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小说作为对具体的方针政策的镜像式反映，对当时的民众劳动竞赛的场面描绘确实体现了竞赛的双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伦理精神，这是由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状况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要求所决定的，想象的情节场面的描绘肯定省略了不符合政治伦理叙事要求的真实劳动场景的素材，所以才会在小说中出现了竞赛的细节、场面、插曲、主题比较类似的撞车现象。另一方面，对竞赛的主体不同身份的设置，按照阶级伦理的标签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的叙事，也打上了那个时代鲜明的印记。比如说让出身于富农或上中农的竞赛对手遭受失败或因果报应就是阶级伦理在文学上的投影，根正苗红的老棒子社(组)最终胜利带来的粮食大丰收，实际上是物质贫乏的时代对财富渴望和梦想的想象性补偿。社(组)员生产积极性在竞赛的紧张氛围中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为进一步搞好生产打下坚实基础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大部分合作化小说表现的竞赛主题，在同等层次和级别的主体之间设置下挑战书、迎战、遇到挫折、互相帮助、大获全胜等情节，基本上代表了合作化小说按照情节发展的顺时态，讲述事件变化的前因后果和结局的皆大欢喜的叙事模式，其中环环相扣的顺序讲述和大团圆结局，显然都是在迎合民众喜闻乐见的审美趣味，“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语)就是劳动竞赛的伦理叙事的根本目的。不过，不同的作家在表现思想主题和审美意蕴的过程中出现的侧重点的差异，也会使合作化小说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审美风貌。相互合作扶危济困的友谊竞赛、发现问题改正错误的监督竞赛、后来居上善恶有报的阶级竞赛成为小说的叙事者表现伦理观念时最常用的三种叙事范式。

一、友谊竞赛中互助合作的集体伦理叙事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出现的友谊竞赛叙事所采用的互助合作的模式，实际上也借鉴了对现实生活中的底层民众采取的扶危济困、团结协作、共渡难关的民间伦理观念：“民间伦理在传承积累的过程中并不着眼于道德本体论的形上建构，而是密切贴伏于现实，呈现为一种庞大而缜密的日用生活伦理形态。”[1] 乡民日常交往中遵循的“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生活伦理观念，对合作化运动中竞赛叙事的集体伦理观念的表现起到了重要作用。小说中越是渲染竞赛的主体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的严重性，就愈能在民众的心目中唤起同情心和悲悯心，就越收到良好的教育和宣传效果；同时民间的熟人社会所形成的相互帮忙的心理积淀，也会强化民众接受集体遇到难题要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主流价值观念，就会抛弃狭隘的小圈子意识或本位主义观念，帮助遇到困难的农业社渡过难关，而把竞赛胜负的最终结果搁置一边，由此形成的和谐双赢的良性循环模式，是合作化小说倾力打造的竞赛伦理观念的最佳载体。《严重的时刻》(王汶石)中的罗村管区，借助劳动竞赛充分挖掘民众的生产潜力，在今年大旱的情况之下仍然使庄稼长得非常茁壮，可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雹使所有的心血和希望都在一瞬间化为泡影。危急时刻邻近的管区主任或党总支书记纷纷伸出无私援助的双手，提供种籽、化肥和劳力帮助农田种植，让出芦苇、猪崽、鸡鸭供他们灾区搞副业，重新制定竞赛条件调动生产救灾的积极性，是生产竞赛的对手更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的双重身份的设置，将友谊竞赛的主题落到实处。沙汀的《欧么爸》中的欧么爸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对在比赛中落后的三队的无私援助，也同样体现了劳动竞赛的根本目的，不让一个生产队落在后面的竞赛精神，显示出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协作的道德风尚。小说聚焦欧么爸迫不及待地向大家传达承担下来的任务的兴高采烈的神情，凸显了他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在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带动和影响下，在农业生产运动中开展了劳动竞赛，推动了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2] 在他的榜样示范和饱满的劳动情绪的感染之下，一队的队员气势昂扬地向三队的地界走去，精神变物质的动力支撑，会让队员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身心的愉悦，最终形成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局面，正是合作化小说劳动竞赛所追求的理想效果。

