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诗学文本表现形成与结构特征

文本特征指的是作品可见可感的表层结构，是作品外在形式方面体现出来的特色，主要包括作品的表现形式、语言形态以及结构形式等方面。

（一）汉语诗学文本表现形态

纵观汉语诗学，其表现形态主要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一是散见于各类子书中的诗学。这类诗学在先秦时期较常见，这个时期文史哲还没有完全分离，诸子的一些言论里很多涉及到诗学问题。如孔子《论语》中对文艺的社会作用、美学标准等问题都有谈及，提出了“兴观群怨”“尽善尽美”等看法。庄子谈到了言与意之间的问题，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知言养气”等命题，涉及到诗学批评方法和作品与人的品德之间的关系等诗学问题。两汉魏晋时期也尚有这种表现形态,像王充的《论衡》、葛洪的《抱朴子》等也谈到了一些诗学问题。但这类形态的诗学还不是纯粹的诗学论著，其作者也不是纯粹的诗学理论家。

二是各种诗话、词话、文话以及像《文心雕龙》《文赋》属于完全意义上的诗学论著。这一类数量众多，卷轶浩繁。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最早的诗话作品。自此之后，中国古代以诗话为名的著作有几百种，清代何文焕的《历代诗话》收录自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至明代的27种诗话，丁福保缉编的《历代诗话续编》收录诗话29种。另还有《清诗话》《清诗话续编》等亦收录多种诗话作品。词话作品，北宋时期开始出现，但以清朝为盛。唐圭璋的《词话丛编》收录各类词话60多种，清代就有四十多种。第一部文话专著为陈骙于南宋乾道六年成书的《文则》。中国古代评论散文之作甚多，但大都并不以“文话”命名，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王水照先生积十年之功搜集整理而编成的《历代文话》，收录宋代至中华民国的文评专书和论著共143种，填补了我国文话汇编的空白。诗话、词话与文话多用随谈录的方式，不拘一格，灵活自由，是我国古代一笔丰富的诗学理论遗产，但也存在不成体系的特点。《文心雕龙》是一部体系完备、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诗学理论巨著，从文学本体、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作者对文学各类问题的看法。

三是散见于各类书信序跋、诗词笔记、小说戏剧、经传训诂中的诗学。古代文人在诗文专辑的序跋中以及与文人之间的书信中，往往会阐述某方面的诗学思想。如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出了“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这也体现了他对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一种看法。又如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批评了齐梁时期“彩丽竞繁”的诗歌风格，提出了以“汉魏风骨”为风范的诗学主张。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诗学命题。在诗、词、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零散的诗学理论，钱钟书认为：“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1]33如《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贾母对才子佳人小说戏剧的嘲贬，第四十八回中黛玉教香菱学诗时所说的看法，都体现了作者的诗学观点。这类文论的特点是比较分散，不成系统，但有着很精湛的思想，含蕴着许多新鲜的诗学理论。

四是小说和戏剧评点。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诗学表现形态，包括眉批、夹批、总评以及各种“圈点”等形式，代表性的评点作品有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以及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

（二）汉语诗学结构特征

顶层由Sphere包围盒作为外部处理，内部加以OBB包围盒结合设计。这种设计方法主要是考虑到Sphere包围盒的构造简单性以及检测易操作两方面，如果外围的Sphere包围盒已经发生相交或者碰撞情况，则需进一步地检测，内部的OBB包围盒开始运作；如果外部Sphere包围盒还未碰撞，不进行下一步检测操作。而以OBB包围盒为内部的根节点，其中心即为Sphere包围盒的球心，进一步方便构造，而且Sphere包围盒结构方面的优势，无论被测物体进行平移还是旋转操作，其形状不发生改变，有利于更新。

