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是鸦片战争期间抚夷的倡导者之一，亦是颇有争议的人物。晚清以降，评说之词很多，但褒贬不一。蒋廷黻认为琦善对晚清局势的认识远超时人，[1]郑思世、李侃均视琦善为卖国求降之人,[2]王贵文认为琦善属于不学无术之徒，[3]茅海建认为鸦片战争中的琦善辩白，[4]郭廷以提出琦善只是“知己”而非“知彼”，[5]魏秀梅研究并肯定了琦善在豫鲁和两江的政绩等。[6]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琦善在陕甘总督上任的活动，对光绪七年（1881年）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请修琦善专祠之事更是少有提及。已见论著均以陈宝箴反对请祠之事来颂扬陈氏“辨忠奸”的清流之风，[7]173,541而未对请祠的前因后果予以细致梳理与解读。因此，本文拟在前贤的基础上，尝试梳理杨昌浚为琦善请祠一事的来龙去脉，以期折射出晚清礼制规范上的乱象。

一 请祠之事的缘起

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一日（1881年），头品顶戴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臣杨昌浚上奏光绪皇帝，请为琦善在甘肃省修建专祠，以便春秋祭祀。[8]119122此时距琦善殁世已有二十七年。早在同治二年四月八日（1863年5月25日），护理陕甘总督恩麟会同陕甘学政毕应辰已为琦善入祠之事大费周章而未获准许。[6]464如此这般，杨昌浚为何要旧事重提，其中缘由，值得深究。

据杨昌浚的奏文，其请祠所凭据的是陕甘士绅的呈词，“原任陕甘总督琦善莅任三载，整顿地方，甘省士民至今感其威惠……请在甘肃省城建立专祠”。因此，杨昌浚恳请光绪皇帝如陕甘士绅所愿，以洽舆情。[8]那么，陕甘士绅又为何要为督陕仅三年且已故多年的琦善请祠？[9]3153-3154

杨昌浚从甘肃善后局司道处得知，甘肃士绅补用道曹炯，总兵杨永魁，主事张国常、金文同曾会衔禀请为故督琦善修建专祠。据他们言称，琦善督陕三年政绩卓著，贻爱在民，深受百姓爱戴，理应修祠拜祭。具体说来，其有以下政绩：

第一，实心民政。琦善上任伊始，便访闻民间疾苦，谂知甘肃地瘠民贫，故而倾力于陕甘民政。首先，翻陈案，复原税。琦善复查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涝区复垦案，发现“当事者将山峡畸零不成块葭之地，及川原旧垦熟地赋额统行加重，共计加征银一万七千余两，粮二万三千余石，农户生计萧条，大半流亡。”[8]于是，琦善“奉旨豁免，仍照原额征收”，“由是民因苏而复业者众”。[8]减轻农人赋税之苦，劝课农桑，是乃减负安民之举。其次，办理荒政。荒政是为要政，特别是在农业社会，关乎百姓生死，社稷存亡。陕甘地区深居内陆，“入夏多旱，饥馑屡告，虽旧有社仓，久为蠹吏侵蚀殆尽”[10]。天灾人祸，雪上加霜。因此，琦善针对旱情，采取补足社仓旧数、开粮平籴之策。[10]咸丰元年（1851年）夏季大旱之时，百姓靠此粮食得以存活。此外，黄河夏季易泛滥成灾，陕甘临河地区不时成为灾区。道光三十年（1850年），黄河泛滥，千余里民田庐舍尽遭淹没，呼号之声，惨不忍睹。对此，琦善普加振济，修浚河渠，筹安耕牧，最终使得陕甘百姓暂时免受黄河洪灾之苦。[10]最后，善待老弱。“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1]332是为善政。琦善督陕期间，对鳏寡孤独尤加抚恤，“疾则予药，殁则施棺，散寒衣以御冬，增粥厂以食饥”。[10]此外，还亲自过问善堂等慈善团体事宜,“凡恤厘局、育婴堂、栖流所以及孤贫之粮,或出自俸余,或另为设法,无不应时修举。”[10]

以上即是请祠人所述琦善在陕三年的佳绩，亦是他们为其请祠的缘由。护督杨昌浚经查实后，认同陕甘地方官绅的请祠，“琦善在任并不甚久，于整顿地方不贻余力，实心实政，遗爱在人，到今三十余年，民犹不忘，自非威惠所加，感人甚深，何能动民间流连爱慕历久不沦。”[10]因此其认为这等嘉言善行恰符合建祠之典与以往为故臣修祠致祭的陈例。①于是，杨昌浚便上奏请修琦善专祠。

