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中洛乡，位于滇藏交界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国土面积虽只有八百多平方公里，但却有十几个民族聚居于此，他们相处和睦，堪称典范。当地有怒、独龙、傈僳、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丙中洛乡只有六千多人口，教堂寺院图腾神迹却遍布村寨，其中的文化多样性不容小觑。当地少数民族各自信奉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及原始宗教等不同宗教，特色鲜明。在古代时期，丙中洛乡的民众同所有社会生产力较低的民族一样，主要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万物，相信鬼灵和神灵。到清雍正初年（1723年），维西康普纳西族土司向西扩张，藏传佛教由此在丙中洛乡得到了极大发展。随后，接连有不少藏族的僧人和平民到来，丙中洛乡单一民族、单一宗教的传统格局逐渐改变。基督教和天主教在1913年传入怒江，1924年传入贡山县，之后不断发展并与当地原始宗教、藏传佛教等融合，最终占据了在百花齐放中独具一格的地位。

从整体而言，《组织学与胚胎学》的特点是内容庞杂抽象，如新名词数量繁多、生涩，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局部的、平面的、静态的结构需要与人体实际的整体的、立体的、动态的结构想象联系。这些正是学习这门课程的难点所在。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感到比较枯燥，并且抓不住重点，总是在课中忙着记笔记，在课后忙着抄笔记，对知识并没有做到充分的理解，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什么也没记住。

“基督教同当地民族的关系，是十分近切的。20世纪初，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便由一些来自内地或缅甸的西方传教士传入了怒江地区……在有的傈僳族村庄,信奉基督教的人口甚至在村民总数的70%以上。”[1]因此,探究丙中洛乡的基督教传播历史与现状,有助于我们了解边陲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深入了解促进多样性文化传播和民族团结。

一 基督教在丙中洛乡的传播历史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的巴勒斯坦，初时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异端派别出现，在犹太人的下层民众中流传。一般认为其创始人是耶稣。虽基督教在明朝就曾传入中国，但仅在台湾有过短暂的传教活动。基督教真正在云南的传播活动始于1877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于1865年创立了内地会，此后不断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教会“垦荒”活动的问题。许多传教士竭力想在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找到立足之地。其中，云南这块对于传教士来说几乎与世隔绝的土地，成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宝地。在当时的情况下，教会势力想要深入云南腹地，可以选择的入滇道路有下列几条：“通常的道路是从广州溯西江上达广西省西方省界上的百色，再从这经山地运输进入云南。第二条路线是，经由安南东京，溯红河上达蒙自……第三条路线——或者是从暹罗的盘谷开始，或者是从下缅甸的仰光开始，经过普洱进入云南。”[2]在当时英国已吞并了缅甸的情况下，打通由缅甸入滇的路线就成了英国殖民势力的首选路线。此外，还有一条是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由四川入滇，经昭通、腾冲而西出缅甸达印度。最终教会选择的是由川、黔、滇三省交界处，途经昭通入滇这一条最佳路径。[3]

1913年后，基督教逐渐传入怒江，并经历了两次浪潮。1913年世界著名基督教学生运动活动家穆德发出了呼吁：“云南乃全国最黑暗最需要福音的省份。”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垦荒”传教浪潮。一战结束后，基督教各教会组织活动机构又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对云南的入侵和扩张。1924年基督教传入贡山县，其教派为美国基督会。当地的教堂以《圣经》为纲每周组织诵经活动数次，周日举行弥撒。和西方基督教徒一样，他们主要庆祝的节日有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等。在丙中洛乡，基督教对教徒有诸多要求，例如禁烟禁酒、不搞迷信，以及注重卫生。在婚姻方面，他们认为基督徒只能与本教人通婚，有些人甚至还在与非教徒结婚后坚定选择了离婚。此外，基督徒的亲友关系也主要维持在本教徒的小圈子内。在丙中洛乡，一些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在学校绝不与非基督徒家庭的同学交友往来。

云南土著民族到1949年前尚有万物有灵及多神信仰的观念，他们普遍存在自然崇拜，由此形成的祭祀节日甚多，祭天、祭地、祭山、祭火、祭树神、祭寨神、祭地方神、祭水神等活动尤其突出。当地民众对日出日落、风雨雷电等诸种自然现象也无不赋以神灵，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丙中洛乡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由于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情况，人们一直处在较为落后的生产水平上。少数民族生活较为贫苦，在大自然面前自古就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加之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他们的潜意识中就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强烈敬畏心理，表现在宗教信仰和内容上就是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等,表现在形式上就是遇到病灾时杀牲祭鬼等祭祀活动。

