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长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是举世无双的人文奇观。长城的宝贵价值和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长城雄伟壮丽的外观和长城具有抵御侵略、保卫和平的重要功能上，而且体现在它凝聚的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的民族性格和富有创造力的智慧上。从精神文明层面看，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万里长城永不倒”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但是，关于长城文化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特别是关于长城的起源问题、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功过问题、李世民和玄烨不修长城的问题、孟姜女哭倒长城的问题、长城所体现的一些主要文化思想的问题，均需要作深入探讨。

一、关于长城的起源问题

一般认为，早在仰韶文化时期，氏族部落为了防御野兽和其他氏族部落的侵袭，就在居处周围挖掘壕沟，但尚未在居处周围修筑垣墙。从人类建筑发展史的一般情况看，并考虑方便与省工等因素，我们认为，挖掘壕沟的土石很可能堆积于壕沟靠近居处一侧，形成了土石构造的、类似墙体的堆砌物或建筑物，这就是城墙的雏形。这些土石构造的类似墙体的堆砌物或建筑物比较低矮，结构松散，极易坍塌或损坏。这恐怕是考古发掘迄今没有发现相关遗迹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种看法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氏族部落才开始建筑城墙，进而形成原始的城或城堡。实际上这个看法过于保守，不仅与人类建筑史的一般情况不合，也忽视了考古发掘受到的客观局限。

《说文解字》云：“城，以盛民也。”[1]288又云：“墙，垣蔽也。”[1]111《墨子》云：“城者，所以防守也。”[2]37房屋可以容人居住，也具有自守功能。房屋和庭院都由墙构成，墙具有遮挡保护作用。城或城堡也具备此类功用，可以说是房屋和庭院的进一步扩展，也可以说城墙和长城是城或城堡的进一步扩展。《孟子·公孙丑》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3]241朱熹注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3]241从“三里之城”到“七里之郭”是防护范围的扩大，既然“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是“城郭之小者”，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防护范围不断扩展，必然有“城郭之大者”，最大的城郭外墙自然是长城。恩格斯说过，“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4]164。恩格斯所说的“城”或“城市”特指私有制产生之后的城或城市，这种城或城市具有市场交易和军事掠夺的双重属性，而私有制产生之前的城或城堡是为了防御自然灾害、野兽和其他氏族部落的侵袭而修筑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长城的前身是私有制产生之前的城或城堡，而私有制产生之前的城或城堡的前身是房屋和庭院。这样，不仅关于长城起源的问题有了答案，而且长城的功能也有了明确定位：长城是防御性的建筑设施，不是标志性的建筑设施；长城不是界标，与“封”（“封土为疆、封土为界、封土为坟”之“封”）有本质区别。同样，长城的同类建筑物如边墙（包括“插柳为边”）也不是边界标识，边墙是明代盛行的对长城的别称。

对长城的起源和发展变化的研究要联系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历史。既然长城是城或城堡的进一步扩展，那么长城应该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级社会产生之后才诞生的。当时城堡与城堡、城市与城市需要联合防御，催生了长城这一防御工具。《诗·小雅·出车》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5]416“方”究竟为何处？《毛传》称，“方，朔方，近玁狁之国也”[5]416。在朔方筑城是为了防御玁狁的侵袭，而玁狁对中原的侵犯不可能限于某一地，“往城于方”就不可能仅在某一处筑城，必然在多处建城，而且城与城要连接起来，以便进行防御，用于连接的城墙则成为长城的雏形，或者说是最早的长城。《毛传》认为《出车》是周文王时期的诗歌，因此，可以断定长城在西周时期已经发挥了防御作用。《史记》的有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西周已有长城的佐证。《史记·周本记》载：“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6]148周幽王时期的长城建有烽火台，已经是比较标准和完善的长城了。钱穆对《史记》“烽火戏诸侯”的记载提出疑议，“此委巷小人之谈……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书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7]48。笔者认为，从人类用火的历史来看，所谓“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是不确切的。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学会用火，而火的早期用途之一就是防备野兽，所以人类以火报警要早于以鼓报警，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记载是可信的。

二、关于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功过问题

秦王朝后，隋朝有修长城之举。《隋书》载隋炀帝杨广“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11]687。与秦始皇一样，隋炀帝修长城也是一种急功近利、滥用民力的做法。初唐时期，李世民见识超乎前人，拒修长城。李世民说：“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12]3818-3819在李世民看来，人才与人心的作用比长城更加强大而持久，不需要劳民伤财修筑边城防御敌寇，只要知人善用，就足以抵御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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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姜女哭倒长城的说法，最早可能与史书中关于“梁山崩”的记载有关。《春秋公羊传》载：“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大也。何大尔？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14]380《春秋左氏传》载：“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15]720《春秋左氏传》记载重人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只记载了“梁山崩”这一事件，均未涉及“哭倒”的说法。

