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曾两度当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其公认的身份是革命家、文学家、记者。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关注过语言文字改革。根据钟菲统计，“瞿秋白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文化遗产，其中涉及语言文字改革的论著约占十几万字”[1]10。瞿秋白毕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提倡汉字拉丁化，并且是该运动的“开山老祖”[2]，有着首倡之功。文字改革研究是瞿秋白研究的短板，但其对瞿秋白文艺大众化和文艺理论建设的影响不可小觑。在穷尽瞿秋白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发掘并整理出散落在年谱、传记、回忆录等史料中的瞿秋白汉字拉丁化的实践，对后续的研究工作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瞿秋白两次赴苏俄(联)均接触、参与了汉字拉丁化工作，三次对方案进行修改，他是汉字拉丁化运动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中国近代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历时一百多年，对于这一纷繁复杂的语言文字发展史，学界多将之纳入现代汉语史，局限于声母、韵母、音素、声调等纯语言技术层面研究，其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和关联鲜有人关注。其实，世纪转换时期整个社会文化混融，任何对晚清及民国文学的研究都必须跨越当代学术背景下的文类乃至学科的界限。本文所强调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指史料发掘方面。20世纪是中国思想文化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运动的层面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语言书写困境，探寻现代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关联，对于拓展与深化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乃至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瞿秋白首倡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或称语文改革、语文运动、语言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21年瞿秋白第一次进入苏俄接触到拉丁化新文字后，就开始尝试自己制订汉字拉丁化方案。1931年从苏联回国，他开始结合文学革命追认汉字拉丁化的理论依据，写成《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文》《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等9篇论文，同时改进以前的拼音方案，重新起草了《新中国文草案》并不断修订。一般来说，运动都是由理论指导实践，尤其是由政党领导的文艺运动。但是由瞿秋白首倡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是一个先有个人实践，再有理论追认，最后进行大规模推广的运动。理论追认，在个人实践和大规模推广之间起到不可磨灭的连接作用。

一、先行者：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实践

(一)两次赴苏俄(联)采撷异域仙葩

1921年，瞿秋白21岁，俄文专修馆尚未毕业，就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驻俄特派员，前往苏俄。第一次赴苏俄，正值苏俄进行文字拉丁化改革并且利用拉丁字母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扫盲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瞿秋白很受启发，开始了对汉字拉丁化问题的研究。

刘小中、丁言模主编的《瞿秋白年谱详编》1921年的最后一个条目是“本年探讨中国文字改革”。下面还有详细的解释：“苏俄政府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采用拉丁字母创制少数民族的新文字，取得扫盲工作的显著成就。瞿秋白受到深刻影响，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字怎样用拉丁字母拼写，并与郭质生共同探讨。他搜寻各种资料，记录的有关资料整整两大本，存放在郭质生家里。”陈铁健的《瞿秋白传》附录“瞿秋白生平活动年表”，1921年的最后一条也是“本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张琳璋的《瞿秋白》附录“瞿秋白年谱”1921年也有“本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的记录。可见，1921年，瞿秋白开始着手研究汉字拉丁化已经得到学界公认，但是几乎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提供具体时间，根据瞿秋白《饿乡纪程》，1921年2月上旬他与俞颂华、李仲武(李宗武)会见《真理报》主笔史赤略夸夫时结识翻译郭质生，可以推断，瞿秋白开始着手研究汉字拉丁化的时间最早应该是1921年2月。

