀确实未曾担任过校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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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独秀“新中有旧”

既然蔡元培对陈独秀未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一事了如指掌，“失实”乃有意为之。那么，原因何在？ 细究之，原因有三：

陈独秀曾与蒋梦麟谈论秀才一事，因蒋梦麟是策论秀才，陈独秀则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6]340二人的谈话虽是熟人间的戏谑，但事实上也透露出一点“旧的气味”。陈独秀虽极力表现出对科举的厌恶，但从对话中可见陈独秀对于名誉、地位的难以舍弃。名誉、地位是旧文化中一个人的身份象征，陈独秀等人主张西方平等思想，却还流露了传统的等级观念。

1905年，二人一起实验炸药，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追忆与蔡元培相识的场景时说到：“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了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4]348除此之外，在吴樾谋炸出国五大臣牺牲后，陈独秀将吴樾的遗物交由蔡元培保存。由此可见，陈、蔡二人不仅只是普通朋友。将吴樾遗物交由蔡元培保管，更可见陈独秀对蔡元培极尽敬重与信任。由此可见，蔡元培愿为陈独秀虚造头衔，二人私交甚笃是重要原因。若非是感情深厚的相交知己，蔡元培怎会甘冒风险、不矜名节，为人造假。

其二，“新派”需要“旧衣裳”。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与旧派人物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旧学濡养下的人物，两人的“旧派”气息依旧浓厚。从旧学营垒中挣扎爬出的新人，他们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旧的行为与思维习惯。

《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初发行时，只是一本非常普通的杂志，销量低，名气小，不为人所知。1935年郑振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撰写导言时，也记录了同样的看法：“当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时，——那时我已是一个读者——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蔡元培为陈独秀虚造履历，陈独秀得以进入颇负盛名的北京大学，《新青年》的阵地也就由上海迁移至北京大学。因此，才有机会结识到这些知名人物。忽然之间，北京大学与北大教授成了《新青年》的名片，《新青年》也因此爆得大名。以《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阵地与理论宣传工具，以北大教授为固定作者群，既保证了杂志的权威性与质量，更保证了杂志流传过程中的舆论效果与读者群。虚造履历与日后爆发的“新文化运动”看似毫无联系，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蜕变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离不开他个人的先进思想与政治谋略，这段“传奇”的人生经历更是“时势造英雄”的完美诠释。

林纾与陈独秀等人论战期间，陈独秀谈到林纾排斥新思想，原因就在于“乃是想学孟轲辟杨墨，韩愈辟佛老”，而后又说到“学问文章不及孟、韩的人，更不必婢学夫人了。”[5]72“婢”与“夫人”在封建社会为主仆关系，而“婢”更是等级社会中上不得台面的人。陈独秀用这个词语讥讽林纾，可见新文化人的旧等级观念之强。

其一，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识甚早，乃莫逆之交。1904年，陈独秀曾以“由己”为笔名在蔡元培主编《警钟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如《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赠王徽伯东游》。作为投稿者，陈独秀对主编蔡元培应当早已了解。另，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反响，更引起了蔡元培的注目，“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3]348蔡元培经由刘师培而得知陈独秀，对其不畏艰险而独力支撑《安徽俗话报》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惺惺相惜，互相引为知己。此后，友谊进一步发展，更成了莫逆之交。

其三，“新旧”斗争急需干将。安徽高等学校为新式学堂，替陈独秀虚造该校校长的职务，暗示陈独秀有新式学堂任职的经历与经验。蔡元培此举既可为新派增加分量，又可削弱旧派势力。民国初，北京大学校风散漫、学风萎靡。学生皆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教员也无心授课、混沌度日。蔡元培不畏艰难，多方入手改造北大。蔡元培对于如何改造北大早有谋略，陈独秀是他改造北大的“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陈独秀，暮气沉沉的北京大学，何时才能现出光明。为使陈独秀顺利进入“蓝图”并发挥作用，蔡元培为陈独秀履历作伪。陈独秀履历失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此举既可为陈独秀增加资历，又能顺利减少陈独秀入校之障碍。所以说，此举虽不高明，但精明实用。