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份丙中洛乡茶腊村的基督教人口比例变化：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基督教家庭还极少甚至没有。至2000年1月，基督家庭比例飙升至约24%。再往后就一直平缓甚至下降。为什么20世纪末基督教在丙中洛乡如此盛行？从客观原因来看，自1994年双拉基督教堂落成后，基督教就以此为中心开始向丙中洛乡各区迅速传播，2000年后达到顶峰，全乡共建有5座基督教堂或简易聚会场所。[7]这些客观原因都给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徒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便利。另一方面，从主观原因来看，丙中洛乡经济落后，但却有很多民众沾染了吸烟、赌博、酗酒等恶习，导致很多家庭一贫如洗，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此时，基督教针对少数民族中的这些问题提出了禁烟禁酒禁赌的规定。传教士把这些列为宗教禁忌，所以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在加入基督教会后改掉了先前的不良嗜好，既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改善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当然，在选择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中，也会有一些自制力很差、不能严守教律的人后来选择了放弃。而新入教的许多人也是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危及到了健康或者家庭，因而想借助基督宗教来约束自己。当地民众表示，“信了教，不祭鬼、不喝酒、不吸烟，可以节省很多钱……不信教时包谷稀饭也吃不起，现在信教，日子是比以前好过多了。[8]”

基督教因傈僳族与怒族、独龙族的地缘关系而传入丙中洛乡，是迄今最晚进入丙中洛乡的宗教。由于当地的其他宗教信仰已经非常丰富且信众很多，所以它一开始就面临着传播的困境。基督教不仅要和天主教等其他西方宗教竞争，还必然受到当地原始宗教信众的排斥。20世纪30年代，美国牧师莫尔斯及其妻最先将基督福音带到贡山县，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鼓励经济社会开放式发展，基督教终于开始发挥其特有的优势。它较为系统地传教方式以及严格的宗教戒律正好与整个时代所追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相对于早先存在的几种宗教具有一定的革新性，因而吸引了一些信徒，并在1990年至2000年信徒出现了一个高增长时期，直到2000年以后增长则开始趋于平稳。[6]

二是做学问要“持世而救偏”。章学诚说：“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4]章学诚在致钱大昕的书札中说：“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5]他看到了当时的考据学，已脱离了社会现实，所以要“逆于时趋”，而救挽学术。章学诚倡导学术研究不能趋于时俗，而应“持世救偏”,让学术风气回归中正，让学问真正为世所用。

怒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基本上和傈僳族相近，贡山怒族信奉的鬼神主要有山鬼、水鬼、路鬼等十余种，还有统管各种鬼灵的神“恰不拉”，但没有图腾崇拜的痕迹。[11]

贵州省的自然环境既给当地带来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认资源，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些不便之处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交通状况。并且贵州人的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和不认同，正在逐渐的丢失民族文化遗产。

二 丙中洛乡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碰撞融合

从清雍正八年（1730年）到20世纪初的两百多年中，云南丙中洛乡由单一原始宗教演变为藏传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从不同信仰相互碰撞直至和睦共存，可谓书写了一部宗教变迁史。而丙中洛乡的基督教发展，其与地理特征和周边民族的宗教文化状况密不可分。如果给丙中洛乡画一幅周边民族和宗教示意图，那么北面可以标注为西藏藏族与藏传佛教；东面是云南藏族与藏传佛教、天主教；南面是傈僳族与基督教；西面是独龙族与基督教、民间信仰。而丙中洛乡则拥有所有这些民族与宗教信仰的存在，称得上是宗教大融合地区。[4]丙中洛乡西部翻越高黎贡山即进入独龙江，民众为信仰基督教或仍持民间信仰的独龙族，再往西则进入缅甸，它曾是近现代史上怒江地区基督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贡山南部的腊早和普拉底北上的傈僳族在其原居地接触到基督教，而傈僳族的基督教教堂从普拉底向北，一直盖到茨开和永拉嘎，一路将传教的范围往北延伸。教堂北移使傈僳族居住地与丙中洛乡南边的怒族聚居区相邻，甚至两民族交错杂居。再往后傈僳族继续北上，就进入了丙中洛乡腹地。[5]

在傈僳、怒、独龙等少数民族当中，原始宗教的影响尤其深。傈僳族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灵魂的，日月星辰、森林河流和动植物都是神灵，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他们的祭祀活动，主要包括祭天鬼除病、祭山神求雨和祭其他鬼神治病三类。由于傈僳族长期居住在山区，因此凡遇自然灾害，就认为是山神“米斯尼”作祟的结果，就要举行求雨和避免风灾的宗教祭祀活动。平时若发生疾病或械斗时，也要祭山神。其他如家鬼、梦鬼和水鬼等都是使人经常发病的鬼灵，危害人的生命安全，也必须奉祭。[10]

但在21世纪往后为什么基督教家庭又慢慢减少呢？首先，因为基督教对信徒禁止烟酒，但在丙中洛乡，烟、酒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不能少的。在当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酒是一种必须的饮料，而烟也是日常交际的重要物品。基督教禁烟酒的规定某种程度上会成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交往上的障碍，所以不少人选择了其他宗教或者迫于世俗压力放弃了信仰基督教。另外，21世纪丙中洛乡已经进入了宗教大融合的时代，超过半数家庭都已经是不同宗教教徒的合体，一个家庭里可能父亲信仰藏传佛教或母亲信仰天主教，孩子却信仰基督教，并已成了正常现象而不奇怪。而基督教本身也无法扭转这样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独龙族也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他们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事物和难以解释的现象都认定为鬼神的主宰和支配。自然界中的河流、山川、大树和巨石等，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此外，独龙族相信人死后有灵魂。独龙族的祭祀活动繁多，而其中祈求人畜平安和来年丰收的“剽牛祭天”活动最为隆重。

