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1935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一部长征到甘肃宕昌县达哈达铺，进行了为期6天的休整。在休整期间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根本问题和红军部队整编；在得知陕甘革命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消息后，明确地做出了红军长征最终落脚点的选择；红军部队整编正式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军指战员得到了良好的休整。因此，哈达铺休整被誉为红军长征路上的加油站，也成为红军长征中的转折点，不仅使我们党在政治上进一步走向成熟，也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指明了红军长征前进的方向，做出了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新选择

红军长征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选择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即在实行战略转移的长征中创建新的根据地，使红军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也是党中央所面临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党中央也是经过了多次选择。红军长征初期选择的落脚点是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然而由于敌情的变化，去往湘西通道上敌军重兵布防，于是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当机立断于通道转兵，改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随即又改为落脚川黔边并以此为依托向川南发展，后又选择落脚云贵川以及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等等，但都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敌情变化而未能达到目的。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党中央确立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1]”，促进全国抗日高潮发展的方针。而在红军北上途中，张国焘与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党中央被迫立即率领一方面军一部继续北上，于9月12日进入甘肃南部迭部县，在俄界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坚持继续北上的方针，提出了在靠近苏联边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随后，党中央率军继续北上，攻克天险腊子口。

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随后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先后到达。20日，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组织干部工作、干部问题和红军部队整编问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2]”，以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在哈达铺红军从各方面收集到一些近期出版的《大公报》《晋阳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其中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红军汇合的消息，报上还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这些报纸叫匪区略图)[3] 。 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他在得到刊登有阎锡山的部队进攻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消息的《山西日报》，“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这真是天大的喜讯[4]”！党中央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他们翻阅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5]。党中央负责人在认真分析和研究后，得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仍然存在、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也到达陕甘苏区的结论，果断地提出红军长征到陕甘根据地去，与陕甘红军和红25军会合，从而明确了红军长征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的方向。由此，党中央做出了红军长征落脚点新的选择的战略决策。9月22日，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做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红军到达甘肃南部后的方针和任务，指出：“我们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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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哈达铺经过休整后，于9月23日从这里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随后突破渭河防线，于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榜罗镇党中央又进一步增强了对陕甘根据地情况了解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掌握，当晚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了党和红军面临的任务，研究确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政治局一致同意：“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6]。” 至此，党中央最终以在哈达铺所确定的方针，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选择了一个新的落脚点，做出了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从而奠定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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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

在哈达铺休整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的领导人，对从近期出版的《大公报》等一些报纸所披露的各种消息经过综合分析和研究，梳理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在陕甘边界地区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1]。 于是果断做出到陕甘去的决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上做出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确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决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此改变了俄界会议做出的在靠近苏联边界建立根据地，取得苏联支持和帮助的计划，不仅为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在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红军部队在达哈达铺休整期间，开展了积极而有效的群众工作。红军部队指战员在哈达铺休整期间，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向当地群众宣讲贫苦人民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方针，号召人民群众支持红军，并用缴获的一些面粉和食盐救济贫苦农民，帮助群众劳动，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与红军“问长问短，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并主动腾出房子让红军到自己家去住，对红军伤病员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哈达铺不仅是一个相对较大的以药材贸易为主的商业集镇，也是一个物产比较丰富较为富庶的地方，而且正值秋收季节，这里由于交通不便而物产价格十分低廉，为经过数月长期跋涉和艰苦征战的红军指战员改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里“一只百来斤的肥猪，五块大洋就够了；一只肥羊，才要二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钱能买十个鸡蛋；蔬菜也只几毛钱一担[7]”。红军还缴获哈达铺守敌在仓促逃跑时留下的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 000多斤食盐改善伙食，使数月来时常处于饥饿状态下长征的红军指战员得到了及时的补充[2]。为了使身体虚弱的红军指战员迅速恢复体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党中央决定在哈达铺做短暂的休整，供给部给全军每人发了一块银元，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要求各伙食单位搞好伙食。各伙食单位莫不杀猪宰羊，烹鸡煮鸭，有的单位甚至一顿三荤两素[8]。战士喜气洋洋，见面便说：“同志！过新年啊[8]！”

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遵义会议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但还未完全达到成熟，如在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还较大地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依赖，希望得到其更多的援助，主要表现在红军长征落脚点和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选择上。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更加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1]”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提出的这个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依据日寇侵略日益严重，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形势变化所确立的建立川陕甘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发展的战略方针。但是党中央在制定这个战略方针时，也较多和较大地考虑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有着“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1]”，以便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与指导的因素。