瞿秋白到达莫斯科后四处采访，源源不断地往国内寄送旅俄通讯，出色地完成《晨报》和《时事新报》所赋予的使命，终因积劳成疾再加上肺病旧疾复发，于1921年12月15日进入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治疗。1922年2月2日，他抱病出席彼得格勒远东大会闭幕式后卧床三日不起，吐血痰，又被送回莫斯科高山疗养院治疗，4月中旬方才出院。张琳璋《瞿秋白》传记生动地记载了瞿秋白在高山疗养院与张太雷的对话。“最后，瞿秋白从那大纸箱子里抱出一大摞密密麻麻写满各种字母符号的东西，堆在张太雷面前说：‘这是我刚住进高山疗养院时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的成果，请你特别费神看看，我们的汉字拉丁化问题非比等闲，这以前说的人多，干的人少，我试为之，不知道行不行。’”[3]瞿秋白身体羸弱，在寒冷的莫斯科几次都差点丧命，但他在疗养院居然还在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可见他是把拉丁化事业视为生命且争分夺秒地进行的，但是此时的拉丁化运动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案。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瞿秋白出席共产国际在彼得堡(后移于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为陈独秀担任翻译，会后随陈独秀等人启程回国。回国后瞿秋白负责《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注重政治宣传，翻译马列著作，任上海大学学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重心逐渐转移到党务工作。即使已经从事其他文艺和政治工作，瞿秋白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汉字拉丁化的探索。1923年10月瞿秋白在《新青年》发表的《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一文中提到：“文学革命政府继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后，建设也真不容易”，“‘中国的拉丁文’废了，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4]27。

试验结果表明：一是地膜种植，尤其是可降解地膜（白地膜）种植能够起到增温保湿作用，提前了马铃薯的生育进程，增强了马铃薯的田间长势，提高了产量、平均商品率，增加了产值，在作物后期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地膜种植有利于提高产量。降解地膜在作物开花后开始降解，保湿作用不明显，但地温低，有利于块茎膨大。二是秸秆覆盖带状种植在马铃薯苗期到开花期有利于作物生长，但在严重干旱时不具有保湿作用。建议在今后的马铃薯生产中将地面全膜种植作为陇西县马铃薯增产技术之一大力推广。

我们调查发现有较多考生(也有一些老师)习惯于用“迁移放电模型”分析电解问题,这就落入了分析思路的误区。实质上,电解时外电源是决定性因素,接通外电源后首先发生电极反应,是电极反应的结果影响着离子迁移,应该用“放电迁移模型”来分析电解问题。当然,有些情况下,用上述两种思路分析会得出相同结果,但有时结果会不一样,实验证明“放电迁移模型”对电解问题有更强的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

1928年5月，瞿秋白因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而第二次赴苏俄(联)，会后留在莫斯科工作长达两年之久，杨之华母女陪同。在这期间，郭质生来看望瞿秋白，带来十年前瞿秋白返国时寄存的两个抄本。从此，瞿秋白经常和林伯渠、吴玉章组成自愿集合小组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5]。可以说正是这两本手抄重新激发了瞿秋白对汉字改革的兴趣。瞿秋白第二次赴苏俄(联)身体状况依然不佳，因劳累过度病发，先后进巴库疗养院、南俄黑海疗养院、马林诺列宁疗养院。在疗养院养病期间，瞿秋白拟订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这一方案是以北方话为标准音制定的，历史上一般称之为“北拉”。

1929年3月18日，瞿秋白写信给杨之华：

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不是简单并行共存的关系，尤其是进行语言文字改革时，双方的关联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倪海曙曾说：“广义的文字改革不仅包括文字，还包括语言”，“语言方面的改革，除了在方言之外建立和推广民族共同语，亦即普通话以外，还有文体的改革，也就是书面语的改革，过去书面语都用文言，现在一律改用白话了。文字方面的改革，除了在汉字之外创造汉语拼音文字以外，还有汉字的简化、规范化、标准化，也就是整理和改良汉字。广义的文字改革至少包括这四个方面”[11]。倪海曙的观点见图1。

陈铁健在读到这段文字时忍不住感慨：“他要和杨之华一起投身到这个能够使中国工农群众摆脱汉字之苦的开创性的事业中去，把他们的爱情、生活、工作，与中国亿万个工农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无数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6]诚然，“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诉求和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与其他语文改革运动相比，早期汉字拉丁化倡导者几乎没有专业的语言文字学家，而都是像瞿秋白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但他们却比一般的语言文字专家具有更高的热情，因为汉字拉丁化中饱含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事业激情。启蒙与救亡的主题是20世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早期留苏共产党成员看到汉字拉丁化与“扫盲”结合的启蒙诉求和与“中国工农群众”结合的大众立场，使得汉字拉丁化跳出了语言文字纯学术的局限，而具有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革命诉求。

