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政治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20世纪的20年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不但掀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而且诞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文学。对于革命文学，20世纪末之前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对其作了认真的阐述，并且都作了肯定性的评价。然而自20世纪末之后，一些新的文学史著作和学术界的部分学者，在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中，出于“重写文学史”的意愿，有意把它抛失，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程光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这一做法引起了老一代文学史家的担忧[1]。笔者同样也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舍弃，它不但牵涉对革命文学文学史意义的认识，而且也关系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何谓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又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学术命题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说：“是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8期上发表《英雄树》，首先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响应。”[2]128另一部文学史著作却说：“早在‘五卅’前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提出过。”[3]67“发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是创造社和1927年下半年新成立的太阳社。”[3]68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则说：蒋光赤“在1924年办过一个《春雷周刊》，专门提倡革命文学”，“但是革命文学口号正式提出，还是从郭沫若开始的”[4]141。吉林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又说“1926年由创造社”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 [5]254，“蒋光慈是太阳社的主干，是最早提倡革命文学，并努力与实践的作家之一” [5]231。进入21世纪之后，一位学者却说“中国革命文学萌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 [6]。又有人说“革命文学”是1928年倡导的。[7]笔者注意到,早在1921年7月，郑振铎(西谛)就在《文学与革命》等文章中提出了创建革命文学的主张[8]215。1923年后，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蒋光赤、李求实等人，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关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文章,[8]215-216成仿吾更是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9]。

直至目前，不但对于革命文学的提出没有统一的认识(一些人的说法还前后矛盾)，而且对于它的内涵认定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好多文学史著作把革命文学仅仅认作是一种舆论和主张，或者一场文学论争，比如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随着一些作家的革命化，随着后期创造社等团体的大力鼓吹，至此终于形成文坛舆论。”[10]69笔者却认为它是一种文学类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不但有理论，而且还有作品，比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1925)《哀中国》(1927)，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1926)《短裤党》(1927)和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1927)。同时，还有一批工农群众创作的革命歌谣，如记述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的长篇叙事性民歌《劳工记》等。此外，1924年后，蒋光赤、沈泽民等人还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成立了带有鲜明革命倾向的社团——“春雷社”。这就是说，既有理论又有作品还有文学组织的革命文学，从20 世纪20 年代上半期始，就陆续出现在中国文坛之上。既然如此，怎能只把它认作一种舆论？[11]

产生于20世纪30 年代左联成立后的左翼文学，是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认识社会，批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和革命文学一样，都是表达无产阶级的感情，所以有的论者把两者都归向革命文学，如吉林大学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5]254-261，有的论者又把两者都归向左翼文学，如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12]和旷新年的《重新思考左翼文学》[7]。笔者此前也持前一种看法[11]，但是再认真思考一下，便又觉得两者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革命文学是自发的、号召性的，左翼文学却是有组织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从作品的形态看，革命文学的情节特别是人物形象显得概念化，而左翼文学的人物形象却是生活化、形象化的；革命文学采用的是理论性的审察生活的方式，左翼文学采用的是生活化的审察生活的方式。左翼文学的文学成就远超于革命文学，两者是不同的文学类别。

二、此前文学史界对革命文学文学史意义的阐述

一部文学史著作说：革命文学“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真正的革命文艺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入地发展。在这一阶段上，革命文艺思想经过内部的斗争，而逐渐地形成新的阵营，从而加强了革命作家的团结，明确了共同奋斗的方向，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3]74。《中国现当代文学》说：“首先，革命作家在论争中自觉地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初步比较系统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其次，经过论争，澄清了大革命失败后，文化界的思想混乱，革命文艺队伍内部交流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为中国左翼作家的成立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作了组织上的准备。”[2]134吉林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革命文学的讨论……是在党的领导下，革命作家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探讨的开始，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践、新文学运动的实际问题的初步尝试。”[5]256而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说：它“是我国从‘五四’以来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新文学的一个重大发展。”[4]145

这些都是把革命文学视作一种文学论争、一种文学思潮，而且,除刘绶松外，其他人都只是把它和之前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之后的左翼文学相比较，而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文学类别、置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认识的。刘绶松似乎也没有具体、明确地阐述出它的文学史意义。当今的一位论者说：革命文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它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想象，掀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一页” [7]。“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次‘价值重估’，即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检讨、批判和否定。”[7]它“对于文学”“重新定义”，“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把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和斗争的工具”，“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求突破‘五四’文学的表现对象和范围，将资产阶级市民文学扩展为工农大众的文学”[7]。这是把它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系列加以识别的，但其主要是针对之前的“五四”新文学来说的。笔者认为，这还不够，主要应该针对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

三、革命文学文学史意义新识

(一)在中国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

从世界范围看，文学是多条线索发展的，比如创作方法的变换、创作目的的变化、文学体式的变迁、文学受众的转移、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嬗变……就中国而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主线。“五四”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学都是封建性的文学，表现为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动，正所谓“文以载道”，同时客观上也表现出封建思想伦理对人们的残害。“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反封建的，它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而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革命文学不但在理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而且在作品中具体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蒋光慈的《短裤党》，“以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史实为题材，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艰苦斗争的革命意志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 [2]191。《少年漂泊者》“尖锐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本质……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5]239。虽然这些作品并不成熟，但作品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感情，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生活，这些作品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表现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作品，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纪元。从此之后，包括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在内，无产阶级文学便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学。从世界范围看，无产阶级文学始于巴黎公社文学，而在中国则始于革命文学。

[9]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M]//陈寿立.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176.

