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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灾乐祸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6-07-05

当看到别人遭遇不幸时,人们并不总是感到悲伤和难过,有时也会出现愉快的体验。例如,YouTube视频网站收录的“失败汇编”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研究者把这种“因他人不幸而产生的愉悦体验”称为幸灾乐祸,是与同情截然相反的一种情绪体验。从效价上分析,幸灾乐祸是积极的,使体验者获得一种满足感;从道德层面分析,幸灾乐祸是有悖社会道德的,因为这种快乐是建立在他人不幸基础之上的,有研究者将其称为邪恶快感[1];从表现性上分析,幸灾乐祸是隐秘的,因为社会中的个体都有保持良好形象的需要,将内心的邪恶和阴暗加以隐藏[1]。因此,幸灾乐祸被认为是一种反社会情绪,有可能导致双方形成敌对的关系,破坏人际与社会和谐[2]。作为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典型情感反应,幸灾乐祸受到人格与社会、认知、临床等诸多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幸灾乐祸的起因及影响进行了探索。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在进行上行比较时会产生嫉妒、怨恨等情绪,继而在比较对象遭遇不幸时产生幸灾乐祸[3]。van Dijk等人通过系列研究发现,对目标对象心存不良嫉妒的人,更易对其不幸遭遇产生幸灾乐祸,且嫉妒程度越高,幸灾乐祸体验越强烈[4]。公平世界理论和应得理论认为,个体行为结果的“应得性”是幸灾乐祸的重要来源[5]。已有研究发现,当个体认为目标对象的遭遇是“应得、活该”时,就会表现出幸灾乐祸,并认为这种愉悦体验是合理的[6]。自我价值理论则指出,当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时,个体更易对威胁者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幸灾乐祸,且幸灾乐祸的程度随威胁强度增加而增强[7]。该理论认为,幸灾乐祸体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我威胁,提升自我价值感。此外,我国学者张爱卿等人研究发现,幸灾乐祸显著负向预测个体对目标对象的帮助意愿[8]。国外研究也发现,幸灾乐祸总是和伤害意愿及行为紧密相关,幸灾乐祸者在进行分配决策时更倾向于不公平的分配[9]

综上所述,幸灾乐祸是一种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绪,会促使体验者对目标对象表现出回避和敌对倾向。然而,从情绪效价角度考虑,幸灾乐祸是发生于人际间的积极情绪,它是否会像其他积极情绪一样促进人际信任行为呢?目前鲜有研究涉及这一问题。在人际信任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何晓丽等人发现,积极情绪组被试报告出更多的信任感,并且在投资任务中的信任度显著高于消极情绪组和中性对照组[10]。幸灾乐祸具有积极的情感效价,却又是建立在他人不幸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特殊的积极情绪。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实验室条件下诱发被试的幸灾乐祸情绪,进而探究幸灾乐祸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随机选取河北大学在校大学生15名,平均年龄为21.03岁。其中男生9名,女生6名,近一个月生活中未出现对其情绪造成较大影响的事件,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二)工具

1.幸灾乐祸问卷

此外,本研究使用van Dijk编制的幸灾乐祸问卷测查了被试的主观情绪感受[11],问卷得分显著高于均值水平,可以认为被试体验到了一定程度幸灾乐祸。但是,相比于其他情绪研究,本研究中得到的情绪得分偏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是由幸灾乐祸的内隐性所决定。如向晋辉等人研究发现,被试主观报告的幸灾乐祸水平偏低,但在内隐测验中却显示出较高的幸灾乐祸水平[14]。由于本研究在诱发情绪后,还要求被试完成信任博弈任务,所需时间较长,为了保证情绪体验的持续性,只在中间插入了幸灾乐祸问卷的测试。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未来研究需要加入对幸灾乐祸的内隐测试,从外显和内隐两个方面确保情绪诱发的有效性。

采用由van Dijk等人编制的幸灾乐祸问卷,包含1个维度5个项目,用于测量被试看到他人不幸遭遇后的情绪反应[11]。本研究中,先将问卷进行中文翻译,再测查被试观看视频后的情绪反应。首先由两名心理学本科生进行初始翻译,然后由研究者进行润色和加工,对语句的表达进行斟酌和修改使其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则。正式实验之前,选取15名大学生完成开放式问卷,要求他们回忆幸灾乐祸情绪出现时的情境事件,并完成翻译后的问卷。统计分析发现,翻译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指标。其中,问卷的α系数为0.79,各项目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8~0.81(p<0.01)之间,达到了心理测量学指标。因此,保留了原有的5个项目,如“我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满意”“我忍不住大笑出来一点”。项目采用5点计分,其中“1”表示“完全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在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80。