式中:w ij(t)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经t次调整的权值;I jq是在第q组样本输入时节点i的第j个输入。

瞿秋白认为汉字拉丁化是“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他是将汉字拉丁化当作毕生的事业在奋斗，在追求。与之相对的是，瞿秋白在给杨之华的信中说：“这次养病比上次去南俄固然成绩好些，但是始终不觉着工作的愉快。”此时瞿秋白虽妻女都在身边，尽享家庭团圆之乐，然而党内斗争常常使他感觉十分疲倦。王明等人为了捞取更多利益，捏造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中山大学，1927年10月改名，专门培养中共干部)“江浙同乡会”等莫须有的罪名，米夫等共产国际领导对中国革命干涉不断。瞿秋白天天周旋于党内琐事，各种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怎么处理都备受指责，遭受厄运，两面不是人，因此“始终不觉着工作的愉快”。而汉字拉丁化虽然发端艰辛，但不失为瞿秋白纷乱心绪中唯一的“桃花源”。

(二)三次大改方案日臻完善

1929年6月，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将瞿秋白《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出版，共印了200份，署名Ctpaxob。10月瞿秋白对方案作了修改，改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主要是废除四声，必要时采用重音区分。废除四声后来不断被语言学家们诟病，认为是汉字拉丁化最大的败笔。其实废除四声是经过早期倡导者反复研究后作出的修改，不仅仅是为了与西方拼音文字更加接近，而主要是为了最大化地方便“中国的亿万文盲”更好地书写表达，因为“中国的声调原本是古代儒士企图每一个意思只准用一个音节来代表的结果”[7]。废除了四声即把“中国的亿万文盲”从古代儒士的文化压迫中解放出来。修改后的方案，已接近解放后全国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

(1)肯定五四文学在形式革命，即语言文字革命上的正确方向。

1930年7月下旬，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托，回国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米夫、王明等人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路线错误，解除了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瞿秋白的政治生涯跌入谷底，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1931年2月7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好一个月，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里的“休息”似乎具有双关义，既指身体上，也指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他在信中谈了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子、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过了一个月，3月12日，再次致信郭质生，抱怨中国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四马路文学”，再一次请求时常寄一些俄文书籍和拉丁化材料。

闲居上海期间，瞿秋白开始致力于汉字拉丁化方案的完善工作，终于在1931年12月28日完成定稿《新中国文草案》。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同类方案[8]，1932年12月写就的《新中国文草案》的绪言中指出：

我们这个草案就是拟订“新中国的普通话文”的一种尝试，希望能够经过详细的讨论和修改，而达到发动彻底的文字革命的目的。至于各地方的方言文草案，那还要等待各方面的建议呢！

同年瞿秋白再次修正过去所写的《新中国文草案》书稿。《新中国文草案》现存两份遗稿，即初稿、订正稿，内容大致相同，订正稿更为系统。订正稿洋洋洒洒六七万言，可惜在旧中国一直没有出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编入《瞿秋白文集》第三卷。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中写道：“现在《瞿秋白文集》中所收的《新中国文草案》是一九三二年底写成的。他当时叫我抄了一份，送到中央苏区去了。”

瞿秋白汉字拉丁化方案几经变动，他一直努力尝试让方案更完美，因此经常不断琢磨方言。为了给汉字定音，他请各个地方的人用方言读出字音给他听。许广平回忆，自己是广东人，他就找出一些字请她用方言发音。许广平说：“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关心人民事业，寻找活的资料，丰富自己的知识，订正自己的看法，不倦地、谦虚地进行工作，从任何一个人身上，也不放过机会。”他还经常和鲁迅讨论文字方案改革，几经改动，终于在临行前定稿，并誊写清楚交与鲁迅妥善保管。鲁迅把方案和柔石等同志的遗著放在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存书的秘密的一个书箱内。鲁迅逝世后，这些存书都被搬到淮海中路淮海坊内，虽经孤岛时期，依然幸免于浩劫，解放后交到政府手中。

