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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壮族长诗《唱唐皇》的民间立场与民族特色

更新时间:2016-07-05

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色彩构成民间口头文学独具特色的文学资源,也是作品获得独特文学魅力的原因所在。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着大量取材于汉族传说故事的叙事诗。即便是这样题材特殊的文学作品,经过不同地域的人民群众的传唱和改编,内容也充溢着地方民族文化情韵,蕴含着独特的乡土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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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壮族民间长诗《唱唐皇》,作品根据《隋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迷楼记》等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及民间流传的故事改编而成。这些历史演义小说多叙述朝代的兴废,以帝王为中心,以政治斗争、宫廷斗争和军事斗争为主要内容;英雄传奇则以英雄为中心,叙述沙场征战故事,在社会危机中展现英雄的战斗生涯。而长诗《唱唐皇》却不再以军国大事为中心,政治斗争和战斗场景被极大地淡化了,叙述重点转变为唐皇李旦和凤娇姑娘坎坷多艰的爱情生活,从个人命运的不幸与爱情婚姻的坎坷波折中传达出人们对美好幸福爱情生活的热切向往、对邪恶势力的无比憎恶和对忠诚于爱情的高尚品质的深情礼赞。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价值观念等都表现出浓重的民间创作立场,创作者还根据壮族地区特定的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生活习俗,以及心理素质等,对小说和传奇内容进行了大胆的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壮族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和民族文化心理,赋予作品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此,本文谨从民间立场和民族特色角度对《唱唐皇》的乡土气息作出粗浅的分析与概括,以获取对于长诗更为深沉的认识和理解。

一、民间立场

《唱唐皇》的民间立场首先在于主题思想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中的政治斗争和沙场征战转移到了爱情婚姻生活。诗作中也有李旦为夺回皇权与武则天斗争的故事,但是政治斗争的复杂和战斗场面的激烈在诗中只是以寥寥数笔简单带过,斗争已不再是长诗叙述的重点;而李旦个人命运的不幸、他与凤娇爱情的多舛和人生的苦难作为故事的主要内容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表现了人们忠诚于爱情、追求自由爱情与渴望夫妻恩爱团圆的人生理想。这样的主题及表现内容贴近生活、贴近人生、贴近群众,从而能够赢得听众和读者的喜爱而盛传于世。

民间价值观体现得较为明显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还恩心理。在诗中,还恩作为一种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推动人物言行的潜在重要因素。如,李治见父皇李世民过世了,非常悲伤,说“我父为皇好辛苦,不知恩情怎样还。”李旦要到汉阳作主讨伐武则天了,与凤娇分别时说,“我能出头恩不忘”,他还对岳母说,“我去永远不忘恩。”文氏也告诉李旦,“我儿功成恩莫忘”。得知马迪帮着照顾岳母文氏,李旦又说,“多亏你养我岳母,不知怎样来还恩。”皇帝之功德、夫妻之爱、亲人之情,不管人物身份高低,都期望通过还恩的方式来报答、偿还或是弥补。与报恩相对的就是报冤心理。在长诗中,武则天和李旦之间的矛盾主要有皇权之争和杀母之仇。国家的命运理当是至高无上的,可是长诗中反复强调的是李旦痛恨武则天的杀母冤仇和他要报杀母之私仇的心理,显示了创作者对于政治题材的民间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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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李旦假代马永到陶知府家娶亲,故事情节也具有鲜明的壮族特色。如诗中唱道,“听说吾主接新娘,兵马轿夫都到全。次日辰时就上路,锣钹唢呐似蝉鸣。师公礼担跟在后,迎亲队伍排两行。旌旗罗伞前面走,银钱彩礼随后行。”

“师公花轿先来到,姑爷休息在后跟。”描绘出的是一幅别有韵味的壮族迎亲风俗图画,特别是师公礼担更是壮族所特有。而新人拜堂拜双亲酒宴过后,姻缘已定,“‘马永’听妻深情话,悄悄话儿对妻言。话语相投心欢喜,抱颈交杯分外甜。双方得意无须讲,各自安歇暂无言。”众人都回家,“姑爷‘马永’住书房”,各自安歇,又是壮族新婚不同房习俗的显现,充分说明长诗创作者对人物形象和情节做出了民族化处理。

晚明官箴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这一时期对宋元及明中前期官箴书的刊刻与传播。《重刻合并官常政要全书》即收录有宋代的《昼帘绪论》《吕氏官箴》,元代的《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为政九要》,及明中前期的《初仕录》《居官格言》《蒋公政训》(即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

