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三日刊是淞沪会战后由邹韬奋创办用以宣传抗日救国的著名刊物。这一在特殊时期的特定期刊，自创办问世以来，便肩负着时代所赋予的历史责任。“在一方面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参考[1]。”抗日战争不仅仅是武器装备上的较量，也是一场精神上的殊死搏斗。《抗战》三日刊以宽广的视野和思想的高度评点时世，引领舆论，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2]。通过登载大量战时评论性文章，实时并客观地分析抗战局势，唤醒广大民众，动员各界人士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战斗中。

1 《抗战》三日刊的充实内容彰显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宣传精要

《抗战》三日刊用“抗战”二字作为刊名，始终围绕“抗战”这一主题进行舆论宣传。该刊登载了除邹韬奋以外，金仲华、胡愈之、潘汉年、钱俊瑞、杜重远、章乃器、胡绳、沈钧儒、范长江、薛暮桥、思慕等人的文章，皆以唤起民众觉醒、拯救民族危亡为主旨，呼吁全民抗战，批判妥协苟合。冯玉祥在写给邹韬奋的一封信中，这样称赞《抗战》三日刊：“内容丰富切实，而眼光尤为正确远大，诚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3]。”

大凡热衷麻将的人，都近乎痴迷了，大把大把的时光，掷在了麻将桌上。姑妈便是这样，把麻将当做了事业和追求。玉敏约了几次姑妈，姑妈才腾出空来。玉敏很少单独和姑妈玩，逛街吧，姑妈出手太阔气；吃饭吧，姑妈要上高档酒店；唱歌吧，姑妈挑凌州最好的KTV；打麻将吧，玉敏不会，也没那么闲。玉敏喜欢和李琳她们玩，玩什么都不显自己寒酸。

1) 呼吁全民抗战，宣传日本必败。

“工匠是我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中‘工’的重要群体，他们熟练地掌握手工业技术，是农业与手工业分工后古代技术发展的主体。”④叶桉、刘琳：《略论红色文化与职业院校当代工匠精神的培育》，载《职教论坛》，2015（34）。古有以鲁班为代表的能工巧匠，近有各种全国闻名的老字号，“工匠们”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敬业态度和精神追求，不断孕育着对时代发展具有独特作用的“工匠”精神文化，这种“工匠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新的时代背景下，军队院校教育仍然需要培育具有中国气派、我军特色的“工匠文化”。

从整体看，刊名“抗战”二字加粗居中，十分醒目，刚劲有力，昭示着中国人面对日本侵略不卑不亢的民族精神。每期头版的左上角设计了当期的时政要目，方便读者了解本期的主要抗战信息，可以说做到了想民众之所想。采用图文相结合的报道方式，增加了内容的可读性和直观性，也增强了刊物的可视性美感。在每一期的编排上，诗歌与文章相互穿插，富有艺术性而又不失严谨。从各部分来看，自第二号开始，每一期的第一个栏目便是“战局一览”，让读者拿到该刊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近日的战局形势。通过实时报道战况，客观分析战场得失，合理预测战争前景，呼吁全民抗战。时常附有战事地图，图文并茂，成为对战事报道的一大亮点。每期必有的“时评”也是该刊的一大看点，通常是由邹韬奋亲自执笔撰写，语言简练、言辞犀利，反映民众最关心的抗战热点问题，全面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的丑陋面目，如《日本军阀的狂暴》《东京大批搜捕反战分子》等等，鼓舞了民众抗战的热情。周恩来这样评价邹韬奋：“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28]。”为应对战争、迎合民众需求，设有“战时常识”一栏，对民众自救进行了常识性的有效指导，涉及防空、防毒和救护等方面的战时自救知识。增强了民众对战时自我保护的认识，凸显出日本军国主义嗜杀成性的残暴，推动全民抗战的深入发展。

《抗战》三日刊一方面声讨妥协的声音和行为，一方面宣传爱国举动，弘扬救国精神。该刊第三号登载了一个名为吴志进的8岁小男孩献银救国的感人事迹,并附有小男孩亲笔题字“助银杀敌”的单子[23]。第六十七号刊登了一个华侨巨商胡文虎先生慷慨捐献200万元，创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的事迹，并呼吁全国同胞各尽所能，从种种方面帮助政府加强抗战力量[24]。在《献戒救国》中讲述一对读者夫妇为救国将二人的结婚戒指献出，呼吁民众也应当竭尽我们的一些力量[25]。某师某连某排的唐汉林所作的《负伤之前》一文中，用戚继光的“奉命之日忘其亲，临敌之时忘其身”两句作引，表明了舍己为人，衷心为国，奋勇杀敌的决心。文中描述了作战时的亲身感受，揭露日军的劣行：“房屋倒坍很多，被炸死的人，尸体纵横，血肉模糊……”认为照民众这样的热心救国，民族是有希望的[26]。王达夫在《罗将军会见记》中，刊登了罗卓英的十六字题词：“拼血成潮，拼力成钢。地老天荒，也要抵抗[27]。”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铁骨铮铮的抗日将军的形象和一种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