一直以来，瞿秋白从未把汉字拉丁化方案当作案头理论工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使用。据夏衍回忆，瞿秋白写便条和会议记录时使用拉丁化文字：“开会的时候，听旁人发言的时候，他常在小本子上或者纸片上写一些奇怪的文字。最初我以为他写的俄文，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一贯主张的汉字拉丁化拼音。”[9]421932年夏，瞿秋白提出要彭玲协助他完成拉丁化新文字工作。他曾对彭玲说，中国的方言分歧太大太复杂，尤其是广东话、福建话，就是湖南话和江浙话互相也听不懂。他对未来满怀信心：“将来我们一定要推行逐步统一的普通话。”[10]108有一天，彭玲打开瞿秋白写给她的信，一看竟然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由于彭玲没有用新文字回信，下次见面时，瞿秋白笑着和她开玩笑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

1933年年末，中央通知瞿秋白去苏区。元旦过后瞿秋白与鲁迅、茅盾叙别，1934年2月5日抵达瑞金。在苏区，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主持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工作，利用拉丁化新文字进行大规模扫盲工作以及群众性文艺活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转移，身患重病又易为敌人辨识的瞿秋白虽一再请求却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他于1935年2月24日被俘，同年6月18日从容就义，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时年36岁。

二、“新中国文”的理论逻辑：从“文腔革命”到“普通话”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至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4]94

(4)“普通话”能够容纳各种方言里的字眼；

图1 倪海曙关于语文改革的观点

汉字拉丁化是一次“完整”的文字改革运动，涉及上述四个方面。瞿秋白清醒地意识到罗马字母的拼音制度不是立刻就可以制订的，汉字拉丁化其实是一个顶层设计。“这需要长期的斗争，和有系统有组织的工作。在这过渡时期，必须还要利用汉字。”[12]249具体来说，用至多不过2 500字，甚至于不满2 000汉字来做字根，去创造几万几十万的新的字眼，而表达复杂精细的意思。这就是汉字拉丁化前期的“整理和改良汉字”的过程。在这过渡时期，还必须同时利用语言改革方面的“书面语改革”和“推广民族共同语”，具体来说便是“文腔革命”和“普通话”。这四者之间牵连互动，在时间上难分先后，在地位上难分高低。

(一)“新中国文”：汉字拉丁化的顶层设计

瞿秋白说：“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适应从象形文字转到拼音文字的过程，简单些说，就是只能够看得懂还不算，一定要听得懂。”[13]汉字拼音化涉及两个问题：汉字需不需要拉丁化以及汉字能不能拉丁化。

(2)肯定五四精神：革命诉求和启蒙诉求。

以上五点，瞿秋白主要从传播新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汉字对知识尤其是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普及化、大众化具有阻碍作用，必须加以废除。除了学理上的分析，瞿秋白工作休息时，还常对朋友们说起他对方块汉字切身的直观感受：“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空。”[10]108

关于“汉字能不能拉丁化”，瞿秋白的回答更是肯定的，并且在很多文章里不遗余力地阐述。在《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里他列出了汉字可以拉丁化的理由。第一，“现在中国人口头上的言语，已经是大部分变成了多音节的了，尤其在要表现复杂的精确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嘴里说出来的字眼，大半是多音节的”[12]241。多音节词可以使同音相混的困难减少，例如“家庭”“停止”“雷霆”等词中的“tíng”的声音，虽然相同但不会混淆。第二，“中国的汉字现在是字眼之中的音节，同时，是字眼之中的字根，字头或者字尾”[12]244。例如名词字尾“子”(“桌子”“碟子”)“儿”(“女孩儿”)，形容词字尾“的”(“大的”“慢慢的”)，动词分词式的字尾“着”“了”(“他站着看书”“我吃了饭出门”)。字尾的丰富可以使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增强，表达的意思更加精确，更加符合拉丁化语言的语法原则。第三，汉字的四声完全可以废除。现代汉语已经开始摆脱古代汉语的桎梏，越来越向拉丁化语言的方向靠拢。

