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将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意见》引发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街区制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社区公共服务关乎居民基本利益，供给效果会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如何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自然成为街区制变革的重要议题。

一、街区制的渊源：理论与实践

(一)街区制的理论渊源

“街区”由英文单词block直接翻译而来，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与之对应的词汇是街坊。[1]总体而言，街区制指的是一种在城市规划的道路两侧建设住房且不设围墙的开放式小区模式。因为街区制具有交通循环更通畅和城市生活更便捷等优势，所以欧美许多国家在城市建设中采用此类模式，以达到合理利用有限土地资源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的效果。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随着私人轿车的普及和城市的郊区化，美国的发展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产生了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基于此，美国掀起了“新城市主义”运动，在寻求和开拓城市治理路径的过程中，提出了解决“城市病”的新方法——街区制。该模式在实践中得以迅速应用，效果良好，产生了一批示范性的街区，如美国的第五大道、英国的牛津街、意大利的蒙特拿破仑大街、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不和谐街区等。此后，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国家纷纷从欧美国家引进街区制的城市规划原理，将其发展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方式，建构了一批著名的街区，如日本东京的银座街区、韩国首尔的清潭洞街区、新加坡的乌节路街区等。[2]

世界各国的居住区建筑模式各有差异。英国居住区建构主要采取开放式小区模式，美国主要采用私有空间和公共空间有机融合的模式，俄罗斯则是封闭大院与开放式小区并存。[3]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的居民小区建设经历了一个延续性的发展过程，逐步由单位大院模式、公社大楼模式过渡到今天的封闭式住宅小区模式。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封闭式小区引发的城市道路微循环系统缺失、交通拥堵、邻里关系冷漠等问题凸显，如何发展和丰富小区建筑模式成为重要议题，“街区”成为一项重要的路径选择。

(二)街区制在中国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城市建设进入高潮期时，“大街区、宽马路”模式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就已经显现出来，“小街区、密路网”的城市空间规划与发展模式的优势逐渐凸显。四川省宜宾市南岸东区莱茵河畔小区是街区制在我国较早的实践。莱茵河畔小区原为宜宾化纤厂用地，2005年国资控股的宜宾丽雅置地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在开发中采用了“小街区、密路网”的开放式建设方案，大地块被分为若干小组团，组团间的小区道路向社会开放。这是一个由开发商主导建设的具有标签意义的开放式小区[4]。小区开发借鉴了欧洲莱茵河畔小城规划的空间组织和功能架构，将小区主干道路和绿化向社会公众开放，实现小区部分公共设施的共享。2012年，莱茵河畔小区的莱茵香街获得“四川十大最美街道”[5]的殊荣。2016年《意见》出台后，很多城市开始了街区制的试点工作，比如：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区域、济南的中央商务区和新东站、珠海的唐家湾片区等。

(三)街区中的公共服务

在宜宾市的莱茵河畔小区中，小区主干道联系着的各个组团，取消了小区住户的门禁系统。莱茵香街随地势有所起伏，沿途有座椅供行人休息。在香街两侧，理发店、服装店、咖啡厅、面馆、宠物美容店、银行等公共服务点应有尽有。每一条支路尽头都与市政道路相连。虽然小区涵盖多个街区，但是每一个区域和方向的居民，都有相应路口进入，并抵达核心区域。[5]由此看来，莱茵河畔小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有针对性、实用性和便利性的特点，满足了小区居民的日常需要。

（2）沥青拌和的设备必须进行防尘设备的安装，另外沥青蒸汽的加温装置中，蒸汽管道应该与其进行牢固的连接，由于高温的因素，在需要人员接触的部位应该使用高温材料进行保护。

二、街区制变革中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现实问题与诉求转型

公共服务是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在政府履行职能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有三项职能，即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保护社会、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或公共设施。[6]从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公共服务供给无疑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公共行政的原初的内在规定和核心范畴。笔者在此主要针对城镇街区制构建中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和诉求进行剖析。

(一)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基本问题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发挥政府作用、履行政府职能的核心问题。在本文中社区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满足当地公众的需要，向所在街区居民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社区公共服务具有贴近公众日常生活的直观性，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1.供给与居民诉求存在差异，对接性不强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居民关于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多元，标准要求愈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完善成为实现公民切身利益诉求的重要环节。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更多关注公众的普遍性诉求,注重基本服务普惠性的实现，对居民高层次、个性化、时代性特点的需求满足程度较低。比如：公共服务在差异性群体的不同诉求、家庭关系调节、法律医疗知识普及等领域分布不足,有待通过社区的自身建设完善供给系统。社区公共服务不仅要加强诸如公共设施、治安防护、宣传信息等显示度高的建设,同样还需要关注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提升居民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度。

2.财政投入不足，社会捐助受限

[2]曾烨璐,廖晓明.从封闭式小区到开放式“街区”困境与出路[J].领导科学,2017(8)：34-36.