由此可见，蔡元培之所以为陈独秀虚造头衔，原因在于“新文化运动诸人有意无意间扮演着传统社会“士”的角色，故在很大程度上其思虑和关怀也接近传统的士。”[7]传统社会中，“士”难以脱离传统社会的评价，士人的“声音”能否被人所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身份与地位。孜孜以求的地位、名誉与身份，是士人难以挣脱的“樊笼”。蔡元培、陈独秀虽然以新派人士自居，然而传统“士”的旧观念早已深入骨髓。蔡元培为陈独秀虚造头衔，原因正是新派人士的社会观念并不是很新，需要“旧衣裳”为其抬高身价、地位与名声。穿上“旧衣裳”的新派人物，身价倍增、名声大噪。在“旧”力量的支持下，“新”事业展露曙光。一言以蔽之，新旧之间并非界限分明，新旧交织实属常态。

二、 虚造履历的效果

(一) 改造北大风气

民初北京大学学风恶劣，“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为做官的阶梯”，“学生无心向学，沉湎于花街柳巷”[8]21-22蔡元培应范源濂之邀出任校长。面对如此状况，改革迫在眉睫。陈独秀是蔡元培的旧相识，在蔡元培“三顾茅庐”之下，入职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到来，为北京大学带来了诸多变化。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相遇甚早，共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是桐城派在北京大学之遭遇可谓是“悲欢离合”。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在其创办之初，曾计划令严复担任总教习。后因诸多原因，严复与京师大学堂擦肩而过。至张百熙任管学大臣，请旨清廷命吴汝纶担任总教习。自吴汝纶执掌京师大学堂后，桐城派文人源源不断进入京师大学堂，或主持学校行政事务，或列席教师。如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女婿亦弟子柯忞劭任大学堂总监督；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纷至沓来，担任文科教员。随着科举废除、民国建立，现代气息逐渐浓厚。京师大学堂因势利导摇身一变为北京大学，旧气息浓厚的桐城派文人渐渐与北京大学格格不入。严复离职，何燏时、胡仁源相继继任北大校长。何、胡二人为浙江人士，自其执掌北大以来，以钱玄同、沈尹默为代表的诸多浙派文人进入北大，桐城派地位一落千丈。桐城派在浙派文人的“攻伐”之下，马其昶、林纾、姚永概相继负气离去。蔡元培虽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但其概念明确，认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多，是北大前进的障碍”[13]55。如此看来，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桐城派自然不在其“兼容并包”的行列之中。陈独秀受聘而来，目的自然是荡涤“余毒”，解除障碍。

原本将学校视为升官发财途径的学生，“开始觉得大学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出身”[10]152除此之外，“文科的教授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文科另眼看待，学校的变相的科举的观点打破了。”[10]152改变学校管理并非难事，动摇学生根深蒂固的世俗观念与扭转社会偏见则是大有功焉。在学生的观念之中，北京大学由开启仕途的“敲门砖”摇身一变为致力学术的“研究院”。这样的改变不仅可为北京大学培育英才，亦能通过北大学风的改变而逐渐净化整个教育界的不良风气。自晚清起社会动荡，西方科技进入中国，在讥讽西方“奇技淫巧”之时，也在加快学习西方科技。文科毕竟难有立竿见影之功效，难以在短时间内挽救国家于危难，所以难免为人轻视。蔡元培携手陈独秀，竟于短时间内改变社会之偏见，可谓不同凡响。对文科偏见的改变，不仅提高了文科的地位，更带动了文科建设。在其担任学长期间, 北大文科的影响, 可见明显的扩充。当年北大的简称是“ 大学” , 从那种独一无二的称谓中, 就不难理解该校文科学长的全国性影响了[11]。

(二)《新青年》作者群的建构

彼时蔡元培邀陈独秀入校主持工作，陈独秀曾以此时的事业乃是《新青年》为由拒绝。蔡元培求才心切且为人开通，让陈独秀“把杂志也一同搬到学校来办好了”。正是蔡元培的这一句话，《新青年》在北京大学站稳脚跟，陈独秀才有机会接触到诸多声名显赫的教授。日后，这些人以陈独秀为中心、聚集在其周围，成为其对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健将，“引发出中国文化史上几乎空前绝后的大事件!”[12]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人都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且后来成为陈独秀“亲密战友”。这些教授构成了《新青年》主要作者群，也成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中间力量。事实上，蔡元培为陈独秀虚造履历与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前，福建省立医院面向患者的非医疗服务相对分散。门诊部承担着便民服务，出入院中心也提供便民服务，还有一些类似服务分散在其他部门。