(二)“文腔革命”：汉字拉丁化的基础

在瞿秋白看来，语言系统和文字系统两者存在着先后关系。先有丰富完善的语言系统，然后才有可能实现文字系统的改革。语言系统的丰沛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必须依靠彻底的文学革命和优秀的文学作品来一点点扶掖。关于这一点，瞿秋白有明确的表述，“新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中国文的罗马化的基础”[14]290。“新的文学革命运动”是瞿秋白背反晚清文体改革和五四文学革命而提出的新的概念。

普通高校社区学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不能过多地动用组织意义上的管理手段和方式，只能通过市场力、感召力、效用力来吸引社区成员的学习力。以特色创品牌，提高教育水平，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是普通高校社区学院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沈阳大学社区学院、山西大学社区学院、郑州大学河南母亲学院等社区学院在社区教育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着力打造自己的培训品牌和特色。

瞿秋白认为晚清文体改革不过是“旧壶装新酒”，并未真正触动文体，顶多只能算内容革命。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相对彻底的革命，涉及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但依然不能成为“中国文的罗马化的基础”。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不满由来已久，用汉字拉丁化对它进行“弥补拯救”的思想，也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萌生了②。1923年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发表的《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前三段皆用“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开头，并且指出“‘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4]27。

由于瞿秋白对五四文学运动的批判过于激烈，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后产生的白话是“假白话”“骡子话”，产生的文学是“‘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14]177，因此有人便认为瞿秋白是彻底否定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其实不然。从瞿秋白的文艺论著来看，他至少肯定了五四运动的三点功绩，这三点恰好都是从语言文字改革角度来论述的：

1930年初，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并创刊《中国问题》，瞿秋白在第2期发表论文《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署名瞿维托。不久该校出版社据此出版了单行本3 000册。最后的“出版说明”表示，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国亿万文盲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强有力因素。但这本小册子只是中国拉丁化事业的一个尝试，缺点在所难免。

关于“汉字需不需要拉丁化”，瞿秋白的回答是肯定的。从他关于汉字拉丁化的9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五大原因。第一，汉字是认读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功夫，平民千字课只够写简单的信，记简单的账，这对于传播新文化思想显然不够。第二，汉字不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汉字存在一天，“言文一致”的目标就无法实现。第三，汉字的形体、文法难以接受先进国家学术上的字眼。“一切现代的①政治经济学术上的新的术语，甚至于技术上的新的名词(例如机器上的零件等等的名称)，无论是‘意译’或者‘音译’，都要引用许多生僻的汉字，而且大半不能够得到正确的翻译。这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文字上的障碍。”[14]282第四，利用汉字不方便学习哲学科学的现代知识。因为汉字不能够表示字尾，不容易认清文法上的意义；再者，中国人依赖汉字的形体，省略虚字眼而用单音节字，所以汉字的文法便显得意义模糊，不够明了精确。用瞿秋白自己的话说，这样的汉字是“半野蛮的”，“不易进步”的，充满着“‘中世纪式的’无聊的杂乱和麻烦”，使得群众不易学习，即使学会了也不敢研究真正高深的科学。第五，利用汉字不方便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一切新时代的文化，以及欧美工业革命以来的旧时代的文化的‘遗产’，对于没有学过外国文的人，差不多是没有可能接近的。”然而“中国的几万万群众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学会一种的外国文，不能够完全靠外国文去学习科学等等”[14]282-283。“新中国文”和外国文相埒，学会了“新中国文”很容易触类旁通学会外国文。