There exists a limitation in this research.the contents of FC and MC are a little small.The first five episodes of Friends might not be representative enough.In the future,more researches are expected to be conducted to study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面对战争的残酷和恐惧气氛的蔓延，一些人选择逃避现实，甚至离经叛道地走上汉奸之路。因此，反对妥协与苟合，肃清抗战消极思想，鞭挞汉奸嘴脸，此时此刻显得尤为重要。范长江的《严重的汉奸问题》一文指出抗战中所遇到的困难，认为内在的汉奸问题和外在敌人的优势兵器，至少有同等的严重性[15]。将汉奸和优良兵器的危害性视为同等，可见汉奸阻碍着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还将汉奸分为“自觉的汉奸”和“盲目的汉奸”，认为沦为汉奸多数是因为穷，所以要想获得最终的胜利，政府必须对失业人群加以正确的引导，避免其走上汉奸之路。胡愈之将主张“妥协”视为一种病菌，足见对“妥协”可谓嗤之以鼻，文中指出这种病菌“已经散布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间”，强调了对日妥协的危害性：“一到了抗战偶然遭了一次挫败，这病菌就会活跃起来，弥漫在空气中间，使人们的呼吸受了窒塞[16]。”《打破妥协迷梦》一文疾呼：“要打破妥协迷梦，坚抱‘非胜利即死’的战斗精神，严厉制裁摇动人心，为敌人做清道夫的妥协论的变相汉奸[17]”！梁士纯认为：“我政府与人民应严厉拒绝敌方的任何勾引和第三国际惊人之慨[18]”。坚决抵制妥协心理，并引用蒋介石的话“中途妥协就是自愿投降，就是自愿接受亡国的条件”来结尾。在该刊第二十二号第一版面的居中位置，在方框内圈着几个大字：“主张妥协和平就是汉奸[19]。”同样刺激着各类读者的神经。潘汉年在《提高民族的警觉性》中指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只有两条，不是我们战胜残暴的侵略者，便是侵略者消灭了我们，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认为当下应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同侵略者抗战。引用了蒋介石对全体国民的警告：“中途妥协只是灭亡。”为避免走上“妥协就是死亡的道路”，必须提高民族的警觉性，打击汉奸和亲日派，毫不犹豫发动与组织全国广大群众，拥护前线英勇血战的将士们抗战打底[20]。在《加强我们的团结》中主张民众拥护“加强团结，抗战到底”的号召，强调了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21]。”仲持《应当警戒亡国的心理》一文指出汉奸不断散布蛊惑人心的消息，分化抗战力量，提醒国人要警戒亡国的心理，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领土上的敌人不过是暂时的，让国人“眼前且沉住气，等到有了机会再把敌人势力赶出去”，呼吁“大家齐心协力向长期抗战这条艰苦的大道努力前进[22]”。这样中华民族才可以得救。

在动员民众参与抗战上，《抗战》三日刊始终坚持全民抗战的基调。第七号刊登的《知识分子的当前责任》和第九号登载的《组织农民的主要问题》分别动员知识分子和农民参与抗战。胡子婴鼓舞妇女加入抗战，认为在这样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期中，决不能缺少妇女大众所能拿得出的力量。没有妇女大家参加抗战胜利的把握就要打一个大的折扣[11]。王任叔认为对日抗战不能光依靠政府和军队，应该广泛组织民众运动，动员民众投身于抗日救国之中。主张中国的抗战必须是全民的抗战，“军政和民众要打成一片”。指出抗战主要的两大原则：“一，必须动员全国的民众的力量；二，必须动员全国的土地和物质的力量[12]。”并且提醒国人对于战争胜利不要过于欢喜，要同时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该刊从第三十号至第三十五号专门登载了钱俊瑞写给救亡工作同志的6封公开信，认为民众的救亡运动应该抛弃一切阶级、党派、个人之间的成见，共同为巩固和扩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艰苦的奋斗。在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性与合理性的同时，着力强调日本必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抗战与建国》认为“侵略者准备长期抗战以日本国内的形势看来，只是自杀政策”。鼓舞国人做好长期抗战的信心，同时提醒“在抗战过程中同时把艰苦的建国事业担负起来[13]”！将抗战同建国联系起来，让民众清楚地意识到艰苦的长期抗战是建国最根本的基础。《日本能作“长期战争”吗》一文断定“只有抗战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从经济层面分析了日本国内情况不利于同中国进行长期的战争，让时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认为“只要中国全民族真能抱着抗战的决心坚持下去，长期的抗战虽要我们作重大牺牲，却必然地能给我们以最后的胜利[14]”。此外，该刊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日本国内矛盾，断言日本没有进行长期作战的实力。而我国全体民众只要团结一致，坚持不懈，共同为救亡运动努力奋斗，终有一日会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2 匠心独运的《抗战》三日刊在形式上与抗战宣传高度统一

