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一出版就畅销多年的《狼图腾》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而随着2015年《狼图腾》电影的上映，此作二度畅销，其影响已不可忽视。如今距离此书出版已十多年，《狼图腾》能否经典化的问题也被广泛注意。实际上，在《狼图腾》畅销多年的过程中，众多社会人士都对它赞不绝口，甚至呈现出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狂热”的状态，然而学界内，尤其是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各种争论、研究也层出不穷。社会人士为何对此书青睐有加存在着诸多的原因，暂且存而不论。在学界内，李致的《〈狼图腾〉的“国民性”反思与文化隐喻》提出应将《狼图腾》“当作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进行解码。《狼》在‘国民性’改造主题线上隐含着一种文化超越”①代表着一类观点。雷达《〈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则在承认此书主体的价值之外，明确指出书中关于“狼性格”和“羊性格”的论说存在着极大的不科学性。而在历史学界更有专门的研究论著探讨是否存在“狼图腾”的问题，如那木吉拉的《狼图腾：阿尔泰兽祖神话探源》等等。总之，《狼图腾》在社会和学界引起的反响极大，声音各异，确已成为一种一时的文化现象，但是它仍然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它必须面对它的文本价值，也必须为它产生的影响负责。

《狼图腾》作为一本畅销书，它被过誉为“旷世奇书”的原因不外乎对国民性改造的努力(这一点在社会人士的理解中则成为奋发和竞争的精神，也正是这一点的过分放大促成了《狼图腾》的畅销)、对生态平衡的呼吁和文本本身的吸引力三个方面。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关乎其价值能否成立的严重问题。在文本阅读方面就呈现出一个表面逻辑和深层逻辑，《狼图腾》正是依靠着这个表面逻辑席卷读者，从而误导读者。笔者拟以此文厘清作者为《狼图腾》蒙上的迷雾，披上的羊皮，揭露作品背后真正的指向，而这正是这部作品存在的问题，亦即探究引起该书畅销的文本因素，同时揭示这些因素的伪装性。也希望众多将此书视若导师的读者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认清作品的危险性，同时也回应了《狼图腾》能否经典化的问题。

一、狼性等于蛮性？

《狼图腾》反复颂扬“狼性”，这种“狼性”之所以能被众多读者所接受，原因在于作者有意放大了狼的勇猛、强大，并且不断强调人，尤其是汉人民族性的软弱，使得读者进入一种自我谴责的心理阅读状态，对文本的接受表现出一种“膜拜”。确实，如果将“狼性”阐释为一种勇猛的力量，归入对国民性的批判主题，那么这种精神就和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家所关注的“蛮性”有了一定的同构性，也就有了对人性优化的期待，有了经典化的基本资格。问题是：这种“狼性”是否具有“蛮性”的同等追求？

“蛮性”书写即对人的原始力量、原始生命力的歌颂和张扬，旨归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复归，批判“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鲁迅、曹禺、沈从文等人都曾在文学创作中关注到这一点。曹禺的《原野》就充满了生命力的光彩，原始的蛮力四溅喷发，无论是激扬的仇虎、花金子，还是相对懦弱的焦大星，他们每一个人的爱都爱到了极致，作者以一种极致得几乎同样病态的爱的力量来反叛、对抗这个沉静得死水一般的时代。所以说“曹禺剧作中的‘原始崇拜’、生命蛮性与野力的主题，正是切中了上世纪20年代初期改造国民性、重塑新的民族精神的现实写作需要”②。同样，沈从文的神庙也是供奉着人的蛮性，他让这种蛮性在一种平静自在的状态里呈示出来，他的蛮性是原始生命力的自在本真，是“文明”的不可改造，也是对“现代文明病”的批判。不管是曹禺还是沈从文，或者现代文学中礼赞蛮性的其他作家都表现出对于原始状态的力量和自在的追求。那么《狼图腾》中的“狼性”和这种具有文学和文学史双重价值的“蛮性”有什么异同呢？

其实，姜戎的《狼图腾》表层意义中确实包含了对“力量”和“强大”的歌颂，也就是他对狼的勇猛的歌颂。而且对这一点的表达，姜戎采用了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不断地让狼自己来表现它们的勇猛，为此，作者甚至不厌其烦地写了狼的多次打围。文本一开场，就是狼对黄羊的围猎：