(3)肯定国语罗马化是受五四白话文运动影响产生的。

但他也从诗歌、小说、散文三个方面全面批判五四文学。瞿秋白认为前两次文学革命都是失败的，因为都没有做到“言文一致”，即写出来的文学依然是“假白话”，和口头上的、活的白话是脱节的。“中国的象形文字，使古文的腔调完全和言语脱离”，“古文的这种‘流风余韵’，现在还保存在新文学里面。这样，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可看不可读的”，“国语的文学”口号叫了12年，而这些“国语文学”的作品，却极大多数是“哑巴文学”[15]119。因此，他号召进行第三次文学革命(又称“俗话文学革命”)。

“文腔革命”是第三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1931年5月,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文腔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里面,要实行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不用文言做文章,专用白话做文章”。“文腔革命”作为瞿秋白文艺理论的重镇，已经被无数次演绎分析，这里不再赘述，想强调的是，其实“文腔革命”依然是一种白话文运动，但是相对五四白话文运动更加彻底，因为“文腔革命”不仅关联着书面语改革(即文学改革)，还关联着口语改革，即“普通话”。

(三)“普通话”：与汉字拉丁化互为前提

瞿秋白“三次文学革命论”的理论逻辑和革命动力“言文一致”中的“言”，不是“古代儒士”“学院里的学者”的语言，而是“普通话”——平民、工人、大众口中的话。“普通话”相当于国语运动者口中的“国语”，即汉民族统一语，但瞿秋白的“普通话”显然意味更加丰富。

美国汉学家劳伦斯A·施奈德(Laurence A Schneider)和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写作《赵元任传》时多次采访赵元任，在访谈时他们一再提及瞿秋白③，施奈德坦陈：“我从来没搞清楚过他提到普通话的时候脑子里指的是什么。”[16]由于20世纪日新月异的斗争形势，也由于瞿秋白自身特殊的多重身份，瞿秋白有时难免处于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的选择困境，所以正如施奈德所感觉的那样，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观点一再变动，前后表述相差略大，以至于没有仔细研读的人很容易产生“没搞清楚”甚至“搞不清楚”的感受。另外一方面，“普通话”的内涵和外延在短短几十年里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有必要再对这一术语进行厘清。

早在1902年，吴汝纶就在《东游丛录》里提到“普通语研究会”。1906年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自序》里，更是明确提出“普通话”这个名称，并将其定义为“各省通行之话”。但是“普通话”真正流传开来，为民众广泛接受，并且能够与“国语”“官话”相抗衡，确是瞿秋白的功劳。

但是瞿秋白提倡的“普通话”与现代汉语的普通话有明显的区别。“普通话”指“中国各省人大致共同可以懂得”，“文法上‘形式部分’大致相同，读音上仿佛相同，这是在互相让步的原则上形成出来的新的言语，这是各地土话和官话的互相让步而混合的过程”[17]214。“普通话”没有具体的方言标准，是在融合各省方言基础上形成的。这与1913年“读音统一会”颁布《注音字母》方案的思路不谋而合。因此，瞿秋白也认为“用注音字母的第一时期(一九二五年以前)所审定的读音做标准，比较的好些”[17]228。这样，“蓝青官话”④成了“普通话”的大致标准。但是，似乎瞿秋白对此也不十分确定。有时他认为“普通话口音还没有确定”[14]299，有时他又认为“普通话的口音，应当大致拿长江流域的中部口音作基础，但是，也不能够拘泥着这个标准”[14]309。

总体来说，瞿秋白认为“普通话”必须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要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中立化原则。就是要避开各地方言之中的偏僻成分，包括文法、字眼、口音。第二，同化原则。就是吸收各地方言里外地人可以猜得着意思的字眼。再者，方言里一些特别的字眼也可以逐渐吸收进去，成为全国的字眼。

海南省东方市非常适宜反季节瓜果蔬菜的生长。东方市政府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环境优势，2018年冬季全市计划种植反季瓜菜26万亩，现已种植将近11万亩，部分瓜菜目前已进入采收期。

