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户牖”本身只是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其作用和意义有采光和通风。而阖上“户牖”，“户牖”便又具有了与墙壁一样的遮蔽风雨的功能。进入到文学作品之后，在文人笔下，户牖才开始具有审美要素。这是因为，当“户牖”进入文人的生活环境，它成为了沟通文人生活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枢纽。有了“户牖”，文人既可以躲避在户牖之内，享受文艺带来的单纯的欣悦，也可以透过户牖向外张望，观察外部世界的局势变化。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出现过非常多的“户牖”意象。《答庞参军》中有“衡门之下，有琴有书”[1]，《与子俨等疏》中有“北窗下卧”。《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可以说，陶渊明在门、窗以内的世界中，精心培育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此中有琴书自娱，有傲骨自赏。与此同时，在这些诗句中，也暗含着陶渊明对外部世界的详细观察和整体掌握。本文所论述的对象“北窗下卧”，就是一种发生在窗内，与外部世界连接着的，具有生活、伦理、文化、政治等多重内涵的行为。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是的意义通常被理解为文人忘却俗务、悠闲自得的心境。其中，“卧”的姿态懒散，显示出独处时的放松，“羲皇上人”魏晋时的俗语，意思是如上古时候的人们一般，没有尔虞我诈、功名利禄的牵绊。语句如有凌云逸气，高士心境飘然纸上。从文本来看，“北窗下卧”的行为发生在夏季，诗人为寻求凉风，故而选择在“北窗”而不是其他的方位。这就牵涉到中国地理位置和普遍的房屋结构。也就是“北窗下卧”的生活依据。这一依据，是完全与伦理、文学、政治不相干连的。

一、“北窗下卧”的自然环境依据

陶渊明之选择在北窗下休息放松，而不是南窗、西窗等处，并不是偶然的选择。首先是避暑的需要。五六月是夏季，酷热难当。若是在南窗，只有炽热的阳光和暑气，而靠北的窗户，则不仅仅可以规避暑气，更可以与南门相对，形成对流，也就是诗人期望的“凉风暂至”。而陶渊明的“北窗”的避暑功能比一般人家更为强大，因为根据陶渊明本人的说法，他的房屋是“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房屋后面有苍翠树木可以遮阴，因此陶渊明选择在北窗下放置一张休息的卧具，其具体位置，根据当时的习惯推测，应当是紧紧依靠窗户、墙壁，即使有距离，也应当不会太远。这一点，可以用南齐徐孝嗣的一段事迹推测：

初，孝嗣在率府，昼卧斋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闻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崩压床。[2]

(2){1,2}不是X中任一顶点色集合,则{1,3},{1,4},{1,5},{2,3},{2,4},{2,5}中至少有4个是X中顶点色集合,可得:3,4,5中至少有两种色包含在每个C(vj)中,不妨设3,C(vj), j=1,2,…,n,从而每个C(vj)只能是以下集合之一:{1,3,4},{2,3,4},{3,4,5},{1,3,4,5},{2,3,4,5},{1,2,3,4},{1,2,3,4,5},8个集合不能区分Y中的n个顶点,矛盾。

徐孝嗣睡在“床”上，听闻声音后急忙起身，此时墙壁倒塌。而砖石、泥土压在“床”上。这说明，徐孝嗣原本睡着的床应当是离墙壁很近，墙壁倒塌时的砖石泥土才会纷纷落在床上。徐孝嗣的生活年代与陶渊明很近，据此可以推测，当时的生活习惯是将卧具放在离墙壁或窗户非常近的地方，甚至有可能是靠墙放置。当然，陶渊明选择靠近北墙的这个位置放置卧具，比徐孝嗣更具有审美享受的用途，因为他的墙上有窗，卧在床上，可以直接从窗中向外观看风景。