友谊竞赛的相互性和团结性注定在合作化小说中表现社与社之间的劳动竞赛的时候，会采取相互帮助共同提高的方式，来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题意蕴。刘澍德的《拔旗》中的碧鸡社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拔走红旗、金马社能够奋起直追形成你追我赶的竞赛热烈场面，与李东云结婚后变成两社的社员有密切的关系。生产经验与工作办法经过他的热心宣传，就在两个社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互通有无的协调机制让两个社都受益无穷。比如去年春耕栽插，李东云从金马社拿来两部他们认为已经不能用的抽水机，经碧鸡社出钱维修之后就变废为宝，为抗旱工作的顺利开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准的《春笋》中的队长耿良面对许家湾的生产队长许牛娃种高粱提出的友谊竞赛的条件：深犁八寸、耙三遍、播匀撒直、八天种完一百四十多亩高粱地，仍然以把地种好多打粮食，而不是为抢功作为竞赛的根本原则。先是亲自把优质高粱种子送到许家湾，以免除他们来回取种的麻烦；后又根据许家湾是胶泥地、下雨三天无法耕种的特点提出分工协作，让他们先帮犁地、三天后再帮他们犁地的换工方式，圆满地解决了大自然带来的难题；最后以春雨过后，粗壮笔直富有强盛的生命力的春笋，顶开枯枝败叶茁壮成长的画面卒章显其志，显然隐喻彼此竞赛合作的友谊就像春雨滋润下的竹笋一样新鲜芬芳。王安友的《协作》在表现徐家楼前进社和刘家河光明社展开的劳动竞赛的时候，更多地借鉴血缘伦理和巧合的情节结构凸显互相帮助的友谊。首先安排两个社的社长是姐夫和郎舅的关系，来强化姻亲伦理对竞赛所起的作用，再运用误会和巧合的情节结构模式水到渠成地引起红薯秧和罐子的互通有无。光明社社长庆山劝大家帮助徐家楼社解决地瓜苗短缺的困难时所说的话：“因为挑战的目的，是为了使咱们双方的生产共同提高，不能对兄弟社的困难袖手旁观，等秋后看热闹，应当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以完成自己生产计划的劲头，去帮助兄弟社解决困难。”[3] 显然是表现竞赛伦理的点睛之笔。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展开的竞赛叙事，都要把生产条件的优劣互补以达到粮食产量共同提高的目的作为合作化小说创作的主旨，这是由当时的时代语境和教化民众的政治任务共同决定的。在1955年纷纷转为高级社的浪潮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在劳动竞赛所形成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感染下，才能透过眼前重峦叠嶂的困难看到胜利的曙光。

当然，在开展友谊竞赛的时候，叙事者有时在小说中设置单干户和农业社竞赛的场面来突出集体劳动分工合作的优越性，让单干户在事实面前放弃个人发家致富的梦想，加入农业社的大家庭。单干户优越的生产条件变为竞赛中的劣势的逻辑发展过程如何顺理成章，是合作化小说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叙事难题，毕竟务实的民众对虚幻缥缈的未来共同富裕的乌托邦梦想不会当作现实来接受。如果不能在逻辑上找到足以说服民众的理由，其吸引力和号召力是很难承担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教育民众的政治伦理任务的。在经典小说《山乡巨变》的下卷三十二节，专门安排“竞赛”来解决单干户与农业社的竞赛只能以失败而告终的叙事伦理问题，周立波自己凭借扎实的生活实践经验、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娴熟的艺术技巧穿插了许多小的情节片段为最后的结局做铺垫：先是采取心理战术瓦解菊咬筋的女儿单干的积极性，与孤零零的单干形成的冷冷清清的氛围相比，社员劳动过程中表现的谈笑风生、热热闹闹的氛围通过情感上的归属暗示，强化了竞赛的凝聚力，这对向往集体生活的金妹子无疑是釜底抽薪。因为“群体数量越多，个体对这一点就越肯定，并且个体在意识到自己人数众多后，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力量，于是就表现出孤立的个体不可能表现出的情感和行为。”[4] 集体劳动的冲天干劲传播和辐射的力量、个体情感归属的需要，再加上积极分子盛淑君的热情邀约形成的合力，让金妹子身在曹营心在汉；其次是采用农业社歇人不歇工的连轴转的战术，将单干户的童子军和娘子军累倒，充分显示出集体的劳动力优化组合所产生的优越性；最后采用王菊生的堂客累晕的关键时刻送去温暖，盛淑君抢先跑过去扶起泥水里的王嫂，不顾脏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比较干净的衫袖揩擦病人嘴边的白沫和脸上的污泥的情节设置，都是为叙事者的伦理目的服务的。无论是单干户还是社员，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紧接着聚焦于抢救病人的关切的语气和神情、农业社的热茶、姜汤和人丹对病人的疗效都是为了凸显竞赛的友情，如此顽固的菊咬筋在传统的人情观念和现代的集体精神的感召下只好缴械投降，也为以后他回心转意加入农业社埋下了伏笔。这种主观的伦理意图在竞赛的情节安排上表现得太为明显，也为从文本的叙事裂缝中寻绎到情节内部因果关系的逻辑张力找到了突破口。人均地亩的多寡、土地的贫瘠程度不同的现状和单干户量力而行，自由支配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的更为重要的竞赛条件，恰恰被叙事者轻轻地忽略掉了。连生产能手李永和也不由自主地对王菊生发出了“好家伙，真是一条牛，而且是一条水牯”的叹服，想必他的劳动效率是单个的社员几乎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吧，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是无法完成友谊竞赛所要求的教化民众的伦理叙事的任务，所以叙事者只好采取偷换概念的方式，将单干户和农业社不同级别的竞赛主体，强行扭曲为同等级别来诠释“人多力量大”的意识形态主题。