言为心声，《抗战》三日刊的编排设计与抗战宣传精神达到高度统一，特别是战时信息的传递，与抗日舆论导向完全契合。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对日抗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求国人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对于为什么要抗战，在该刊第一号的社评《上海抗战的重要意义》中陈述了抗战的必要性，指出抗战更巩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这和民族解放的光明前途有着很密切的关系[4]。郭沫若在《我们为什么抗战》中连用三个破折号来做解释，认为一是“为保卫自己的祖国”，二是“为保卫世界的文化”，三是“为保卫全人类的福祉”。将抗战的意义上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积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携起手来为世界文化而战，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战[5]。抗战不仅仅是面对外族侵略所被迫要求的，更是每个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中国人的责任》中就指出：“我们为祖国驱除我们的民族的敌人，是我们对祖国应负的责任；我们为世界驱除人类的刽子手，是我们对世界应负的责任[6]。”“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印证了我国对日抗战的正义性。面对同胞的惨死，生者难免悲痛，但是依然必须尽全力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尽全力巩固全国的团结以争取这最后的胜利，必须从这沉痛的精神里发生更伟大的集体力量，保卫祖国，争取目的[7]。思慕在《对日绝交的日子不能再晚了》中论述了对日绝交既是抗战到底决心的表现，又是世界和平的表示。分析国内情况，并指出“对日绝交在现在已是晚了一点，但不能再晚了[8]”！句句饱含着救国于危难之中的爱国热情，激励国人对日绝交抗死的不朽精神。《不胜利，只有战死在沙场》和《要做救亡阵线中的一员》等此类文章同样表现出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和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信心是抗战胜利的冲锋号角，同样胜利的捷报也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不屈决心。王纪元的《坚定我们必胜的信心》一文认为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下，悲观的心理很容易助长“妥协心理”“奴隶心理”，如若继续蔓延，汉奸心理有可能甚嚣尘上，因此必须坚定我们必胜的抗战信心。“当战争一开始以后，我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彻底抗战’！前线将士唯一的正题是：‘不成功便成仁’，而后方的民众唯一的正题是：‘没有民族利益决不能有身家利益’[9]。”强调民族利益大于一切个人利益，呼吁民众坚定信心抗日救国。因此，往往一个捷报就如同一针兴奋剂，就如金仲华的《晋北游击战的胜利》一文所指：“晋西北大捷以后，华北的整个战斗已大为增强[10]。”这样一个胜利的消息不单单鼓舞着前方士气，同时也激发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坚强斗志。

2) 抨击妥协与苟合，弘扬积极抗战精神。

诗歌漫画以一种更为喜闻乐见的形式为民众所接受。《抗战颂》中宣扬“抗战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号召全国同胞：“高呼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高呼我们民族斗士的英武[29]。”关露在《女国民》中高歌“新时代认我们是民族的子民”，号召女性参与抗战，挽救危亡的国土，打退民族的敌人[30]。陈中夫的《全民抗战歌》中写到：“展开全民族阵线，不分男女老幼，部分民族阶层……不分军事与政治，不分后方与前线，工作要努力加紧混成一片[31]。”该刊所登载的诗歌尤以冯玉祥的最多，如《打蜈蚣》[32]全文皆为四言短句，朗朗上口，采用比喻的手法，将日本军队比作蜈蚣，要将其踏死，表现了对日本侵略的痛恨之情。再如《铁》这篇文章[33]，以“铁”为第一人称，述说了日本开采中国矿山，用中国的铁造枪炮、炸弹等，号召国人奋起反抗，洗刷耻辱。《抗战》三日刊中刊登了众多蔡若虹所绘的漫画，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辛辣地讽刺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极大地鼓舞了我方的士气。其中《敌与我》[34]的第一幅《全民族抗战》中一名士兵高大英勇，肩扛着枪，身披“为民族解放而战”，迈着坚定的步子，身后带领着一个庞大的队伍，其中有“宣传队”“缝纫队”“募捐队”“救护队”等，囊括了各个领域，也包括了女性，预示着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不分性别，不分行业，号召全民抗战。而另一幅《日本民众不顾战的惨象》是日本士兵登船临行前的一幕，图中日本妇孺含泪望向登船的亲人，更有孩子追上军队，大声哭泣不愿自己的父亲离去。两幅图鲜明地对比，揭示了日本不顾战争给自己家庭和国家带来的惨象，极大地鼓舞了国人抗战的信心。此外，《叫侵略军屈膝》《抗战到“底”》《加紧团结》《以新芽来纪念旧种》等众多优秀作品同样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到底。