(二)开辟了政治斗争文学的发展道路

在世界上不乏政治文学，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都是。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政治文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倾向文学，文学表现出政治思想的倾向性，文学参与政治斗争，直接为政治服务；[13]另一种是政治斗争文学。中国“五四”新文学之前的文学(包括“五四”新文学)都是政治倾向文学，而革命文学的作品都是直接描写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以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史实为题材”的《短裤党》且不说，其他如《少年漂泊者》，通过主人公汪中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中的主要矛盾……也反映了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广大农民、爱国的青年学生和铁路工人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斗争”[5]240。《田野的风》描写的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农村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就开创了政治斗争文学。此后延续30余年“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14]的工农兵文学，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的，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可以说，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70 年代的主流文学(工农兵文学)，都是沿着这条政治斗争文学的道路前行的。这就说明它影响了我国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三)塑造了崭新的无产阶级人物形象

田朵心里没了底，哭哭啼啼地到处打电话，小宁早就关机了，她又给父母、公婆打过去，父母赶来训斥女儿鲁莽，公婆担心儿子的伤情，急忙去了市医院。还好，小宁只是受了轻伤，缝几针，打两天消炎药就没事了。可是，他的心凉透了，这次坚决要跟田朵离婚。

中国文学历来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中国古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中，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如贾宝玉、林黛玉、李逵、林冲、宋江、孙悟空、猪八戒、孔乙己、阿Q……但是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人物，也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人物。而革命文学作品《短裤党》中的杨直夫、史兆炎、李金贵、邢翠英，《田野的风》中的张进德、李杰等，就是一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中所没有的。这些人物形象和以往人物形象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以及他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的精神。应该承认，这些人物的立体感还不强，作品只是表现他们的阶级本质，而未能表现他们的个性特征，正如钱杏邨所说：“从《短裤党》里，我们可以真正看到个人主义是在光慈的心里死亡了。”[2]192这里“个人主义”指的就是人物的个性，“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占据着作品的中心地位” [2]192。也就是说，其作品只是简单地表现人物的阶级本质，没有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无产阶级人物形象，为后来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对工农兵人物形象的塑造打下了基础。

看待一种文学和看待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样，评判它的贡献，一方面看它的文学水准，另一方面看它的文学史行为。所谓文学史行为，是指创作者在文学史上作出的具有开创性的、对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行为，包括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活动。[15]在我国当今文学史界和评论界中，一些人只注意作品的水准，不注意作家的文学史行为，这体现出视野的狭窄，使文学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当然，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历史性的思考便意味着批判性的和语境性的思考。”[16]客观而言，革命文学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类别，它还显得不够成熟，在20世纪涌现出许多成功作品的文学环境下，我们应该批判性地看待它们。

上述三个方面，都可作为革命文学的重要的文学史行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遗产。不管你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它都是客观的存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视革命文学的存在，也就是否定了文学史，否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客观性。没有革命文学的文学史，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学史，只是一部虚构的文学史。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十分专注以历史的名义抵制历史的危险”[17]。同时还要注意到，革命文学开创的无产阶级文学(包括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说，成了比苏联文学、巴黎公社文学更为重要的无产阶级文学。这让我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树立了无限的信心。

三是管理不足。据全国21个省区市调查表明，96%的医院认为管理需要相关培训，却仅有28%的管理者接受过短期专业岗位培训，53%所掌握的管理知识来源于平时工作经验积累。华西医院当年情况基本相似，院党委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者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在宏观层面，关注职业生涯发展的体制、机制和顶层设计不足。

四、关于革命文学的再思考

(一)革命文学的特质和精髓

[2]党秀臣.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二)革命文学所体现的文学精神

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都自有其文学精神。西方在14世纪至17世纪文艺复兴时确立了“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才能和自我奋斗” [18]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正所谓“个人主义的形成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密不可分” [19]。之后，即确立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成了主要表达个人情感意志的载体，成了“为己”的文学。

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关于课程具体目标“知识与技能”的表述中，出现了大量“经历过程”的描述，这正是对实践操作的模型理解的体验，让学生更深入理解知识的建构关系。经历图形的抽象、分类、性质探讨、运动、位置确定等过程，这些都是“知识与技能”目标中的“过程性目标”。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应该尽量达到扎实的程度，应该在知识的应用中不断巩固和深化，从而真正掌握这些基础知识。

而中国文学的文学精神却是“为国”的，即文学治国的精神，正如曹丕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 [20]作家个人的写作是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文学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文学治国”的文学精神，它所描写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但是为了无产阶级，而且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代表了中国的前途，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说，由中国古代文学开创又由革命文学接续的“文学治国”的文学精神，应该好好地被发扬光大，我们既坚持中国文学的治国精神，又重视西方文学的个人精神，即重视作家个人的独特性和创造力。这样，也只有这样，我国的文学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5]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

[1]黄修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DB/OL].[2017-09-20].http：//max.book.118.com.