二、监督竞赛中批判守旧的传统伦理叙事

在竞赛的过程中暴露的一系列的问题，包蕴着比较浓郁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只为小圈子的利益考虑的宗派主义意识，这些根深蒂固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和意识，对现实生活中的农业社发展的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问题又不是仅仅靠舆论宣传和政策条文的解析就能让民众心甘情愿放弃的难题，因此借助于审美形象的道德感化作用就成了小说家伦理叙事的目的。正如他们的方向和旗手赵树理所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能轻易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5] 作为与民众打成一片，亲自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作家来说，以“他者”的视角打量异质的伦理文化渗入民间伦理观念的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冲突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关键是如何让竞赛中出现的问题，在彼此的磨合中逐渐接受新的价值观念而顺其自然地化解。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喜闻乐见的现实生活，为老百姓的“前理解”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接受语境，喜欢看的主体能动性为“政治上起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有的小说在表现宗派主义思想的时候，也顺带表现了竞赛中易被忽视的其他相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连环套式的问题结构来强化竞赛中遵循规章制度不徇私情的重要性。这尤其表现在吉学霈的短篇《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对李良玉率领的第三组劳动竞赛，不顾干活的质量只图快引发的问题的解决和处理上。借助劳动竞赛的情节，叙事者敏锐地发现竞赛中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的传统伦理观念，对崭新的竞赛伦理的渗透和侵害，所以这篇小说的侧重点，不在于对李良玉组劳动竞赛中粗枝大叶的精致描摹，而是在出现了问题后，如何深入挖掘造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文化语境。首先是组长李良玉浓郁的大男子汉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意识，造成了劳动竞赛中质量与速度的二律背反的不良后果，依仗自己的妻子是副社长和检查员的身份，就把社里制定的竞赛制度和标准置之度外，再加上年轻的队员跟他干活潦草省力，但能多挣工分带来的实际好处的拥护和吹捧，就使得他根本就没有深入挖掘自己犯错误的原因的机会。其次是原来的检查员正德老汉是一个面善嘴软怕出面得罪人的角色，所以他不顾第三组干活粗枝大叶的结果和其他社员的情况反映，仍然给插上了优胜红旗。这显然是竞赛中制约最基本的公平和公正原则的根源所在，民间伦理观念的面子问题、熟人社会的文化语境、对权势人物的巴结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是左右竞赛结果的难以解决的痼疾。叙事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难点之后，采取的比较讨巧的措施是将工作中的矛盾带回家中，形成的夫妻纠纷就以喜剧的方式获得了圆满地解决。在小说中是以妻子叶俊英铁面无私，给丈夫李良玉组锄的地插上小白旗引起的矛盾冲突，在家中又是妻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照顾了丈夫的自尊，才最终使得他心回意转。结尾丈夫要求妻子多帮助自己进步，显然是主流价值观念的点题之笔，却也表现出叙事者让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的急于解决问题的伦理叙事倾向。

