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传播信息和知识，信息知识的编辑加工、复制和传播，这三种基本的出版活动是必须以物质形态的媒介为基础的。媒介即信息，不仅指媒介承载信息，还指媒介内在的影响和规定其承载的信息。中国古代出版媒介形态可分为三种：刻写实物媒介、抄刻纸媒介和机械印刷纸媒介,都对文学出版和文学各要素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 刻写实物媒介对文学出版的影响

口头传播的信息损耗、时空局限，使人类信息的传播过分依赖人类的身体媒介，口头传播的即时性和多变性，促使人类寻求将信息的言语符号加以固化的途径，于是文字符号应运而生。语言文字符号不断固化的过程，也是古代人对刻写文字的实物媒介的探索过程。早期人类刻写文字符号的物质媒介，经过了不断优化，最后固定为纸张，可以把纸以前的信息媒介统称为刻写实物媒介。人类早期的文学活动长久地并用口头言传媒介和刻写实物媒介，人类在不断筛选和优化刻写实物媒介，从龟甲兽骨、玉石钟鼎到竹简木牍，简册成为中国最早的图书形态。限于媒介加工技术，人类只能用加工简单、保存时间长久的笨重材料来刻写文字记录信息。虽然这些刻写实物媒介在当时并非主要是用来记录文学信息，但确有部分信息是文学文本或具有文学性。用以刻写记录文学审美信息的刀笔、龟甲兽骨、玉石钟鼎、竹简木牍、蜡油泥胚等物质工具和材料形态，以及文字符号的使用形态，规定了文学的创作、出版和传播形态，以及文学出版产物的文本具体形态。

文字符号媒介和实物形态的物质材料媒介是信息记录的先决条件，由掌握和运用这两种媒介工具的人记录和传播信息，这对文学活动及其产物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一，刻写实物媒介和文字符号媒介可固化稳定，克服了口头传播的身体媒介的多变缺陷和时空局限，保证了信息的确切和有效传播；第二，人们对刻写实物媒介和文字符号媒介的掌握，还意味着个体意识的萌生和强大，这突破了口头传播中代代流传演变的集体创作模式，催生了个体创作。个体运用媒介的个性，带来了文学活动的多样性，使文学作品具有个性并数量大增；第三，刻写实物媒介和文字符号媒介的应用，还意味着作者的文学创作、传播者的复制传播、接受者的文学阅读能够分别独立进行，这使文学出版活动成为可能。

在古代中国，掌握文字并使用刻写实物媒介的是少数社会精英，文学文本被刻写在竹简木牍上制作成简册。刻写实物媒介对当时的文学传播和文学各要素的影响可从两个角度去认识：

第一，与先前的口传媒介相比，刻写实物媒介有庄重性，使文学及其语言和形象等要素具有庄重性。刻写实物媒介的物以稀为贵，显示出文学创作和传播等实践主体的地位尊贵性，也带给文学文本权威性。简牍制作的工艺繁复且尺幅有限，是珍贵稀少的资源，且笔刀工具的写与改都不方便，都对写作者的思维和表达的稔熟度提出很高的要求。古代文学写作的庄重是与简牍媒介的物资匮乏、尺幅限制、书写困难相关的。刻写实物媒介的庄重性从物质源头上要求了文学文本内容的庄重性，即文本中的语言是典雅、严肃、精雕细琢的，语象所涉及的事物、人物、场景、情感是庄重、崇高的。由此，语象构建的文学形象也具有庄重性。

第二，与后来的纸媒介相比，刻写实物媒介有厚重性，使文学及其语言和形象等要素具有简洁性。刻写实物媒介的笨拙、粗陋和利用率低导致使用、存储和运输的不便，要求记录其上的信息和文学文本在语言符号上必须简洁，使文本长度适中，文本数量可控。郑克鲁认为：“东方文学追求审美对象中精神的美，以审美对象为媒介走向内心表现，重写神而非写形、重表现而非再现的东方审美观，使得东方缘情写意的文学样式特别发达，几乎所有东方民族都以诗为中心文体。”[1]诗歌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是简洁。刻写实物媒介中诗歌、散文是主要的文学类型，语言精炼简洁，并不着重对实物做细致描摹以构建具象，而是着重于情感的灌注和意象的构建，审美不以繁复富丽为首要，而以简洁深邃为主。