李老鬼在家已做好饭。在门后边，放着一个简易的煤气罐和一个小炒锅。床前一个破旧的电脑桌当餐桌。桌上，一盘土豆丝和一盘炒鱿鱼正冒着热气。

二、“北窗下卧”的文化内涵

(一)“北窗下卧”的伦理学依据

避暑和赏玩树木的原因，使得陶渊明不会在“南窗”下休憩。而事实上，无论在什么季节，诗人都不会在“南窗”下有“卧”的举动。而除此之外，这是基于极为重要的伦理学原因。

袁安因为冬天缺衣少食，又知道此时亲朋好友都不免受冻挨饿，因此也不好登门求救。只好在家中僵卧。袁安是贫穷而无力改变当下的处境，才不得已僵卧在床。不过，袁安的高节令他大为出名，洛阳令因此举荐他做官。这样的贤能到了险些被冻饿致死才被推举为官，可见当时社会风气。而陶渊明也有类似的贫困经验：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可以看出(图1),淮海经济区各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呈现非均衡的空间格局,耦合度值从0.258到1.000分布不等．3个年份最低的分别为枣庄、蚌埠和商丘,最高的分别为济宁(2005，2010年)和临沂,说明其分布极不稳定．淮海经济区3年的耦合度均值分别为0.926,0.898和0.947,表明淮海经济区旅游经济和城镇化复合系统整体上还处于高水平阶段．省域对比来看,耦合度由高到低分别为豫东、鲁南、苏北和皖北地区．

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绕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

（c）应用人血白蛋白，特别是肝硬化白蛋白偏低的患者，提高胶体渗透压，可能有助于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症状（Ⅲ）；

1.人生三截草，不知哪截好。（人有旦夕祸福，人生也难以预测，将人生几个阶段比喻成三截草，不知道哪个阶段生活会怎么样。）

式中，P综为j点土壤污染物的综合污染指数，Pjmax为j点土壤所有污染物单项污染指数的最大值，Pjave为j土壤所有污染物单项污染指数的平均值。土壤综合污染指数分级标准[17]见表1。

於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寙。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三)“北窗下卧”与隐士心态的关联

由此可见，陶渊明谨守着儒家礼仪教导，而西南隅作为传统意义上祭祀祖先、神灵的位置，是神圣崇高的。因而，陶渊明在西南墙下或者窗下不能也不会产生悠然自得的忘我心境，而是怀抱着端庄恭敬的心态。“倚南窗以寄傲”，其姿态是站立的，心中所想是勉励自己不随波逐流，放弃傲骨。因此，只有在北窗之下，他才不需要正襟危坐，而是以睡卧姿态，一边随意读书，一边等候凉风暂至。

笔者以自读课文《孤独之旅》为例，探讨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关注小说的主题深意、关注小说的表达艺术、关注小说的人文价值，抓住关键词“孤独”“诗意”“磨砺”进行教学实践，是有意义的尝试和思考。

由以上推论可以看出，选择北窗下休憩，是有气候与礼仪的双重原因的。而陶渊明说他在北窗下得到了“羲皇上人”一般的享受。表面意义上，这是指凉风带来的身体的舒适，而笔者认为，“羲皇上人”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即文学欣赏的愉悦感、与圣贤心灵相通的超拔感。

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12]

在“北窗下卧”之后，出现了“自谓是羲皇上人”这一句话。通常认为，这是指陶渊明的身体在凉风的吹拂下，轻松愉快的状态。而其实“羲皇上人”所指并不仅仅是身体的舒适，更重要的是精神状态、审美状态的愉悦。首先，“羲皇上人”不是陶渊明的独创，应当是当时的习语，钟嵘的《诗品序》中就曾提到：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各为家法。至于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视终沦平钝。次有轻荡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昭羲皇上人,谢眺今古独步。而师鲍昭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眺劣得“黄鸟变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4]

在钟嵘的语境中,“羲皇上人”是时俗之人称赞鲍照的，意思与“今古独步”类似。是对诗歌水平的称赞话语。可见“羲皇上人”与审美境界有很大关联，所指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

回归到陶渊明的语境中，毫无疑问，陶渊明在夏季暂至的凉风中感到了身体上的惬意。然而要注意的是，陶渊明并不只是一个农忙归来的农户而已，他的生活习惯是士大夫的，是与典籍相伴的：