登载在第二十七号上的《一个小兵写给同学的信》是由程玉振在病床上写的，信中慷概激昂的抗日话语，充分显示出他对日本的痛恨以及救国的热情，真实地描述了战争的残酷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爱国的一腔热血，声称抗日“不使我做一失望的人”。刘良模给邹韬奋的信中讲述了这个小兵的情况：这名小兵是一个中学生，在北方投军，并说：“当兵是我的志愿，抗敌是我的目标[35]。”以信函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小兵参加抗日救国的感人事例，呼吁各界民众积极参加抗战。《抗战》三日刊中“读者信箱”的设置是邹韬奋对读者声音的一种倾听，读者来信本就是读者同杂志社的一种互动，而将读者来信刊登在期刊上，让全国的民众共同阅读，使读者感同身受，形成了读者与读者的抗日话语互动大空间。虽然来信的读者不分地域、性别和职业，不分老幼，但他们都共同关注着抗日战情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方向，心系民族危亡与国家命运。

“昆南”阳平声“年”的唱调（《牡丹亭·寻梦》【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711）。因阳平声字腔的音势是平后略升，故即为其字腔。此后的十六分休止符即为“年”字腔的结点，其后的音调即为过腔。

3 结语

《抗战》三日刊对“抗战”的宣传到底有多大的舆论效果，也许无法定量计算，但是可以通过读者的来信，窥见《抗战》对民众的实质性影响。一个名叫石斧的河南青年学生在他的来信《决心献给国家》中提到：“确曾供给我不少精神食粮，我每一次接到他都是紧张的愉快的一口气把他读完，得到了这些精神上的滋养，我慢慢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于无形中健壮起来……在这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时代里，我也应该拿出自己所可能尽力的力量来[36]。”办报刊的本质是为了舆论宣传，《抗战》三日刊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坚定抗日民族立场，向读者传递战时信息，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一度甚至取代了政府的声音[37]。《抗战》三日刊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却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所以其振聋发聩的社会影响力，值得当下舆论界认真研究它的宣传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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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沫若.我们为什么抗战[J].抗战三日刊，193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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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邹韬奋.沉痛的想念[J].抗战三日刊，193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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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纪元.坚定我们必胜的信心[J].抗战三日刊，1937(26)：3-4.

[10] 金仲华.晋北游击战的胜利[J].抗战三日刊，1937(13)：1.

[11] 胡子婴.怎样动员全中国的妇女[J].抗战三日刊，1937(12)：8-10.

[12] 王任叔.军政与民众[J].抗战三日刊，19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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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思慕.日本能作“长期战争”吗[J].抗战三日刊，1937(3)：5.

[15] 范长江.严重的汉奸问题[J].抗战三日刊，1937(12)：4.

[16] 胡愈之.谨防疾病[J].抗战三日刊，1937(15)：3-4.

[17] 邹韬奋.打破妥协迷梦[J].抗战三日刊，1937(19)：2.

[18] 梁士纯.辟妥协心理[J].抗战三日刊，1937(21)：3-4.

[19] 金仲华.我军退守第二道防线[J].抗战三日刊，1937(22)：1.

[20] 潘汉年.提高民族的警觉性[J].抗战三日刊，1937(22)：3-4.

[21] 潘汉年.加强我们的团结[J].抗战三日刊，1937(23)：3-5.

[22] 仲持.应当警戒亡国的心理[J].抗战三日刊，1937(28)：3-4.

[23] 邹韬奋.一个八岁小弟弟献银救国[J].抗战三日刊，1937(3)：8.

[24] 邹韬奋.胡文虎先生慨捐二百万元[J].抗战三日刊，1938(67):4.

[25] 邹韬奋.献戒救国[J].抗战三日刊，1937(4)：4.

[26] 唐汉林.负伤之前[J].抗战三日刊，1937(16)：8-9.

[27] 王达夫.罗将军会见记[J].抗战三日刊，1937(23)：9.

[28]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5.

[29] 郭沫若.抗战颂[J].抗战三日刊，1937(1)：3.

[30] 关露.女国民[J].抗战三日刊，1937(3)：10.

[31] 陈中夫.全民抗战歌[J].抗战三日刊，1937(26)：6.

[32] 冯玉祥.打蜈蚣[J].抗战三日刊，1937(5)：9.

[33] 冯玉祥.铁[J].抗战三日刊，1937(10)：10.

[34] 蔡若虹.敌与我[J].抗战三日刊，1937(3)：6-7.

[35] 程玉振.一个小兵写给同学的信[J].抗战三日刊，1937(27)：9.

[36] 石斧.决心献给国家[J].抗战三日刊，1938(75):11-12.

[37] 章雪峰.韬奋与《抗战》三日刊[A]//韬奋纪念馆.邹韬奋研究:第2辑[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23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