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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继承与改造

更新时间:2009-03-28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便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朱熹对周敦颐的这部著作推崇备至,朱熹曾称颂周敦颐为“得孔孟不传之正统”,并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周敦颐列为首位。朱熹曾花大量的时间对该著作做了详细诠释,并写成了《太极图说解》,为自己的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试图构建中国传统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这也是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特别推崇的原因,朱熹以此为基础,对周敦颐的学说进行了继承与改造,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

理学发端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儒学,一向都恪守“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原则,周敦颐之前的儒者,都专注经世致用之学,都指向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为国家长治久安贡献方略。而对无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学问,讨论极少。尤其是关于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的问题,系统的论述更是屈指可数。而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魏晋隋唐的发展,佛学理论开始为统治者所重视,隋唐时的佛学已经逐步中土化、理论化,开始大谈六合之外的极乐世界、空虚寂没、轮回转世、人生意义、无欲无求等问题,当时的儒学对这些问题是存而不论的。面对这一新的思想倾向,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开始思索现实世界以外的世界如何,它与现实世界关系如何。这就给当时的儒学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通过传统的儒学要素来构建属于本土的新的儒学体系,从而与外来的思想相对抗。宋代的“北宋五子” (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 ,以他们为主要代表的士大夫采取了“儒释道结合”的方法,以儒家为基础,揉合道教宇宙生成论和佛学的思辨思想,以一种传统自然万物演化论来取代佛道神学的世界观,构建一种回应佛教的新的儒学。特别是周敦颐的著作,为理学的形成起了开创性的作用,邵雍之子邵伯温曾回忆道:“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访先君,先君留之饮酒,因以论道。伊川指面前食桌: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处?先君为极论天地万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叹曰: 平生惟见周茂叔论至此。”[1]当时的这段对话表明,“天地安在甚处”,是周敦颐对宇宙本体论的思考,也是其创作《太极图说》的原因所在,他的思想虽然并未形成体系,但他的思想一直影响了后来理学的发展。尤其对南宋朱熹的影响甚大,朱熹将这一思想进行阐释与改造,形成了完善的理学体系。

周敦颐太极图说内容的考察

周敦颐被奉为理学的开山鼻祖,但其一生存世的著作不多,仅《太极图》(并《说》)、《通书》及少量的诗文。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一篇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这两篇存世的著作,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具体的阐述其观点,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各家对这两篇著作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成为了争议最大的著作之一。也就有了所谓的在“北宋五子”中,“惟周子著书最少,而诸儒辩论,则惟周子之书最多”[2]的评论。

关于周敦颐《太极图说》内容最大的争论,当属《太极图说》首句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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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注解《太极图说》中,指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朱熹注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太极者,如屋之有极,天之有极,到这里更没去处,理之极至者也。”[5]“念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一理统驭万事,万事统于一理。”朱熹认为太极即是本然之理,是天地万物之理,且只有这一个理。“无极而太极”即是“无形而有理”,此理是宇宙万物化生的根源和道德本体的基础,也是《太极图说》的总纲领。在这里,朱熹将“太极”等同于“理”,是宇宙世界的最高主宰,实现了对“太极”范畴的理学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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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兼有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思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使用了太极(无极)、阴阳、五行、万物等范畴来说明宇宙万物发生的过程。从发生过程看,是太极(无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周敦颐的这种宇宙“生成之道”,其逻辑演化公式可以表述为这样一种由“太极(无极)——阴阳——五行——万物”等概念范畴组成的生生不息的宇宙循环过程。由于“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正是在太极本身的这种“动静”推力之下,从“太极”之中分化出了“阴阳”二气,之后又由于它们的聚合变化,而生出“五行”,即水、火、金、木、土;进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后又由于五行之间的相生与阴阳之间的交感流行,五气四时顺布,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所谓“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就这样,在这种不停息的相互转化、往复循环中,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

周敦颐的“太极”思想同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他认为,万物是从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实物演变而来,而这五种实物又从阴阳二气中产生,阴阳二气又是从“太极(无极)”的变化中而产生。如他所说“太极本无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为万。”[4]在这里,周敦颐将“无极”“太极”统一为“无极而太极”,以明其本体之道。“无极”虽称为“无”,但却是无中涵有,是为“太极”;“太极”虽然可称为“有”,但“有”本于“无”,是为“无极”。这样,太极(无极)就成为宇宙本体论了。