第三，澄清吏治。琦善督陕三年律身廉谨，驭下严明，严拒请托，畅通官民，终而一时清明吏治，“一时吏治澄清，民生康康，无论妇人孺子咸交口颂之”。等到琦善去任之日，陕甘百姓“扶老携幼涕泣攀留，经数百里不绝综计。”[10]

陈宝箴从琦善为官任上的罪过、杨昌浚请祠的私心、请祠不合礼制与祖制以及琦善建祠的消极影响等诸多方面劝阻朝廷为琦善建祠。四日后，吏科给事中张道渊亦上奏阻难修建琦善专祠之举，并请求对地方督抚为已故官员请祠之事予以十年期限，超出年限，不予准行。[16]

第二，留心学政。陕甘之地，地处西陲，教化不施，故而质朴有余，文采不足。琦善对陕甘之地的学政特加留意，曾采取相应举措。一方面，琦善派员增建义学，颁发书籍，捐添各属书院膏火；一方面，琦善治军闲暇之时，躬造兰山书院，广收子弟，并“以史传忠孝之事，性理五子之书”教之。[10]而且，琦善还严定条规，亲自考试诸生，并规定结业期限。在其率先垂范，精心引导之下，士子皆喁喁向学。最终陕甘士子在“辛亥、壬子两科，中试人数几与关中相将”，而琦善“所定书院条规迄今犹守之勿替”。[10]

二 朝廷各方的反应

请祠奏折送抵朝廷，光绪皇帝以顺应民意，准许陕甘地方为琦善修建专祠。[12]987但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箴得知此文后，连忙上书，请求皇太后、皇帝收回成命。[13]陈宝箴属于清流党，终生“以忠孝自励”，凡不忠于清朝的人物，他便大加挞伐，不予宽容。[14]173因此，陈宝箴视“外国贼”琦善为仇敌，坚决反对朝廷或地方修祠对其祭祀。陈宝箴在奏文中具体阐述了其反对的理由。

图7为新旧震级测量的中误差对比，可以看出ML新震级的中误差整体较ML旧震级的中误差稍小。对其做算术平均，ML旧震级的平均中误差为0.3546，ML新震级平均中误差为0.3323，后者较前者小了 6.29%。

第一，琦善辜恩误国，丧尽天良，不可修祠纪念。一是琦善对粤东通商事宜处置失当，致使“侵陵觊侍，日甚一日，蔓延而不可收拾也”[13]，陈宝箴认为琦善实为祸国的罪魁祸首；二是琦善在办理雍沙番族案中，将无罪熟番滥行屠戮。咸丰皇帝为此赫然震怒，将其“褫职逮问”，并“特降严谕责其谬妄专擅，遣戍吉林”[13]。由此可见，琦善早期是有罪之身。修祠祭祀是国之大典，应当表彰嘉言善行之士，而非琦善之类的负罪之臣。因此，陈宝箴认为琦善“不宜祠祀”，朝廷“尚不必以例为衡。[15]128-129

小学生阶段的性格特点往往天性爱玩，且在学习中很难长时间的保持注意力集的状态。数学需计算和记忆的东西也比较多，如果关注度不够耐心不足，往往达不到好的学习效果。比如在数学课堂中，教师在锻炼学生口算技能的时候，有些学生在众多的习题中认真一会后容易产生倦怠，或是不能保质保量的进行到最后的数学学习。小学生的思维逻辑和智力还处于启蒙阶段，有待提升和开发，需要数学老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耐心的引导和开发，所以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数学讲解和分析。通过积极的创设各种生活情境，拉近数学与生活距离，促使他们充分的探寻生活无处不存在的数学元素，并积极开动脑筋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形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张道渊反对琦善建祠的程度比陈宝箴更甚。他第一次上奏为光绪皇帝否决，③其后又于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82年1月12日）再次上奏，明言杨昌浚为琦善奏请建祠“不惟是非颠倒，功罪不分，直以明知故为，欺罔君上。”[17]1216张道渊以此为基点对近来外省督抚频繁请祠之事进行分析。

第四，为已故官员修祠祭祀的目的，一是表彰官员的人品政绩，二是为天下树立做人为官的楷模。因此，被祭祀官员当是德才兼备、政绩卓著之人。但是琦善的罪过威胁国家安全，如朝廷允许为其建祠祭祀，陈宝箴担心此事难服天下人心，也恐招外夷讥议。[15]128-129

