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是兴起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其建立政权时辖区囊括青海大部分、四川及甘肃部分地区，时间长达三个半世纪。其族初入河湟地区，征服氐、羌等民族并与他们杂居，引进新式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西北地区游牧经济的发展。有唐一代，西北边境突厥、吐蕃、回纥、党项等时时寇扰进犯，而稳定的马源、充足精壮的马匹是抵御敌寇的有力保障。唐前期，中央政府在同吐谷浑、党项等西北少数民族的互市过程中交换马匹，以保证国防和经济生产。本文拟就唐前期马匹来源、唐政府与吐谷浑马贸易的原因及产生的历史作用等三个方面做一探析，以期对这一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一、唐初吐谷浑的活动

吐谷浑属辽东慕容鲜卑一支，自西晋泰康年间(约公元280年后)“度陇而西”，到今甘肃南部的枹罕(今甘肃临夏附近)，后又向南、向西扩展，征服了今青海、甘南及四川阿坝、松潘等地区的西羌、氐等土著部落，建立政权，错落相居。《晋书》记载：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账为屋，以肉酪为粮。[1]

唐政府建立之初，全国马匹数量较少，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初，仅得牝牡三千”。[2]政权初建，百废待兴，中央政府拥有的马匹却是少之甚少，为此与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进行互市、交换马匹就显得极为重要。吐谷浑自进入青藏区域至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被吐蕃所灭，建立政权长达350多年，经济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吐谷浑迁入西北后，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世代以游牧为生，所居无常，吐谷浑人将漠北高原上带来的游牧生产技术与当地羌族游牧经济相结合，促进了羌地经济发展。

(一)加强了唐朝国防建设，促进了唐与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和平往来

史籍载吐谷浑国“多善马”[4]，吐谷浑善产良马，又称为“龙种”、“青海骢”，实际上是中亚波斯马与当地良马杂交培育而成的良种马。更有河曲马、浩门马等也是马匹中的优等品种。《旧唐书·吐谷浑传》记载：[5]

(吐谷浑)出良马、牦牛、铜、铁、朱砂之类。有青海，周回八百里，中有小山，至冬，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尝得波斯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代称“青海骢”焉。

本文标题，取意于宋代无名氏的《一剪梅·漠漠春阴酒半酣》最后一句：“篝灯强把锦书看。人在江南，心在江南”。此时的作者，在“江南”耶、不在耶？——所谓“锦书”指夫妻间书信，传情递意，且要“篝灯强看”，那般地眷恋、向往、思念，是全词情意落位的重心点。

吐谷浑人还精通骑射，训练舞马，即相当于今日杂技馆内的马术项目，马能闻声起舞，史籍记五世纪初，吐谷浑向梁朝献舞马，深得帝王喜爱。吐谷浑人还将马匹多少作为财富的标准。

有学者指出，唐朝马的来源主要集中在吐谷浑统治的青海及党项所在地甘、青、川等一带，并采取以马换马的方式。[6]吐谷浑人对马极其重视，刑法规定“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盗马与杀人同罪论处，可以想象马匹在吐谷浑人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马匹对吐谷浑人而言不仅仅是交通、农牧工具，也是贸易和进贡的主要商品，是吐谷浑人财富多寡的标志。

吐谷浑作为青海实力强大的游牧民族之一，加之青海河湟一带是水草丰裕的农牧生产区，其所产牛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品种优良，唐中央王朝不得不设市贸易以换取其良马。

二、唐初马匹来源

(一)边州市马

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互市贸易由来已久，多以茶马互换的方式进行，李唐政府在与吐谷浑设边互市，互换马牛、及其他生活用品等，也是其马匹来源之一。

《册府元龟》有载吐谷浑最早遣使至唐是在武德二年二月(619年)，随后九月、十一月又相继遣使至唐朝贡。唐初遣李安远使至吐谷浑，“吐谷浑请为互市，边场利之”。[7]武德八年(626年)正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唐政府派遣李安远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伏允(吐谷浑可汗，公元597—635年在位)请求在边境地区与唐互市，青海大批牛马等杂畜被交换到中原。其时隋末战争频起，百姓生活贫困，唐政府迫切需要与以游牧为主的吐谷浑贸易往来，换取牛马，亦欣然同意互市。