(三)不为桐城派张目

桐城派之所以能绵延三百年，几乎与清朝相始终，不仅在于其“雅洁”的文章风格、易于掌握的文章技巧，更与桐城派传人设席书院、课文授徒的传统息息相关。姚鼐辞官后曾主讲敬敷、紫阳等书院；“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曾担任莲池书院山长；桐城后贤马其昶也曾主讲庐江潜川学堂。非但如此，桐城派与晚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关系更是紧密。

继承拉丁超立方采样[23]既包含特定点(继承点)，又具有拉丁超立方采样的均匀性。取n个样本点(包含m个继承点)的继承拉丁超立方采样过程如下：

陈独秀虽不任北大教席，却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使北大焕然一新。这首先体现在他改变了文科课程的设置。“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课程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面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们去讲，而是让教师们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术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9]251调整课程设置，学生获得学习乐趣，教师亦感舒适。陈独秀刚一出手，便引起学生听课兴趣、减轻教师负担。然而这不过雕虫小技，陈独秀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改造思想。

细细的沙丘上丛生着藤蔓植物，低矮的绿叶间开着粉紫色的小花。我把鞋子脱了，赤足从温热的沙上走过。不是假日，海边空无一人，海浪的声音因而显得特别有节奏，沙丘也特别洁净特别细柔。我稍微计算了一下，大概有50分钟的时间可以由我自己支配。于是，选了沙丘上背风的一面斜坡，懒懒地躺了下来，用一种散漫的心情，我在初夏的海边听风，听浪，听那远远的唱着歌的木麻黄。

晚期桐城派西风飘零，难以再凭借文章闻名于世，授徒课文是其价值的最后体现。陈独秀聘马其昶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也是折服于桐城派的教学传统与文派盛名。后陈独秀“借”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头衔入职北大，其实是一种含义深刻的策略。创办安徽高等学校初期，为吸引学生入校就读，打出桐城派这一“金字招牌”，效果明显。而后，新旧人士再难相处，为瓦解桐城派最后的“荣光”，则剥夺马其昶校长之名，抹杀其功绩。校长之职由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转换为新派人士陈独秀，意味着由旧到新的开始，也暗藏不为桐城派张目的决心。

蔡元培长北大之时，桐城派文人虽已十去其九，然北京大学内“桐城余毒”尚存，“即使在桐城谬种谥号家喻户晓的日子里，北京大学学子各尊所闻，仍有人在屋子的一角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14]。陈独秀进入北大，实际上就是要将仍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的桐城派文人清除出校，扫清“桐城余毒”，斩断桐城文人与教育最后一丝联系。如此这般，桐城派就再也无法通过教育来传其宗旨，延续古文一线于纷纭之世。将桐城派彻底赶出北京大学，不给他们授徒课文的机会，桐城派据守的最后一块领地消失殆尽。桐城派文人由文化的边缘跌入文化的深渊，从此一蹶不振。

三、余论

历史是不经人手改造而客观存在的事物，但历史一旦为人所记录，记录者的观点、态度掺杂其中，历史也就成了“书写的历史”。历史的记录者常常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隐瞒历史、改写历史甚至是虚构历史。那么，如果对历史进行虚构或作伪，历史是否会因为失实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事实上，“不必特意将‘史料’看成‘真’与‘伪’，更不必把‘真’与‘伪’分出价值的高下，无论真伪，它都包含着思想的历史。”[15]180晚清民初，西洋文化、东洋文化相继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大受冲击。多元的文化相互激荡，彼此斗争，各种文化之间或斗争、或批驳、或自守。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文化运用各种手段以求自保及发展，无可厚非。

重镁水溶液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溶液，搅拌强度对溶液的稳定性影响较大，提高搅拌强度能加速重镁水溶液的分解，因此考察了搅拌速率对产物组成和形貌的影响，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

地基高程4.6～6.1m主要为第②层壤土，具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稳定性较好。高程4.6m以下为第③层壤土，有机质含量较高，具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工程地质相对较差。

一层层剥开历史虚构部分的外壳，可以看见虚构者的意图、心情与思想。陈独秀履历失实，表面上是宁可失真推行自家主张，也不愿求实而与敌较量。实际上，更应看到履历失实背后隐藏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内涵。蔡元培为达到其改造北京大学之目的，不惜自毁名节替陈独秀虚造履历，如今看来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亦情有可原。陈独秀凭借虚造的履历，顺利进入北大，为其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风得意。评价陈独秀履历失实，应当兼顾历史环境与历史虚构性，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此事，方能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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