实物媒介作为人类社会的传播媒介，传播的内容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多种信息。这种传播媒介并没有随着后世新的纸张媒介的主流化而消亡，虽退居边缘而历世存在，其原因可能包括：

第二，文字和文学的实物媒介在物质价值上有高低，实物本身附带有文化意义。简牍质地坚硬造型挺括，绢帛质地绵柔形态飘逸，简牍和绢帛一硬一软，造价既不菲，在物态上又独具审美特质，在古代是贵族特权阶级的用品，有着精英文化和上层阶级的指向意味。在东汉，简牍、帛书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因而是诗歌文赋主要的文学传播媒介。纸媒介则是下层世俗阶层的象征，这种阶级等级观念严重阻碍了纸媒介的应用。

第一，纸媒介影响文学创作主体、传播主体组成的变化，从而带来了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的丰富性。钟鼎等刻写实物媒介的写作者往往并不是创作者，而是制造器物的工匠。简牍的使用，实现了创作者与写作者的统一，主要是社会精英。纸轻便、易抄写、易携带，从西汉到东晋，废帛用纸，突破了帛贵纸贱的媒介观念，加上寒士阶层的崛起，使文学创作主体的组成发生了变化。底层知识分子用纸制作手抄书进行佣书活动，卖给具有购买力的民众阅读，文学作品的传播面扩大了。制作者和读者主体的底层特征，要求着以纸为媒介的文学的变化，使日常化、生活化、非贵族化的语言、语象、具象等可以进入文学，文学的审美更加多样化。

第一，文字和文学的实物媒介常常又是人类生活中的实用器物，能够附着在器物的实用价值上长久流传。墨子曰：“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2]这说明人们在实物器物上刻写文字、文学文本的用意，是要彰显文学文本的珍贵，希望文本信息在世代相传中长久保存。

第三，纸媒介影响文学出版物类型和文本形态的变化，从而催生了文学语言的组织形态和文学形象的变化。人类早期的口头文学，主要是说唱的诗歌。两汉魏晋时纸媒介出版传播小说、诗歌和文赋，纸上书写抄写的文学活动和出版方式，让文学创作和传播大为方便，推动了文学在语言、形象和观念等方面的改进。纸媒介使创作者的个性能够传达为文学文本的个性，所以才有语言铺陈华丽、才情满篇而洛阳一时为之纸贵的诗赋。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唐朝诗歌和传奇兴盛的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诗人将自己的诗歌付梓印刷，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小说传奇的通俗有趣为普通读者喜欢，加上雕版印刷技术以廉价的纸为载体，能够批量复制文字篇章，给文学图书的编辑出版创造了条件，在图书出版上量与质兼胜，能够满足普通百姓的阅读需求，让普通人能够花费甚小地接触图书文献。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不再是王公贵族的独享，也成为普通市民百姓自我表达和修养身心的方式。小说随着纸媒介的发展而发展，自宋代开始成为重要的出版物类型，明清小说达到了长篇小说的高峰，并成为都市市民喜欢的娱乐消遣品。小说本来主要以图书的形式传播，当近代报刊做为新传播媒介出现时，文学这种艺术就和报刊新媒介的出版迅速地结合起来,互相助长：短篇小说这种文学类型与报纸杂志可谓天作之和,中长篇小说也以连载的方式刊登。

二 抄刻纸媒介对文学出版的影响

4.2 从重视效率角度 大数据思维之二是重视效率，也就是说，大数据的生命力在于数据挖掘和应用，尤其是挖掘出潜在规律和发展的趋势，这将有助于人们迅速采取相应的决策和行动。

抄刻纸媒介的文学出版，是纸工艺、雕刻工艺和文学生产的综合活动，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统一，抄刻纸媒介对文学出版和文学各要素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