结构相似性SSIM是衡量两幅图像相似度的指标，其取值区间为[0,1]，该指标分别从亮度、对比度、结构三方面度量图像的相似性。SSIM定义如下：

(1)单音字减少；

夹杂着少数“人为改造”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普通话”具有如下特性：

遵循这两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人为的改造”，但瞿秋白认为这种“人为改造”与“自然而然形成”并不矛盾，因为“自然而然的改造，不但是来得迟缓，而且一定比较的混乱”[14]303。但这种“人为的改造”必须是很少的，并且符合“自然而然形成”的发展趋势，只是“把无意的不自觉的过程变成有意的自觉的革命”[18]342。这个革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中国言语发展的趋势，大概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19]333，当时处于革命的开始阶段，就是说“普通话”已经开始存在了。

湿孔作业适用范围大，可广泛用于各种地层钻孔施工，由于泥浆作用，具有钻孔深度大，钻具磨损小，孔内壁稳定性高，灌桩混凝土密实度高等特点，但同时钻孔泥浆对环境的污染一直以来也是工程建设的难题[1]。目前，实践中主要运用正反回旋钻、旋挖钻和冲击钻等，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施工方法较为成熟。

(2)声调的作用减少；

在农村小水电技术方面，引进了农用电磁阀、箱式整装小水电站、中小水电无人值班、新型高效风力提水等小水电技术和设备；研发了电机绝缘技术、水轮机磨蚀防护技术等，并在多个工程中进行成功运用；不仅促进了我国农村小水电建设在设备防护、监测及管理水平的提升，而且促进了我国农村小水电建设中对风能、太阳能等洁净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3)同音字减少；

1.文眼诱导。即抓住作品中表现作者感情的画龙点睛之处，细细品味，从而感悟作品那种浓烈的情感。如：《我爱故乡的杨梅》标题中的一个“爱”字就把作者对故乡杨梅的那种深情直白出来了。文中的每个字词都蕴藏了一种“爱”之情。

第二，我国特色农产品由于自身原因，翻译难度较大，片面翻译必定会引起外国客户的误解。因此，我国政府务必要规范特色农产品的英文翻译，保证英语翻译达到标准水平。

青辰长舒一口气，将操纵杆用力向前推，身体重心后移，三角翼面的前端向上抬起，朝着地面缓缓落下。他双手抓紧三角架，举着滑翔翼奔出十几步，方才收住去势。

(5)言语里面吸收着许多“文化的字眼”；

(6)输入的外国字眼，也首先吸收在这种“普通话”里面；

(7)一切采取文言的字根的字眼，都要变成白话——就是要使这些字眼在嘴里说得出来。

以上7点特征与上文提到的“汉字能不能拉丁化”要点高度一致，因为在瞿秋白看来，推广“普通话”不仅是确定全国读音统一标准，而且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为汉字拉丁化做准备。这种准备还不是单向的，“至于这种混合的普通话的口音，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大致的统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必须采取拼音制度和罗马字母”[19]333-334。他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一般人除非不识字，只要他开始识字，他就不能够不学习普通话的文法，而在采用了罗马字母之后，他们不但学到了文法，而且可以学到普通话的口音”[18]345-346。也就是说，“普通话”与“拉丁化”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普通话”的推广为汉字拉丁化做好铺垫，而拉丁字母本身的表音特征反过来也能促进普通话的大致统一，帮助读者学习普通话。

三、结语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瞿秋白关于汉字拉丁化的叙述逻辑和策略。由于对前两次文学革命“言文一致”方面的不满，瞿秋白倡导进行“第三次文学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文腔革命”，即用真正的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真正的白话”即现代“普通话”，它是一种融合多种方言的全国通用的标准语，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不是采用所谓的“国语统一政策”。同时进行的是漫长的整理和改良汉字工作，待到这些工作都接近完成时，便可进行汉字的拉丁化实践，而且汉字拉丁化本身也会促进“普通话”的统一完善。所有这一切的努力，包括“文腔革命”、推广“普通话”、整理改良汉字、推进汉字拉丁化，都是为了大众化，让更多的民众接受科学文化的洗礼，普及教育。