事业单位与一般企业有着较大的区别，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工作的重点上，更加侧重于增强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制度性，提升各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因而对于财务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改进财务管理，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据相关资料考证，在丙中洛乡的茶腊村，由于“一个自然村不能存在两个教堂”的宗教管理规定，信仰基督教的查腊怒族村民的宗教活动一般到查腊对面、怒江西岸的双拉自然村的基督教堂。双拉自然村最早的基督教教堂叫锡安教堂，建于1994年，教堂修建时，教徒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派繁荣景象。锡安教堂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可容纳约 150名教徒集会活动。不过后来由于锡安教堂房子低矮，规模小，双拉村的传教人员对教堂进行了改建，2006年1月22日，新建的双拉基督教教堂落成，基督教徒举行了隆重的落成竣工典礼，新建成的双拉基督教教堂，可容纳400多名教徒活动，成为双拉等地怒族村民宗教活动的又一主要场所。[9]

清乾隆初年（1736年）藏传佛教传入丙中洛乡，此后100多年喇嘛寺成为贡山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所以说藏传佛教的传入打破了丙中洛乡原始宗教“一统天下”的格局。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天主教也传入丙中洛乡。1913年至1949年期间，从英、美、法、德等国家来怒江传教的外国基督教徒达100多人。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外国传教士在怒江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最终形成内地会、神召会、基督会和五旬会教派。基督教传人怒江以后，传教士专门创造了一套变体的拉丁字母文字，并用其大量印制《圣经》、《圣诗》和傈僳文课本，进行传播。同时，他们还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医病送药等手段传播基督教。基督教制定的10条教规，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2]但是，此时基督教只是在怒江州福贡县和原碧江县境内发展较快，而在丙中洛乡的发展却比较慢，这可能与其传入的时间较晚有关。

为什么即便传入较晚且发展缓慢，西方基督教还是逐渐被丙中洛乡的人们所接受了呢？这是因为当地的基督教有多方面的适应性变迁：一是用傈僳语、傈僳文传教，同时培养本民族的基督传教士，这就克服了语言障碍，让当地民众能用自己的语言参与宗教活动；二是在具体的传教方式方法上，基督传教士愿意购买药材医治当地病人，在这个过程中让民众消除对死亡的畏惧心理，并自然而然地说服他们信奉上帝；三是基督教规定了极有针对性的10条教规，摒弃了祭鬼、结婚要重礼、抽烟、酗酒、抢婚等弊大于利的传统习俗。因此，较之颇为繁复的藏传佛教、相对保守的天主教，基督教在丙中洛乡满足了很多信众的精神需求，得以在丙中洛乡的各种宗教中后来居上。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丙中洛乡一直是多元宗教并存的状态。截至2012年，丙中洛全乡有教徒3808人，占总人口的 61.37%。其中：天主教信奉者864 人，占13%，共有教堂5个；基督教信奉者806人，占 34.42%。此外，当地有基督教堂2个（拉打底基督教堂和拉打基督教堂），藏传佛教寺庙1座，活动点2个。同时同地，教堂赞美诗声声，喇嘛寺香火袅袅，怒族巫师“南木萨”、傈僳族巫师“尼扒”祭鬼跳神的身影仍旧可见。即便在同一家庭或者村落之内，其成员各自信仰各自的宗教也属于很正常的现象。在如今的丙中洛乡，多元宗教碰撞融合，堪称宗教文化博物馆。

2.3快速房颤患者的房颤患者和肽素与pro-BNP水平呈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610(P=0.000)

三 结语

探究丙中洛乡基督教传入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在传播中，基督教传教士遇到的困难也很多。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大多数原始宗教都是多神崇拜论。但基督教却是单神宗教，因此说服当地土著民族接受它无疑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丙中洛乡基督教也没有僵化地完全保持其西方色彩，而是与当地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结合起来，比如用傈僳语进行《圣经》的传播，相应地提出爱清洁的教规等。从这些方面来看，基督教在丙中洛乡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从贡山县政府信息公开网、贡山网等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于当地各民族宗教多样性秉持着客观的态度。当然，纯粹的纸上谈兵只能使我们了解当地基督教传播以及与其他宗教碰撞融合的历史沿革和大概面貌，而对丙中洛乡基督教传播情况更深入的了解和工作还需要更进一步实地考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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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7:312.

[3]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23.

[4]何林,丁爱华.丙中洛阿怒民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5.

[5]高志英,王东蕾.多视角下丙中洛多元宗教的并存与交融[J].西北民族研究,2013(3):61-71.

[6]朱映占.云南怒江丙中洛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现象的宗教经济学分析[J].宗教学研究,2013(3):183-188.

[7]张跃,何明.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28-629.

[8]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4.

[9]赵美.流动的信仰 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村怒族村民日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9.

[10]怒江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怒江州州志编纂委员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59.

[11]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汇编《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集成:第4辑: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第40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65.

[12]林超民,纳溪子樱.云南乡土文化丛书:怒江[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