纸是人类发明并不断改进完善的文字书写材料，也是最省时省力而有效的传播媒介。所谓抄刻纸媒介，一是指创作者和传播者写作、抄写、刻录所用的纸张媒介。与刻写实物媒介相比，纸媒介的特征主要一是轻便、微薄、柔软而适合折叠，这让纸媒更易于存储和运输；二是空间广阔而信息记录量大，这让纸媒在信息记录包括各种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纸媒的这两个特性不仅使创作者更能够沉思默想、字斟句酌、个性表达、反复修改，还使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和接受因物质材料的平民化而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在中国，抄刻纸媒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汉代文学出版活动中纸媒作为低级替代物与简牍和缣帛同用，不被重视；魏晋纸兴，东晋时彻底废简用纸，纸成为主要的文学出版媒介；宋代纸盛，雕刻出版迅速发展，纸质出版物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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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纸媒介影响写作者的创作思维，使文学语言更加富丽精美、文学形象更具体生动。相比刻写实物媒介，纸作为写作载体，廉价易得，形态舒展，书写流畅，既减少了写作者的体力和时间消耗，又能使写作者保持灵感状态、自由思维。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写作贵有“文气”，推崇一气呵成的创作状态，是以纸媒介写作为物质基础的。流畅无滞顿的写作状态和创作思维，宽敞便携的纸媒介，能够保证作者创作语言的流泻而出，语言的丰盛能够突破线条式白描法，精描细写的工笔法就能够构建出更丰满更丰富的文学形象。出版传播了如《木兰辞》《焦仲卿妻》等语言铺陈、人物鲜明、情节曲折的文学作品。

第三，在实物上刻写文字、诗词歌赋，在中国还是一种风雅的文化传统。文人喜欢在游玩时于石壁墙面上题诗写词，还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于亭榭、屏风、扇面上写诗写文，其文学文本的审美信息往往同作者的场景情境是和谐统一的。曾有人指出：宋词的艺术传播媒介主要有题壁、刻石、题画、题扇、题屏等形式。[3]这些实物也是古代诗词歌赋等文学文本的传播媒介，使一些文人的诗歌在社会民众中广为流传，这种形式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的明星明信片、明星贴纸等如出一辙。这些实物传播中，诗歌还往往是以艺术文本的组成部分得以间接传播。有学者指出诗歌借助于音乐、绘画、舞蹈、小说等艺术传播时，诗歌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接受者的，而是以它所融入的艺术为中介，而且这些艺术的创作表演者也不是直接以传播诗歌为目的，同时接受者的艺术欣赏主要也不是对诗歌艺术的欣赏。[4]艺术欣赏在中国的风雅传统，促成艺术文本成为诗歌的传播媒介。

结合式(5)OFDI出口效应的回归结果和式(7)OFDI进口效应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是出口互补型和进口替代型的.OFDI每变化一个单位，浙江省对样本国的出口就增加0.10%单位，浙江省对样本国的进口就减少0.004%单位，出口增加的幅度大于进口减少的幅度，表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互补关系，与进口是替代关系，出口互补效应大于进口替代效应．因此，我们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从总体上来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互补型的.

通过比较5种森林类型步甲群落的多样性发现（表1），人工落叶松林中步甲物种多样性指数H'、优势度指数C和均匀度指数J均为最低，说明人工落叶松林步甲丰富度最低。天然林中不同林型步甲物种H'指数和C指数表现为次生白杨林>次生混交林>成熟混交林>成熟针叶林；J指数表现为次生混交林>成熟混交林>次生白杨林>成熟针叶林，说明成熟针叶林步甲物种多样性较其他天然林低。

第四，纸媒介影响文学出版接受者群体的变化。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不断改进，乃是以纸媒介的读者需求为根本动力。纸媒介的扩展与教育的扩大互为因果，这共同促进改善了文学出版物的传播。纸的应用激发了文人的创作欲望和彼此的文学交流活动，古人在纸上写诗作文，以纸为友以诗文会友，表达自己的感想见闻，甚至打破时空限制来交流情感思想。以文化水平较高的少数读者为受众的诗词散文，商业运作利润微薄，就通常由作者交付书坊手工印制，然后赠送给亲朋好友，或是亲友以手工抄写方式来复制和传播。书坊主商业运作、出版通俗小说，分销各地，文学作品的吟咏和阅读，随着纸媒介的广泛传播而普及大众。

三 机械印刷纸媒介对文学出版的影响

机械印刷不仅仅是出版业的复制传播技术，还直接影响了文学出版物的文字文本在纸载体上的存储形态、传输方式和阅读界面，并通过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间接性地改变了文学及其语言、形象等要素。机械印刷纸媒介不但催生了新的文学类型，如长篇小说，还改变了文学类型的格局，并小说获得迅速发展，叙事文学成为主流。机械印刷媒介还使出版走向专业化、商业化，文学作品成为了商品，文学文本就必不可免受到了影响。机械印刷媒介还生产了大量的文学产品，使文学形象的数量渐增、形态复杂，并与其他类型的艺术形象互文增生，在清末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唤醒民众文学救国的重大作用。