在街区制构建过程中，公众最关心的是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环境是否优美、物业管理由谁承担、公共服务的质量如何，等等。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适当的方式适时适度地扩大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规模。一是可以通过招标等形式购买可靠负责的保安公司的服务，通过专业人士的规划设立相应的保安点。二是街区制小区全覆盖地安装监控，在重点区域进行重点监控，不留监控的死角，且由保安人员进行监管，定期检查监控是否能正常使用。三是每栋楼都设置门禁。此外，在物业管理方面，社区居委会购买物业公司的服务，费用由居民主要承担，政府给予适当补贴。街区制小区公共空间的环境卫生可以让环卫部门承担。政府还可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公共医疗服务、公共教育服务等。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只有让公众了解、接受并积极参与构建街区制，才能在我国真正实现街区制的推广。

供需信息渠道畅通是达到供需平衡目标的重要手段。满足绝大多数居民需要的服务,兼顾少部分人的特殊需求，才能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如果供需双方信息交流渠道不畅通,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就难以得到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应以居民的需求为前提,但目前我国社区实践在这方面仍存在不足。社区耗费较多建设成本，而居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除资金不足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供需信息渠道不畅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没有了解居民需要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数量。

政府的根本属性是公共性，在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政府是责任主体，处于主动供给的地位。居民只能被动接受政府提供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如果供需双方信息渠道畅通，政府注意收集民情民意,切实了解居民的需求，将从上至下的供给和自下而上的需求相结合,那么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诉求顺畅对接的可能性会更大。

从社区服务实践现状来看,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之所以不能有效提高,政府与居民的供需双方信息渠道不通畅是重要因素之一。供需信息渠道不通畅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与居民之间没有建立有关公共服务需求调查的机制；二是政府在信息的公开公布上做得不足，没有及时公布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关信息；三是没有提升民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关注度，民众参与性较差；四是政府积极作为，却在政务公开等方面做得不足，与民众缺乏有效沟通。

(二)街区制变革中公共服务诉求的革新与转型

作为中国社区的主要形式，“封闭式小区”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是因为其确实在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封闭式小区通过围墙所构建起来的住宅小区将城市划分成若干独立的小区域，破坏了城市交通微循环体系，最后导致交通的拥堵，形成“城市病”。实行街区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交通道路网络的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建设交通通畅、主次干路和支路合理的道路网系统。在街区制变革中，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注重公共诉求的转型、革新与强化问题。

1.公共安全的诉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列斐伏尔说过，“住宅是家庭免受外界侵袭的最后屏障，住宅、街区、城市都不是‘物品’，而是居民投入了时间和情感的‘作品’”[8]。市民对街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实际上是对城市空间集体占有的一种正当诉求。传统封闭式小区通过围墙将居民居住的小区和外界的危险隔离开，进入小区有门禁等相关禁止外来人员入内的设施。在同一小区内的居民大都是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相差不大的同质性人群，不容易产生不同阶层之间相处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打开围墙，街区就成了公共场所，能够在小区内活动的人就会鱼龙混杂。如果不采取其他安全措施，那么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就可能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要推行街区制变革，就必须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满足公民对公共安全的诉求。

2.优化公共环境的诉求

2.3 评估哮喘控制程度 1年后实验组患儿哮喘控制的比例与对照组对比明显升高，未控制的人数大大减少(P＜0.05或0.01)。见表2。

在没有围墙的小区，非本街区的居民可以随意在居民居住的周围进出、嬉闹等，作为外来人员，其对该领域的占有索取没有固定的责任，很容易产生“公地悲剧”，导致常住居民的环境污染加剧。且没有人员限制，在环境较好的领域往往人口聚集，容易产生噪声污染等。所以居民会担心物业管理水平如何提升、物业费用是否增加、怎么保证小区周围环境的安静优美和整洁等。总而言之，这是居民对优化公共环境的诉求。

由原始的决策原则[10]可知，当证据融合后出现两个或者多个可信度值相同且最大时，原始准则无法判断。若选择某元素作为结果可能导致误判。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改进后的决策原则的结果满足式(7)。

