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娜朵及其作品

娜朵是拉祜族第一位作家，也是本民族第一位女作家。现已出版报告文学集《民族热土》、小说集《疯兰》《绿梦》、民间文学集《拉祜族民间文学集》、纪实文学集《绿满拉祜山》《边地民族花》《母枪》《麻石街的女人》《骑楼里的女人》等11部书，另外还发表诗歌、散文等数十篇，共发表作品300多万字。娜朵的小说集《绿梦》填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没有拉祜族作家文学的空白，并被载入文学史，其中收录的短篇小说《蕨蕨草》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政府最高奖“骏马奖”（新人新作奖）。

作为拉祜族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女作家，娜朵的创作植根于拉祜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其作品关注拉祜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以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己任，一直努力为拉祜族历史及其女性的命运和精神世界而写作。娜朵关注拉祜族女性的情感与命运、疼痛与挣扎、宿命与反抗及通过对生计方式的反思来关注自然生态的命运。

根据实际调查研究我们呢可以看出，随着信息化管理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建筑产业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以社会实际需求和行业发展需要为目标的O2O平台、有效搭建起了以承发包交易需求为核心的交易平台、以B2B供应链为任务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但是在实际交易和工作过程中，很多企业和集团施工现场的管理上都停留在十分表面，宏观的控制性指标数据只是表面的交互。建筑产业施工现场管理过程中，很多材料、工程进度、工程质量等细微的数据及相关的参数和材料等级等等并没有通过专业的平台进行共享，而是通过微信、QQ、邮箱等非专业化的平台进行传输。

拉祜族女性作家娜朵的性别身份不仅可以真实反映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可以更好地讲述本民族女性的生命状态，更加清晰地阐释自己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解和理想，探求女性解放之路。[1]

五要兑现督查结果。根据督查情况，对于督查发现的先进单位、先进典型、特色工作等，要按照制度机制进行表彰奖励，在面上推广，发挥榜样的激励示范作用；反之，则予以处罚，充分发挥警示教育功能。对于在督查工作中创新方法、履职尽责、推动督查效果不断提升的优秀督查人员，要给予相应的奖励；对于在督查工作中敷衍塞责、不敢触及矛盾、影响督查效果的督查人员，要按组织程序进行严肃问责；对于督查中发现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现象，要视情况予以提醒谈话、诫勉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直至问责处理，切实体现党建督查的严肃性、规范性。

二 生态女性主义

一体化教师凤毛麟角 随着一体化教学的改革，一体化教师应运而生，随之很多职业学校的教师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和相关专业的职业等级证书，可以说达到双师型的要求。但是在职业教育学校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一体化教师，教师基本没有企业生产实际工作的背景和经历，真正具备一体化教学能力的一体化教师凤毛麟角。

三 娜朵小说集《绿梦》中生态女性主义

（一）倡导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绿梦》中的女主人公娜丝因结婚几年没能生育，招致寨人的指指点点和丈夫扎列的辱骂和毒打，娜丝在家里和村寨“头越来越沉，现在走起路来，头就完完全全低下了”。对于这一切，娜丝不敢更不会表露出半点的不满和委屈，反而“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不能给他留下背猎枪的人。”在这种男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女人生来就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山里的女人，从娘肚子里出来，背上就背着一个‘苦’字，一辈子也挣不掉，摔不掉。”[5]娜丝在山间箐沟小溪里洗澡时，被猎人扎七抱进了树林。尽管这致使娜丝怀孕了，终于在寨里不受歧视，丈夫也不再打她了，但被扎七侮辱的一幕还是深深地刺痛了这个苦命的女人。甚至许多年后，在扎七病重期间，娜丝在夜里做了一个恶梦，“男人动手拉她，发出了一阵阴森的笑声。”但她不想去揭发扎七，甚至还有些感激扎七，因为自己终于怀了娃娃，再也不用面对别人的指指戳戳了。娜丝也不敢跟扎列说出真相，害怕扎列不会原谅自己，毕竟她和扎列是自己对歌场上开始相恋而结婚的，她怕失去扎列，失去婚姻。正如波伏娃所言: “女人的正常命运是婚姻， 婚姻使她们实际上仍然从属于男人，男性的威信远远没有消失：它毅然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6]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移动物联网环境的动态路由新协议（RAR）.该协议充分考虑了车辆的速度、密度的差异等参数，实现了一种能够在不同场景下自适应调整信标发送数据包的发送间隔的机制，来满足邻居表更新时间的要求，同时减少由信标数据包带来的时间延迟.

