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莎士比亚的作品及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可看出其能艺术地展示鲜活的历史背景，展示人物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历史环境；情节安排巧妙，充满戏剧性，构成情节基础的矛盾体现历史的必然性；人物的性格鲜明，有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们的行动动机是从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1]。在创作成熟期，莎士比亚创作出了《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作品，将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朱丽叶、夏洛克塑造成了一系列富有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形象。《哈姆雷特》被认为莎士比亚创作的最伟大的悲剧，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历来研究《哈姆雷特》的学者多从单纯的艺术特色、哈姆雷特的性格、作品的悲剧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的情节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旨在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和史学观来分析《哈姆雷特》的艺术特色。

1 鲜活历史的展示

《哈姆雷特》写于1601—1602年，当时正值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莎士比亚用当时在欧洲各国比较流行的丹麦王子复仇的传统题材，透过新的形式折射出进步势力和专制势力的斗争。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到近代的转折点，极盛于16世纪，是一种对希腊罗马古典文艺再生的运动。随着工商业和自然科学的日益发展，西方摆脱了中世纪封建制度和教会神权统治的枷锁，精神逐渐解放，人的地位逐渐提高。科学从神学中得到解脱，人们开始否定神权中心以及它所带来的“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肯定追求自由，崇尚理性和人性全面发展的理想。 这种理想实质上就是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2]。当时许多“巨人”的伟大成就就是与这种新的理想和精神分不开的。莎士比亚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在环境面前的优越性，他的作品中大多表现心理冲突，主人公为完成社会使命、实现目的而进行斗争。《哈姆雷特》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通过哈姆雷特的性格和心理刻画，表现了一个具有崇高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一方面对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控诉，哈姆雷特满腔悲愤地说：“丹麦是一座牢狱[3]。”另一方面对人的伟大进行了赞美，正如哈姆雷特在第二幕第二场所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3]！”表现出人的理性是个人目的与环境赋予人的社会义务间的介质，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进步的社会内容，即反封建，反教会，追求个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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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文主义推崇的个性与理性是在宗教背景下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还不是彻底的无神论。《哈姆雷特》中年轻的哈姆雷特一直被父亲的死亡问题所困扰，是父亲的鬼魂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并且哈姆雷特答应鬼魂一切都按他说的去做，从而引发假装发疯、戏中戏等情节。在这背后是神权在支撑，即宗教信仰还在麻痹着人民的斗争意识。

鬼魂在作品中三次出现，对外在特征和内心感受给予了细致的刻化。在这三次鬼魂出现时，只有哈姆雷特、霍拉旭、士兵可以看到，国王的妻子却看不到。这正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作者坚持“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把文艺作为反映现实的镜子。《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说：“要拿一面镜子去照自然。”霍拉旭和士兵对国王的死是存在疑虑的，他们和哈姆雷特有着亲密的关系，国王生前受到国民的爱戴，他们看见国王的鬼魂问心无愧。哈姆雷特作为复仇的担当者，肩负着兴盛国家的使命，与鬼魂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哈姆雷特性格的犹豫、延宕及理性。王后违背婚姻誓约，身上有着拭不去的污点，所以他看不到国王的鬼魂。鬼魂作为时代的镜子，照出了人文主义者人性全面发展的生活理想，照出了人性要蓬勃地向个各方面探索的要求。作品不仅反映了鲜活的文化历史背景，同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也决定和制约着《哈姆雷特》悲剧的情节、结构，影响着人物形象的塑造。

2 独特的人物性格描绘

（1）借款人与原始权益人（即各地市公积金中心）签订具有一定差异的借款合同，一般而言，双方约定的相关资产流动性较低。在综合分析自身需求及预判未来形势之后，原始权益人会挑选出符合自身需求的项目，联合各方进行评估、作价，形成资产池，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证券化解决基础资产无法流动的难题。在其研究、筛选过程中，为最大程度消除信息不对称因素影响，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权益所有人往往还需与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合作，深入研讨基础资产涉及的各类交易事项[2]。