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继承与改造

在周敦颐之前,儒、释、道都使用过“无极”概念。例如《道德经》的“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庄子》中有“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逸周书》有“通天真如无极”,《列子》有“无则无极”,《淮南子》称“运手无极,翔乎无形”。佛教的《肇论》说“物我玄会,归乎无极”,《道藏》中也称“上方开花无极”。“太极”这个概念,最初出于《周易·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可以看出,“无极”、“太极”这个概念在周敦颐之前就早已使用。这也为之后周敦颐《太极图说》思想来源于道、佛留下了争论的空间,朱熹认为《太极图》是周敦颐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独立创造的:“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 “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夫以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绝非种、穆所及”。以上这些说法,很明显与事实不符。

在周敦颐的太极思想中,兼有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的思想,且其宇宙本体论的思想具有强烈的道、佛意味。真正建立起系统的宇宙本体论思想的是朱熹。他将周敦颐的太极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不再像周敦颐一样讲“无极而太极”,而直以太极为本体,而且是“总天地万物之理”。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中的“无极”思想来自道、佛,带有道、佛“无”的性质;而朱熹则将“无极而太极”的“太极”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摈弃了周敦颐思想中的道家和佛学思想,实现对周敦颐太极思想的改造。

今天《太极图说》的通行版本,首句为“无极而太极”。这首句话,在朱熹时代就有争论。“无极而太极”是朱熹亲自审定的,但当时流行于世的《太极图说》,首句还有另外两种版本。一种是洪景庐《国史·濂溪传》,作“自无极而为太极”,增加“自”“为”二字,《国史》是依据实录而作,极有可能见过周敦颐的原本;另一种为九江本,作“无极而生太极”,增加一“生”字。朱熹则认为《太极图说》的首句应为“无极而太极”。实际上,《太极图说》首句的不同版本反映了各家对周敦颐思想的不同理解。主“自无极而为太极”或“无极而生太极”者,是宇宙生成论的理解;而主“无极而太极”者,则是本体论的理解。

(二)形上形下之分

朱熹在解释周敦颐的太极思想时,坚决反对形上、形下不分,他对周敦颐的太极思想作了形上、形下的区分。在周敦颐的思想中,其太极是形下的,而朱熹的太极则是形上的。周敦颐理论中也有形上形下的区分,无极是形上的,太极、阴阳、五行等皆是形下的,但形上形下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在周敦颐思想中,无极和太极各有功用,不可相互取消。单说太极而不说无极,是朱熹将太极提升为本体论之后才有的事情。朱熹思想有形上形下之分,而且区分十分严格,所以单说太极即可。他说:“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谓太极含动静则可,谓太极有动静则可,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朱熹的这段话,可谓是对太极本体论形上形下区分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三)排佛道归儒

朱熹将太极图置于《通书》篇首。在“建安本”后序中朱熹写到:“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图》附《书》后。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厘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3]可以看出朱熹对《太极图说》版本的修订,是出于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理解。即出于他个人对周敦颐思想的理解、诠释和评价。朱熹认为《太极图》是《通书》之纲领,而《通书》则是《太极图》之展开。由此,朱熹对《太极图说》的改动,不是基于考据的,而是基于义理的。而基于义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因而容易引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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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极”理学化

朱熹有此说法,是为了摈弃周敦颐太极思想中的道、佛思想,使其理学思想归为儒学。朱熹虽承认“无极”的存在,但他把无极与太极合二为一,他指出太极之外,没有无极也。“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一个实理,一以贯之。” “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物之根。”这样,无极和太极就成为同一个对象,也就是一而二,二而一。从而排除了“以无为本”“有生于无”的道家思想。可见,朱熹将道家因素儒化了,而且为儒家寻求宇宙论和本体论提供了根据。

朱熹先是将周敦颐宇宙论中形上形下作了清晰的区分,把太极提升为本体,与阴阳相对,再释以理气。总天地万物之理为太极,阴阳未分为气,太极与理属形而上者,气与阴阳是形而下者。朱熹指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案此理然后有性,必察此气然后有形。”

[1]伊洛渊源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5.3-4.

[2](明)吕柟.宋四子抄释·提要[M].台湾:世界书局, 1980.2.

[3]朱子全书(第20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3856.

[4]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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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子语类(卷九十四)[M].长沙:岳麓书社,1997.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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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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