(二)战争缴获

李唐王朝初立政权，百废待兴，马匹数量更是少得可怜，史籍载“贞观初，仅得牝牡三千”。又“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 马至七十万六千， 置八坊岐、邠、 泾、 宁间， 地广千里。……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 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曲丰旷之野”。而后至高宗麟德年间，国内马匹数量由贞观时期区区三千达到“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狭隘”。短短四十年间，缓解了中原地区马匹资源欠缺的紧张局面，马匹品种优良，数量激增。其中通过战争这一种方式缴获马匹也是马匹来源之一。

自武德二年至贞观八年，吐谷浑频频遣使至唐，双方互市共利，交往甚密。但吐谷浑趁唐政府巩固政权，无暇顾及之际，多次扰寇西部边境。如《柴绍传》记载：“武德三年(620年)，党项、吐谷浑寇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唐派益州道行台窦轨及抚州(治今重庆南坪)刺史蒋善合击破。”武德四年(621年)，吐谷浑与党项侵入临洮(治今甘肃临潭)、岷(治今甘肃岷县)二州，岐州刺史柴绍用计大败吐谷浑，斩首五百多人。贞观六年(632年)三月，吐谷浑寇兰州，州兵击走之。据周伟洲先生统计，自武德三年(620年)至贞观八年(634年)十四年间，吐谷浑大大小小进犯边境达十一次。[8]

卫生部门作为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主要是在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方面。依据《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对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进行年度检验，检验需提交的材料不包括财务性质的资料。

贞观二年(628年)唐政府发动对西北边戎的战争，屡战屡捷，掠获大量战利品，其中不乏战备马匹。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勣及薛延陀……大破之……获马万五千匹”。永徽三年(652年)破西突厥后“获牛马杂畜七万”。永徽七年，又与西突厥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唐前期战争频繁，也可以通过征伐的方式掠获马匹。

《旧唐书·吐谷浑传》记载：“时鄯州(今青海乐都)刺史李玄运上言：‘吐谷浑良马悉牧青海，轻兵掩之，可致大利。’”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凉州，大将段志玄出击，副将李君羡率军深入，掳马牛羊二万余头。不难看出，唐政府发兵出击吐谷浑，很大意图在于获取马匹等牲畜。这次大捷后，唐政府大壮国威，同年十二月，太宗命李靖、侯君集等大举征讨吐谷浑。贞观九年，“李靖及吐谷浑战，败之”。贞观九年(635年)，李靖平吐谷浑，“获杂畜二十余万”。

(三)朝贡马匹

[6]管彦波.论唐代内地与边疆的“互市”和“朝贡”贸易[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7(4):84—88.

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诺曷钵遣使献骏马，高宗问明马为其国最良者，遂送还。永徽三年(652年)，正月、八月，吐谷浑两次向唐遣使朝贡献名马。永徽四年(653年)，吐谷浑向唐献名马，详细见下面朝贡表1。

 

表1 吐谷浑朝贡表

  

公元吐谷浑王在位系年年 号大事619伏允二十三年唐武德二年吐谷浑于二月、九月、十一月三次遣使至唐朝贡。623伏允二十七年唐武德六年遣使朝贡。624伏允二十八年唐武德七年遣使至唐朝贡。625伏允二十九年唐武德八年吐谷浑请与唐互市于承风岭，许之。同年遣使至唐。朝贡。630伏允三十四年唐贞观四年吐谷浑遣使朝贡。632伏允三十六年唐贞观六年吐谷浑遣使朝贡。633伏允三十七年唐贞观七年吐谷浑遣使朝贡。634伏允三十八年唐贞观八年吐谷浑遣使朝贡，寇凉州。太宗遣段志玄出兵至青海三十里之地。十二月，李靖、侯君集大举击吐谷浑。

天宝元年(742年)唐朝各军镇役马有8万余匹，而当时仅京西、陇右一带的监牧马至少就有30万匹以上，足够各镇调用。唐政府的马匹主要是通过边州市马、战争截获、朝贡等方式获得得，以至于当时牧监遍布西北，“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内则岐、邠、涿、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9]尤其是凉州一带，成为养马集中区。史载“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三万匹”。唐中央政府通过种种措施扩大马源，从而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力量。

中国古代实行朝贡制度时一贯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对朝贡使臣厚加赏赐，以显天朝君主“以德怀远”之仁德。物质上的付出，换来了周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臣服与认可，以及稳定的朝贡关系，使中原王朝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

三、中原地区与吐谷浑马贸易兴盛的原因

(一)吐谷浑发达的畜牧业经济

1.1.2 生态地理资料 以《云南农业地理》《云南省种植业区划》和《云南省农业气候资料集》[7-9]等资料为基础，分析整理云南128个县(市、区)的生态气候类型和稻作种植业区划。