DC-DC技术是电能变换的重要形式,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电器设备领域[1]。在直流电机驱动、不间断电源、航空航天电源、太阳能风能发电领域有广泛应用。直流变换电路拓扑众多,最基本的是Buck和 Boost电路,广泛应用的如反激电路等[2-6]。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将耕种的事情略有提及，轻轻带过，他更专注于欣赏孟夏的风景，心中所想的是，在耕种结束后，回到家中好好读书。在和风、微雨的天气中，摘一点蔬菜，饮一点春酒，拿出读过多次的书籍来，泛泛而过地阅读。在身心俱适的氛围中感受生命的乐趣。从此诗可以看出，虽然陶渊明的乐趣与耕种的农家之乐是有关联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是他更关注的是自然风景与读书，不是像普通农户那样但求温饱。因而，他的生活乐趣，是超越了身体的舒适的乐趣，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审美愉悦。因而，陶渊明所说的 “羲皇上人”，也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凉风带来的身体舒适。事实上，根据“羲皇”一词的意义，可以推测出这种精神愉悦，是出于对“羲皇”时代的想象与追慕。

“羲皇”可以理解为伏羲氏，在传统语境中，伏羲氏即是上古文明的开创者，《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虽然关于伏羲氏的记载很多都是出自文人的想象，其中掺杂了大量的神话叙事，但就在这样的想象过程中，伏羲在中国传统中的确具有了文明开创者的身份。在《周易》中，伏羲画八卦，囊括了天地、自然、人类的各种情况与境遇。八卦是文明的象征，从这时开始，人类不再混沌无知，且渐渐有了对环境与自身的观察与认知。在典籍构造出的伏羲氏时代，发生着的是上古的文明，这一文明，令后世无限景仰与神往。如《老子》一书这样说：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

“结绳用之”指的是在文字发明以前，上古时期的人类处于对文化的无知状态。而老子恰恰认为，这一时期，虽然人口不繁盛，文化不发达。但是人民知足而乐，不相互侵扰生活空间，顺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知足而长乐。老子认为这是很美好、非常值得提倡的时代。他认为猜忌与战争是由于世道人心不再淳朴了。而只有“结绳用之”的上古时代才是利于安居乐业的。老子是针对人心不古、争斗四起的时代而言的。同样的，陶渊明对“羲皇上人”的想象，与魏晋时期战乱四起、朝不保夕的社会环境也是有着很大的关联。他与老子的心态相仿，怀念“结绳而治”“老死不相往来”的没有杀伐争斗的时代。

因此， “羲皇上人”不仅仅指的是身体的惬意状态，而是陶渊明于北窗下，想象上古的淳朴无争，从而产生思想的追慕。他心中想象伏羲画八卦、文明初创之时，思想与上古圣人心意契合，神往着安宁、淳朴的时代。

《命子》作于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此时陶渊明四十二岁，在这首诗中，陶渊明追溯祖先远到唐尧之时，近到长沙公陶侃等人，向儿子讲述陶氏家族既有如长沙公陶侃那样的功勋卓著之人，也有如陶渊明祖父这样的淡泊名利、清心寡欲者。陶渊明以此诗叮嘱儿子无论时局如何，都不能忘记祖上门风，谦逊自守，尽力学习。

参考文献：

学生的评价是对带教老师教学工作直接和客观的评价，是衡量教学质量的指标之一[5]。PDCA 循环带教过程中，学生自主学习，发现问题后和带教老师，直接交流，对问题的共同探讨，缩短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增加了学生对老师的满意度。年度考核学生对老师的满意度达到89%，较前一年同期满意度提高15%。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安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7]