在公子哥张华的眼中，来自山寨有着“粉白的皮肤，鲜嫩的嘴唇，迷人的酒窝”的拉祜姑娘娜莫就像“黑夜里看见的一颗明亮的星星”，他对娜莫的好感仅仅源于其漂亮的外表。张华趁娜莫熟睡之际，溜进房间强行占有了她。“拉祜姑娘一旦被夺去贞操，就会尾随那个男人而去，哪怕对方是丑八怪。”[5]在传统习俗的压力下，娜莫只得嫁给张华。这种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注定经不起岁月和时间的考验。娜莫怀孕后，张华仅把她视为用金钱交换来的物件而已，甚至“公然带女人到家鬼混。要不是想着要她传宗接代，早就把她赶走啰。”可见，在这个男人心中，女人只是其生育和发泄欲望的工具。张华贩毒被枪决，其父不仅不反省，反而将这一切归咎为是娶了娜莫这个背时（运气不好）的儿媳妇才害得他家不得安宁，并将娜莫母女赶出家门。沦为寡妇的娜莫本来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畅想着与初恋情人扎努再续情缘。但是扎努的父母因经不起寨人的非议和嘲笑，亲自出面干涉娜莫与扎努交往。本来是扎努主动找娜莫，但好事的人却说娜莫“偷人养汉，寡妇还勾引小伙子。”村长和几个“好心”人都出面阻止两人交往。娜莫什么也不解释，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些人的劝说，心里发出“凡是男女之间的事，全部的错处都归于女人身上”的感慨。物质生活的匮乏没有压垮这个年轻的寡妇，但愚昧和偏见最终让她屈服，把她推向了深渊。白花树见证了她与扎努纯真爱情的开始和结束。娜莫的逃避和抗争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是她坟上长出的依旧开满黄色花朵的狗闹花，而这花却再也不会毒死前来采蜜的蜜蜂。这预示着女作家娜朵期盼娜莫的殉情，这个血的教训能换来世人的警醒和良知，以减少拉祜山寨无谓的牺牲。

《狗闹花》中娜莫生长的麻栗寨“山梁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白花树，每年，白花开的时候，满山一片银白色，好像仙女摘下一片片白云，撒在山中……”[5]满山烂漫的白花，引来水灵秀气，像白花一样好看的拉祜族姑娘们背着背箩上山。娜莫喜欢红色的树叶，“红色就像人工染过一样”。山中的白花林是娜莫与扎努谈情说爱的天然场所，红色的树叶更是传情达意的媒介。扎努拿起一片叶子放在嘴唇上，美妙的曲子便从他嘴里飞了出来。“那曲子一会儿像山间小溪版清澈明亮，使人清新愉快，一会儿又像恋人在诉说衷肠，缠缠绵绵。”[5]娜莫和着扎努吹的曲子唱起拉祜族的《树叶调》。大山见证着这对恋人的纯真爱情。扎努临走时，送给娜莫一包水淋淋的翠绿橄榄，青涩而甘甜。

1974年法国奥波尼首次使用了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用来呼吁女性为拯救地球而发动一场生态革命。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统治女性和自然的人就是根植于家长制逻辑认识之上的男性。在行动上，她们肯定了女性和自然的完美融合，否定男权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并进行深入地批判。生态女性主义本质上是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必然结合，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普鲁姆德对传统女性主义进行生态女性主义重构，并提出了“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构想，“它不强迫女性无批判地参与充满男性偏见的、二元化的文化建构，或接受古老的、压迫性的大地母亲的身份——外在于文化并与其对立的未充分发展的人”。[2]《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也抓住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策略， 指出：“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统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3]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者关照的是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自然的控制与其他各种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交互性。[4]