冲突是戏剧的核心，也是艺术作品思想的基础。《哈姆雷特》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反映了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以克劳迪斯为代表的黑暗现实的冲突，也反映了哈姆雷特灵魂深处自身的矛盾。

1) 主题与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

3 戏剧情节的安排

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人物性格都是一种理想的人物性格。他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是丰富性的，哈姆雷特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世界的人，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在复仇的道路上受到了阻碍。克劳迪斯是黑暗势力的代表，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阴谋家。作为哈姆雷特的恋人奥菲莉亚有着善良、单纯的内心世界，但她又要遵守封建社会的道德，要听从家人命令，成为哈姆雷特复仇的工具。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复杂的，但是能突出主要性格。哈姆雷特从与他人的多重关系中显现出了他的复杂的性格，对克劳迪斯、奥菲莉亚、乔特鲁德等都寄托着自己的情感，在这些关系中最主要的只有一种，即为父报仇的理想。另外《哈姆雷特》中的人物具有坚定性，人物性格具有“独立自足性”，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去做出行动。这种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哈姆雷特、克劳迪斯等人并不受制于社会环境，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把环境“人化”了。

悲剧《哈姆雷特》中三条线索贯穿始终，交错发展：哈姆雷特因为父亲被叔叔克劳迪斯杀害，要为父报仇；雷欧提斯的父亲被哈姆雷特杀死，需要为父报仇；福丁布拉斯的父亲被哈姆雷特的父亲在战斗中打死，也需要为父报仇。三条情节中以哈姆雷特为主，福丁布拉斯和雷欧提斯为辅，以哈姆雷特的性格发展安排了悲剧的情节，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从开始到关于生死问题的独白，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起因和主要人物，“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构成了全剧的中心，一切动作都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关于生和死问题开始到“戏中戏”，构成了情节的第二部分，独白是哈姆雷特内心矛盾的一种体现，“戏中戏”是对克劳迪斯谋害父亲真实性的证实。这一阶段成为戏剧的转折点，推动了情节向着高潮部分发展。“戏中戏”后构成第三部分，克劳迪斯的双重阴谋构成了全剧的高潮。在情节的起承转合中，对三种“为父复仇”分别作了不同的处理。哈姆雷特在复仇面前表现出了犹豫，徘徊在“生和死”的边缘上，因为“报父仇”是简单的，但“改造社会”是困难的，所以哈姆雷特不能简简单单的采取复仇行动。福丁布拉斯在父亲被杀后，日夜招兵买马，准备复仇，但经过叔父的劝说，又放弃了复仇计划。雷欧提斯听到父亲被杀后表现得很鲁莽，不问前因后果，带领军队进入王宫，反而被克劳迪斯所利用。同样目的的三条线索主次分明，对待的态度却不同。哈姆雷特的性格得到最高的表现，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的行动与哈姆雷特形成对比，显得毫无意义和价值。这其间反映的是当时人文主义者美好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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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中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是一大亮点。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性格具有复杂性、两重性，忧郁、优柔寡断和机智、果断是其主要性格。面对父亲被谋害，母亲下嫁杀父仇人，大臣们趋炎附势，哈姆雷特发出了“倒霉的我，却要担负重整乾坤的重任[3]”的感叹。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现实困难和自己所遭不幸的双重压力下，哈姆雷特表现出了一种优柔寡断，但不是懦弱。他的这种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时代所赋予的，“人物性格反映了时代社会矛盾，具体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人物的性格[4]”。正如列宁所说：“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依赖于他，以他来规定自己的活动[5]。”哈姆雷特一直追求理想，一直在思索，也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在现实和理想中存在着矛盾，正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代表。哈姆雷特的忧郁也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征。另一层面，哈姆雷特的性格又表现出机智、果断的性格。在听到鬼魂讲出实情后，并不是盲目的报父仇，而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设计所谓的“捕鼠机”场面，重现鬼魂控诉，克劳迪斯的离场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下定决心要“报仇”后，理性一直指导着行动，足以看出哈姆雷特的机智。另外，在母亲的卧室里，毫不犹豫刺穿帷幕，将波洛涅斯误杀；为了复仇，哈姆雷特冷酷地面对自己喜欢的奥菲莉亚；当自己中毒剑之时，知道了克劳迪斯的阴谋，毫不犹豫的结果了克劳迪斯的性命。这些无疑显示了哈姆雷特的果断。从哈姆雷特性格中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推崇的理性。