根据中国传统的居住习惯，东南角为门，而西南角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是不能用于作睡觉、吃饭这些生活事宜的。正如《尔雅·释宫》中所记载：“西南隅谓之奥”，刑昺疏说：“孙炎云：‘室中隐奥之处也。古者为室，户不当中而近东，则西南隅最为深隐。故谓之奥，而祭祀与尊者常处焉。’”[3]古代的门偏东，西南角与门相对较远，比较隐蔽，通常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因此，这个位置的意义比较崇高，在这个位置，不可以有不庄重的举动。陶渊明虽然形迹放达，但绝不是悖逆祖先的人。事实上，他深受儒家思想浸染，是非常尊崇祖先的人，这在他的作品中就有体现：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8]

Research on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ow temperature threshold in China based on reanalysis data and

在际遇上，陶渊明与袁安都有因饥饿而僵卧的艰难时刻，作为后来人的陶渊明，很容易对袁安的行为有知音式的理解。在《咏贫士》中，陶渊明写到：“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蒿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陶渊明十分了解，袁安的卧雪，表面是出于饥饿与寒冷，实质上是不愿向显达求助，更不愿入世为官。而陶渊明的困境也在于此。一面是珍惜气节，欲退而守拙；一面是饥寒交迫，欲出而为官。而饥寒在陶诗中经常出现，不仅是袁安的常态，也是陶渊明的常态：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乞食》)

即使饥寒交迫，宁愿乞食于邻，也不愿意为官作宰，这正是贫士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不过，贫士的贫，常常是出于主动的选择。他们并不是无路可走的，在政治较为清和的时候，贫士还是愿意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比如袁安经过困顿之后，还是到朝中做官，因为他仍然有直言上疏、刚直不阿的空间和条件：

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安与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诸卿稍自引止，惟安独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7]

从这段史料记载可以看出东汉时的政治痼疾：少帝无权、太后临朝、外戚专权。作为外戚的窦宪征讨匈奴，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是为自己在朝中扬名立威，与西汉时期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西域的行为如出一辙。与窦宪同朝为官的九卿都看出了窦宪的动机，但由于看出窦太后一意孤行，九卿都放弃了谏言，只有袁安坚持劝阻。袁安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直言，明确反对当权者的政治决策，本来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东汉政府包容了袁安这样的抗言直疏。袁安并没有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照样“正色自若”。这反映了东汉时期朝廷对士阶层的礼遇。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的：

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与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8]

钱穆先生认为汉代举孝廉使得读书人可以进入朝廷，组成政府机构。由此可见，袁安以学识人品被地方察举进入中央政府，刚正直言却没有遭到杀身之祸，不是偶然幸免，而是朝廷对孝廉的礼遇决定的。而陶渊明之所以没有和袁安一样选择，继续做贫士，正是因为时局的危险。此时，刘裕一步步实施篡晋的计划，原本以王谢风流闻名的建康落入刘裕的掌控范围。以才华、家世为傲的士大夫们失去了尊严，随时都有杀身之祸：

己卯，太尉刘裕害右将军衮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时刘裕拜太尉，既拜，朝贤毕集。混后来，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今日可谓傍若无人。”混对曰：“明公将隆伊、周之礼，方使四海开衿，谢混何人，而敢独异乎？”乃以手披拨其衿领，悉解散。裕大悦之。[9]

谢混是当时的名士，被皇帝选中作为驸马，娶了晋陵公主。一时显赫，却必须在刘裕面前卑躬屈膝、以类似倡优的行为博得刘裕的欢心，可惜最终还是被刘裕诛杀。谢混死后，谢混族人谢灵运等人跟随刘裕，以诗作为刘裕歌功颂德，但终究也未能逃过一死：

有司奏收之，文帝诏于广州弃市。临死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传于世。[10]

可以看出，此时士大夫朝不保夕，即使勉强存活，也是以自尊为代价的。这不仅仅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么简单，在当时的政局中，辱身丧命是必然的结局。军事家们的残酷博弈，并没有给士大夫留一条生存的缝隙。惟有放弃庙堂的高位，在泥途之中苟活，才能够全生保命。因此，陶渊明的“北窗下卧”不是懒散的生活态度，而是迫于时局、不得不为之的消极的人生选择。