《爬满青藤的窝棚》里的小姑娘被恶棍“麻子”抢来做了姨太太，被玩腻了之后，又被卖给烟花店。最终姑娘忍受不了折磨，以吞鸦片自杀来完成一个女人最大程度的反抗。在男人处于主宰地位的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物，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可言。

（二）批判摧残女性，追求男女两性的平等

娜莫被来自城里好色的张华灌醉后失去了贞洁。然而，现实中醒来后的娜莫是痛苦的，她不得不嫁给了好色的张华。娜莫在酒后的睡梦中，梦见“自己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到处都开着许多各色的野花，她采了几束扎成一个美丽的花环，戴在头上。”[5]卸下精神枷锁和道德绑架的梦境里的情景道出了她内心的美好憧憬和真实情感。后来，娜莫经历了城里有钱丈夫的背叛，丈夫被处以死刑，她被夫家赶出家门，又阿妈去世等一系列生活变故。无依无靠的娜莫又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大山，在红色的土地上洒下汗水，种上魔芋，土地回馈给她丰收的希望和生活的信心。娜莫靠种魔芋挣钱并盖了房子。得知初恋情人扎努回来后，把爱藏在心底的娜莫又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那棵见证他们美好爱情的白花树。在扎努的再次深情表白后，娜朵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挣扎，决定与扎努重新开始。但这些却招来了世俗的压力和寨人的非议，娜莫最终选择了放弃和逃避。娜莫绝望地再次爬上了百花山，“路边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黄的、红的、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几只小蜜蜂正在花朵上采蜜。”[5]鲜花盛开的时节，蜜蜂会如期而至，但自然界的唯美画面，令娜莫心碎伤神，她吃掉了狗闹花，平静地死去。只是，她坟上长出的那棵狗闹花，却不曾毒死前来采蜜的小蜜蜂。

生活是艰辛的，现实是残酷的。但是，自然界的美好却给处于边缘地带，为感情垂死挣扎的人们特别是女性带来希望、向往和光明。

娜朵以其细腻的笔触，关注和传达着生态主义的理念。《爬满青藤的窝棚》中的扎耶老爹心情郁闷的时候，“向山下的大箐跑去，四仰八叉地躺在箐沟旁的草地上，几朵白云正懒懒地飘过来”。[5]山里人寻求在自然中得到安慰和释放，达到与自然心灵相通。“月亮已悄悄爬上了山顶，银白色的月光静静地撒在山林里，小溪旁，不时，从树林中传来几声猫头鹰的怪叫声，给夜晚的山林增添了几分恐怖，几分神秘。”[5]周围静谧山林中猫头鹰的怪叫声烘托出扎耶老爹对陌生疯女人的到来内心充满的惶恐和不安。扎耶老爹烤了两块麂子肉，一块给了不知道名字的疯女人，把另一块麂子肉分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一半给猎狗阿黄。扎耶每次吃东西都和猎狗阿黄平分吃。他说：“和猎狗一起吃,才吃得甜。”处在深山密林中的老猎人,对陪伴的渴望和家庭的憧憬和向往。作者用寥寥数笔就自然地勾画出一幅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感人而和谐的美好画卷。

娜朵小说的女性终究无法摆脱生活的羁绊和婚姻的拘囿，即使是盛行“从妻居”，并有着浓厚母系社会遗留特征的拉祜族社会中女性仍然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影响，无法逃避作为生育工具和男人泄欲的对象，处于社会的底层。