由于施工企业的项目有着分布广的特性，为此持续的财务监督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将综合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自查和互查相结合，从而形成全方位覆盖的监督监察网，保证施工企业工程项目部的财务管理有效性、防止成本失控与效益的流失。要将检查作为日常检查制度，实行业务考核制度，有效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其次，小说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异域的好奇和兴趣。小说呈现的地域背景大多是汉人不了解却十分向往的蒙古草原，主要的对象不是一般小说的以人为主，而是以兽为主，还是兽中之狼。草原这个本身象征着自由的辽阔异域的呈现对读者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作者将故事的地域背景改为大多数汉人熟悉的山林，那么在这一点上对读者的吸引力将大大减弱。另一方面，我们阅读到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人为描写对象的，这部小说另辟蹊径去写人一向给以负面评价的“狼”，并且大加赞赏，这使得读者在为什么赞赏“狼性”的疑问下进入文本，并且逐步被文本对“狼性”极具“宣教性”的礼赞征服，再加上与小说序言相似的各种媒体的预先评价，没有辨析力的读者完全认可了这种与自己一贯认知相悖的言说。这种相悖就是另一种吸引了。

人的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会齐声狂呼冲啊杀啊；狗群在冲锋的时候，也会狂吠乱吼，以壮声威，以吓敌胆，但这是胆虚或不自信的表现。而狼群冲锋却悄然无声，没有一声呐喊，没有一声狼嗥。③

作者认为狼在围猎时不需要狼嚎来壮声威也是狼强大的证明，这种力量的强大带给狼自信，而作者歌颂这种自信。作者还在描写狼的无声攻击前，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人和狗在对战时的呐喊助威，目的在于在对比之下，突出人的懦弱和狗的兽性的退化，最终衬托出狼的威猛。这威猛便是“狼性”的一个表现，也是“狼性”最接近“蛮性”和“力量”的一个因素。

最为典型的就是毕利格关于草原生命大命小命的观点，表面看都是草原为大命，草原上众生命为小命的生态至上论，实际上还是为了给狼群的屠杀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同时赋予狼群“生态卫士”的正面形象，即使除去这一点不论，毕利格老人的话也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他的理论看似理直气壮，实际上脆弱不堪，根本经不起推敲。草是一切生命的依赖，是脆弱的大命，狼群不管是猎杀黄羊还是旱獭、兔子，都是在为草原的大命服务，狼群偷猎人的马驹子也是帮助蒙古人培养出优秀的马群……这样的刻意性在所描写的毕利格老人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而小说却将他称为“狼王”，当作德高望重、永远没有错的人物来尊敬。并且一再借用他对于生态的维护声音来维护狼群，这种“生态环保时刻不忘”的形象展现实在缺少说服力。

大部分的黄羊一定早已灵魂出窍，魂飞腾格里了。许多黄羊竟然站在原地发抖，有的羊居然双膝一跪栽倒在地上，急慌慌地伸吐舌头，抖晃短尾。④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叙述狼群围猎的过程中，安排主人公陈阵思考少数民族对汉族江山的攻占，让陈阵表达出对少数民族生命力强盛的敬意，在寓意少数民族的“狼性格”和汉族的“羊性格”之外，将敬意的最高指向仍然给了“狼”。显然在作者眼里，汉族性格不如少数民族性格，而少数民族的性格强悍又来自“狼性”，狼是少数民族的导师和神。作者借此夸大了狼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影响，甚至反复表现出狼的智慧(这里狡猾变成了一个褒义词，被智慧替代)，盛赞狼比人精，夸张为人的强悍和智慧都是来自狼。这一点的谬论性不言而喻，而文本中人对狼的猎杀更是解构了“狼比人精”的结论。或者说，也是另一个层面上人对狼的学习，那就是贪婪和残忍，而这正是“狼性”最为本质的特点。

作者对黄羊群的描写显然充满嘲笑，这种嘲笑铺满了这一场围猎，甚至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对羊群和马群都是类似的描写：或者愚蠢、胆小且不懂得反抗，或者没有反抗的能力，或者反抗又必然失败。在作者看来，“这是一场真正的屠杀，也是智慧对愚蠢和大意的惩罚”⑤。对狼群强大力量的礼赞背后，不是对人性更为强大，找回原始蛮性的追求，而仅仅是对弱肉强食的纵情欢呼。对弱者的零度怜悯，对强者的神位崇拜被作者隐藏在对“力量”的狂热之下顺利输入读者的价值观念中。同时，狼群疯狂咬杀逃亡中的黄羊而对不咬自伤的黄羊不屑一顾的行为暗含着对狼群猎杀猎物时的尊严的赞扬。作者借助对狼性中“勇猛”的表现取得读者的认可，真正表达的却是对弱者的鄙夷、对杀戮的歌颂，根本无从谈及对人性蛮强的追求，更多的是对存在国民性弊病民族的鄙夷。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作者对国民性改造有关注，那也仅限于批判，而绝对不是博大的关怀，更不会寄予民族更加强大的期待。