可见，袁安卧雪而终究有走出家门、入朝为官的机遇，到了陶渊明的时代，时局大乱，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在上位者无所忌惮，内不顾念血缘亲戚关系，外不看重士大夫的清流美誉，宗室之间相互残杀，朝廷不遗余力地诛杀异己。因此，陶渊明的“卧”，不是暂时性的休息，而是终生的有意埋藏。所幸的是，陶渊明回到田园中，回到书斋中，在典籍中找到了精神乐园。社会动荡不安如炎炎夏日，而他自会在此中回到精神的清凉世界。

三、“北窗下卧”的行为对唐诗意象的影响

正是由于“羲皇上人”一般的精神愉悦，以及隐士心态的内涵，“北窗”在后世文学，尤其是唐诗中，才渐渐发展成一个固定的意象。这一意象的内涵，基本是与《与子俨等疏》所表达的内涵一脉相承，主要有闲适、精神愉悦、隐士心态。以韦应物的作品为例，他在《奉酬处士叔见寄》中说：“挂缨守贫贱，积雪卧郊园”。[11]诗中“卧”单独出现，韦应物将“卧”与“守贫贱”等同起来。而《燕居即事》中也写到：“萧条竹林院，风雨丛兰折。幽鸟林上啼，青苔人迹绝。燕居日已永，夏木纷成结。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阅”。“北窗”所承载的，不单单是消夏的功能，还是享受读书之乐的所在。柳宗元《夏昼偶作》也有类似的表述，只是他将“北窗” 改称“北牖”：

(二)“北窗下卧”的文学意蕴

柳诗中的 “北牖”既担当着消暑的功能，也构成着与世隔绝的落魄士子的形象：于醉酒之后，隐几而熟睡，除了茶臼被敲响的隐约的声音，没有其余人事来干扰这一份午后的清闲。熟睡的柳宗元与凉风阵阵的、生动的北牖是一种对比，也只有北牖，在溽暑中以凉风关怀着柳宗元。柳宗元的闲适，也是一种落寞。没有了京城的案牍劳乏，只有荒远边界的无所事事。这本来是一次放逐，而柳宗元索性将自己所尘俗隔开来，在北牖下享受午睡与醉酒带来的精神放松。

作为首家进入云南的外资法人银行分行，恒生银行昆明分行早在2008年11月就已开业，这也是恒生银行在西部地区设立的首家分行。随后几年，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东亚银行昆明分行、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等相继开业。

柳宗元和韦应物都是力学陶渊明的，对“北窗下卧”的意象的学习也是得其精髓。他们意识到渊明的精神内涵，因而，在使用“北窗”(或“北牖”)以及“卧”的意象时，他们不单承袭了其消暑、身体舒适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完美再现了其作为士子的精神欣悦，以及作为贫士、寒士的遁世之情。

有些汽车上台检测，几次检测数值出入较大，这是因为踩制动踏板的方式不同，一脚踩到底与缓慢踩或一脚点一脚刹，得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

总结起来，“北窗下卧”不单单是一个消暑的行为，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文化内涵。包括伦理学依据、文学审美意蕴以及隐士心态的反映。而从对韦应物、柳宗元诗作的分析来看，唐诗将“北窗下卧”发展成为了一个固定意象，其主要内涵除了最基本的消暑、纳凉之外，更重要的是文人的读书之乐和遁情远世的隐士心态。

陶渊明于北窗下卧，似乎是一种无事可忙、懒散的心态。但这其实是由于贫士与隐士的双重心态。且看同样以“卧”闻名的的高士袁安：

[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26.

(4) 在下横担以下部位,4类场地下钢管塔的位移都很小且大小几乎相同,在下横担以上部位钢管塔的位移随着塔身的增高而明显增大.

[2]萧子显.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2.773.

[3]郭璞.尔雅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229.

[4]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98.21.

[5]周振甫.周易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335.

[6]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190.

[7]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1518.

[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22.

[9]许嵩.建康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336-337.

[10]李延寿.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541.

[11]韦应物.韦应物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1.

[12]柳宗元.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