2.视频剪辑

幸灾乐祸是在他人遭遇祸事或不幸时,个体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作为共情的黑暗面,幸灾乐祸者所体验的情绪效价与当事人(遭遇不幸者)的体验截然相反,因而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即面对当事人时,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面部表情和言语动作。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将其称为“人性底部的邪恶快感”[1]。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每个被试单独完成实验,并在实验之后接受主试的访谈。通过实验后访谈发现,被试在生活中都曾经体验过幸灾乐祸情绪,且使用“幸灾乐祸”描述过自己的情绪体验。比如被试在访谈中提到,幸灾乐祸体验就是“在别人遭到轻微的不幸时,自己却很高兴,至少没有因此而感到同情”“看到别人身处麻烦之中,自己偷着乐”“因别人遭遇的不幸而窃喜”“别人遭遇负性事件时,自身感受到愉悦的体验”,与本研究中对幸灾乐祸的界定是一致的,即因他人不幸而起的、无明显外部表现的、自身感受到的愉悦体验。并且,被试均表示在实验过程中体验到了上述情绪体验。

3.信任博弈实验任务

根据研究目的,研究者对标准信任博弈实验任务[13]进行了改编,将其中涉及到的投资金额具体化。具体实验任务为:要求被试担任投资人的角色,并想象自己将要对被投资人进行投资。投资人(被试)手中有9万元人民币,需要将其中一部分投资给被投资人,投资金额在0~9万元之间。投资过程完成之后,被投资人会获得3倍投资额的资金,同时被投资人会返还给投资人一部分资金作为回报,但回报金额无法确定。

任务中涉及两名被投资人:一是实验视频剪辑中遭遇不幸的人,即幸灾乐祸对象;一是随机的博弈对象,即幸灾乐祸无关者。在实验中,投资金额越高,表明被试对博弈对象的信任程度越高。

(三)程序

[9]Steinbeis N,Singer T.The Effects of Social Comparison on Social Emotions and Behavior During Childhood:The Ontogeny of Envy and Schadenfreude Predicts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Equity-related Decision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2013,115(1):198-209.

[3]Smith R H,Powell C A J,Combs D J Y,et al.Exploring the When and Why of schadenfreude[J].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2009,3(4):530-546.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被试的幸灾乐祸体验

实验后访谈发现,被试均没有猜测实验目的,且被试对幸灾乐祸的理解与本研究的界定相符合。如“在别人遭到轻微的不幸时,自己却很高兴”“别人发生了不幸的事,自己暗爽”“别人遭殃出丑,自己高兴”等,被试均报告自己在观看视频时都有类似的情绪体验。此外,被试幸灾乐祸问卷的得分显著高于均值水平(t=3.62,p<0.01)。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认为被试在实验中产生了幸灾乐祸情绪,即本研究中的情绪诱发是有效的。

(二)信任博弈任务的投资额

被试在信任博弈实验中的投资额如表1所示。对两次投资额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对幸灾乐祸对象的投资额显著高于幸灾乐祸无关者(t=2.97,p<0.01)。这表明个体对他人的遭遇产生幸灾乐祸之后,对不幸遭遇者会产生较强的信任感。

表1 被试在信任博弈任务中的投资额 /万元

M±SD幸灾乐祸对象 4.67±2.19幸灾乐祸无关者 2.73±1.22

三、讨论

(一)幸灾乐祸的界定与诱发

视频剪辑选自电影《开心鬼撞鬼》,时长为4分零8秒。正式实验前,选取15名大学生观看视频剪辑,然后填写幸灾乐祸问卷和邱林修订的正负情绪量表(包含兴奋、愉快、快乐、高兴、欣喜等5个积极词;愤怒、紧张、害怕、难过、悲伤等5个消极词),用以测查被试观看视频的情绪反应[12]。结果发现,被试在幸灾乐祸问卷上的总分高于均值(t=1.96,p=0.07),达到边缘显著水平,表明被试体验到一定程度的幸灾乐祸。将被试的幸灾乐祸问卷总分与正负情绪量表得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幸灾乐祸问卷得分与所有积极情绪词语得分差异不显著,而显著高于“难过”(t=3.85,p<0.01)和“悲伤”(t=5.15,p<0.01)的得分。这表明,研究选取的视频剪辑可以诱发被试的幸灾乐祸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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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幸灾乐祸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通过在实验室情境下诱发幸灾乐祸情绪、采用信任博弈任务的投资额作为人际信任的指标,本研究考察了幸灾乐祸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被试投资给幸灾乐祸对象的金额显著高于无关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比于与幸灾乐祸事件无关的陌生人,被试对幸灾乐祸对象的信任程度更高。这与以往有关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即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个体对他人的信任[10]。本研究中,设定的投资金额范围为0~9万元,被试分别给予幸灾乐祸对象和无关者4.67万元和2.73万元的投资,且前者显著高于后者。这表明,对投资额的选择还受到投资对象与被试幸灾乐祸体验关系的影响。由于初次探索幸灾乐祸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且纯粹的中性情绪诱发很难做到,本研究未设置中性对照组。未来研究将通过设置积极情绪(非幸灾乐祸)对照组,探查幸灾乐祸与其他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以更好地揭示幸灾乐祸在人际间的作用效果。

