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跟随列强军人、政客踏上中国领土的，还有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活跃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些传教士带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理念，欲将“上帝的福音”带给中国人。他们良莠不齐，其中一些人与中国人友善，真诚地传播西方科学与文化知识，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可和称道，如苏慧廉、伯格理、陶然士、韩宁镐、司徒雷登等。但也不乏披着传教士外衣来中国巧取豪夺、捞取好处之徒，英国人李德立就是这一类，他与上述几位传教士来华时间相近，年龄相仿，比司徒雷登年长。

李德立因盗租庐山牯牛岭而被人知晓。

今年3月，三十四团启动连队“两委”选举工作，李映华被连队党员选举全票当选为连队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后，李映华立即开始走家入户，详细了解全连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征求职工群众对连队“两委”和连队发展的意见建议，对于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的职工群众，他都一一记录下来。随后，他和十连其他“两委”成员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坚持认真细致、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工作作风，顺利完成了全连土地确权划分工作，全连没有发生一起因土地确权划分而产生的纠纷。

一

庐山东谷是当年李德立最早建造别墅的地方，曾属“英租界”。住地附近，有多幢名人住宅及其它西式建筑，如仙岩饭店、美庐别墅……这些洋式别墅一度与中国政治风云密切相关，中国现代史上几场惊天风雨，就是在这里萌动、变幻、爆发，然后震撼神州的。

1.3.1 传统教学法组 传统教学法是一种以理论知识为中心进行灌输讲述的教学方法；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先为实习生介绍胫骨平台骨折的发生机制、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诊断、治疗及预后等基础相关知识，并幻灯片放映讲解知识点，再选定典型的病例资料进行讲解，加深学生理解及印象，最后进行教学总结。该方法的特点是能够系统详尽的讲解基本理论知识，信息量全面，并采用大班教学。

据吴宗慈《庐山续志稿》载：造林分童山区、水源区、行道区、抚育天然林及补植、育苗等。[15]在庐山植物园专家们的带领下，庐山上人们造林、护林、育林，并引栽多种外来花卉草木……多年艰辛的劳动终于换来了遍山青翠。

李德立开辟牯岭的史料，见于李德立1899年出版的《牯岭开辟记》(1932年文南斗译，载于1996年江西美术出版社《庐山风景建筑艺术》)，当事人戴古臣的回忆，还有约翰·阿奇博尔德1924年出版的《为牯岭而斗争(1892年—1895年)》(载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慕星、慕德华编著的《牯岭创始人李德立的故事》)。前文是李德立的自述，后者是李德立的狂热支持者约翰·阿奇博尔德引用“原始文件”与当年日记，为李德立唱赞歌，以图“使人们看穿那时候中国官员‘黑暗的方式，枉费心思伎俩’的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有了英租界和洋人掌管的九江海关。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海关洋员，九江夏季的炎热都让他们难以忍受。1886年，英国九江卫理公会传教士李德立从上海到九江，想在山下购地建房避暑受阻，于是将目光投向山上。这年夏天，他一行五人由湖北教徒戴古臣带路，从山北九十九盘山道上山，经大天池至黄龙寺，再到女儿城，李德立登高眺望，见长冲一带，地势平坦，长满灌木，长冲河由北而南，水流潺潺，极适宜建大片房屋供人消夏。李德立不禁大喜，不管该地有主无主，他要戴古臣想办法拿下这片土地。戴古臣找到沙河私塾先生万启勋，万再找其同族举人、莲花洞人万和赓求助。万和庚本应知道庐山上的山地无论属公属私，他都无权与洋人进行土地交易。但万和庚利令智昏，为了500大洋(先给100大洋，事成后再给400)，竟为李德立出策谋划，拟订契约，要永远租借长冲一大片山岭。为避免暴露自己身份，万和赓拟好契约稿后让万启勋抄写。写好后李德即去德化县(九江县)要求批准，知县一看买地者是外国人，便婉言谢绝。李德立于是找到九江府同知兼洋务委员盛富怀，盛富怀即令九江县知县批准这份契约。迫于上司压力，九江知县不得不同意洋人购地并在契约上盖印，盛富怀亲手将契约交给戴古臣，再由戴送交李德立。为酬谢盛富怀，李德立赠盛以刚从上海购买的电铃和价值约200大洋的银质茶具。李德立非常满意这份契约，称：“这是一份永久租借契约，上面写明该土地永久租借给英国人李德立……民众对于这块土地产权变更没有异议”。[1]一个地方官竟然敢将大片国有土地永租给一个外国人，实属罕见。