3 部队整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为实现落脚陕甘根据地战略决策提供了保证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对红一方面军一年来的长征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深刻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反动投降的丑恶面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指明了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的目标和方向，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胜利信心，增添了斗争的勇气。会后，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在哈达铺对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全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约7 000余人。哈达铺整编以及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组成，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尽管部队整编后“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4]”， 但是整编精炼了红军部队，加强了党中央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对于实现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保障，对实现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作用。

党中央在哈达铺休整期间，改变了俄界会议所决定的红军长征经甘肃东北和陕北，在靠近苏联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明确提出了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的方向，为最终选择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战略决策奠定了基础。9月22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全军团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中毛泽东在谈到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时，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4]”。并明确表达了党中央对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和信任。毛泽东指出自长征一年以来，我们行程有两万多里路，不仅战胜了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也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还代表党中央宣布了关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决定。他风趣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因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特别是有党中央的直接领导，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最后，毛泽东号召全体指战员：“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7]！”

4 红军部队在哈达铺得到了良好的休整，被誉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

1935年8月初，按照党中央所确定的北上抗日的方针，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而在北上途中张国焘与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相对抗，坚持南下的错误。党中央即率领红一方面军一部，继续北上向甘肃南部前进，于9月12日在召开的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对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作出的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中，对于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和落脚创建根据地的问题，指出“目前应该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方针”。要改变在川陕甘建立苏区的计划，明确提出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即目前行动方针的核心是，红军长征经过陕北、甘东北[2]到苏联边界落脚，解决战略靠背的问题，目的在于寻求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在红军部队休整和改善伙食的同时，总政治部还发出了一条特别的命令，命令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会餐，以进一步加强红军与当地人民群众感情和联系。各连队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地准备了最好食材和丰盛的饭菜，热情邀请驻地群众一同前来做客会餐。“因此各伙食单位都有一两桌客饭，请来一、二十个客人，男女老少都有，你劝我让，热闹非凡[8]。”群众对红军此举赞不绝口，连连称赞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当红军部队离开驻地前夕，政治部和各部队都派出人员对军纪进行了全面检查，红军部队离开时，全村的群众在村头依依不舍地相送，一些青年农民还参加了红军。红军在哈达铺的群众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红军的活动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哈达铺特有的环境为红军的休整和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红军指战员迅速恢复体力和向陕甘根据地前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哈达铺休整被誉为红军长征路上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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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哈达铺地区休整期间，开展民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哈达铺以及周边地区是回汉民族的杂居地区，有许多回族群众居住在这里。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地区前夕，为了贯彻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广大的回族群众的支持，中央军委及时制定了《回民地区守则》，分发到各个单位和连队，普遍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执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并要求认真贯彻执行。红军部队到达哈达铺地区认真遵守和执行《守则》。9月18日，最早进入哈达铺附近大草滩一带回民聚居区的一支红军部队休息时，当地回民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来到路边问长问短，热情欢迎红军到村庄里宿营，许多回族群众为红军战士热心地让出了住房，拿出自家的粮食、衣物、饲草等送给红军，晚上来到红军的驻地与红军指战员拉家常，红军指战员适时为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在哈达铺地区回民聚居区认真执行《回民地区守则》，在村庄的道路旁书写了“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等宣传标语，将部分缴获的大米和白面救济贫苦的回汉群众，帮助群众劳动，并邀请回汉群众代表参加座谈会。在邀请群众参加会餐时，还专门设立了清真席，准备了丰盛的清真饭菜，邀请回族群众会餐。由于红军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广大回族群众的拥护，他们积极帮助和支持红军，有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记载：“单在甘肃一省而论，就有成千的回教子弟加入红军[9] 。”红军在哈达铺休整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开展的民族工作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积累了民族工作的经验，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发展成熟和丰富完善创造了条件。

“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法国卢梭的这一观点要求老师在教学中讲究教学艺术，让学生的“情”永不停息从而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因此美术课要各种方法交替，使学生动之与“情”，促之与“思”，导之与“行”。比如可以采用音乐联想法，通过有选择地选择音乐激发想象力。也可以采用集体创作，这种方法是在掌握好一种绘画技法好，集体创作一副作品，共同欣赏绘画成果；或者是师生同唱一台戏，老师和口才较好的学生共同备课，利用一唱一和的形式等等。除此之外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来辅助。比如实物、录像、多媒体等，进行丰富多彩的情趣设计，激发情感。

参考文献:

[1] 甘肃省军区政治部．三军大会师[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531．

[2]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3] 曹德荣．长征途中[A]//甘肃党史资料: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4]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3．

[5] 刘英．长征琐记[J]．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10):51-54.

[6] 张培生．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7] 杨成武．忆长征[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

[8]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9] 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A]//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