康熙皇帝重视“修筑”人心之“长城”，认为只要修德安民就会众志成城。其实，他轻视了长城的防御价值。尽管明长城已经残破，但是如果没有明长城，则准噶尔部不仅可以破河西进入甘肃、青海扼守，还可以由今新疆入西藏，形成钳形攻势，使西藏腹背受敌，最终可能导致西藏尽失；而由甘、青可以直接威胁川、陕，虎视京师。一旦川藏地区陷入钳形包围之中，清军进藏就无路可走。准噶尔部如果控制了西藏，蒙古各部必然群起作乱，清王朝的根基必将动摇。事实上，恰恰是康熙皇帝所轻视的明长城为清王朝提供了军事保障。

三、关于李世民和玄烨不修长城的问题

在历史上，长城具有一定的防御作用，修筑长城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具有历史功绩的工程。但是不能将修筑长城的大部分功劳归于秦始皇。在修筑长城的问题上，秦始皇的历史罪责要大于其历史功绩。

清朝康熙帝玄烨也不主张修筑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年），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议修筑长城，工部等议后建议康熙“应如所请”。康熙晓谕大学士等众臣说：“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13]677-678康熙还晓谕扈从诸臣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13]677

典故是民族文化之精髓，人民群众集体智慧之结晶，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今天，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典故是国际文化交流所不可或缺的，具有不可忽视的实际意义。

《春秋左氏传》还记载了“杞良之妻”之事。“齐侯归，遇杞良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15]998-999该记载没有提到她哭与否。《礼记·檀弓》所载曾子的话叙述了杞良妻哀哭的情形。“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君之臣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16]304-305《礼记·檀弓》关于杞梁妻的记载与《春秋左氏传》的记载基本相同，仅多了“而哭之哀”几个字。

四、关于孟姜女哭倒长城的问题

对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历史罪责，历代均有所披露或指责。胡曾《长城》诗云：“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8]7429胡曾认为秦始皇修筑长城是“苦苍生”之举，秦王朝之“祸”不在外族，“祸起萧墙”才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所在，从而彻底否定了长城的防御作用和历史意义。辛文房称赞胡曾此类咏史诗说：“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9]482然而胡曾的诗歌对始皇帝修筑长城的评价也有片面之处。“祖舜宗尧”可以为国家带来太平，但是不能保证不受外族入侵。胡曾完全否定长城的防御作用，等于完全否定了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功绩，也是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鲁迅说：“伟大的长城！……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还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10]61鲁迅先生不仅指出秦始皇修筑长城给人民群众生活、肉体带来了痛苦，而且指出“长城”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束缚和重压，从新的角度披露了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历史罪责。

战国时期，燕、赵、魏、秦各国所筑的各段长城已经能有效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秦统一后，始皇帝下令修筑长城完全超出了实际需要。以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而言，其军力尚未具备在广阔范围内侵袭中原的能力，依托燕、赵、魏、秦等国各自所筑的长城，再辅之以其他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秦王朝完全可以有效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不仅超越了当时防御的实际需要，而且超出了国家人力与财力的承受能力，属于滥用民力、好大喜功。此外，各诸侯国在秦始皇之前已经开始修筑长城，发挥长城的防御作用，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精神和富有创造力的聪明才智的结晶。因此，修筑长城主要归功于人民群众，而不应归功于秦始皇。

《春秋穀梁传》载“梁山崩”：“伯尊来，遇辇者，辇者不辟，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远矣。’伯尊下车而问焉。曰：‘子有闻乎？’对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为此召我也，为之奈何？’辇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虽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问焉，辇者曰：‘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问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为之奈何？’伯尊曰：‘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5]2419《春秋穀梁传》在梁山崩的问题上涉及以哭感天的思想观念，是战国“哭风”的思想源头。

齿轮的加工是靠坯件的内孔和端面进行定位，所以必须保证内孔和端面一次装夹加工，俗称“一刀落”，以保证内孔和外圆的同轴度、端面和内孔轴线的垂直度要求，减少齿轮加工后的齿圈径向跳动Ft和齿向公差Fβ。由于齿圈的径向跳动影响齿轮副啮合时的压力角和侧隙的变化，从而使工作不平稳，噪声增加；齿向公差影响齿轮副实际接触线缩短，工作时将产生应力集中，噪声也明显提高。另外内孔和端面的尺寸精度、形状公差和表面粗糙度都要符合图样要求。