以民间视角审视生活和塑造人物形象,是《唱唐皇》民间立场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关于唐皇李旦,诗中关注的主要不是李旦要夺回皇权的决心和抱负,或者身处逆境的愤懑和委屈,而是着重反映李旦作为一个人对爱的追求及爱而不能爱的痛苦经历。李旦作为一个太子只有在汉阳或在官僚眼里才具有权威,所以在胡发家他虽是下人,找到他的王钦曹彪还“跪进见”,李旦回到汉阳,“文武官员接进城。国老臣相齐下跪,我主今天终回还”,真正显示出他身份的高贵和尊荣。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并无王者的居高临下之姿,而是被塑造成为一个忠于爱情、重情重义的平民化形象,只能以一个平民,甚至下人的心理为人处世。特别是在爱情面前,他没有丝毫的特殊性,甚至比常人还要被动和艰辛。当凤娇的姨妈跟李旦说亲时,他开始时受宠若惊不敢答应,自称“我今为奴身下贱,怎配得小姐姻缘”。在身份暴露后,他对凤娇情义依旧,尊重如常,凤娇还能劝说丈夫“你不要有二心。你要记得我逃难,为人天下莫乱行。我俩都要行正道,记住前事不忘情”。于此可以看出作者是从民间的平常夫妻角度来审视李旦这个丈夫的。再如,李旦亲自去寻找落难的岳母,以一个孝敬的女婿身份出现,对崔文德照料岳母充满感激心理。而陶小姐以他不忠于婚姻而要捆绑他,甚至是知道了他的身份了还要押他去交给武则天,胡发知道了李旦的身份却不慑于皇威,还说他违背家庭伦理,也要捆送他。这都是人物塑造的平民化视角和从民间立场来结构故事的结果。

文学从来就是人们一定思想观念的承载,传达出人们对社会的独特认识和思考。《唱唐皇》在人物塑造、思想内容、故事情节等方面隐含着民间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伦理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比如关于皇帝,在长诗中人们并不太关心皇帝的治理国家才能和为政能力,而以民间普遍认可的善恶好坏的标准进行评价,认为“为皇心正天下正,为官行善地方强。为皇心直天照应,为官行好地方安”。太子李旦人正心善,而且名正言顺就该当皇帝;而女人不能当皇帝,武则天身为女人,特别是她“人样秀丽有歹心,人虽靓丽心狠毒,”这样的人物,老百姓是不赞成她做皇帝的,所以作品中充满了对武则天的愤怒和藐视之情。

主人公李旦命运的坎坷与人生的不幸动人心魄。他的母亲东宫娘娘有孕在身而被诬告打入冷宫,“皇娘被关在冷宫,脸黑乱发像鬼形。手脚黑瘦如墨砚,全身发臭像粪坑。每餐只准吃半饱,块肉肉皮不见影。皇娘日夜怨命苦,生儿用牙断脐带。生下皇儿无米饭,肚辣肠断痛死人。皇娘欲死没有路,实在不思再做人”,境况之悲惨令人动容。武则天还要将李旦母子俩置于死地,要“杀她母子不留情”。好心的杜回没有杀死李旦,而是把他送到汉阳的外公家,成为孤儿的李旦在外公家长成人却又因武则天知道了他的行踪要谋害他而被迫“出游天下当乞丐,方能保住孤儿命”,李旦“天天流浪怨命孬,边哭边诉怨命苦”,流落到胡发家当起了佣人,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一员,连常人都不如,命运之凄惨催人泪下。

长诗的故事情节具有民族性特色,人物形象隐含着深沉的民族文化心理,这首先在李旦和凤娇的结缘中体现出来。进兴(李旦)在胡发家当佣人,为小姐凤娇之美而心动,听她弹琴心难平,半夜来到小姐房前叫开门,要看她弹琴解心闷。凤娇母女二人不嫌弃进兴而允许他进入房间弹琴诉衷肠。如此的以琴交流,互诉衷肠,半夜谈情说爱情节只可能出现在封建等级观念并不强烈、讲求自由恋爱、婚姻相对自由的少数民族当中存在,而且壮侗语族民族中就存在青年男女行歌坐夜的婚恋习俗。在封建等级观念严密的汉族封建社会中,下人进入小姐房间来谈情说爱是不可想象的。在梦的指引下,在姨妈做媒说服下,李旦和凤娇拜堂结缘定终身。李旦以玉带送凤娇定名分,交代凤娇要深藏不露,“凤娇听丈夫吩咐,才劝丈夫转回房。夫妻牵手相嘱咐,相看不够乐心间。进兴得妻很中意,凤娇得夫更心欢。凤娇这时暂无话,进兴告别转回房。”这里出现了壮族独特的新婚不同房的婚姻习俗,使得故事与人物浸润着浓郁的民族情韵。入乡随俗,这里出现的典型壮族婚恋习俗表明李旦来到的正是壮乡。

二、民族特色

在小说中,李旦和凤娇的故事是虚构出来的汉族题材作品,可是在《唱唐皇》中,壮族创作者在故事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社会生活、环境描写等方面都做了民族化处理,赋予了作品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使之成为取材于汉族小说和传说故事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典型代表。

《唱唐皇》将小说中的历史故事转化为爱情婚姻的诗歌,以个人爱恨仇怨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爱情婚姻生活的曲折发展中书写爱的缠绵、生活的苦难和命运的多舛,着力渲染人物的个人情感和内心感受,抨击恶行,赞颂孝敬、忠贞之美德,使得作品浸润着浓郁的情感色彩,这些无疑都与创作者的民间视角和思想观念密切相关。