（三）反思破环生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绿梦》中的猎人扎七在白塔寨的威望是靠打猎打出来的，因为他打到的猎物最多、获得猎物头骨最多而受到寨人敬佩。扎七家小草楼的墙上整齐地挂着各种各样的兽骨，家里几乎成了兽骨的世界。拉祜族男人们常把兽骨当作财产传给子孙。扎七作为有名的猎人，用它的猎枪征服并俘获了满屋子的兽骨，在与自然界动物的较量中他明显占了上风。面对他心爱的女人，即使已为人妻，他仍凭借强健的身躯不假思索地占有了这个瘦弱无助的女人。扎七多次叩问自己：“好像自己什么都有，有兽骨、有女人、有儿子。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在梦中，扎七梦见儿子扎岁说：“阿爸，不是我不学打猎，野味确实不能打，这样打下去，山里的野味都打光了，山里没有动物，树林里没有小鸟的叫声，就像我们拉祜族没有芦笙一样。”[5]还梦见那些被他打死的野兽全都找他报仇，“扎七，你杀死我们。我们要挖你的心，要吃你的肉。”扎七还梦见占有娜丝那天猎到的大蟒蛇骨头飘过来，勒住了他的脖子，他大呼“救命”。 醒来后的扎七开始认真反思自己一辈子的打猎行为，似乎有所悔悟。他让娜丝在他死后，埋掉那些他曾引以为傲的兽骨。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和动物均是天然的弱者，二者均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在作品中，娜朵从来都没有对于男女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反省直接进行描写和评价，而是借助亦真亦幻的梦境暗示作者反对拉祜族山寨传统的男权制度及世代传统的狩猎生计方式摧残动物的思考，将社会生活实践中男性对女性的迫害和对大自然中猎物的残杀联系起来,凸显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识倾向。

（四）女权主义的觉醒和抗争，追求两性间的平等和谐

《魂毛》中女主人翁娜鲁怀着对永恒爱情的憧憬和向往，冲破阿妈关于在野花盛开时节找男人无法白头到老这一传统魔咒的桎梏，毅然决然地在野花盛开时节与扎勒结为夫妻。尽管丈夫在婚后不久就离开了，但娜鲁多年来一直坚持留着象征爱情的“魂毛”。在经历了长久的等待并得知扎勒背叛自己之后，娜鲁不禁问自已：“野花开败了还能再开，那么人的感情呢？也会像野花一样开败了又再开么？”[5]一番内心挣扎之后，娜鲁彻底地醒悟并毅然剪断了“魂毛”，嫁给了懂得疼她、欣赏她的小商贩。娜鲁敢于冲破旧习俗的羁绊，大胆实施感情自救，跟往日告别，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短篇小说《蕨蕨草》中的女主人翁娜实是一个开朗热情、敢爱敢恨、泼辣能干的拉祜族姑娘。娜实的姐姐娜罗抛弃了拉祜族小伙扎哩嫁给了做买卖的汉族，扎哩从此借酒消愁、好吃懒做。善良的娜实不仅没有鄙视扎哩，还主动为扎哩缝制衣服，约他一起上山砍柴。娜实见舅舅家办砖厂，自己也破天荒地准备筹建砖厂，却遭到寨人的冷嘲嘲讽：“真是做梦，连见过大世面的人都不敢想这些事，一个毛丫头就想办砖厂？”面对众人的质疑和不屑，娜实没有放弃和灰心。在舅舅的指导下，办起了砖厂，还将砖厂生产的第一批砖捐给拉祜族孩子建学校。最后，娜实遵从内心的感受，将感情的天平倾向于跟她一起打拼、志同道合的扎哩。作者通过塑造娜实这一角色，主张女性要打破男性主宰命运的桎梏，在男权社会中力争诠释女性权利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女权主义的创作倾向。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拉祜族女作家娜朵以女性的情感体验和性别视角将拉祜族女性人物与自然生态联系在一起，共同关注和反思女性和自然界的命运，对摧残女性和破坏生态自然的男性进行否定和批判的同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女性群体女权主义的觉醒和反抗世俗压迫的全景。因此，其女性书写蕴含着卓越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切入点对娜朵小说进行文学评论和分析，可以更好地探讨女作家娜朵的女性书写的特征,对研究拉祜族及西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群的女性书写都有一定的意义。

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卡拉斯在歌唱界的表现近乎完美，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那是因为她在演唱的时候，注入了自己的情感，用心体会了作品，利用肢体语言以及面部表情，给观众呈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角色，让观众感觉身临其境，不得不对她的表演拍手称赞。这就是舞台表演展现出来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韩晓晔.为女性和民族代言——现代语境下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化自觉[J].贵州民族研究,2016(8):151-152.

[2]Val Plumwood.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M].NewYork:Routledge,1993:36.

[3]陈厚诚,王宁,等.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4]吴雷达.小说《喜福会》中生态女性主义下的文学解读[J].语文建设,2013(11):37-38.

[5]娜朵.绿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4-134.

[6]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