军队的一切工作都应以战斗力为根本标准。军队院校文化建设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坚持战斗力标准，必须注重营造“一切为打仗”的战斗文化氛围，并将其作为立校之基常抓不懈。

超滤通量曲线显示，在浓缩倍数为2～8倍时，通量下降较为显著，10倍以后逐渐趋于稳定状态。一方面随着浓缩倍数的增加，膜表面的凝胶层形成加快及传质层增厚，产生浓差极化现象，使得膜面污染加重[21～23]；此外，料液中溶质含量的增加引起渗透压增加，这两者均导致超滤通量迅速下降。截留率曲线显示了浓缩倍数对其影响，可以看到在浓缩倍数为2～6倍期间，多糖截留率迅速下降，而当浓缩倍数达到8～10倍后多糖截留率已趋于稳定。从生产效率和工艺要求上来考虑，适当的浓缩倍数，可以减少膜形成不可逆的凝胶层，便于清洗和下一阶段的醇沉工艺[21]。因此，综上所述，浓缩倍数为15～17倍时较为合适。

汉魏晋时期，杞梁妻哭夫之事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刘向的《说苑》记载了杞梁妻闻夫死而哭，以致城为之阤、隅为之崩的事情。刘向是穀梁学者，故刘向关于“杞梁妻哭夫”的说法应该是在穀梁学者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曹植的作品中，“杞梁妻哭夫”故事演变为“杞梁妻哭夫，梁山为之倾”。曹植的《精微篇》云：“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17]332《黄初六年令》载：“杞妻哭梁，山为之崩：固精神可以动天地金石！”[17]338这些文献记载使我们想到，封建社会中普通民众（秦王朝所谓的“黔首”）缺少文化知识，在封建统治者眼中连草芥都不如；而知识分子一旦丧尽良知，或助纣为虐，或冷眼旁观。在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高压下，老百姓因贫穷、战争而死，即便白骨成山，却连“哭”的机会都难有，哪里还敢奢望“哭声”能被记载在典籍中。幸亏有穀梁史家、刘向、曹植等文人学者在，幸亏《春秋穀梁传》《说苑》《曹子建集》等典籍能流传后世，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才得以为世人所知。在孟姜女故事的传播过程中，《春秋穀梁传》及其研究者功不可没。

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源于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决策失误，至今已经成为“长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警示后人，一个国家如果不顾人民的死活，否定人民的作用，失去人民的支持，无论筑成多么高大、多么坚固的长城，都会因为人民的反抗走向崩溃。而一旦民心涣散，民族精神就将面临崩塌的危险。

五、关于长城体现的文化思想问题

长城屹立于华夏大地上，但并没有影响文化交流与沟通。长城的主要作用是军事防御，非战争时期长城内外是相通的。也正因为长城划出了内外两个区域，才有交流与沟通之说，因为无内外之别，就无所谓交流与沟通。当然，内外之分多种多样，交流沟通与保守封闭也是相对的。在鲁迅看来，长城在历史上未能挡得住胡人的侵扰，现在不仅已经成为一种古迹，而且已经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观念的象征。他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10]61在笔者看来，恰恰因为有了这么一堵“墙”，长城外的想冲进来，长城内的反而想走出去，是这堵“墙”勾起了人们交流与沟通的期盼。若干年前，笔者读《鲁迅全集》后曾写过一首《读鲁迅〈长城〉有感》的诗。诗曰：“可怜文人不足观，不罪房中罪长城。思想焉能牢笼住，自欺欺人误苍生。”

长城还引发了治国到底是“攻城”还是“攻心”的议论。清代赵藩撰写了一副“攻心联”或“能攻心联”：上联为“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为“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所谓“攻心”，借用马谡的话是“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18]983-984。就进攻一方而言，即当为进攻之道，而非用兵之道；用兵之道当兼有攻防。反之，就防守一方而言，则当为“防守之道，筑心为上，筑城为下；心守为上，兵守为下”。筑城与筑心、攻城与攻心之间存在一条看不见的界限，甚至筑城与攻城、筑心与攻心之间也存在一条看不见的界限，而把握好这些无形界限的基本策略是审时度势、关注民生。唯有如此，才能在筑城、筑心与攻城、攻心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筑城”有了坚实的基础，“筑心”自然会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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