汉语诗学在结构形式方面以散文体为主，90%以上的诗学作品是以散文体创作而成的。用韵文体写成的诗学著作主要是赋体、骈体和诗体。陆机的《文赋》是用赋体写成的一篇诗学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序》是用骈体文写成的，也属于韵文体。以诗体的形式来阐述文学观点的作品不多，最著名的当属《论诗绝句三十首》，这是元好问以七绝的形式系统阐发其关于诗学理论的著名组诗。在这组诗中，元好问评论了自汉魏至宋代的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学流派，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元好问之前，以诗的形式来表达诗学见解比较著名的还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另外，李白、白居易、李商隐、苏轼、王安石、陆游、方孝孺、张问陶、赵翼等也写过以诗论诗。如果撇开真伪问题不谈,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是以诗论诗,是以四言诗的形式写成的一部优美、空灵、充满玄思的诗学名著。

二 彝语诗学文本表现形态与结构特征

（一）彝语诗学文本表现形态

在文本结构上，彝语诗学论著也有着比较鲜明的特色。把它们与《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汉语诗学论著相比较，有学者发现，“彝族古代文论著述有一个显著的个性特点，就是在用例上，有相当一部分例子是彝族家喻户晓的神话文本，其次才是以作者自己创作的作品为诗例，引用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作为诗例进行阐述的情况较少。”[4]313如举奢哲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为了说明历史和诗的区别，用彝族人民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为例：“比如我们要，要写六祖史；可是六祖呀，六祖的上辈，他又是谁呢？就要搞清楚。说到六祖呢，六祖的上辈，上辈是笃米。笃米的后代，武乍是长房；次于武与乍，再把喽侯记。喽与侯写过，再来写下辈。”[3]4彝语诗学的作者通常从远古时期开始叙起，然后阐述自己对某个诗学问题的看法，然后再引用一个神话传说或民间传说为例，最后再用自己创作的诗歌为例来做说明，如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为了说明“天文诗”的写法，就引用自己的诗歌来论述：“我是这样写，比如‘天文诗’，论其声韵是：有头有中尾——人是天所生，生人天之德。漫天星斗灿，遍地百花繁。艳阳当空照，青山绿水环，明月水中出，天宇何澄澈。人间真美好，天上明而洁。世世相递嬗，人生天地间，说的是这样。”[3]63举奢哲在诗学中引用彝族民间熟知的古代神话传说作为例证，后世彝语其他诗学家亦效仿。除了彝族古代文论长诗中有“根”的概念和理“文根”的传统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的需要。因为在古代彝族社会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比较困难，为了人们更能理解和接受，诗学家们就以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尤其是影响深远的神话传说来作例证。[4]321-322

（二）彝语诗学文本结构特征

彝族是一个用诗思维的民族，现在所发现的彝族古文经籍中关于历史、哲学、宗教、医药等方面的著作，几乎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成的，所以，彝语诗学也是用诗的形式表现的。这种特点不仅在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中绝无仅有，在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也十分罕见。现在整理、翻译出版的古代彝语诗学论著有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布阿洪的《彝诗例话》、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另外还有《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三部佚名的诗学著作。这12部论著都是以五言诗的形式创作而成，为什么都用五言诗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五言诗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传承。第一，彝语文属于表意文字，其语音语义以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为主，彝语中以复合词为多，一般以单音根词为基础构成，因此有学者认为，“从数学的观点来看，五是能由一、二、三彼此灵活相加组成的最简单的数。彝族诗歌多数用五言句式就是为了适应彝语词汇之间内在的组合规律，使之更有利于充分地、微秒地传达民族的情感，有利于生动形象地、富有特色地描写本民族生活，表达彝族的审美意识，易为本民族读者或听众所接受。彝族的抒情诗多与歌舞结合在一起，音乐和舞蹈需要强烈的节奏感。彝族传统曲调的乐律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为主（即1、2、3、5、6），而少用变徵和变宫（即4、7）。用五言与五声音阶相配，更显得节奏明快、配合巧妙。”[2]278-279第二，彝族历代先民有着祖先信仰崇拜，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说：“诗有各种体，多为五言句。五言是常格，也有三言的；三言句不多，见于各种体。七言诗句少，各书中去找。”[3]112举奢哲在《彝族诗文论》中也说：“彝书的体式，多是五字句，七言却很少，三言也如此，九言同样是，也是少有的——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 [3]10先哲举奢哲和阿买妮是彝族民众心中的“神”，其思想和言论具有无比的权威性，因此五言诗的这种形式就一直被后世的毕摩们所传承下来。第三，“五言”的形式还与彝族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有关。彝族的“五色”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彝族历代先民认为，红、黄、青、黑、白五色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色和基础，彝族远古部落就以五色分为五个族群，分别居住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尼部居于东方，尚青；能部居于南方，尚赤；慕部居于西方，尚白；弭部居于北方，尚黑；索舍乌构佐部居于中部，尚黄。“五”已经内化为彝族先民的心理定式，并在各种文化中表现出来，诗歌的五言形式就是其中之一。