莎士比亚认为，戏剧“仿佛要给自然一面镜子”。莎士比亚用自己的创作为戏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信中，恩格斯指出：“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1]。”生动性就是要引人入胜，使人身临其境；丰富性就是要多种多样，不单调。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情节是悲剧的心脏和灵魂[6]。最好的情节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莎士比亚的悲剧之所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此。他的悲剧大多以死亡为结局，但每种死亡线索并不相同。每条线索都是充满事件的，事件总是复杂地发展着，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内容。

2) 尖锐的戏剧冲突：客观事实与主观情绪的辩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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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哈姆雷特，作为社会黑暗和丑恶代表的克劳迪斯、不得不遵守封建道德的奥菲莉亚、虚荣和顺从的乔特鲁德等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代表，客观的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特征。

充满理想的哈姆雷特回到丹麦时，身边的环境是一种集中了时代罪恶的。一代贤明的君王被暗杀，凶手正是他的叔父；父亲尸骨未寒，母亲却又改嫁，并且嫁给了杀害父亲的凶手；以波洛涅斯为首的官僚，对克劳迪斯阿谀奉承；连纯洁的奥菲莉亚不自觉的被当成了敌人的工具。哈姆雷特周围除了霍拉旭外谁都不能相信，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为了利益而出卖童年好友。在人与人之间没有道义、忠信的现实下，哈姆雷特要为实现现实主义而“扭转乾坤”，这就必然构成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斗争。

另一方面，哈姆雷特身上存在着无法实现“重整乾坤”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哈姆雷特始终追求着理想的道路，但是没有找到达到目的的手段。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只能一个人奋斗，没有赢得群众的支持，所以只能是“在道义上的胜利，不能取得现实生活中的胜利[7]”。哈姆雷特将“报父仇”和“重整乾坤”联系在一起，跟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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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体现出人物性格与历史环境的辩证关系。哈姆雷特所处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具体化为客观事实，即哈姆雷特的母亲和叔父通奸，谋杀父亲的情节，人文思想具体化为主观情绪，即哈姆雷特所形成的人生观和伦理观念影响了它的复仇计划。这种外在的客观事实引起了主观情绪的矛盾和冲突，激起人物行动，促进人物性格的发展，从而构成了悲剧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从中也体现出了《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主观情绪，都带有一定的合理性，代表它们的人物都有理由把他们的理想付诸于行动。当克劳迪斯的理想或哈姆雷特的理想要实现时，就要和对立的理想发生冲突，因此他们的理想都是片面的，是不完全符合理性的。要想成全克劳迪斯或哈姆雷特的理想必须牺牲各自的对立面，有着片面理想的克劳迪斯和哈姆雷特就会受到苦难或毁灭，因此产生了作品中的悲剧性。这种牺牲或毁灭具有两面性，对于个人来说，克劳迪斯与哈姆雷特的死都是无辜的，但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他们的牺牲是应当的。克劳迪斯和哈姆雷特虽然死了，但是他们所代表的的理想还没有毁灭。这种否定的否定达到了辩证的统一，使《哈姆雷特》这种带有悲剧性的作品产生了愉快和兴奋的心理效果。

4 结语

马克思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信中提出的戏剧要“莎士比亚化”，正是因为莎士比亚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的具有艺术特色的珍品。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将人物性格、戏剧主题、戏剧的矛盾冲突描绘得淋漓尽致，展示了时代的矛盾和弊端，体现了人物性格与人文主义环境的辩证关系，反映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理想。他的创作是“时代的缩影”，如本·琼生所说：“他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威廉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集[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 胡菊兰.论哈姆雷特的艺术个性塑造[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83-86.

[5]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 王毓敏.莎士比亚悲剧的主要特征：构思完美的情节[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47-49.

[7] 边媛媛.哈姆雷特性格浅析[J].大舞台，2007(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