在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竞赛叙事中，出现最多的是关于宗派主义的问题，在竞赛制造的紧张氛围和集体荣誉感的刺激下，为了一少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农业社整体的利益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竞赛的根本目的。而农民只顾自己的小集体利益的狭隘眼光与小农意识的紧密结合，会使得竞赛的生产效率在弄虚作假的行为方式或者相互怄气的精神状态下走向低谷，这显然是叙事者不愿看到的现象，因此小说往往按照在竞赛中“发现问题——分析症结——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顺序安排情节结构，最终获得大团圆的结局。刘澍德的《拔旗》中的金马社主任张太和在大跃进的竞赛中由于骄傲自满，县里的那杆上游红旗终于被生产基础比较薄弱的碧鸡社夺走，本来劳动竞赛中无常胜将军的现实，正是竞赛唤起社员积极性的必然结果，从农业社的整体利益所达到的增产增收的经济伦理的效果来看，确实是达到了竞赛的最终目的；但从常胜社转为失败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的荣誉和尊严的丧失方面来看，确实是对失败社的生产情绪和劳动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小说描写的关键和聚焦点是领头雁张太和竞赛中出现的意气之争，对整体的劳动生产造成负面影响的问题，为了夺回红旗变压力为动力的张太和，发下一定要给碧鸡点颜色瞧瞧的誓言，显然违背了竞赛的初衷，而他在春天抗旱保苗的关键时刻不顾碧鸡社的生产条件，坚持要回得力干将李冬云和抽水机的行为和态度，就是只顾小团体利益的最鲜明的表征。因此，小说安排金马社抢收小麦但缺少镰刀的棘手问题，让危急时刻碧鸡社雪中送炭及时供应生产工具的情节，为张太和认识到自己心胸狭隘的错误埋下了伏笔，最后两兄弟社都取得了大丰收的结局，正是竞赛伦理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戎的《两涧之间》对西涧农业社社长刘来虎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思想的铺排和渲染，也为他和东涧农业社劳动竞赛犯错误提供了逻辑依据。他为了讨好落后群众只为自己村子里的社员谋利益的行为，其实是以损害上级的规划为代价的不道德的思想观念的具体体现。所以，在得悉自己农业社的技术员李小兰和东涧村的技术员吕茂森谈恋爱的消息之后，就心胸狭窄地思忖是东涧农业社的社长吕焕玉为了竞赛的胜利暗中拆台，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造成他不经过调查就说狠话的难题。小说中设置的大旱时节锅驼机出了毛病，却不好意思请东涧村的技术员来修的情节，无疑是受到民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因果报应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当然，这时候的社长吕焕玉不计前嫌派最好的技术员前来维修，并抽出自己社里的一台柴油机来帮忙浇地的行为，也借鉴了民间以德报怨的情节模式，换来的结果当然和《拔旗》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此类的小说都把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谋篇布局的关键点，借鉴民间伦理中只为自己打算的小农意识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宗派主义思想的传统渊源关系，并且这种根深蒂固的错误意识对劳动竞赛的危害性，也不是轻而易举消除的，所以小说中浓墨重彩的细节和情节描摹，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叙事者的竞赛伦理观念。

三、阶级竞赛中善恶有报的身份伦理叙事

毛子江的《土河浪花翻》(原载《新港》1959年4月号)中的光明社与前进社的生产竞赛实际上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变相演绎，因为最早成立的光明社的劳动主体是生产基础比较薄弱的贫下中农，后成立的前进社是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主体的生产工具齐全、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的富社，因此两个社互不服气的劳动竞赛不仅仅是旧社与新社、穷社与富社之间达到单纯胜负的目的，而是涉及到谁领导谁的大是大非的阶级伦理问题。所以小说安排情节的时候，尽管采取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让富社按照传统比较保守的耕作模式获得了大丰收，但最终结果是为了陪衬和烘托第二年穷社在贫农骨干的积极领导下，“人心齐，泰山移”所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终于将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富社彻底比垮台。设置的情节逻辑依据是富社的成员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工不出力的自私者，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自然导致优越的生产条件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穷社在总结失败经验的基础上，齐心协力埋头苦干的精神正是将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制胜法宝。在两个社相差粮食十一万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富社的队长张伟更认清的道理：“单咱们走不通，是非跟着贫农老哥们不能翻身了”，实际上就是叙事者通过竞赛最终达到的伦理目的。