同理，可求得反方向极限变动位置和其他变动位置。利用式(8)绘制如图5所示的交点轴线各极限变动位置，F0为理想变动位置，F1和F2分别为沿x轴和y轴正方向平动的极限变动位置，F3和F4分别为绕y轴和x轴顺时针转动的极限变动位置；F5、F6、F7和F8分别为反方向的极限变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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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狼群猎杀马群的描写则比猎杀黄羊更为详细，同时也更为血腥：

首先，小说的情节紧张激烈，故事精彩，叙述动人。不管是陈阵和毕利格两人观看狼群打围黄羊，还是中间插叙的陈阵狼口脱险，小说一开篇就吊住了读者的胃口，吸引读者阅读。整个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几乎没有让读者缓一口气，狼群打围之后，紧接着就是人群热火朝天地起黄羊，掏狼崽，视点刚刚在人身上，一下就转向了狼群疯狂地围杀马群，读者的情绪还没有从“狼性”的可怖中回过来，马上又是人对狼群的打围行动……作者一步不让地牵引着读者，这就是故事的精彩性。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情节上的紧张感是通过人与兽、兽与兽之间的血腥残杀来造势的，这种吸引性对读者的影响除了阅读上的快感还有潜移默化的弑杀性的培养。这样的情节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至于小说叙述的动人这一点，连雷达都表示，“我对小说中人与狼斗智斗勇的大量精彩片断很感兴趣，我看陈阵钻狼洞，掏狼崽，抚育小狼的经历，也大为感动”⑨。这种感动来自哪里，正是来自作者在叙述时的情感投入；什么情感？对狼的膜拜和迷恋。他用他对狼的无条件崇拜和赞美来感动你、感染你、迷惑你。所以，这种叙述的动人，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它是文本的一种技巧和表现，它有文本价值，但是这种文本价值没有现实意义，甚至有一种负面意义。

只要它的嘴还在，牙还在，它就不管自己有没有肚子，照吞不误。鲜活的马肉被狼大口咽下，直接吞到雪地上，没有肚皮容量限制的狼，一定是世界上最贪心、胃口最大的狼，也一定是一次吞下最多马肉的狼。这是狼在临死之前最痛快最惨烈的最后一次晚餐。⑥

可以说，作者对狼这种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强大战斗力进行了不惜笔墨的礼赞。表面上是在书写狼的勇猛和不惜牺牲的团队精神，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然而，需要警惕的是，作者到底是通过什么来写狼的生命力的？依然是血腥、杀戮和兽性。所以这种生命力表现的不是善和美，而是残忍和贪婪。另外，牺牲的精神确实是可贵的，但是作者一再贬低的汉族中为大义而牺牲的英雄大有人在，何故这种行为出现在狼身上就特别值得鼓吹呢？其实正是因为在作者的潜意识中狼仍然是兽，是低于人的物种存在，所以它们能够表现出人的一些类似的行为就显得尤其可贵，而作者自己对此却浑然不知，完全沉浸在对狼性的讴歌当中，这就形成了文本本身的悖论。

因而，这种“狼性”中体现的“勇猛”是绝对不能够和“蛮性”书写相等同的，真正的“蛮性”书写最终的旨归永远是人性，是人性的力量和生命最舒展的状态，带给我们的是命运的悲剧感，使得读者从这种悲剧中获取前进的力量和方向，从而使人性归正，而绝不是对决斗和屠杀的颂扬，最终的旨归也绝不是充满了“兽性”的狼性，它应该使读者动容而不是狂热。

小说并不是没有对维护生态平衡的呼吁，只是这种呼吁本身是基于保护狼、歌颂狼的目的之上的，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正好是谴责人们杀害狼群的武器。在这样不纯的目的之下，倡导生态平衡的美誉还是否能够成立就非常可疑了。而且这种维护本身无法自圆其说，只是在“维护生态平衡”这面大旗之下，极其牵强地将狼群和草原生态联系到一起，从而给狼戴上一顶“生态卫士”的桂冠。另外，文本具有自我消解性的悖论在于，作者在保护生态平衡的大旗下大力批判的行为，即盲流不择手段地杀害狼群，偷走黄羊，包顺贵等人大肆围狼，杀害天鹅，破坏草原种种伤害草原大命违反生态平衡的行为却正是作者大力颂扬和鼓吹的“狼性”在人身上的表现。