3.加快企业信贷产品创新。探索开展排污权、收费权、特许经营权、专利权、购买服务协议、林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应收账款、存货及仓单抵质押等多种形式的贷款业务，提高固定资产抵押贷款折扣比例。推动核心企业带动其上下游供应链小微企业注册加入应收账款融资平台，构建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供应链融资模式。

3.公共服务多样性、高层次的诉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要求也不断增加。目前我国许多城市的社区只能在基本层面满足大部分居民较低层次的需求,针对高层面、个性化、时代性特点的需求对接性不强，如社区老年人心理疏导、家庭暴力防治、青少年成长矫正等领域,都有待社区通过自身建设来实现。[1]

4.整合教育功能的诉求

式中：2θmax为聚束波束扫描范围；θ为方位向波束宽度，Rg可理解为定点聚束方式下满足方位向波束宽度θ下wg测绘带宽指标要求的最近作用距离。在聚束模式方式划分时，采用Rg为边界条件，作用距离大于Rg采用定点聚束方式，反之采用滑动聚束方式，因此一般情况下则从滑动聚束方位测绘带宽计算方式可看出k值越大测绘带宽越大，为简化工程设计，取此时滑动聚束方位测绘带宽：

在街区制的变革中，社区居民表达了对街区制能够整合教育功能的诉求。如今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居民对幼儿教育的需求大大提升。在街区制的商业功能逐渐凸显的情况下，社区居民期望可以将教育功能整合到街区制中来。在街道周围招商时，专门引入幼儿园、家教机构，或者政府拨款建立公立幼儿园等，并能够给予周围小区居民幼儿上公立幼儿园一定的优惠，等等。

三、街区制变革中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优化与建构

在推行街区制的过程中，社区管理的部分职能不能由物业继续履行。街区制变革中的公共服务供给既要体现民众的诉求，又要注重协作的方法和技术问题，建立群众参与渠道，从而扩大公共服务的惠及面，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的共享。

[参 考 文 献]

实验是在Linux环境，GTX1060显卡，6G独显，四核i7处理器的电脑配置下运行的，采用的测试环境为：Ubuntu 16.04+python2.7+opencv 2.4+cuda8+cudnn5.1，在caffe框架下运行完成的。利用改进的YOLO单一人脸检测模型进行人脸检测结果如下图8所示。从检测示例可以看出，改进的YOLO模型可以定位出任意情形的人脸区域，排除背景干扰，提高下一步DLIB遮挡判别的准确率。与传统的SVM、Adaboost算法比较，实验结果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本文利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在人脸局部遮挡的情况下进行人脸检测效果更优，误检更低。

(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1]汪碧刚.中西居住文化背景下的街区制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5)：136-144.

总之，作为一种突破传统社区物理空间的城市布局形式，街区制有利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划分，重构社区居民的生活空间，对提升社区管理与服务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购买体系，提升街区服务供给的有序性

在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政府应该制定与购买公共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对政府购买的组织管理、购买程序的方方面面进行详细的规定，并且给予详细的指导，让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具有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政府要明确购买公共服务的标准、服务对象的界定原则和方法，并且立法规定明确可行的供需渠道信息，与公众沟通，政务公开，保证供需对称。政府在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时，应该考虑公共服务的性价比，不仅考虑价格，还需要考虑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即购买服务带来的社会、民生价值。我国在201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就是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的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法律。只有将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法制化，才能保证公共服务的有序有效供给。

(三)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强化街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管理

为确保街区制构建中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政府应该对购买公共服务设立专门的评价和监管机构，评价和监督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和最后结果，对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实行绩效管理，将相应评价指标量化。在制定评价体系时不仅要保证准则文本的完美，还要将其优化成动态的规则。地方政府不单单要完全接受法律的约束，通过完善内部运行机制来抓好内部监督，把行政行为的结果放入前馈控制范畴，还要把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公众与非政府组织在监督体系中的作用和积极性，拓宽第三方监督范围。政府要做到政务公开，随时发布公开透明的信息，建立健全群众反映渠道。比如通过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来发布政府相关决策信息，通过建立居民微信群或者QQ群等来了解民意。这样不仅加大了监督力度，让公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街区制小区的构建和推广，而且能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进行反馈，从而对公共服务提供的内容、方式等进行调整。

(四)适度扩大政府购买范围，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满足公共服务多样性需求

3.信息公开不足，缺乏有效沟通

在街区制小区推广和实行的过程中，政府必然承担着为小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政府除了直接通过行政方式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外，还可以为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资源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1]公共服务供给全部由政府承担不仅不现实，而且不利于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同时会提高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政府将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下放，即政府只“管”公共服务，少“办”公共服务。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将部分公共服务权力下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购买、合同外包等形式再将公共服务权力赋予社会(主要是非营利组织、企业、社区组织等)。同时有效发动群团服务站(共青团、工会、妇联等)提供部分公共服务，消除原社区之间的隔阂。将街区制建设中的公共服务承包给社会组织可以较大限度地满足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充分体现街区制的优越性，从而有利于街区制的推行。