合作化小说在表现民众选择入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是单干走“自发道路”的模式的时候，往往把生活道路的选择与先入为主的阶级伦理观念融合在一起，本来是个人生活的多元化选择，就与阶级成分的高低决定的道德品质的好坏相挂钩。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与政治伦理的规训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针对乡村阶级关系引起的矛盾斗争曾有过如下论述：“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6] 作家在创作时只能采取与主流政治话语相一致的鲜明立场，让在劳动竞赛中自以为居于优势地位的富裕中农或富农，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和计谋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作家在创作的构思阶段就已确定的思想主题意蕴和情节结构布局。正如作家柳青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创作谈中所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背后。在这个斗争中，应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阵地、千方百计显示集体劳动生产的优越性”[7] 在这样的竞赛叙事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作家采纳的竞赛情节只是作为表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矛盾斗争的工具，目的是采用思想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法，警醒那些一意孤行走单干之路的民众不要落入阶级敌人设置的圈套。

从核桃品种看，主要以香玲为主，占全县总种植面积的65%，其余品种为清香、辽核、陕核1号、鲁光、中核短枝等,占全县总种植面积的35%。

此词收录于嘉靖本系统。毛氏《宋名家词》本题下注：“一刻《淮海集》，略异：去岁迷藏花柳，恰恰如今时候。心绪几曾欢。赢得镜中清瘦。生受，生受，更被养娘催绣。”

这种富有浓郁的社会功利色彩的阶级竞赛伦理叙事，在完成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教育民众的任务的同时，对政治伦理观念的有意迎合，也会以双刃剑的方式对合作化小说的思想逻辑和审美意蕴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思想逻辑来说，叙事者在文本的前后两部分的铺排渲染，在逻辑上存在含混与悖逆的地方：一般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重点强调的是穷棒子社竞赛中的劣势地位，无论是牲畜、土地还是种子、肥料都要比单干户或富社差一大截；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的情节结构中突出表现的是穷社大获丰收的喜人景象，原因是人穷志不穷的凝聚力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的劳动生产力。但这样的理由是很难具有逻辑说服力的，前后情节的突然逆转是叙事者根据先入为主的竞赛主题的需要人为扭曲的结果，为了使得前后的情节转折不那么突兀，叙事者煞费苦心地遮蔽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情节片段。比如在《土河浪花翻》中的开篇渲染的穷社和富社的来历，就将二者生产条件的差距暴露无遗，再加上富社的生产队长张伟更作为一个耕作的老把式的精明领导是很难在竞赛中败北的。于是作者安排了第一年劳动竞赛的成功，可是作者情节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衬托他们最终失败的结果服务的。仅仅突出强调穷社的团结向心力和劳动生产效率，也很难与小说的前半部分富社以快板的方式渲染的穷社劳力的薄弱相吻合：“老社干活乱点兵，稀里哗啦齐出征。老的胡子拖着地，小的还闻见‘妈妈’腥”，年老体迈的社员和不谙世事的儿童都下地劳动的效率是很难保证的，精神与物质的辩证法也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将潜能的充分挖掘才能达到的极端状况，这些老弱病残组成的劳动队伍成为战胜强社的唯一优势所在，同样是存在逻辑问题的。《较量》中的前半部分渲染的合作社穷得连急需下地的高粱种子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如何与人强马壮的富农吴诚展开劳动竞赛的难题，是很难通过情节的因果关系的表述，达到逻辑上自圆其说的效果。于是小说的后半部分也只能是通过劳力的集中优化和涣散无力的鲜明对比强化竞赛结果的逆转，再加上天下大雨将吴诚的粪肥冲到农业社的田地里增加竞赛成功的砝码，这种偶然的巧合和小说最后根据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让吴诚的一只眼睛被铁匠截断的一小段钢片打瞎的情节安排，带有太多的一厢情愿的无巧不成书的成分，显然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在其他的合作化小说中也同样如此，凡是涉及到安排不同阶级之间的劳动竞赛的场面和结果，无论文本的前半部分如何渲染农业社生产上的困难是多么难以克服，都是为最终的胜利做铺垫，制胜的法宝都是劳动力的优化组合后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但人均资源的分配和个体劳动生产率这些竞赛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却在叙事者的笔下被忽略掉了，由此造成的前后两部分在情节结构和审美意蕴等方面的叙事裂隙难以弥合。