《南齐书·氏河南列传》记载“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地常有障(瘴)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河南，即吐谷浑，公元439年，宋文帝刘义隆封吐谷浑王慕容延为河南王，故后世以河南代吐谷浑。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吐谷浑人“逐水草而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耕经济的发展。而古凉州“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0]。西北凉州之地更是重要产马区，欧阳修记载[11]：“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三万匹。”吐谷浑聚居区为良马渊薮，“地愈西北，则马愈良”。[12]隋末战争不断，西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兵不事征战，民不睹金革，休养生息几及百年”。这种情况下，吐谷浑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得到了稳固发展。

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凉州，大将段志玄率军出击，副将李君羡率军深入，掳牛羊二万余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诺曷钵向唐献牛羊万三千头。又有史籍载突厥讨伐吐谷浑“获骆马二十余万”、“获六畜三十余万”，侧面反映了吐谷浑养马业的兴盛。吐谷浑在阿豺当权末期和慕璝时期，其游牧经济慢慢开始向商业型畜牧经济转化。

吐谷浑统治者想同唐王朝加强联系，保持友好关系。唐王朝由于马贸易及政治的需要，极为优待吐谷浑人，经常派出使臣与他们联系，在马贸易中，专门建置佛寺和驿站接待他们的使者和商人。

(二)吐谷浑在经济上对唐王朝存在严重依赖性

唐王朝将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双方关系渐趋缓和，吐谷浑派商队携马、驼、牛羊等来中原换取丝绢布帛。在不断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过程中，接受先进的汉文化，改变了青海初期落后的状态，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在与青海氐、羌等族居住的过程中，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畜牧技术，促进了汉、鲜卑、氐羌等民族大融合，丰富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吐谷浑人的游牧经济推动了西北畜牧业的发展。

在疾病架构中，若不进行手术，疾病无法痊愈，对应于若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经济不会有太大起色，同理，在旅程架构中，若不真正的改变路线和方向，旅途仍会一路坎坷，对应于经济状况不会有太大改善。这些观点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外媒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救命稻草，对中国的经济寄予厚望，而近两年中国经济走势放缓，媒体在报道中则开始“唱衰”。

吐谷浑所产马匹够本部落使用外，剩余马匹则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进行贸易往来，急需马匹的唐中央政府成为吐谷浑人交易马匹的广阔市场。吐谷浑人畜牧经济单一，手工业、农业虽有一些发展，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自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却远远不能满足本国和国内民族需要。国内资源短缺，需要用马牛羊等牲畜换取中原茶叶、谷物、棉麻布匹等维持生计。茶是吐谷浑人与中原贸易的重要物品，清人曾言：“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来于此。”吐谷浑人喜食肉及奶酪，饮茶可化油腻，通肠胃，因此茶饮成为吐谷浑和唐政府交换的重要物品，中原所产茶清香甘醇，成为上等的饮品，深得吐谷浑人喜爱。

(三)唐政府巩固国防和战争的需要

《新唐书·兵志》记载：“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匹于赤岸泽(今陕西大荔县南)，后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太仆寺是唐朝管理马牧业的最高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全国厩牧车舆事宜。有人统计，武德二年(619年)，全唐总计有战马三万六千七百匹[14]，可见唐初政权未稳固，国内战马紧缺，而中央政府迫切需要大量马匹扩充军事实力。

武德元年(618年)，高祖李渊建唐称帝，政治重心设在关中，边患危机四起“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为之有也”。当时群雄竞起，西北薛举父子占据金城、陇西、西平等地，李轨据河西之地。十月，李轨于凉州称帝，南“连和吐谷浑”，北“结援于突厥”，势力渐强。西北边境突厥、吐蕃、党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政权日益强大，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而御敌则需要强大的骑兵，建立骑兵无疑要保证充足的马源。因此，养马业在唐初是统治者十分重视的行业。有学者统计，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发展到七十万六千匹[15]，数量庞大、发展之迅速令人骇然。又因为频繁征战，战绩甚微，兵马损失惨重。咸亨三年(672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吐蕃寇扰唐境，朝廷频频征讨，据学者统计，自高宗元年到玄宗开元元年，不计地方战事，由朝廷出兵派遣大规模的征战达28次，其中大败或唐军全军覆没的竟不下于11次[16]。安史之乱后，为消除边患危机，唐政府急需马匹战备。武德二年，高祖为灭李轨、收河西之地，遣使至吐谷浑，同意将在长安的伏允子慕容顺遣还，以联合伏允出兵击灭李轨。五月大破李轨，统一河西地区。自武德二年至贞观八年，吐谷浑与唐朝关系日趋密切，设立互市贸易场所。