(1)政府方面。农村健康教育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健康教育最基本的特色,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积极发挥政府职能,探索将健康教育纳入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统筹报销范围;完善相关制度,增强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作。

李德立盗租牯牛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行贿的过程，《为牯岭而斗争》谈到最初契约之所以能轻易获得通过时说：“他们中有些人起初也是反对的，但是银元和肥皂(肥皂那时为希罕品——引者)阻止了他们的反对”。[8]但李德立在《牯岭开辟记》中却说：“有人说我贿赂官厅，实在是一种不足置信的谣言”。[9]对于盛富怀的死，李德立道：“他做了这件案中官场的牺牲品，因为他与外国人亲善”。[10]

综上所述，市政工程绿色施工技术需要施工人员树立绿色环保意识，在施工过程中注意环境保护，节约水资源，避免对周围环境与居民生活造成影响。绿色施工需要合理设计市政工程施工组织、保证施工材料绿色环保、保证市政工程施工环境，控制污染。

李德立的行为当然遭到当地民众与士绅的反对，人们张贴传单揭露李德立的不法之举，绅士们联名上“请愿书”送往各处衙门。起初九江道台和县衙还想平息事件，后来江西巡抚派员调查此案，才感到事态严重。官府拘捕有关当事人，在市考棚开堂审理。盛富怀畏罪吞金自尽，戴古臣逃亡上海。官府向李德立索回契约，但李拒绝交还契约，将契约存放在九江英汇丰银行保险柜，并向英驻九江领事馆求助。英领事即亲自与九江地方当局交涉，一边上报给英大使馆，英外交部则向清总理衙门施压，要求满足李德立的要求。[2]

有了“大英帝国”的撑腰，李德立有恃无恐，继续在庐山修路建房避暑。他将所“租”土地，划号登报出售，引来了许多洋人上山购地建房。此举更激起了当地民愤，百姓同仇敌忾，群情激愤，自发组织起来阻止山道施工，阻击上山建房避暑的洋人，焚毁他们在山上所建房屋，轿夫也拒绝抬洋人上山，洋人则掏枪威胁百姓……李德立虽然凶顽，但面对汹汹民愤，也感到头痛，他在回忆中说：“在令人厌烦漫长的一年中，蔓延到方方面面的斗争使我的生活难以忍受”。

女人打了辆出租车直奔有晚宴的那家酒店而去，她觉得自己今晚像一只蝴蝶，正翩翩的在夜色中起舞。不对，那是像啊，其实她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舞蹈着，飞向一个男人的身边。她想，这个男人是福还是祸呢？

约翰·阿奇博尔德在书中总结说：如庐山案件“最好的情况下，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将案情呈递给北京并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没有国家(洋人所属国——引者注)的支持，也许什么也得不到”。[5]

二

李德立的得手，赢得洋人们一片喝彩，他们将牯岭称作“李德立之山”。美、俄、法人也争着效访，紧随其后在庐山索取一片片“租借地”建房消夏，庐山东谷、西谷都成为各国洋人的“租借地”。李德立得手后采取西方经营模式运作，将所占土地划块高价出售，不数年，这位普普通通的传教士一跃而成了财大气粗的富翁，跻身进入了政治、工商、宗教名流的行列。他被聘为英国卜内门公司中国分公司首任总经理、还被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显赫一时。不少城市争相请李德立去介绍与中国官方打交道的经验。1899年，他应镇江教会邀请，作了“我如何取得牯岭”的讲演，事后整理成书，以《牯岭开辟记》(也译作《牯岭的故事》或《牯岭纪事》)为书名出版。约翰.阿奇博尔德称赞道：“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方面，看起来你(指李德立)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你是如何占有‘李德立山’的故事非常吸引读者”。[4]

无论李德立的《牯岭开辟记》，还是约翰·阿奇博尔德的《为牯岭而斗争(1892年—1895年)》，都是为了将李德立占有庐山的“功绩”“广告天下”，永久传流。他们没有想到，事过境迁，他们的著述却将自己当年的丑行留了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庐山志》云：李德立本欲“永租”，因据英国法律：土地为国家所有，民间买卖不能越千年之期，所以才有这999年之约。

盗租牯牛岭案案犯被关押审讯期间，李德立写道：“那时有英国舰上的陆战队，是派在我家里护卫的。(我)将我的情节告诉他们，他们气上心头，憾(恨)不得有一个命令，统率一班水兵，直冲到衙里，把犯人抢了出来，岂不直截了当”！[6]