在中国古代出版市场和机械化印刷传媒的发展中，受众面更大的叙事文学迅速发展。就文学体裁而言，白话短篇小说在宋朝已经非常繁荣，出版于元末明初的白话长篇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叙事文学成为主导。就文学出版媒介而言，包括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形态的印刷出版业产量剧增，还出现了说唱和戏曲等表演形式。文学出版的受众，从案头文学的读者转向了勾舍瓦栏的听众和观众。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不仅有官员、贵族、精英知识分子，还有下层知识分子、市井百姓。文学的传播就不仅限于精英阶层的阐释，还有普通受众的口耳相传、印刷出版的宣传和演创人员的演绎。

无机2013，2014，2015级晶体学课改班与对比班平均期末成绩及总成绩差值见图1．由图1可见，课改班平均期末成绩与平均总成绩均优于对比班．同时，课改班与对比班的期末成绩与总成绩平均值差值逐年减小，说明随着课改的深入，对比班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清晚期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运动，出版成为文化殖民的工具，西式印刷机器引进，机器印刷代替了雕版和活字印刷，线装书也换成了铅印洋装书，出版周期短、不需装订的报纸和简单装订的杂志，成为十九世纪之交拥有惊人传播能力的新媒介，也是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现代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业的迅速崛起，为文学提供了受众面广、快捷方便的新的大众传播方式，使文学传播的手工印制纸媒介转变为机械印刷纸媒介，文学产品的传统手工生产演变为现代工业生产。如在上海，印刷工业与报业和文学之间，迅速形成了互动关系。“上海的工商业能力为近代印刷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促进了报刊和书籍出版的繁荣，也大大推动了印刷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到1884年，上海的全部外资工业中印刷业要占96%，拥有资本93.6万元，高于上海制药业、卷烟业和饮食业加在一起的总和。”[5]42-43现代报刊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在当时对社会和大众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启蒙教育等功用，吸引了各类文学作者创作新文学作品，包括很多以文救国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把报刊作为文学作品广泛传播的主要载体，以期作用于民众和社会。曹聚仁先生曾说:“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6]二十世纪初期，文学作品是报纸副刊的主体内容，各种文学杂志也受人欢迎。当时各著名大报纷纷开辟文艺副刊，如《申报》有《自由谈》；《新闻报》有《快活林》；《时报》有《余兴》等。由于文学报刊和小说书籍借助机械印刷媒介迅速拓展并成为商业市场，需要一批专门人才从事文学职业性写作，于是第一代职业作家群出现了。他们往往居住在大都市如上海，既专事商业性写作，也同时兼任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如吴沃尧、李宝嘉、曾朴、黄小配、徐念慈、包天笑、周瘦鹃和徐枕亚等。[5]38-45正是借助现代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威力，小说得到迅速发展。傅惜华在《清代杂剧全目》中记录清代杂剧约1300种，统计清代传奇有1700种，小说超过千种，由此类面向大众传播的通俗叙事性文学可知清代叙事文学的繁荣。阿英估计在1898至1911年间，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7]这短短13年的文学成果相当于两个半世纪。以当时中国出版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其在1900～1920年间出版的图书中，至少四分之一是文学书，“估计在整个出版业中，小说所占的比例约在四分之一左右。”[8]可见机械印刷纸媒介的规模之大，又证明了以形象见长的小说作品的生产量之高和市场需求之旺盛。

综观所述，媒介是中国古代出版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文学出版和文学各要素的重要力量。以媒介为视角，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出版及其与文学的相依共变。

共混设备对橡胶相的分散影响很大，双螺杆挤出机拥有良好的剪切作用，能够将橡胶相分散更均匀，有利于冲击强度的提高。高转速双螺杆挤出机的分散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26.

[2]墨子.墨子:卷8[M].李小龙,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24 .

[3]谭新红.宋词的艺术媒介传播[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49(2):107.

[4]杨伟.唐诗的艺术媒介传播初探[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2):132.

[5]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8,83.

[7]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1.

[8]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