唐高宗麟德年间至玄宗开元初年(公元664—714年)吐蕃攻占吐谷浑地和河西九曲等地，切断了吐谷浑对中原马匹供给路线，并进一步抢夺其他牧监管辖区的马匹，使唐政府实际占有的马匹数目衰减。此种情况下，朝廷迫切需要战备马匹，这也是唐政府与吐谷浑展开马匹交易的一方面原因。为有效抵御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进犯中原，巩固河西走廊，唐政府极其重视与吐谷浑、党项等地的马匹贸易。作为游牧民族的吐谷浑人也需要中原王朝的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生活。唐中央政府对吐谷浑采取优抚政策，与吐谷浑在边境开展大规模的互市交易活动，唐朝政府以其他物资交换吐谷浑的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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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以小农经济为主，而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农业经济尤为发达，马牛则充当了重要的生产工具。高祖武德八年起(公元625年)，频发战乱，“民乏耕牛”。马牛短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急需吐谷浑的牛马来恢复生产，缓解因战乱而民乏耕牛的情况。再者为进一步巩固政权，防止少数民族乘虚入侵和朝廷政权颠覆，唐中央政府迫切需要大批马匹扩大战略装备。相较于西北精壮马匹，中原地区的产马量少质差，西南地区产马“格尺短小，不堪行阵”。[17]：425唐政府急需与吐谷浑等族建立贸易互换体系。综上所述，唐王朝购置马匹依赖于西北民族，尤以吐谷浑、党项等为主。唐初推行怀柔远夷的民族政策，唐高祖、太宗汲取汉代以来尤其是汉武帝、隋炀帝征讨周边少数民族致使国库空虚的教训,遂采取朝贡、互市等手段处理民族关系，对吐谷浑采取互通贸易的方式，使双方关系更加亲密，另一方面也为其国防购置大量马匹，壮大了国威。

三、吐谷浑与唐政府马贸易产生的历史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多战争，马在封建国家的军事、交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吐谷浑产良马，游牧经济中最发达的是养马业。游牧民族主要的牲畜之一是马匹，是农牧生产、交通出行的工具，“出师之要，全资马力”[3]，马也是皇室进行苑囿围猎，骑射的重要工具，更是战争不可或缺的装备。

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需要充足的马匹，这也是作战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唐前期，因隋末战争，军备废弛，虽然政府尚有一些国有马匹，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朝廷急需马匹以供补给，与吐谷浑马贸易缓解了朝廷马匹短缺的局面。

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建成后，江湖关系变化带来的“水少”问题日益显现。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长江入湖水量年均约1 331.6亿m3，但自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年均入湖水量仅490亿m3，衰减幅度达63.2%，其中枯季（10月至次年3月）入湖水量从500亿m3减少至80亿m3，减少了80%以上，见表2。另一方面，上游控制性水库建成运行后，长江中游河道清水冲刷下切，平均纵向深度达2.1m，洞庭湖出流加快，9—10月份湖区水位消落加快，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期间洞庭湖成为“地上悬湖”，低枯期水域面积仅500km2左右，蓄水量不足20亿m3。

由表3可知，在4、5、6月通过地表撒播方式播种的转基因大豆SHZD32-01、受体材料中豆32、主栽品种皖豆28的覆盖度在3次调查中均无显著差异。在常规方式播种下，4月播种的转基因大豆SHZD32-01的覆盖度在5月的调查中显著低于中豆32、皖豆28，但在后2次的调查中三者间差异不显著；5月播种的转基因大豆SHZD32-01和皖豆28的覆盖度在3次调查中均显著低于中豆32；6月播种的3种大豆在3次调查中的覆盖度均极低，大多低于5%，仅在7月第1次调查中转基因大豆 SHZD32-01 和皖豆28的覆盖度显著低于中豆32，但在后2次调查中三者间差异不显著。7月播种的大豆未出苗，覆盖度为0。