第三，陈宝箴认为为琦善修祠之事既不符礼制亦有违祖制。一是礼部对修祠之事已有规定“子孙官九卿,其祖父不得题请入祀名宦乡贤祠”[15]128-129，恭镗列为九卿，按“礼部例载”，朝廷不可违背故有礼制为其父建祠。二是若朝廷准允为琦善建祠，必须特旨恢复琦善的官职，如此便推翻咸丰皇帝对其的处罚，显然与祖制相违。因此，以守礼之士自许的陈宝箴决不允许此种大逆不道之事发生，强烈反对亦属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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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善治军政。琦善督陕之时恰逢太平军兴之初，粤西与甘肃相去甚远，但他却预先布置，修缮城墙，搜罗军实，捐铸大炮，以备战守，同时力行保甲，团练壮丁，使得鸡鸣狗盗之辈闻风丧胆，也使得“咸丰年间，东南诸省频遭寇警，惟甘肃晏然”。[10]面对军政懈弛，老弱兵残之弊，琦善果行精兵简政，裁汰老弱，并昼夜操练，如临大敌。“当是时，旌旗为之变色，壁垒一新，士气孔扬，材武辈出”。[10]

根据本井地层岩性特点及保护产层热水资源，全井段采用聚合物优质低固相泥浆。为了防止水层受泥浆滤液损害，在目的层段钻井液主要技术指标为：密度1.05～1.15 g/cm3，黏度25～45 s，API滤失量8 mL/30 min，pH 8～9，含砂量小于0.3%，泥饼厚0.2～0.5 mm。井内液柱与地层压力系数差不大于1 MPa，达到近平衡钻进，井壁稳定，未发现卡钻、垮塌和井涌、井漏现象，该套钻井液体系具有抗高温性能，降低对热储层污染。

第二，琦善谢世之初，陕甘士绅百姓未有为之请祠，时过二十七年后，方行“欲报馨香”之举。陈宝箴以为此于时间、情理均不合。而且史馆备有琦善之传，“奉使陇坂微闻父老之言，琦善于甘肃无一善政可书，甘肃于琦善亦绝无去思之慕”[13]。因此，专祠之请便更加不合情理。如此可见，请祠之事只是陕甘少部分人的心思。陈宝箴在奏折中提及“乱后残黎忽发念及于数十年前之总督，而欲报以馨香，此不过因伊子恭镗现任乌鲁木齐都统耳”[15]128-129。此处说及“乱后残黎”，当指陕甘地方的士绅百姓。请祠之事是否是杨昌浚有意为之，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杨昌浚为请祠拟折具奏，难逃干系。光绪五年（1879年），琦善之子恭镗迁乌鲁木齐都统。是年九月，杨昌浚获二品顶戴，署理甘肃布政使。次年十一月，因陕甘总督左宗棠奉诏回京，朝廷命杨昌浚护理陕甘总督一职。[9]4835此时回疆乱局尚未彻底平息，而恭镗与杨昌浚也互不统属。②为了更好地处理西北事务，杨昌浚为了向恭镗示好，为其父请祠也符合情理。

督抚请祠的对象，或为前任大员，或是共事诸臣，多已故数十年，生前仕途亦是沉浮不定。[17]1216督抚的奏言亦多为溢美之词，“又或取长略短，掩过饰功，扬励铺张，连篇累牍，几于其人为古今所未有。” [17]1216然而，若考诸其事，多是以假为真，以无为有，其中请托徇私之弊不一而足。鉴于此，张道渊以为如果任由督抚滥修祠堂，将致使世人“是非颠倒，功罪不分”，亦助长督抚“明知故为，欺罔君上”的恶风。如此这般，若干年后“钜典尽成私弊”，“必至妄杀无辜”,且以捏造之词传之后世，将不足以取信于后人。[17]1216因此，张道渊认为修祠之事必须慎重行之。张道渊便再次提出朝廷应明降旨令，以后各省为已故大员请旨恩典，督抚必须查明事实，不可捏造虚辞，以假乱真。而且，所请的已故大员必须在殁世十年之内奏请，逾期不得再奏，并请求皇帝饬部将此期限增入条例，永远遵行。地方督抚如有违背，“即将该督抚从重严议不贷”。[17]1216