每一种文学都有它的特质，同时也有它的精髓。世界文学如此，中国文学也如此；古代文学如此，现当代文学也如此。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抓住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为了向上爬不择手段的特点，给予无情的揭露，揭露性是它的特质，批判立场是它的精髓；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是揭露封建制度和礼教的残忍和虚伪，但这是通过生活化的故事和人物来表现的，形象化是它的精髓；鲁迅小说的特质是揭示国民性弱点，精髓是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那么革命文学呢？我们可以看到，蒋光赤的《短裤党》《田野的风》等，其特质是表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精髓是揭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革命文学的这一特质和精髓，使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文学，并且引领了20世纪的工农兵文学和当今的主旋律作品的创作。

[3]冯光廉,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在世界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许多国家、民族的文学都极为强调人物形象的塑造，典型理论就是这一创作经验的总结。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虽然把表现思想感悟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但人物形象的塑造依然是文学受众的重要期待。

[4]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参 考 文 献]

对于企业来说，财务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此也体现出了会计的重要性，当今时代，会计信息是最能体现一个企业总体情况的有力依据，然而，会计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是当今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是，很多企业从领导层面就开始存在问题，导致会计核算不能准确顺利的进行，最终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使得会计信息失去了其监督功能，导致管理者们不能依据财会信息对企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不能合理的对今后发展做出规划，长久下去，更会对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6]王烨.中国革命文学萌生时期的历史遭遇[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40-46.

[7]旷新年.重新思考左翼文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1):66-76.

[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215.

[10]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陈东军，谢红彬，王彬.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现状梳理——基于CiteSpace分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1）

评语集N={优，良，中，差}，其中，优(4分)，良(3分)，中(2分)，差(1分)；权重集X={0.15,0.35,0.20,0.30}，即色泽15分，口感35分，组织状态20分，风味30分，共100分。

一年一度的日内瓦钟表大赏（Grand Prix d'Horlogerie de Genève）简称GPHG在日内瓦当地11月9日终于落下帷幕。并且各大钟表的奖项也纷纷出炉，2018年评奖结果中，总算在传统世家和现代独立制表师品牌之间，找到了些平衡。这同时也意味着独立制表品牌逐渐崛起的趋势。令人惊讶的是，在2018年送评的190多块腕表中，并没有见到当今非常热门的爱彼、朗格等知名品牌，相反许多小众品牌却异常受到青睐。那么接下来就一同看看究竟各大奖项花落谁家吧！

[11]刘江.革命文学论——兼对学术界关于“革命文学”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08-114.

[12]冯光廉，刘增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71.

3.“互联网+”对教育评价的影响。“互联网+”意味着教育评价的全面和科学。传统的教育评价往往都是以分数为导向的终结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囿于其操作难度和评价指标的模糊，并不能真正准确地反映学习者的学习成效。互联网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对学习的全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地采集教育数据，并对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心理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获得系统化的评价。目前，国内已经有互联网公司在尝试对学习者进行成长模型的科学建构，试图搭建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

[13]刘江.政治文学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87-92.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9.

[15]刘江.《女神》文学史意义新识[J].甘肃高师学报，2017(5)；88-93.

鉴于单一的方法已无法对城市固体废弃物中Cl含量进行准确测量，为更准确地测量出城市固体废弃物中的Cl含量，分别采用氧弹燃烧法、艾士卡法、水萃取联合氧弹燃烧法、水萃取联合艾士卡法和XRF对厨余沼渣中Cl的含量进行检测，以期找出较为适用且更能准确量化城市固体废弃物中Cl含量的方法。

[16]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M]//王逢振.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41.

[17]莱思·芬得利.另一种观点：后现代主义与对抗历史[M]//王逢振.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78.

[18]李少林.欧洲文化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13.

[19]崔雪茹.西方个人主义源流考[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62-165,170.

兜底条款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法官审理某一著作权纠纷案件时，若某一行为未落入有名著作财产权所控制行为，为了防止司法裁判中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可适用这一条款以维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兜底条款的适用可以解决在我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下，法律成文化程度低，以及法律存在语言多义、法律漏洞、立法滞后和立法周期长等著作权法局限性问题。因此，兜底条款的适用在技术变革日益迅猛的时代，是保护权利人利益、呵护创新不可或缺的部分。

[20]于忠善.历代文人论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