吐谷浑与唐王朝的马贸易，解决了一些物质需要，中原王朝先进的物质文化无疑也促进了吐谷浑经济社会的进步。为与唐王朝保持长期友好的贸易关系，吐谷浑也采取请亲、贡赋等亲唐的方式同唐政府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为保证西北边境稳固，唐中央政府对吐谷浑、党项、回纥等民族采取互市、和亲、回赐等羁縻和笼络的外交政策，双方马贸易是拉拢彼此的有效措施之一，这对维持唐朝疆界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与吐谷浑开展马贸易，由唐初“中国丧乱，民乏耕牛”到“杂畜被野”，西北充足、优良的马匹交易到中原地区，带动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军事等发展，吐谷浑对我国整个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促进了中原和西北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吐谷浑迁徙到今甘肃南部、青海大部分地区建立政权后，经济方式仍以游牧为主。征服甘、青一带的羌族后，将原来羌、氐等族的游牧经济与吐谷浑的游牧经济融为一体，从漠北带来的先进游牧生产技术促进了羌地游牧经济的发展。

吐谷浑养马业发达，产“善马”“良马”，吐谷浑将大量马匹交易到中原地区，不仅加强了唐朝的国防，而且对于中原文化生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唐政府将所得马匹除用作国防外，部分投入到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中。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政府将大量马匹作畜力投入到西北屯田农业生产之中。还有许多从战马中淘汰下来的瘦弱的马匹则被作为驿站之用，或者流入民间，为富人狩猎骑射所用，丰富了中原民族的文娱生活。游牧民族吐谷浑历来以“马上乐”闻名，而且精于驯马，经过其特殊训练的舞马，闻声起舞，动作娴熟，作为一种宫廷表演方式，深得贵族及封建统治阶级喜爱。舞马表演丰富了唐人物质生活，促进了双方交流与融合。

培训需求预测分析对开展培训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也是确定培训目标、开发培训项目的前提，是作为现代培训活动的首要环节，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本工程根据工程规模、建设要求、茅洲河现场水域条件、自然与环境条件等影响因素进行选择清淤设备及输送方式。考虑到清淤范围内水域深度较浅，周围多为居民生活区，不适宜用清淤船舶和泥驳输送方式进行清淤，故采用水上挖掘机清淤技术。运输方面考虑到大型自卸车无法驶入河道，也不宜直接在截污箱涵顶面工作，建议在运输方式上采用浮桶+船+自卸汽车。施工操作思路为：由水上挖掘机将挖上来的底泥放置到船上的浮桶中，由船将浮桶运送到岸边的截污箱涵上，汽车吊将浮桶运到停放在堤顶路上的自卸汽车中，最后由自卸汽车统一运输到附近的临时处理场地进行处理。

吐谷浑在中原朝贡过程中，获得了“优厚”的赏赐回赠，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通过朝贡引进的唐朝先进的科学技术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单一的经济方式，有利于人们物质文化的丰富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汉地各种物资流入他们的居地，不单纯是一种物质的输入，还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质量甚至改变生活习俗。朝贡关系亦促进了唐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及海外诸国的物质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

吐谷浑所辖区属青藏高原，气候严寒环境恶劣，《梁书》云：“乏草木，少水潦，四时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则风飘沙砾，常蔽光景。”两汉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13]吐谷浑人经济形态单一且脆弱，对中原农耕经济有很强的依附性。

(三)促进了汉族与西北各族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本次Meta分析结果显示，给予PGA滴眼液与给予常规治疗药相比，CCT、ACT、TCT、眼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PGA滴眼液对POAG患者的角膜厚度无显著影响。

小白说，真是万幸，幸亏你摔到了绿化带的树苗堆里，再说，你还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板，第一时间就把你送到了医院。

在与吐谷浑的马贸易中，汉族人民同吐谷浑人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在唐政府的许可下，大批吐谷浑商人进入汉族地区进行广泛的自由贸易。他们把汉族需要的物品带来，又换回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并且在内地学习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大量的汉族商人也不顾唐王朝的法律禁止，纷纷携带中原所产之物深入境内同他们进行贸易。汉族和吐谷浑人在贸易过程中，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深化了民族间的感情，不少内地汉人流入吐谷浑的部落之中，出现杂居通婚的现象，促进了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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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面层修复宽度应大于基层宽度，每侧宜大于200 mm。新、旧沥青路面面层的衔接应当紧密平顺，粘结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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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遣使至唐贡献方物，屡见记载，如《资治通鉴》卷一八七记载唐武德二年(619年)“吐谷浑王伏允数遣使入贡请顺”。贡纳方物多为牲畜马牛。贞观十六年(642年)至二十三年(649年)，吐谷浑每年遣使至唐，献牛马、方物，其中贞观二十一(647年)、二十二年(648年)，还每年两次向唐遣使朝献。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去世，将诺曷钵(吐谷浑可汗，在位于公元636—688年)石像列于昭陵前。高宗继位，诺曷钵献马牛，高宗任其为驸马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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