本研究发现,幸灾乐祸作为一种积极情绪,能够引发个体对幸灾乐祸对象产生更高程度的信任,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研究中的视频剪辑选自影片《开心鬼撞鬼》,参与实验的被试与主人公(幸灾乐祸对象)并无交集,因而不存在仇恨、嫉妒等前提情绪,其幸灾乐祸体验只是源自主人公的行为及其结果。具体来看,主人公因有意损伤他人(实际并未得逞)而导致自己遭遇不幸,其行为结果当属“应得”。van Dijk等人研究发现,目标对象行为的“应得性”特征足以引发旁观者的幸灾乐祸,且这时的幸灾乐祸被认为是合理的[15]。根据自我价值理论[7],幸灾乐祸能够提升个体的自尊,从而使其获得满足感。已有研究发现,即使不存在任何引发幸灾乐祸的前提条件,个体在看到他人不幸遭遇时也会产生幸灾乐祸体验,表现为提升的自尊和增强的奖励偏好[16]。综合上述理论,本研究发现的幸灾乐祸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其内部机制可能与自尊有关。幸灾乐祸使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增强,同时对潜在的奖励(投资的回馈)更加偏好,希望得到更多的回馈,因而会出现对幸灾乐祸对象较高的信任投资。但是,本研究并未探查被试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对幸灾乐祸影响人际信任的机制尚不明确,未来研究需要着重探索这一机制。

此外,本研究发现的幸灾乐祸的作用效果与以往研究并不一致。以往研究认为,幸灾乐祸者会对目标对象表现出较强的敌意和较低的帮助意愿,本研究则发现幸灾乐祸者会对目标对象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详细分析不难发现,以往研究所设置的幸灾乐祸前提都与嫉妒、仇恨等情绪有关。Nagel认为,个体的幸灾乐祸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因之前的仇恨和嫉妒导致的损失[5],这可以解释他们对目标对象的回避和敌意行为。本研究中设置的幸灾乐祸前提是目标对象行为结果的“应得性”,摆脱了人际互动关系,即幸灾乐祸体验者与目标对象无任何关联,可以更为纯粹地探查幸灾乐祸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然而,这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生态效度。未来研究将设计更多地诱发情境,以更为广泛地探究幸灾乐祸在人际互动中的作用效果。

四、结论

本研究采取实验室实验的方法,通过视频诱发被试的幸灾乐祸情绪,采用信任博弈任务考察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研究发现,相比于幸灾乐祸无关者,被试给予幸灾乐祸对象更多的投资额。

参考文献:

[1]曹红蓓,许燕,辛 霞.幸灾乐祸——人性“底部”的邪恶快感[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3):443-456.

[2]Cikara M,Fiske S T.Stereotypes and Schadenfreude:Affective and Physiological Markers of Pleasure at Outgroup Misfortunes[J].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2011,3(1):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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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爱卿,周芳莲,刘华山.责任归因,幸灾乐祸与帮助意愿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4,27(1):2-4.

[5]Nagel E.The Significance of Gender,Context and Contingent Self-esteem on Feelings of Schadenfreude[M].Honors Psychology Thesis.US:Vanderbilt University,2010.

[6]Berndsen M,Feather N T.Reflecting on Schadenfreude:Serious Consequences of a Misfortune for Which one is not Responsible Diminish Previously Expressed Schadenfreude;the Role of Immorality Appraisals and Moral Emotions[J].Motivation and Emotion,2016,40(6):89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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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van Dijk W W,Ouwerkerk,J W,Wesseling Y M,et al.Towards Understanding Pleasure at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s:The Impact of Self-evaluation Threat on Schadenfreude[J].Cognition and Emotion,2010,25(3):360-368.

[4]van Dijk W W,Ouwerkerk J W,Smith R H,et al.The Role of Self-evaluation and Envy in Schadenfreude[J].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2015,26(1):24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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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单因素组内设计,自变量为博弈对象(幸灾乐祸对象vs幸灾乐祸无关者),因变量为信任博弈任务中的投资额。实验程序为:观看视频→完成幸灾乐祸问卷→信任博弈任务(依次完成与两个被投资人的博弈,两名投资对象的顺序在被试间进行平衡)。实验结束后,对被试进行访谈,以探查被试对幸灾乐祸的理解和对实验目的的猜测情况。

[10]何晓丽,王振宏,王克静.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线索效应[J].心理学报,2011,43(12):140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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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an Dijk W W,Ouwerkerk J W,Van Koningsbruggen G M,et al.So you Wanna be a Pop Star?Schadenfreude Following Another’s Misfortune on TV[J].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2(34):16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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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邱 林,郑 雪,王雁飞.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J].应用心理学,2008,14(3):24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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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vans A M,Krueger J I.The Psychology(and Economics) of Trust[J].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2009,3(6):1003-1017.

[14]向晋辉,张庆林,赵玉芳.个体间幸灾乐祸情感反应的影响因素及其内隐性[J].中国临床康复,2005,20(9):102-104.

[15]van Dijk W W,Van Koningsbruggen G M,Ouwerkerk J W,et al.Self-Esteem,Self-Affirmation,and Schadenfreude[J].Emotion,2011,11(6):1445-1449.

[16]Hongmei Gao,Hongbei Cao,Ya Zhou,et al.Taking Pleasure at Another’s Misfortune:The Implicit Schadenfreude of Disaster Spectators[J].Psychological Reports,2014,114,(2):43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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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学院学报》 2018年第2期
《保定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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