据调查显示，糖尿病患者中有46.4%同时患高血压，23.2%的高血压患者并存糖尿病[2]。两者有共同的致病因素，包括年龄增大、肥胖、生活习惯差等。两者病症伴随发展、互相影响：糖尿病患者体内糖代谢紊乱，会糖化血液、组织中的某些成分，形成动脉硬化；高血压患者体内中脂肪堆积、血管壁增厚变硬使血管弹性减退，使局部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的情况，加重糖尿病病情，造成恶性循环[3]。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病情若得不到有效控制，会伤及血管、心、脑、肾等器官，增加冠心病、脑卒中、慢性肾功能衰竭等疾病风险。

二、生态文学的典范？

《狼图腾》中围绕着草原的开发，对生态平衡问题有着一定的涉及，因此，在它一路畅销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的美誉，这个美誉又被出版商无限放大，使得该书在新世纪初就以一种新颖的生态文学价值进入文学视野，同时也促进了该书的畅销。确实，小说反复要求维护草原的生态平衡：狼残忍、血腥地捕杀黄羊是替天行道，为草原的生态平衡行善；起黄羊时，放走幼年黄羊、怀孕的母黄羊，留下大批的黄羊作为来年春天的食物；因为黄羊被盲流偷走，过多的狼崽被人掏杀，破坏了草原的平衡导致狼的复仇；对包顺贵下令用火围杀狼群，破坏草原植被进行谴责；对盲流采用各种非传统手段捕杀狼进行谴责；对包顺贵捕杀天鹅进行谴责等等，尤其是借蒙古老人毕利格的言行表达对生态环境平衡的维护。表面上看，作者在小说文本中处处不忘生态平衡，但是保护生态平衡的这张“羊皮”的背后其实是对狼的赞美、保护和狂热。整个保护草原生态平衡的论述逻辑完全是建立在狼的立场之上的：首先，黄羊吃草原的草是破坏草原生态，狼捕杀黄羊正是保护草原，这一逻辑完全忽视了黄羊的生存权利，并且故意遮蔽了狼的残忍，相反给以歌颂。再则这一逻辑本身是极端而无法成立的，否则狼如果伤害了人类，那么也将会因为人对草原的使用而被判为“罪有应得”，狼又成为草原上的至尊英雄，这样的逻辑显然是极为可怕的。而事实上在文本中作者确实完成了这样一个逻辑的叙述，那就是狼群对马群和马倌的伤害，及后毕利格对狼群的谅解。其次，起黄羊，放走幼年的黄羊表面上是为了物种的延续，目的其实也是为了狼再次捕杀它们，黄羊成了狼的祭品，这也成了黄羊唯一的价值。最后，狼攻击马群，人损失惨重，狼的残忍和贪婪原已经呼之欲出，但作者却再一次将罪责推向了掏杀了过多的狼崽，黄羊又被盲流偷走这些人对于生态的过度索取才导致狼的报复，又一次帮助真正的凶手——狼成功脱罪。保护生态平衡这张“羊皮”就这样被作者理直气壮地披在了狼性身上。

但是，这种讴歌真的仅限于蛮性生命力量吗？歌颂狼性中的野蛮的力量，这一表面上的主题迷惑了读者，给不加思考的阅读带来极大的快感和情绪冲击力，使人陷于对狼的盲目崇拜当中，忽视了其中诸多问题。在这一次围猎中，对于狼群强大力量的描写是在与草原奔跑速度第一的黄羊群不堪一击的对比下凸显出来的。对于黄羊群的描写也很值得玩味：

另一方面，作者在文本最后加上了《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以下简称《讲座》)，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来直接阐释对汉族国民性的批判，表面上直接揭示了整个小说文本国民性批判的追求。他认为，汉民族只有“‘注入’狼图腾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那么，未来的中国巨龙才有可能真正腾飞”⑦，这段宣言和沈从文创作湘西蛮性世界的愿望极为相近，然而在姜戎的笔下表现出来的这种“狼性”与湘西世界的“蛮性”却全然不同。作者自己将“狼性”阐释为“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整个文本中，“狼性”的内涵却远远不止“自由强悍”，更多的是残忍、贪婪和狡猾。如果作者只是要张扬“自由强悍”为什么没有选择蒙古人，而要选择蒙古狼？文本对于嘎斯迈徒手斗狼的描写和赞美“犹如史前女人那样野蛮、英武和美丽”⑧就是一种极具“蛮性力量”的书写，作者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的视点没有停留在蒙古人上，而是以在狼性的残忍下生存下来的强悍的蒙古人来歌颂狼的强悍。这种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作者对“狼性”其他因素的隐晦认可。