登哈特认为，政府官员在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主要致力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而非掌舵或划桨。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9]美国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也强调，社区治理活动应由包括公共部门、市场、社会组织及社区公民等多元主体合作完成，社区治理主体性由单一走向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是当前社区治理的选择及未来的发展趋势。[10]因此，政府可以与社会组织协同构建和推广街区制。街区制构建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供给应该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诉求，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与社会组织或者公民合作，多元主体共同推进街区制构建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供给。

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垄断包办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社会多元参与的转型。[1]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呈现出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趋势，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也经历了从政府一元主体到政府、社区以外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及其成员的社区组织多元供给主体的转变。在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这三类行动主体之间存在合作、互补与制约的关系。

一方面，社区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是保障社区公共服务正常、持续、有效运转的重要物质基础。权利是有成本的，权利的维护依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等政府机制。[7]我国社区财政资金相对有限，政府不能拨出更多资金投入社区服务，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也得不到根本性改善，从而导致目前社区公共服务资金的主要来源不足。另一方面,社会捐助也存在各种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众的物质财富和道德素养都有很大的提高,各类社会捐助的资金也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私人或企业的赠予和募捐,能够为社区公共服务的资金库注入活力。这作为补充政府资金不足的一种灵活有效的筹集方式,有力地推进了社区服务的发展。但是社会捐助目前还缺乏规范的制度和有效的管理机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监督机制不完善，容易滋生腐败等。

[3]赵春艳.国外居住区“开放常态化”[N/OL].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03-14).http://huizhou.house.qq.com/a/20160314/048101.htm.

脂肪酸还可与环氧乙烷反应合成脂肪酸聚乙二醇单酯（或二酯），反应很慢，常需要碳酸钠、氢氧化钾、或乙酸钠等碱催化剂，此反应被称为烷氧基化反应：

对建筑精装修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管理工作，需事前优化制度合理的施工质量控制管理方案。就施工质量控制方案的制定，需施工部门及设计部门等相关质量控制管理人员事前进行沟通，结合建筑精装修工程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制定施工质量控制方案。针对相关图纸要严格审核，及时发现漏项、缺陷等问题，并及时反馈设计及施工部门以便做出正确调整。制定施工质量控制方案时，需涵盖施工目标、质量要求标准以及相关事前工作、人才培训等等。施工质量控制方案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工程总体质量，由此可见施工质量控制方案的制定尤为重要。所以每个建筑企业应当引以高度重视方案制定，如此方可达到建筑精装修工程质量可靠，进而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4]李江,李琳琳.“小街区、密路网”空间模式的制度环境探讨——对宜宾市莱茵河畔小区案例的剖析和思考[C]//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规划60年：成就与挑战 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综上所述，UV法结合金属离子沉淀法操作简便、准确，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好，可用于米索硝唑pH敏感脂质体中主成分的含量测定，其结果与HPLC法含量测定结果一致。

[5]刘海玮.推广街区制：开放小区的四川样本[J].城乡建设,2016(4)：24.

[6]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数据通过SPSS 20.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数资料用（%）表示，进行χ2检验。计量资料（生活质量变化情况以及治疗前后血糖水平变化情况）通过（±s）表示，进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霍尔姆斯·桑斯坦.权力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M].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他们就八个人，矮矮个子，端着枪把我们围在一个窑场。姜大爹走出人群，拱了拱手，说我们是河浦的，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敢问贵军围着我们，有何公干？那个穿墨绿军服的东洋人好像是头儿，他上来就对姜大爹鞠躬，客气地说：老人家，我们要去铁冶，路不熟，能不能在您这儿请个向导？东洋人说的是地道的官话，他一脸严肃地站着，仰头望着身材高大的姜大爹。姜大爹说，路在嘴上，要向导做么事？东洋人说，你们一见我们就跑，我们找谁问去？请您务必帮忙！说完他刷地低下头，一副不答应就不抬头的架势。

[8]吴燕怡，万高隆.私权与公权之冲突及地方政府责任[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3):80-83.

[9]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方兴，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削弱社会大众由于“杨丽娟事件”的“污名化”运动对粉丝群体形成的刻板认知，让更多人看到粉丝形象积极的一面。

[1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 陈旭东,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