如果是成分比较高的单干户不知天高地厚，逆合作化运动的潮流而动与农业社公开进行较量，那么叙事者就会采取阶级的伦理观念，让单干户动机不纯的竞赛叫板的阴谋变成自食恶果的报应。在这方面体现地最明显的是李满天的短篇小说《较量》中富农吴诚与穷棒子社的竞赛描摹，从经济基础上来说，吴诚的一头大驴、两头大牛诚然要远远超过二十多户的穷社共有的又老又瘦的一头牛、两头驴的畜力，他攒的肥料和父子三人的棒劳力也是农业社不能比拟的。按照生产竞赛的优越条件来衡量，吴诚是稳操胜券的，但他使尽一切坏法对农业社的讽刺、挑拨、打击和破坏，显然是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要求。因此叙事者先设置吴诚没有来得及描进玉米地里的羊粪，被暴雨冲进了农业社的地里，让社里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弥补生产竞赛的劣势和不足；再利用巧合和因果报应的伦理观念让吴诚瞎了一只眼，让他向一些单干的中农赌咒发誓说过的穷裤裆社“能赶过我去，我把眼珠子抠下来踩个水泡”落到实处，大快人心。这里采取的劳动竞赛已不是为了单纯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式的意气之争，而是带有更多的两个阶级的路线之争的意味。因此，无论穷棒子社先天的生产条件多么恶劣、物质基础多么薄弱、困难挫折难以承受，最终的逆转和胜利的结局是预先确定的。

煤场喷洒工艺简单，设备改造难度系数低，将脱硫废水引入燃煤堆场喷洒到煤堆上，在不降低燃煤性能的同时，还可以利用电厂燃煤燃烧时所产生的高温将脱硫废水蒸发，脱硫废水中所析出的盐分可同炉渣一起排出，少量盐分随着飞灰的排出，被除尘器捕获。对废水产生量较多的燃煤电厂，可将废水浓缩处理后再喷洒到煤场。

四、三种竞赛模式的意义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采用的友谊竞赛、监督竞赛、阶级竞赛的伦理叙事模式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产物，没有合作化生产的薄弱基础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的矛盾冲突，没有生产力的落后带来的农业和工业的物质资料的匮乏，也就无需在合作化小说中采用如此众多的竞赛叙事模式达到劝说和教化民众的目的。从合作化小说普遍采用的这三种竞赛模式所具有的价值功能来看，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历史语境中都具有不可缺失的借鉴意义。

第一，现实意义。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镜像式的反映，作为密切联系实际的主旋律小说，在现实的教化和宣传方面，文学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小说能与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相比。从三种竞赛模式的逻辑关联来说，其发展过程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方针政策密切相关的。在早期的互助组时期，为了凸显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就在小说中采用了单干户和互助组友谊竞赛的模式，让活生生的现实对民众起到宣传和教育作用；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生产关系和合作模式的更深层次的变革，让传统的宗法伦理观念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意识在现代伦理观念的烛照下更显得不合时宜，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小圈子文化、地缘和血缘关系也会使民众即使是理解先进的文化观念的合理性，也会在竞赛的某个环节不经意之间流露出落后的思想观念，因此监督竞赛中出现的发现问题、改正缺点的叙事模式也成为合作化小说最常见的风景；在合作化运动后期出现的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也当然会影响到对现实生活采取同步反映的合作化小说的叙事模式。此时，小说的叙事者以阶级斗争为纲铺排情节结构的行为就是有意迎合具体的方针政策的典型表征。按照“亲不亲阶级分”的亲疏判断标准设置的阶级竞赛，自然也带有浓郁的先入为主的人为性的伦理意味。因此，这三种竞赛模式就是当时现实的方针政策的晴雨表，它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如图1、图2所示，皮部重叠图差异明显，不适宜以其为基础建模，而木质部堆叠光谱一致性较好，适宜以其为基础建立近红外光谱模型。