老马沉吟着说：“具体的死因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是经我初步判定，死者有尿中毒引发多个器官并发衰竭的现象。从死者的伤口来看，伤口成因在他死前多天就有了。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被割了肾后马上死亡的。但具体的死因，要等市局和省厅的专家共同鉴定才知道。”

瞿秋白的“文化革命”思想分为“文字革命”“文艺大众化”“文艺理论建设”[20]，其中“文字革命”因为过于高蹈长期处于一个被遮蔽的状态，甚至成为“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讳”和“隐”。其实把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地基进行清扫会发现，“文字革命”是瞿秋白的思想底色，是打开他思想大门的关键钥匙。如果人为地忽视“文字革命”，且不说这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单单就“文字革命”而言，恰恰体现了瞿秋白作为早期共产党员独特的个人魅力，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罔顾盘根错节的传统进行改革的勇气，打破既有的文化垄断和思想禁锢，让人们获得文化、思想、政治乃至人格的平等和解放，自由且优美地表达自我。也许这是语言的“乌托邦”，是政治的“乌有之乡”，但谁也没有权力否认其中炽烈的理想主义光芒。

在小学数学合作学习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病，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让人深入思考。为了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促进合作学习在教学中的运用，探索优化合作学习的教学策略，笔者经过多年的实践研究发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从而真正体现合作学习的优越性，给学生合作的机会，笔者试提出以下策略，以供参考。

瞿秋白汉字拉丁化因为过于超越时代而被后人不断诟病，调侃“这种激进的革命冲动和虚无的狂欢结合，至少演绎成一场尴尬的儿戏，丰富了一下历史博览的橱窗”[21]112。瞿秋白这一代在私塾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包括汉字在内的传统文化始终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瞿秋白还擅长篆刻、书法、作诗，醉心于释教儒道)，只是留学经历和民族内忧外患逼迫着他们“睁眼看世界”，他们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本族“盗”来异域的光明，即使这种光明会刺痛本民族人的双眼，他们本人也是无比眷恋过去的一切，但理智依然会战胜情感，因为他们是无路可选的。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在滔滔巨流的裹挟冲荡中，个人面对时代的宏章巨奏。

注释：

①本文所有加着重号的文本均为瞿秋白原文，并非引者所加。

②参见前文“两次赴苏(俄)采撷异域仙葩”一节瞿秋白原文：“文学革命政府继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后，建设也真不容易”，“‘中国的拉丁文’废了，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

③列文森和施奈德一再请求“我可以再回到刚才瞿秋白的话题上一会儿吗？”，但均被赵元任以“我不记得了”“我已经很久没读他的东西了，所以想不起来了”为由拒绝作深入的探讨。

④蓝青官话即夹杂着别的地方口音的北京话的旧称。

[参考文献]

[1]钟菲.语言文字与文化的视野融合：论瞿秋白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探索[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2):10-13.

[2]胡愈之.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M]//胡愈之文集：第5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54-255.

[3]张琳璋.瞿秋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72.

[4]陶畏巨(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J].新青年季刊,1923(2)：29-33.

[5]杨之华.忆秋白[M]//红旗飘飘：第8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49.

[6]陈铁健.瞿秋白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245.

[7]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68.

[8]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M]//文字改革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39.

[9]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J].文艺报,1955(12):42-44.

[10]彭玲.难忘的星期三[M].新文学史料,1982(4):107-111.

[11]倪海曙.语文论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7.

[12]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3]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36.

[14]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5]董龙(瞿秋白).哑巴文学[J].北斗,1931(1):119-120.

[16]列文森.赵元任传[M].焦立为，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109.

[17]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8]瞿秋白.致伯新兄[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9]瞿秋白.致迪兄(二)[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0]杨慧.“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44-48.

[21]胡明.从文学革命、文腔革命到文字革命：瞿秋白文化革命路线诠解[J].中国文化研究,2008(3):103-112.