汉语诗学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论著，在汉语文学史上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在此之前，它是混杂在各类历史、哲学、政治等作品中。但彝族诗学却一直没有从宗教、哲学、历史等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现在整理出版的这12部诗学论著，全都是从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之一的“把书”中挖掘整理出来的。“把书”是彝族社会用来作为教育方面的彝文文献，范围很广，包括宗教、历史、哲学、伦理等各方面内容。

三 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特征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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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文本除了表现形态、结构形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之外，还有一个差异就是语言形式的不同。汉语是意音文字，即表意又表音。在汉语语法中，不像英文，没有时态、单复数等的变化。英文中的语法法则，是为了把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确定、澄清，这样的长处在于对对象进行说明解释时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和明确性。而汉语语法这种高度灵活性的特点，在中国古典汉语诗歌创作中，“利用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法语法，使读者获得一种自由观、感、解读的空间，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5]19因此在汉语诗学的传释活动中，会出现“诗无达诂”的现象。现在通行的彝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与汉语相比，彝语声母较多韵母较少，据四川规范彝文标准音点，韵母只有十个。与汉语诗歌格律中的押韵不同，“彝诗音律不仅仅是押韵而且是押声母、声调的押音节的形式，是客观存在的，且表现形式多样，很有特色。”[4]328因此在彝语诗学论著中，有很多关于彝诗音律的讨论，阿买妮就专门写了《彝语诗律论》来对此进行探讨。彝文的创立与毕摩密不可分，最初的古彝文多为象形文字。目前我们所见的彝文是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的，一般把彝文归结为以表意为主和表音为辅的表意表音相结合的文字，但其中有些彝文仍然保留了原形或者改变不大，可以看出其表意的特点，彝学者巴莫曲布嫫对此列举了很多彝文实例并进行了非常有力的阐释证明。[6]566-574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彝文这种表象化、表意化的特点对毕摩的思维方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思辨能力缺乏高度抽象而习惯于以直观、直觉、形象、象征的思维方式去探讨世界和诗歌。从这方面来看，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在语言形式方面存在一些类似的特点。

综上所述，彝语诗学论著的文本形态是彝语五言体韵文，在结构上有着程式化的模式，理论阐述与诗论作者的创作密不可分。而汉语诗学的文本表现形态多种多样，语体上以散文体为主，韵文体形式的论著所占比例很小，文本结构上也不存在某种模式。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在语言形式方面都有着直观、形象的相似特点。

据表1可知，目前农村初中生遭受最多的校园欺凌行为为“被他人当面或背地里用言语辱骂”；其次为“被他人嘲笑、恶意评论生理特征等行为”及“被他人故意孤立、排挤”。通过对比可发现，在初中校园中，更多的学生正在承受着语言、态度等形式的“冷暴力”。而易于被发现的殴打、威胁等暴力欺凌行为则发生率相对较低。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暴力行为容易被发现，学校及家长能够及时制止，而“冷暴力”行为隐蔽性强，容易受到老师及家长的忽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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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世鹏.彝族诗歌语言艺术分析[M]//彝族古代文论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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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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