约翰·阿奇博尔德的《为牯岭而斗争》谈到：正当1895年底李德立对案件感到“越来越绝望”时，突然“牯岭租借案件最后以一种完全未能预料的方式得以解决，而且极为迅速，简直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便得以通过”。因为“那时中国刚刚结束了与日本的战争，极为需要(外国)朋友”。[7]

轻而易举拿到了契约的李德立立即行动，他先在山上伐木建木屋避暑，接着找人筑窑烧砖，开始建造别墅，同时雇工修登山之路，并将牯牛岭改称牯岭(英语清凉之意)。

由于当时清朝的腐败无能，国力衰弱，中日之间大战即发，当局不敢公正判决此案，案件便一直拖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廷更不敢得罪英国，第二年即指令江西当局结案。光绪二十七年(1895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九江县判决允许李德立“租借”长冲999年(原为“永租”)，年租金12千文，但当局却要向李德立赔偿英洋4115元，其它地方如女儿城、牯牛岭、讲经台等地则不予“租借”，在押犯万启勋等被释放。李德立诉胜，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牯岭之战可算告终了，这件案子虽算不得完全的胜利，但处在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尚能办到如此，也算差强人意了”。[3]

近些年，出版了好几本有关庐山老照片的画册，但捧着这些老照片仔细端详，你很难找到今天庐山与当年庐山的相同之处。即使你拿着1920年拍的东谷别墅群照片，你怎么也找不到今昔庐山的联系：照片中的东谷别墅群岭阔天开，树木稀少，大部分建筑呈现在画面里。

“庐山之牯牛岭、长冲……等处公地，因前清德化县举人万和赓等立契，盗卖与英商李德立造屋。地方绅耆查知，控阻，饬缓兴造，不听，以致地方人民折毁木棚等物。经前清饶九道督饬县委劝令退还，，一面拘盗卖之人讯办。旋接总理衙门来电，英使催办速结……”[11]

天顺元年正月英宗复辟，徐有贞以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入内阁，高榖辞师保后为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按照加官则徐有贞在前，按照殿阁则高榖在前，考虑到当时处于政变的非常时期，这一矛盾可以理解。按照实际情况，徐有贞自陈循充军后当为首辅。

通过吴宗慈对牯岭租借案的记述，李德立在此案中扮演的角色清晰可辨。百年过去，1994年李德立孙女游庐山，竟要求庐山为她的祖父立纪念碑，被当时的九江市领导拒绝，有人却为之“遗憾”，认为李德立仅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李德立之所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庐山数千亩山地，一“租”就是999年，且“买价微不足道”(约翰·阿奇博尔德语)。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清政府的腐败与懦弱，处在列强瓜分的大势下，“大英帝国”驻九江一个小小的领事，为了其传教士的违法案，就可以对九江当局颐指气使，李德立怎能不胜？其二是中国百姓的贫穷。贫穷必然落后、弱势，受人愚弄，洋人可以趁贫得利。约翰·阿奇博尔德第一次到庐山，记述其见闻道：这里的村民十几里远砍柴进城，“每担柴可以卖到两角五或三角钱，人们要获得这一点点报酬需要两三天时间的艰辛劳动。”“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如果碰巧遇到一个外国人需要几个当地人帮忙，几十个人会为这份工作大打出手，几块铜板会被看作如同金币一样金贵”。[12]

如果是放在今天，“大英帝国”的李德立们能轻易成功吗？

三

从1895年底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不到20年，欧洲战事使在庐山消夏的洋人们感到后院起火，外国人在庐山避暑建房开始退潮。接着1926年中国土地革命兴起，庐山的洋人们更是惶恐不安，纷纷抛售别墅，“房价陡跌，无人过问”，在山上买房建房的已换成中国的达官贵人或富商巨贾。1927年1月，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汉口、九江人民收回了英租界，李德立主导的牯岭“大英执事会”也惶恐地交出了山上的“警察自治权”，降下了曾飘扬32年的英国国旗。李德立也于1929年黯然离开庐山，去了新西兰，10年后死在那儿。据吴宗慈《庐山志》载：1917年山上有外国居民1746人；1929年则为1446人，华人却有6233人；1930年外国人仅有553人……斗转星移，洋人人气日衰，历史仿佛迅速经历了一个轮回。1935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各国的庐山租借地，李德立999年的租借期也成了黄粱一梦。