最终，光绪皇帝认为陈宝箴“所奏甚属允当”，着令“所有琦善建立专祠之处，着即撤销，杨昌浚据绅士呈词，率行具奏，著传旨严行申饬”。[12]987光绪皇帝虽摒弃了张道渊的时限之请，但仍严令“嗣后各省督抚务当确切访查，必须实政在民、允孚公论者方准奏请恩施，不得稍有虚饰，自干咎戾。”[16]请祠之事便就此结束。

滑翔翼的左侧不可避免地擦过崖壁上的一块凸石，撕扯开了一道豁口，滑翔翼剧烈地颤动了一下，几乎将他甩脱下去。他一只手死死地抓着翼面下方的三角架，另一只手握着操纵杆，努力控制着方向。破损的翼面极大地增加了控制的难度，还未等滑翔翼彻底平稳下来，他便惊恐地发现，前方的江面又是一个急弯。

三 请祠争议中的礼制乱象

修祠祭祀之举，中国古已有之。《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8]974《礼记注疏》亦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19]388修祠祭祀名宦则起于西汉末期，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完善，到了明代已有地方分开祭祀的现象，清代入关后宣扬以“孝”治天下，沿袭明朝的名宦祭祀并将其具体化。[20]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曾多次发诏强调名宦祭祀的重要性，并不时下令规整祭祀行为。可见名宦祠对统治者来说意义非凡。概言之，先贤祠发挥着报功、祈福、崇德等功效，[21]是历代统治者控制地方社会的有效工具。社会控制学也认为“最有成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性的控制。”[22]226名宦祠即是这样一种有效引导民众价值观念的内部控制手段。朝廷通过对已故优秀官员的祭祀，既对官员崇德、报功，又可对百姓劝忠、尚义，从而实现以精神教化的形式达到文化控制的目的。因此，统治者在对名宦祠祭祀对象的选取、请祠的程序等都有严格规定。祭祀对象为“祀仕于其土有功德者”。[23]清代的请祠程序相当完备，主要由督抚、学政管理，具体程序较为复杂，“凡崇祀名宦、乡贤之礼，直省司牲之官有功斯民遗爱难泯者,荐绅处士积学力行、垂范乡里者，由学校师生公举，以达州县。州县以达督抚、学政。岁于八月具疏，部加复核。岁终汇疏以闻，列祀名宦、乡贤二祠。”[24]782由此可知，名宦祭祀属于统治者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祠的决定权应由朝廷掌控。但是杨昌浚为琦善请祠一事中，确有一些反常的现象。琦善在广州有“卖国”之嫌，督陕甘有滥杀之罪，平时多有贪腐之举，并非功德卓著的官员，这不符合名宦祠建立的标准。[25]杨昌浚久经官场，当对琦善的身平以及名宦祠的内涵当甚为熟悉，可其偏偏为一位被时人痛骂的官员请祠，其中不免有其私心，即陈宝箴所言，有向乌鲁木齐都统示好之意。然而，吊诡的是，光绪皇帝起初竟然允准杨昌浚的奏请，当时光绪皇帝有何种思虑，现今已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可以做出以下解释：一方面，琦善殁世之时，朝廷对其功绩予以肯定，并追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并赏总督衔，谥文勤等，[9]3156而陕甘士绅对琦善督陕政绩如此称赞，便可顺从民意，准许修祠祭祀。另一方面，当时西北局势未定，杨昌浚既然欲以此来向恭镗示好,二人若能协调一致,对尽快平定西北局势不无益处。如此看来,光绪皇帝的行为也较为合理。

即使光绪皇帝理解杨昌浚请修琦善专祠的用意，但是将一位名声有损的官员作为朝廷标榜的楷模来宣扬，毕竟是不合礼制规范。从现有的材料中未发现陈宝箴、张道渊与杨昌浚有何种过节，因此可将两人的反对之举视为士大夫的“卫道”举动。陈、张二人均为文官，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不合儒家规范的举动深恶痛绝。陈宝箴又属清流一党，勇于进谏，批驳不正之风。张道渊身为吏科给事中，本就为谏官，批驳不合常规之事亦是其职责所在。然而，光绪皇帝对待二人的奏言态度不一，充分肯定了陈宝箴的谏言，并以此为由峻拒杨昌浚所请，而没有采纳张道渊的十年之限的进言。这与二人批驳的重点有关。陈宝箴更多是反对为琦善请祠本身，较为稳妥。张道渊虽揭露了晚清督抚请祠不合礼制、冒滥失实的乱象，而且所言十年之限本身就有违旧制，光绪五年（1880年），朝廷下令“嗣后凡请入祀名宦、乡贤者，须侯其人身没三十年后，方准具题敷办。若未及三十年，无论子孙有无现任九卿，不准速行题请，以杜冒滥。”[26]496因此，张道渊的奏言未被采用亦是理所当然。