李旦与胡发的侄女凤娇相爱结为夫妻,可是李旦被当成贱人而被剥夺爱情婚姻的自由和权力,被打得“背上血流如泉涌,胸前肉碎如松花”。李旦在凤娇的精心护理下才活转过来,他赢得了凤娇的爱情和芳心,而汉阳要他回去坐镇跟武则天开战,为此他被迫别离新婚妻子。他们的爱情为此遭受更大的磨难和挑战:马迪以散布李旦死亡的谣言等手段逼凤娇为妻迫使她四处逃难,表哥文德也要娶凤娇逼得她投河自尽,李旦假扮马永与陶小姐结婚却意外地在陶府遇到凤娇,李旦凤娇被捆绑要送到京城交给武则天,李旦去找岳母又遭胡发擒绑。悲剧接连,一波三折,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作者不是简单地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而是深入人物内心和精神世界,将人物的矛盾痛苦与复杂的精神世界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叙事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如,文德中意凤娇要娶她为妻,双方母亲也都同意,凤娇却痛苦万分,“连哭几天吐鲜血,脸黑不洗像猴身。不吃不喝不知饿,日夜怨天不做人。想起进兴欲气绝,两人血指对天盟。忆起进兴人半死,此后何处见夫君”,万般无奈中被迫去投河自尽。最具戏剧性的当是李旦作为新郎在陶府与凤娇意外相逢,“李旦见妻心口疼,凤娇见夫亦悲伤。夫妻有话道不出,千言万语在心间”,各自回房后,李旦“想她身软欲昏死”,“李旦想得眼昏花”,凤娇“自思眼泪肚里淌”,“想夫昏迷身瘫软”。李旦寻得机会到厢房与凤娇相会,两人“互道衷肠昏死人”,“夫妻讲话苦相向”,“自个忧伤泪纷纷,两相诉说遭灾祸,我们流浪半个天”。人物心灵被撕裂的疼痛和悲伤通过朴素的语言生动而深刻地传达出来,具有动人心魄的感染力。

这样动人的场面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在诗中多有表现,它们是创作者从人性、人情的日常经验出发而进行大胆想象而创作出来的,生动而形象,引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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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娇是壮乡的人物,横行霸道要娶她为妻的姐夫马迪也是壮族化的,这可以从诗中描绘的一个细节体现出来,就是马迪逼婚,把凤娇母女捉下厢房,吃饭过后,“他喝醉酒下厢房,点上灯火亮堂堂。他边走边唱山歌,想玩小姐在厢房。”爱唱山歌,是壮侗语族人民的共同爱好。得意的马迪唱着山歌去找凤娇,谁料凤娇已逃,民族化场面描写风趣而带有讽刺意味。

凤娇的表哥崔文德的家境描写和心理刻画也充满着民族意味。文德以优越的家庭条件引诱凤娇,要娶她为妻,他说,“有鱼送酒酒才香,有夫别人才谦让。有肉送饭才有味,有家才能过一生。钱粮我家有的是,槟榔烟茶任妹用。田塘平地无数块,五栋砖房好过人。钱银家产由你管,内外钥匙归你存。绫罗绸缎任你穿,手镯耳环任你戴。”喝酒要鱼、喜欢吃米饭是南方稻作民族特有的习惯,而槟榔更是壮族地区作为结婚定情结亲送亲所需的特殊物品,以田塘平地作为家产也是南方民族社会生活及自然环境的特征。凡此种种都赋予人物和故事背景浓重的民族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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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长诗以壮语传唱,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存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即便翻译成汉语依然蕴含着独特的地方情韵,如李旦被胡发暴打后,“背上血流如泉涌,胸前肉碎如松花。小姐看了肝肠断,欲为丈夫咬舌亡。过了几天才稍好,如牛爬起慢慢站。”语言生动形象,充满地方色彩。诗中还多次出现雷意象,如:“朝中混乱似雷鸣”,“胡发叔他心太毒,虎咬雷劈必遭殃”,“地炮轰响似雷鸣”,“疯狗马迪当雷劈”,“则天出兵来拦打,双方号响似雷鸣”,等等,这样频繁以雷作比,与南方地区雨水充沛雷多出现的自然状况相关,更显示了长诗创作者的南方民族文化心理。

从壮族文学传统来看,因壮族地区地处南方,生活相对稳定,生活比较富足,居住在远离中原的地方,离君王所居较远,百姓不大过问政治,不关心君王大事,而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生活与感受,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题材的作品,而英雄题材和政治题材的作品寥寥无几。《唱唐皇》由小说所叙的英雄故事和政治斗争转换为抒发爱情婚姻情感的长诗,主题和题材特征实际上就是壮族文学传统的发展和继承,是一种颇具民族性的文学现象。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李旦和凤娇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创作者根据现实人生的悲欢离合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想象,表现人物作为一个充满情义之人的情感历程和人生体验,并且提供了诸多具有地方特征和民族文化特色的生动细节,使得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真实可信,作品传达出的思想内容和道德观念符合听众或读者的审美心理,从而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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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梁庭望主编.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著(壮族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杨玉梅
《百色学院学报》 2018年第2期
《百色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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