吴宗慈编撰《庐山志》时是在1930年至1933年，李德立盗租牯牛岭案的当事人与知情者不少人当时还在，有关资料也有残存，因而对这一案件的记载较为准确，所以他在《庐山志》“山政”篇第一部分“各租借地交涉案汇考”中说：

庐山早已不是1895——1920年时的模样。无论东谷西谷，都公路宽敞、通畅，车流如织。山上山下，处处一片浓郁的绿色，绿得几乎化不开。照片里的东谷，今已掩映在浓荫重绿之中，难怪从各种出版的《庐山老画册》里，都找不到今天的东谷。这幅“庐山东谷全景图”中，见图1，有几条由上而下的白色细线，就是当时的“中一路”、“中二路”……如今已全被绿荫遮蔽。

  

图1 庐山东谷全景图

李德立在庐山的“开发”，对庐山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地处长江鄱阳湖之间的庐山，自古“有山皆入画，无树不参天”。白居易称“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明天池寺成皇家关注的寺院后，庐山上更是禁止樵牧。所以李德立上山之前，山上植被丰厚，绿树成荫，百鸟鸣唱。东谷树虽不多，但长满了柴草灌木，禽鸟栖居。李德立上山后，开山炸石，伐林造屋，采伐大量山石与林木。山上别墅多以花岗石砌就，登山石阶和山上大小山道所用石料也是花岗石，石料都取自山上，诗人徐志摩为石工们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庐山石工歌》；几百幢别墅建造所需的门、窗、梁、椽、地板、板壁，木料也全来自对四周山岭林木的砍伐……开山炸石和大量砍伐，山上森林植被与地貌严重毁坏，受惊扰的禽鸟走兽也无处栖息。李德立却说：“牯岭原无羽类(鸟)”，“去年(1899年)曾见少数飞来”。[13]

著名植物学家、庐山植物园创始人胡先驌在《庐山志》“物产”篇中指出：“自牯岭租借地开辟以来，林木摧毁之剧可知矣”。[14]牯岭被破坏的自然环境是后来中国政府修复的，遍山绿荫也是中国人织就的。收回庐山“租借地”后，中国政府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组织专家制订造林规划，在不同的山地栽种不同的林木。

庐山因开发而成了“避暑胜地”，有人说“避暑胜地”的开发李德立功不可没。其实，即使没有李德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庐山迟早也将开发。有人说李德立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搜寻史料，走访耄耆老人，证实李德立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真正的恶棍加流氓。他依仗着“大英帝国”撑腰，采取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趁中国甲午之败，抢得了庐山，赚得盆满钵满，还浪得虚名。

1949年以后，庐山先是作为“庐山特区”，后又成立庐山管理局，政府更加重视对庐山环境的保护与规划建设。1953年8月庐山北山公路通车，1971年7月庐山南山公路通车，山上公路也规划有序，李德立时代主要供轿子通行的道路如上中路、上中南路等，至今或少有人知，或湮没于荆棘之中。至于那些人行小道，则早已于荒烟蔓草中无从寻觅。百年前洋人所建别墅不少已经坍塌，掩埋在林莽中，化作一堆堆残砖烂瓦……今天的庐山与李德立当年的牯岭早已天上地下，不可比拟。庐山再也不只是阔佬和有身份、有地位人消夏旅游的天堂，而是国内外游人都可登临的“世界文化景观”。

回到本文开头，随着国力的增强、人民的富裕和世人视野的拓宽，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贫穷弱小的国家，像李德立之流的欲望还能轻易得逞吗？还会有人为之歌唱吗？

1235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diode array detector in determination of five flavonoids in Stellera chamaejasme L.

参考文献：

[1][2][4][5][7][8][12]慕星，慕德华.牯岭创始人李德立的故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21-141.

[3][6][9][10][13]彭开福，欧阳怀龙等.庐山风景建筑艺术[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1996.216-327.

[11][14][15]吴宗慈.庐山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285-475.

式中:Wc表示该层的权值矩阵,hn-1为LSTM隐藏层的输出,bc表示偏置向量;然后根据式(9)将概率值归一化,并将预测概率最大的一类作为最终的输出结果:

综上所述,皮肤软组织扩张术作为外科整形的重要技术,明显优于传统修复技术,但是也要注意其不足之处只有将手术感染机率不断降低才能够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

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开始关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例如译者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甚至性别身份。能否读懂并准确译出作者的“潜台词”和内心感受，更多的还是依赖于译者自身对原作、原作者的了解以及自身的专业技能与世界价值观念。因此，女性主义译者对于男性译者的无法与女性感同身受的“批判”并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