三、力透纸背的文学价值？

此书的编者在序言中称赞此书是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厚重且不可再现，是一部史诗般的小说，它的出现是当代读者的幸运。可以说对此书极尽赞美之词，而此书的畅销也证明它自身有着吸引读者的地方，那么除去出版方面的营销手段之外，该书文本层面是否真有如编者所言的力透纸背的文学价值呢？这些促成它畅销的因素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本试验采用铝合金7050-T7451板材，工件为30 mm(高度H)×100 mm(长度L)×10 mm(厚度h)，铣刀对工件侧壁进行铣削，见图6。

从总体上说，语文教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教材、教师、学生及相关媒介，涉及的也不外乎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课型也不外乎必修与选修，教学情境中的课也主要包括新授、复习或指导等，但如果去关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你就会发现它们在不断变化。从一线教师的角度说，如果能有效解决好教学领域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能注入新的活水，则其研究的成果就应该是显著的。因此，旧题新做实际上是现代教学研究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旧题新做的具体方法应该是与时俱进、问津探源、反向思考、求深求透。

将近一个世纪后，意识形态与科学间的鸿沟不仅没有缩减，反而不断扩大。青年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依旧被烙上虚假的印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像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换言之，虚假、颠倒的意识形态与理性、真实的科学是对立的。

对以包顺贵为代表的“文革”时期政府领导和体制的批判，也是小说为部分读者认可的原因之一。作者对包顺贵这个人物的批评确实不少，在马群被围杀事件上，包顺贵的态度是“什么英雄事迹！他要是把这群军马保下来才是英雄”⑩。在这里包顺贵的“文革逻辑”被作者批判，这种批判“文革”的态度引起读者的好感。但是，同时作者也写出了包顺贵在了解马群被围的全部真相之后对这件事看得更广更全面，被草原狼所深深震撼，对于他打狼和开荒的态度，作者一方面批判，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逻辑寻找合理点。对于两位参谋的打狼，既批判打狼的行为又赞美他们的技术。总之，作者自己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立场，表现出一种圆滑世故的叙事策略。

浙江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海洋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推进海洋科技研发与产业化，创新海洋产业绿色发展模式。浙江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民营经济参与海洋经济发展改革创新，深化海峡两岸海洋经济合作。

其实《狼图腾》这个文本本身的矛盾之处还有不少。最突出的一点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陈阵，一直鼓吹着“狼性”的强悍，然而他在毕利格老人面前的无条件服从已经远远超越了尊敬，而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每一次他对黄羊和马群的残忍被害发出同情，就会被毕利格的一个眼神吓得唯唯诺诺，继而自觉屈服于对“狼性”的崇拜。对“狼性”的膜拜本身就是对国民性的强烈批判的一种消解。整个小说文本，生硬地将狼性和人性联系在一起，对狼性的歌颂性描写充分运用了情节和人物的叙述，而对国民性的缺点的叙述却只在人物的论述当中，尤其是小说结尾处的《讲座》篇中提及，在真正的情节中缺少对国民“蛮性力量”的批判，相反文本中大力批判的人性的缺点正好是狼性的对应。一个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仅限于一厢情愿的文本用“旷世奇书”的盛赞恐怕不太合适。

四、结语

综上，《狼图腾》无论是对国民性改造的努力、对生态平衡的呼吁，还是文本本身的吸引力都只是一种刻意表现的价值追求。实际上，作者鼓吹的是“狼性”，“狼性”不仅不能是国民性改造的方向，而且更是需要我们反省和警惕的劣根性。而对生态平衡的追求和文本本身的吸引力都只是作者宣扬他的“狼性”价值观的手段而已。这样的文本被媒体鼓吹放大，造成极大的影响，是另一个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李致：《〈狼图腾〉的“国民性”反思与文化隐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4期，第116页。

②方华蓉：《生命在疯狂与困惑中奔突——话剧〈原野〉的“原始崇拜”与生命困惑探索》，《四川戏剧》，2013年第7期，第39页。

③④⑤⑥⑦⑧⑩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第19页，第19页，第49页，第408页，第9页，第54页。

⑨雷达：《〈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光明日报》，2005年8月12日，第6版。

[参考文献]

[1]姜戎.狼图腾[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2]雷达.《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J].光明日报，2005-08-12(6).

[3]孙永俐.狼图腾批判[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4]沈从文.月下小景[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5]丁帆.狼为图腾，人何以堪：《狼图腾》的价值观退化[J].当代作家评论，2011(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