第二，历史意义。事过境迁之后的合作化小说是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是考察土改小说向文革小说过渡时期思想意蕴和审美范式嬗变的“中间物”，不能因为方针政策的失误和时代语境的变化就采取审美虚无主义的态度置之不理。实际上，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望话语讲述的年代所具有的蓬勃向上、一心为公、集体优先的思想意蕴，无疑具有可资借鉴的历史意义。合作化小说中的友谊竞赛所体现出来的相互合作、扶危济困的伦理观念绝不会因时代语境和具体政策的变化而退出历史的舞台，它表征的充分挖掘和展示个人的潜能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的精神也永远不会过时；监督竞赛中的发现问题、改正错误的方式和方法是竞赛达到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竞赛的胜利或失败的结果不是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者关注的终极目的，通过竞赛暴露的问题和现象以及背后体现出来的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才是叙事的重点，其中反映的问题意识和教化民众的责任意识也是小说家紧密联系实际的结果。这两种竞赛模式表现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文化伦理观念是留给历史的最宝贵的财富，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代表社会前进的正能量鼓舞和教育民众。至于阶级竞赛表现的身份和出身决定人物善恶的评价模式，确实打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烙印。这种伦理观念的形成与战争文化背景造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躯体修辞学的影响密切相关，也与帝国主义的封锁造成的冷战思维对作家思想观念的影响脱不了干系，再加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挥棒对作家创作观念的压制和规训，合作化小说中出现阶级竞赛的伦理叙事模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为历史的产物，既要对竞赛中出现的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思想观念引以为戒，又要抱设身处地的“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才能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看到在糟粕中蕴涵的精华的历史意义。

五、结语

在劳动竞赛中要求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农业社要起到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榜样示范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让思想观念落后、阶级成分较高、内部关系复杂的富裕社放弃自以为优越的地位和条件，心甘情愿在穷棒子社的英明领导下走共同富裕的合作化之路；或者让竞赛条件优越的单干户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深深地感受到“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政治宣传所包含的哲理意蕴，只有融入集体的洪流中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无论是社与社的竞赛，还是农业社与单干户的明争暗斗，在“他者”的激励和压力下焕发出的劳动潜力确实达到了竞赛的伦理目的。这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解决劳动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的有力举措。在得到上级的提倡表扬和大力支持之后，互助组与互助组、农业社与农业社、互助组与单干户、农业社与单干户、男社员与女社员、不同的青年突击队之间的劳动竞赛的泛化也成为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的突出现象。它通过不同的竞赛主体在不同工种的劳动空间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所产生的凝聚力和荣誉感，为个体的精神生活的幸福和充实提供了逻辑的依据，它可以不顾忌竞赛主体的年龄、性别、体质、身份等方面的差异，紧紧围绕胜利的共同目标，将身体难以承受的重担和苦难都化作欢笑和幸福的泪水，先苦后甜的竞赛伦理观念，也成为支撑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骄人成绩的慰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平等”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小说的竞赛叙事中被移借为高强度劳动竞赛的平等，因为乡村的合作化运动毕竟需要的是体力的优胜，但女性在体力和生理方面的差异，在热闹的竞赛场面的精致描绘中也被遮蔽掉了。王汶石的《黑凤》中的柔弱女子黑凤以“男人能干的我也能干”的攀比精神与男青年展开背矿石的劳动竞赛；胡正的《梧桐河岸的春夜》中的女社员在“月亮当灯笼，夜战比英雄”的精神感召下，和男社员不分昼夜的挖渠竞赛；《亲家》中的荷花妈、桂元妈在竞赛氛围的激励下，不顾年龄和生理的状况和青年人一争胜负的不服老劲头确实让人感动。但所有的参与竞赛的女性超出身体承受极限的蛮干作风导致的后果，在小说中是付之阙如的，当时的时代语境和作家的创作理念也不允许在小说中描写有悖于竞赛伦理的情节片段。时过境迁之后，历史的记忆以身体铭刻的方式重新被唤醒的时候，其中的苦涩意味和黑色幽默感，只有参与其中的女性才有深刻的体会：“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变化是通过女性的身体被感知和记忆的，她们至今仍在清楚地描述自己身体的疲倦和病痛，什么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落下的，女性特有的生理状况和生育过程带来的不便和痛苦等等。”[8] 因此，对于不应忘却也难以忘却的火红的年代形成的特有的集体参与的竞赛场面的刻画和描摹，作为后来人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也要秉承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孰几在接近历史的真相和挖掘审美的价值蕴涵的基础上不至于痴人说梦。

参考文献：

[1] 马兵.国家伦理、民间伦理与“十七年文学”[J] .文艺争鸣，2009(12)：67.

[2] 王伯英.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运动中的劳动竞赛[J] .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18(3)：103.

[3] 王安友.协作[J] .人民文学，1958(11)：34.

[4]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杨程程，译.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22.

[5] 赵树理.也算经验[M] //赵树理文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5.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31.

[7] 蒙万夫.柳青写作生涯[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94.

[8] 郭于华.口述历史——有关记忆与忘却[J] .读书，2003(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