纵观整个请祠过程，其中某些环节看似不合常理，其实均有其内在理路。修建名宦祠早有明文规定，但此时却就是否应给琦善修祠一事，皇帝、京官、督抚的认识迥异。这本身就是一种乱象。名宦祭祀原本是朝廷用于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举措，晚清乱局下却变成各方利益的平衡器。祭祀礼仪本有其严肃性、规范性，此时却变得随意无序。只有部分固守儒家文化的士大夫维持固有的礼制规范，极力批驳破坏传统礼仪的行为。虽然最后朝廷还是维护了原有的礼制，但是督抚与朝廷对待名宦祭祀的态度已见分歧，最高统治者对此种祭祀的认识也变得模糊。由此下去，朝廷将逐渐失去名宦祭祀这一重要的控制工具，无法再牢牢掌控地方民众的价值观念 。随着民众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清朝政权的合法性逐渐被质疑，当清帝国失去众星捧月的地位时，即是其大厦将倾之期。

注释：

在森林保护工作中，防火问题一直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由于林区树木都属于易燃的状态，因此林区中对于火源的监管就必须相应的严格。但是私自携带火源进入林区的人员防不胜防，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森林防火工作的难度。再由于天气等自然原因，树木自燃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这样一来，林区的树木就会大规模的减少，森林保护的工作也就难以实施。

①“社稷神祇则以祀，崇德报功则以祀，护国佑民则以祀，忠孝节义则以祀，名宦乡贤则以祀，凡守土官祭”，见《光绪会典》，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三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40年版，第145-146页。

②乌鲁木齐都统属于管理新疆部分地区民族事务的地方官员衙门，职权上不受陕甘总督辖制。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版，第208、252、253页。

③从光绪七年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82.1.17）的《申报》可知，张道渊第一次上奏阻止修建琦善专祠是在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881.12.31）。张道渊在奏文中明言“近来各省督抚奏请将已故大员事实宜付史馆，建立专祠，朝廷览其所陈政绩多予允行，以顺舆情而昭激劝”，但督抚奏言难保没有徇私溢美之词，不符典制之规范。对此，张道渊建议“定限十年逾期不得陈奏”。光绪帝对此未予允许，但要求“嗣后各省督抚务当确切访查，必须实政在民，允孚公论者方准奏请恩施，不得稍有虚饰，自干咎戾。”《恭录谕旨》，《申报》，1881年1月17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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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J].清华学报,1931(3).

[2]郑思世.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5(2).

[3]王贵文.清代的荫子制度[J].辽宁大学学报.1989(1).

[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北京：三联书店.2005.

[5]郭廷以.中国近代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6]魏秀梅.琦善在豫鲁的政绩:1814-1829[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461-503.

[7]郑剑顺.中国近代人才思想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8]奏为原任陕甘总督琦善政绩卓著贻爱在民请准建专祠以惬舆情由[Z].台北:故宫博物院,1191.

[9]清史列传[M].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护陕督杨奏请恩准专祠折[N].申报,1882-01-13(03).

[11]朱彬撰.礼记训纂:上册:卷9[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清实录:第5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奏请收回准杨昌濬建琦善专祠之旨并严加申饬以重祀典事折片[Z].台北:故宫博物院,1193.

[16]郑剑顺.中国近代人才思想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17]陈宝箴.沧趣楼奏议[C]//沈云龙.近代史资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18]恭录谕旨[N].申报,1882-01-17.

[1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C]//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

[20]左传[M].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1]礼记注疏:卷四六[M]//郑玄注,孔颖达疏.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

[22]屈军卫.明清时期名宦与名宦祠研究——以河南名宦祠为中心[D].开封:河南大学,2009.

[23]牛建强.地方先贤祭祀的展开与明清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J].学术月刊,2013(4).

[24]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M].毛良鸿,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5]黄舒禺.光绪祥符县志:卷10[Z].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26]钦定大清会典:卷32:第205册[M]//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7]赵宜珍.论琦善[J].福建论坛,1996(5).

[2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02[M]//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